俄共布领导下的苏俄早期书刊检查工作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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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方敏（1975-），女，吉林长春人，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空军航空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
书刊检查制度是历代掌权者尤其是封建帝王控制人民思想、维护自身统治必不可少的工具。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虽然终止了封建专制制度，但书刊检查制度却并未被废止。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制度在俄共（布）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很快得到重建，甚至再次走向了极端。
一、俄共（布）对待书刊检查态度的转变
书刊检查制度的发展历史也是社会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
在俄国，围绕书刊检查制度的斗争迄未间断。
1905年俄日战争中俄国的失败以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使俄国局势动荡，政府的监控力不从心，因此出版自由得到了发展。
1905年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颁布《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即著名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在赐予公民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的同时，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宣布出版自由是公民权的一部分。
虽然此后在尼古拉二世的镇压下，俄政府很快又把检查政策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但《宣言》在短期内巩固了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自由，且《宣言》发表的本身已标志着历史的巨大进步。
作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导师，列宁曾写了多篇论及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
大体上说，十月革命前，列宁肯定和赞扬新闻出版自由；
十月革命后则着重抨击和揭露一些国家出版自由的虚伪性。
1896年，他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3章第4节。
他在其后谈到英、美等国的政治和新闻出版自由时使用肯定语气。
他写道，“在英国，有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坚强监督”。
1914年以后到十月革命，列宁多次称赞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
而十月革命开始后，列宁在谈及出版自由时却说：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
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1]
列宁短期内对同一问题的态度上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并不奇怪。
要知道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从长期武装斗争起家的，它在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主要是以报刊为斗争手段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从事地下的和公开的政治斗争。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从俄国近代政治史和自身的经历体验中，深切认识到报刊对于政治斗争的重要性。
在布尔什维克党看来，政治组织往往就是从办报开始，以报刊为其组织活动的中心，来发展壮大政治阵地的。
所以，布尔什维克及其领袖人物从他们在俄国革命中的体验出发，把报刊视为政治斗争的“枪炮和子弹”。
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开始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俄国内不断发生白卫军叛乱，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为了巩固政权，苏维埃政府对出版自由予以限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最先发布的命令中就有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出版物”言论自由的文件。
1917年10月27日，由列宁签署的《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明确指出，应该关闭所有鼓动反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的刊物，关闭所有通过公开诽谤和曲解事实的方式来制造混乱的刊物以及号召公开犯罪行为即刑事性质行为的刊物[1]。
在列宁的坚持下，同年11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其中同样包含必须查禁资产阶级报刊的条款。
在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战中，列宁写道：
“应该向前进，向新社会迈进，对待资产阶级的报刊就应该像对待二、三月份的极端反动分子那样。
”[2]其行文中的“资产阶级报刊”与“反革命报刊”，在词语的使用上几乎是等同的。
当然，对于出版自由，俄共（布）并没有完全否定。
正如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所说，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面对尖锐阶级斗争的局面，书报检查是战胜敌人所必须的，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
在1917年10月27日命令中，列宁在限制出版自由的同时还声明“在新秩序巩固”后，将“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恢复出版业的完全自由”，并于内战结束后逐步恢复出版自由[3]。
但这一许诺却并未兑现。
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虽然“新社会秩序”已经巩固，也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时期，然而由于新时期资产阶级的“活跃”，书报检查制度却一如过去，仍旧执行以前的决议和法规。
非但如此，还进一步将书报检查制度严密化，调整了机构建制，扩大了对印刷品和非印刷品的检查范围，将书报检查体制推向了集中化。
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进程中，置时间和空间条件于不顾，把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之初的某些新闻观点和实践绝对化、模式化，使之成为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闻制度，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极权制新闻传播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各国政府对言论自由都予以承认的背景下，俄罗斯历史却似乎倒退回了尼古拉执政时期，确立了预先检查的原则，就连革命前都无须检查的社会科学院的出版物也没能幸免。
甚至在1922年秋，经列宁批准，苏俄采取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将当时学术界、新闻出版界和文艺界的顶尖级人物，包括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格勒大学校长卡尔萨温和副校长、法学家博戈列波夫，莫大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和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等160人驱逐出国[4]251。
这一行动，被史学家称为对知识界的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措施”。
总而言之，布尔什维克党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口号下建立了政权，但自此却开始了一个更为严格的书刊检查阶段。
二、俄共（布）领导下的苏俄早期书刊检查制度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的书刊检查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共产党（布）直接领导和参与下逐渐发展形成的。
《关于出版的法令》颁布实施之后，1917年12月18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格领导的司法人民委员部通过决议建立了“审判报刊的革命法庭”。
这个决议得到人民委员会的认可，由列宁签署付诸实施。
它不仅规定要取缔有明显反革命倾向的出版物，还把查禁的范围扩大到刊登“虚假或歪曲社会生活内容”的一切出版物[5]。
这样，书报查禁的范围扩大了。
通过该法令，将书报检查体制逐渐固定了下来。
随着国内战争的扩大，对反对派出版物的镇压活动逐步扩大化，书刊检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现。
为了有效强化书刊检查，统一思想意识，1918年10月6日，苏俄成立了隶属于注册管理局（侦察局的前身）的战时书报检查局，1919年11月该局独立，成为直接听命于军事人民委员会作战部的政府机构。
书报检查局由各省、军区战时书刊检查部门以及地方检查员组成，其职责包括监控所有的出版物、广播节目、电报、电话，甚至私人信件
（1）。
随着书刊检查任务的不断增加，1918年12月书刊检查局大规模扩编，检查员数量迅速增加
（1），截至1921年2月，战时书刊检查局人员已达944人。
其中包括管理局88人，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地区分会各17人，省级部门每个部门6人，县级部门每个部门1人，边界区每个区3人，每个党派有1个书刊检查员
（2）。
1920年8月，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将邮电检察部门从战时书刊检查局划归全俄肃反委员会（3）。
至此，战时书刊检查局的任务被确定为：
（一）出版前后都要对所有的刊物、照片和电影图片、影院计划、图纸、图片进行检查；
（二）检查所有的公共讲座；
（三）检查各类国外出版资料（4）。
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战时的书刊检查体制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一些地区受到质疑。
为此，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战地司令部副政委丹尼洛夫于1921年3月3日召开了包括战时书刊检查局局长列萨维、登记局局长林茨曼、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缅任斯基、《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代表参加的特别会议。
会上，代表们就“进一步缩减或取消战时书刊检查机关”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经过研究，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于1921年8月9日发布第1708/293号命令，将军事人民委员会作战部的战时书报检查局变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信息部战时书刊检查分局（4）。
从以上不难看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书刊检查组织工作一直处于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下，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上，战时书刊检查局局长巴图林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印刷分局局长；
沃罗夫斯基在1918—1919年兼任沃兹涅先斯基省的军事书刊检查员、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
这使得这一部门从建立伊始便带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
在缺少相关法律、新的国家制度尚未建立、各种机构部门还不建全的条件下，这一检查机关与编辑之间、与各机构之间出现了许多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这一点我们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对《关于共产党和苏维埃出版物》批示的表述中可见一斑：
“书刊检查机关应当归属于作战和军事组织框架”[6]。
须指出的是，1917—1921年，苏俄的书报检查机制比较混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国家最高政治机关——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都会直接插手具体事务。
例如，1919年在要不要把大主教圣提弘的信函出版发售给牧师们这一问题上，尽管此前该书的出版已得到莫斯科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加米涅夫的批准，但最终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却否决了这一许可，做出不准出版的决定（5）。
1920年5月，在对已由国家出版社出版、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和他的其他书稿进行讨论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向国家出版社领导人沃罗夫斯基和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通报了最终的决议：
“波格丹诺夫的书缺点很多，它的出版与当下社会主义的教育任务相矛盾”。
同时，政治局还命令国家出版社立即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得拖延（6）。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最初几年，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1921年5月，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直接决定扩大出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成员手册和共产党政论家雅罗斯拉夫的粮食税手册（7）；
1921年9月13日和10月15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书籍销售自由”这一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早在9月12日就已做出明确指示的问题重新展开讨论。
三、苏维埃书刊检查机关的初步建立
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原有的书刊检查体系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社会生活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导致书刊检查的削弱，国家对书刊出版业的控制有所放松，重新出现了出版国内外作家作品的私人出版社，新闻出版界和高等学校还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现象，甚至出现了一些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哲学、经济学书籍和文章（如文集《来自深处》、杂志《经济学家》等）。
苏维埃政权领导层是在保护共产党对经济的垄断地位的条件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显然它不能容忍此类刊物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个独立、合法的机构来对书籍、戏剧等进行常规化和规范化的检查。
面对这种情况，1921年10月27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建立专门的筹备委员会，负责解决书刊检查机构建立的前期问题（8）。
而在机构成立之前，为了明确什么书可以出版，什么书不可以出版，苏俄国家出版社社长、《真理报》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梅谢里亚科夫请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做出明确的指示。
他得到的答复是：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只允许出版那些赞同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的书籍，但同时也不能让带有某种宗教思想、神秘主义理论、反科学思想、政治敌对等思想的书籍出版。
”（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令将“宗教的、神秘主义的、反科学的”出版物看做具有“明显的反动倾向”，是书刊检查严重扩大化的标志。
此后，这一政策完全为梅谢里亚科夫所接受，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遭到包括素有“百科全书式人物”之称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不能放行的只应是反革命的和淫秽的出版物”。
[4]246为此，1922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关于政治书刊检查”问题时，做出如下指示：
（一）由于国家出版社政治部在书刊检查中过分严格，犯有明显错误，命令它严格遵守政治局的规定；
（二）国家出版社政治部必须克制干涉书刊中的某些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包括文化问题、戏剧问题、诗歌问题等）不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问题（10）。
就此决议看，这一时期共产党的领导还层是允许某些异己思想存在的，前提是不涉及政治问题。
由流亡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形成的路标转换派的纲领性文件——《路标转换》文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出版发行的。
路标转换派思想的本质是承认苏维埃政权，承认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必要性。
对此，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在《关于反苏维埃的政党和派别》的决议里指出：
“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到客观的进步作用。
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
但同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
”[7]而此前被禁止出版的大主教圣提弘号召帮助饥民的倡议书，也得以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
1922年3月22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对于新的政治书刊检查机构的建立具有决定性意义。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加里宁、加米涅夫、斯大林、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和秋鲁普。
会议通过了确定苏维埃书刊检查机关内部组织的方案：
（一）将各类书刊检查机关联合成一个由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书刊检查中心，任务是监管印刷厂；
（二）书刊检查机关的领导人应由教育人民委员会任命，其助手则由军事机构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命；
（三）委派李可夫召集包括卢那察尔斯基、乌士里赫特和军事机构代表在内的人员，按照上述方案对当前形势进行研讨，并尽快做出决策；
（四）将国家出版社、政治教育机关、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与书刊检查机关相脱离（11）。
根据章程，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922年4月5日召开。
会议首先讨论书刊检查规章草案。
对于这一草案，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对一系列决定的意见分歧：
虽然委员会所有成员都确信书刊检查机关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保护苏维埃政权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们对书刊检查政策的理解却有着很大差异。
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认为这种政策只是暂时的，是为政治形势所迫而采取的政策。
因此，他们主张减少这些限制。
筹备委员会成员、教育委员会委员伊阿勒丹苏伊就是持这种主张的。
1922年初，国家出版社政治处处长列别杰夫—博扬斯基对由教育和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第一期周刊发出禁令。
为此，伊阿勒丹苏伊在4月写给缅任斯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并深入分析了新条件下书刊检查机关的任务。
须指出的是，教育委员会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翻阅了被查禁的这期周刊后，同样也不明白被禁止出版的原因。
他写道：
“由于毫无道理的专横，我们在各方面甚至是在党内都给自己树敌。
大家都明白要和反革命做斗争，但和宗教倾向、神秘主义倾向做斗争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当列别杰夫—博扬斯基坚决删除‘感谢上帝’这样的词汇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为在文学和书刊检查的历史中所犯的错误负责的。
为什么要一味地追求在旧时代的书刊检查员看来是那么滑稽可笑的桂冠呢……应该谨记书刊检查机关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各种严厉的限制，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放弃自由原则。
”（12）
1922年4月28日筹备委员会最后一次开会。
博扬斯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国家政治保卫局成员乌士理赫特、国家政治保卫局检察部部长埃齐果夫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书刊检查规章条例。
5月5日，李可夫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寄去了由委员会通过的书刊检查规章条例，并附信强调说，“应由政治局来下令实施该条例”。
同时，他请求采纳委员会出于“精益预算”的原因撤销印刷厂书刊检查员的建议；
同意实施该条例并将其交给人民委员会裁决；
选拔新人来替代梅谢里亚科夫和列别杰夫—博扬斯基（12）。
1922年5月18日，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姆斯克、李可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听取了李可夫的《军事政治书刊检查条例》和《苏维埃秩序调整》报告。
两天后，5月20日，李可夫在给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函中请求“将战时书刊检查条例尽快交给立法部……并将其列入人民委员会的议事日程”，并建议尽快付诸实施。
1922年6月，所有书报检查的职能正式转归新成立的专门机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
该局建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下，属人民委员会系统管辖。
由此，苏俄书刊检查机构最终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开始了其长达近七十年的书刊检查历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虽然终结了封建专制统治，但书刊检查制度这一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控制人民思想、维护自身统治必不可少的工具却并未消亡。
而苏俄早期的书刊检查工作及其机构的建立和活动更是在苏共最高机构的直接干预和领导下进行的，带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
因此，尽管列宁代表苏维埃政府签署的第一个《关于出版的法令》承诺，查禁取缔一些刊物是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在新秩序巩固”后，将“恢复出版自由”，但这一许诺却并未得以实现。
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进程中，他的继任者更是把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之初的某些观点和实践绝对化、模式化，使之成为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闻制度，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极权制新闻传播模式。
注释：
（1）РГВА.Ф.6，оп.3，ед.хр.2а.Л.2об.
（2）РГВА.Ф.7，оп.1，ед.хр.200.Л.70.
（3）РГВА.Ф.6，оп.12，ед.хр.29.Л.21.
（4）РГВА.Ф.7，оп.1，ед.хр.200.Л.16，17，18.
（5）РЦХИДНИ.Ф.17，оп.112，ед.хр.132.Л.99.
（6）РЦХИДНИ.Ф.17，оп.3，ед.хр.75.Л.4.
（7）РЦХИДНИ.Ед.хр.164.Л.5.
（8）РЦХИДНИ.Ед.хр.225.Л.2.
（9）РЦХИДНИ.Ед.хр.232.Л.4.
（10）РЦХИДНИ.Ед.хр.165.Л.2.
（11）РЦХИДНИ.Ед.хр.284.Л.1，3.
（12）ГАРФ.Ф.5446，оп.55，ед.хр.113.Л.34.
参考文献：
[1]ДекретоПечать27Октябля1917[G]//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Власти.М.，Т.1，1957：
24-25.
[2]列宁全集：
第3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
51.
[3]列宁选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546.
[4]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M].莫斯科，2001.
[5]里德·
约翰.震撼世界的十天[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
362.
[6]КПССвРезолюцияхиРешенияхСъездов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ПленумовЦК：
Т.1.[G].М.，1983：
62.
[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2分册[G].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4：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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