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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国的这一举动，不免使突厥贵族政权大为恐慌。
对疏勒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突厥贵族们一向看得极重，失去疏勒对他们损失太大。
‘基于这一点，为了减少突厥“吐屯”对疏勒国重利盘剥所带来的怨恨，早在公元615年疏勒王遣使入隋之后，突厥政权就曾授予疏勒王“颉利发”这样一个突厥官爵，以示政治上的拉拢和恩宠，但疏勒王似乎并不买帐。
这一次，突厥贵族们决心下大本钱稳住疏勒王，于是把汗室公主下嫁给疏勒王，企图以联姻手段强化对疏勒国的控制。
但是，疏勒王还是不买账。
疏勒王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日回归中央王朝！
事隔一年。
即公元63G年2月间，疏勒国再一次遣使入唐。
此时，突厥贵族对西域的割据，正面临着崩溃的边缘。
二
当疏勒国于公元635年第一次遣使入唐时，曾强烈要求在西域设置唐朝的派驻机构，以统辖各国，引起唐太宗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要在西域设置都护府的初步设想。
这一＊
印象之强烈，甚至导致《新唐书·
地理志》误记疏勒都督府设立于公元635年。
公元639年，疏勒国第3次遣使入唐，再度重申了上两次的请求，终于使唐太宗下定了决心。
在唐朝设立安西都护；
府及其所属四大军镇（以后升为四大都督府）这个重大决策问题上，疏勒国的再三强烈要求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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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庞大部队的军需衣食，除在当地居民中征收租赋并加一部分国家拨款外，驻军本身也实行屯垦自助。
据《唐六典》卷7记载，当时驻疏勒的军队垦田达7屯。
每屯以50顷计，这个数字也很可观。
在屯垦的同时，驻军也畜牧牛羊并从事其他一些副业。
当地方供应和屯田仍不足以供应的情况下，公元719年，唐朝又规定疏勒与其他三镇，可以自行征收丝绸之路上各国客商的货物过境出入税，以资军需补给和地方开支。
四
设立安西四镇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西域局势为之骤变。
公元650年，唐高宗继位。
当时的吐蕃贵族违背了松赞干布的遗志，公然叛唐，为了取得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领兵攻陷了天山以南的安西四镇。
当年，又有西突厥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发动大规模叛乱，自称“可汗”，领兵前往天山以北与吐藩争锋，整个西域陷入一片混战之中。
则继位的高宗李治无力对付，宣布放弃天山以南。
建立才仅1年的安西四镇就此夭折了。
其后，为了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唐军投入了大量兵力。
公元658年贺鲁被擒，第二年底，其残部由思结阙俟斤都曼带领，窜往天山以南，以兵威胁迫疏勒王联兵攻破于阗，企图勾结吐藩共同对抗唐军。
但都曼还是在几个月后被唐军击溃擒获。
公元662年，原居于伊犁河谷的西突厥弓月部，又窜至疏勒一带。
唐军飓海道行军大总管苏海政奉命前往征讨，在疏勒以南地带，同已经勾结了吐蕃来犯的弓月军遭遇。
尚未开战，苏海政感到唐军行军疲惫而且兵力悬殊，就暗中以军需物资买通了吐藩，双方约和而还。
三年之后，疏勒王在弓月与吐藩大军的压力下，再度被迫联兵进攻于阗，致使公元670年夏季吐藩势力大增，一举攻险了天山以南18州之地。
倒疏勒军民始终不甘受叛唐之名，随时伺机摆脱突厥和吐蕃的控制，结果在公元673年，弓月又串通吐蕃与回鹘样磨部共攻疏勒，逼迫疏勒王就范。
就在当年，唐朝为了夺回安西重镇疏勒，派鸿胪卿萧嗣业发兵征讨弓月，以援救疏勒。
弓月部感到害怕，带上疏勒使者入朝请罪，表示愿意归降。
公元675年，唐朝恢复了安西四镇，同时正式设立疏勒都督府。
不料想，疏勒又被卷土重来的吐藩大军于公元677年攻占，至680年秋，安西四镇又全部沦入吐蕃之手。
此时的吐蕃势力，“地方千余里。
诸胡之盛，莫与为此”，堪称是西域霸主，使唐朝的苦心经营遭受惨重损失。
公元684年，武则天登基后，决心再振唐咸，重新把握对西域的控制权；
为此，在西域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方面的部署。
公元686年，便有疏勒人、唐忠武将军裴沙钵罗＊
积极筹划献策，与安西李大都护共同制定收复四镇的大计。
后来，由武威军总管王孝杰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于公元692年统兵大败吐蕃，完成了这一重大使命。
由于连年征战，朝中大臣多主张放弃安西四镇的设置；
而独有武则天秉承唐太宗遗志，绝不同意放弃四镇。
公元698年5月间，疏勒大都督裴夷健遣使入唐，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
公元703年冬天，居于碎叶的突骑施部首领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害唐朝派驻的使者，悍然发动大规模叛乱。
为了防止吐蕃乘虚而入，唐朝发重兵征讨。
娑葛事先闻报，立即出兵2万先发制人，以其中5千骑兵部队抢攻疏勒。
当时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郭元振正驻扎在疏勒镇。
郭元振深知疏勒为安西四镇中的咽喉要害之地，疏勒失则安西亡，安西亡则西域危。
为了暂避娑葛叛军的锋锐，郭元振集中所带不多的士兵与疏勒镇屯兵，驻扎在赤水河口的要津之地，固垒坚守，堵绝娑葛派来渡河攻城的骑兵，使敌人一时无法突破。
幸亏为时不算很长，仅半年时间，到了第二年夏天，唐军大规模反攻，娑葛请降，疏勒镇才转危为安，整个天山以南都回归到安西都护府手中。
从这以后，疏勒镇——疏勒都督府的一切活动走上了正钦，开始为唐朝的边陲大业发挥出重大作用。
心向中原
央视国际（2005年04月11日17:
18）
公元639年唐朝贞观年间，长安城的皇宫里，御史官站在大殿门外，胆战心惊地记录着皇帝李世民与大臣魏征之间一次激烈争吵。
引发他们争执的是遥远的西域城邦疏勒接连派来使臣，请求中央去解救他们。
城邦疏勒是今天新疆喀什的前身，位于塔里木盆地西侧，是古代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汇合的地方。
《汉书·
西域传》中说：
“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与首都相距万里的疏勒，永远处在外敌侵扰的最前沿。
唐朝初年，疏勒已经被西突厥占领了。
自公先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开始，疏勒就正式归属我国中央政权，此后与历代中原王朝，都保持着政治与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
两汉时自不必说，即使是魏晋南北朝中原政局纷扰的年代，这种联系也不曾中断。
北魏年间，从公元435年到公元512年，仅正史记载，疏勒就曾先后15次向北魏朝廷派使者朝贡。
公元567年，西突厥控制了疏勒，突厥贵族用军事手段征收赋税，疏勒人民苦不堪言，无不渴望与内地早日恢复政治上的统一。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大一统局面逐渐形成，疏勒回归的愿望有了实现的条件。
公元635年，疏勒终于冲破突厥政权的军事高压，遣使来到长安，面见太宗李世民，要求恢复中央对疏勒的统辖。
这次见面引起唐太宗的高度重视，产生了要在西域设置都护府的初步设想。
事隔一年，疏勒再次遣使入唐。
催促中央，早下决断。
刚刚打败东突厥的唐朝廷，面对西突厥占领下广阔而遥远的西部疆域，如何征战，一时间还没有把握。
三年后，疏勒第三次遣使入唐，再度重申了上两次的请求，唐太宗终于被西域城邦中百姓的迫切心愿打动了。
但是大臣魏征坚决反对，他担心唐朝刚刚恢复的国力会被旷日持久的远征拖垮。
唐太宗却认为，人心向背才是战争胜利的最大保障。
就这样，他们争执的结果是李世民断然决定出兵收复西域。
第二年，唐朝军队收复高昌；
公元642年，唐军向西突厥展开全面进攻；
649年，夺回了南疆的龟兹，疏勒、于阗等地的突厥军队全都望风而降。
不久，突厥政权便分崩离析，西域失地全部被唐朝收复了。
在大唐王朝实现统一的诸多因素中，有一股推动的力量，那就是疏勒人民心向中原、维护统一的心愿始终未变。
疏勒国为汉初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由于地处交通枢纽之地，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汇合点，亦是中西文化的最大交汇之处。
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土，疏勒是首站。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
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
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
有市列。
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疏勒是西域古国，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今天的新疆喀什噶尔，居西域丝路南、北两道的交会点，是东西交通的主要进出口。
关于疏勒的名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
过去称其为“疏勒”，是以其都城称其国。
疏勒国号的正音应该是“室利讫栗多底”，“疏勒”这个名称是以讹传讹。
《慧苑音义》则注说：
疏勒的正确叫法是“佉（qū）路数怛（da）勒”，简称疏勒，又被称为恶性国，因为疏勒人性格粗犷暴戾。
玄奘所说的“室利讫栗多底”这种称呼，尚无定论。
佛经汉译本《大孔雀咒王经》卷中及《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中曾载有“疏勒”之名，而梵本的《圣大孔雀明王经》所载“疏勒”一词则写作“khasa”。
所以，我国史书又称疏勒为佉沙、伽沙、迦舍、竭叉等，《慧琳音义》称之为“迦师佶黎”，《元史》则称之为“可失哈耳”或“可失哈里”。
疏勒国因地利之便，与佛教接触很早。
按照《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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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传》记载，东汉安帝元初年间，疏勒国王安国的舅舅臣盘曾被遣送至大月氏国作人质。
月氏王很喜爱臣盘，为他在三个住处分别建了一座伽蓝（即僧院），冬夏迁居。
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此事：
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
至嵚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
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
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
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
今此迦蓝即夏居之所建也。
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
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
由此可知，臣盘留月氏已崇信佛教，回疏勒为王后，“虽阻山川，不替供养”。
可能正是臣盘成为在疏勒推行佛法的主力，因此佛教才在疏勒逐渐流行。
公元400年（东晋隆安四年），高僧法显远赴印度时曾途经疏勒，记述了当地五年佛教大会。
当时四方僧侣云集，疏勒王及群臣按佛法供养布施。
而到玄奘行经疏勒时，疏勒已经有僧院达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到八世纪初期，佛教仍流行，慧超记述其情况说：
“有寺有僧，行小乘法……”中唐以后，回教徒入侵，疏勒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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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境内遗存的当年佛教遗迹，目前只发现两处。
一处是脱库孜萨来古城佛寺，一处是小阿图什的石窟。
脱库孜萨来古城在新疆巴楚县城东北75公里处的山上，位于大道以北的山坡间。
城南山岩下约一公里处，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废墟，佛殿、僧舍的布局规模仍清晰可辨。
遗址分为北朝和盛唐的佛寺遗址各一处。
其中，北朝寺院仅残存两间僧房和一个夹道的墙基部分。
房后天井有一个废弃的窖穴，出土有许多龟兹文木简和成堆的五铢、剪轮五铢钱，地面有许多泥塑佛像残块和小佛头。
盛唐的寺院仅残存后殿和与之比连的几间僧房。
后殿立有等身高的泥塑佛像，但都已遭破坏，只存脚下的少许痕迹。
墙壁原似有粗线条的彩绘壁画及彩绘背光，都遭到破坏而模糊不清。
出土遗物有汉文等文书、泥佛残块、泥灯盏、磐锤以及丝毛织物残片。
小阿图什石窟在疏附县西北三十余里的峭壁间，共有三个洞窟。
左窟开凿后，未塑绘装修；
中窟仅残存佛像石胎；
右窟壁画已漫漶，尚约略可见其布局及壁画风格，属于唐代中期遗物。
在汉代，有许多著名人物，至今仍被人们不时凭吊，传颂，苏武就是其中一个。
“苏武牧羊”的故事是《汉书》中的经典篇章，几乎家喻户晓。
其实，《汉书》中耿恭守疏勒的事迹更为感人，《水经注》和《资治通鉴》都曾提到此事，而耿恭的影响力远远不如苏武，实在是是历史的悲哀。
疏勒城是东汉初期，西域出现天翻地覆之变时期的擎天之柱。
关于疏勒城的那段往事，应该说都与一位名叫耿恭的将军有关。
《后汉书》卷19这样记载：
耿恭出自名将世家。
东汉永平17年（公元74年）冬，耿恭随军出征塞外，奉命驻守西域，因战功显赫被任命为戊己校尉。
作为一支威慑力量，耿恭率部屯戍在车师后部的金蒲城。
当时的西域，东汉有三个支撑点，一个是塔里木北缘的西域都护陈睦驻地西域都护府，一个是戊己校尉关宠据守的柳中城，另一个就是戊己校尉耿恭屯戍的金蒲城，金蒲城又名“金满城”。
永平18年（公元75年）3月，匈奴北单于以2万骑兵，出击处在汉与金匈奴之间的西域部族车师，车师王被匈奴所杀。
匈奴乘胜追击，将锋芒指向耿恭驻守的金蒲城。
在与匈奴的搏杀中，实力单薄的耿恭依靠一种神秘武器——弩机，取得了战术优势。
这种弩机射程远，杀伤力强，箭头浸有毒药，使匈奴闻风丧胆，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的攻击力。
5月，耿恭放弃了孤立无援的金蒲城，向东北转移到另一个屯戍地疏勒城。
疏勒城东侧地势险要，数十丈深的悬崖绝壁，阻挡了一切来犯的敌人。
疏勒城海拔高达1770米，它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名城，并不是因为它的景色迷人，而是因为它不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地处交通要塞，是可进可退之地，既有利于当时汉朝军队驻扎下来以震慑四邻，又有利于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与匈奴军队进行周旋，并凭险据守，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疏勒城傍临深涧，可以倚险固守，特别是与友军——柳中城驻军更加贴近，声气相应。
匈奴将疏勒城死死围困，又将深涧的水源截断，并开出“封王，嫁公主”等极为优厚的条件，想诱逼耿恭投降。
耿恭手刃匈奴劝降使者以示誓死不降。
失去水源，耿恭不得不在疏勒城中挖井，但一直挖到15丈深，也没挖到水脉。
将士们渴乏已极，不得不“笮马粪汁而饮之”。
这时的耿恭重整衣冠，向枯井虔诚再拜，也为将士们和城中的老百姓祈祷。
转眼工夫，井中竟然有泉水喷涌而出，见者莫不暗暗称奇，城中无不山呼“万岁”！
有了水，疏勒城军民在城楼上扬水示威，匈奴只得退去。
没想到的是，西域都护陈睦在预谋政变中被击杀，友军关宠也被困在柳中城，以后不久就全军覆没。
实际上，除耿恭与其二十几个部下死守的疏勒，这时的整个西域巨大的政治空间，已经没有了汉朝的立足之地。
在西域，耿恭仅有的支持来自车师后部王的寡妻，她是远嫁塞外的汉族人的后裔。
此女因敬佩耿恭的为人与品德，一再冒着生命危险为耿恭提供匈奴的军事情报，同时，还将急需的给养粮饷送到疏勒。
耿恭在疏勒城坚守了9个月，最困难的时候，曾将生牛皮制成的铠甲与弩弦煮了充饥。
最后，耿恭的数千士兵只剩下几十人，连后来汉朝派来的援军将领也认为耿恭部已经被匈奴所灭。
在那个在大雪封山的冬季，耿恭和几十个饱受冻馁之苦的弟兄们，凭着为国尽忠的一腔热血，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还使疏勒城成了匈奴人不可逾越的屏障。
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元月，耿恭的表兄弟耿秉被任命为征西将军，进驻酒泉，期望恢复汉朝对西域的主权，并派将军王蒙出塞，到柳中与交河城，实地评估西域形势。
但未到柳中，王蒙就获悉关宠已全军覆没，耿恭手下的人数少得多，距离远得多，更是凶多吉少。
王蒙独力难支，准备退回酒泉，但耿恭的部下范羌坚决反对。
原来，建初二年（公元77年）秋，耿恭派范羌到敦煌为部队领取冬装。
正好王蒙出塞，范羌就随军返回西域。
范羌一再请求王蒙不要放弃固守疏勒的耿恭，可是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哪个军士敢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接受前去救援的任务。
王蒙决定分兵两千，由范羌率领，接应耿恭。
此时正赶上天降大雪，天山北坡雪深丈余，范羌所部放弃了辎重，日夜兼程赶往疏勒。
在公元76年的一个雪夜，困守疏勒城的耿恭等将士终于等来了援军。
一天半夜，疏勒守军听到有军队逼近，以为匈奴来袭，全城紧急戒备。
范羌隔山大呼：
“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
”城中立时高呼万岁，城门大开，两支部队拥抱相泣。
第二天，耿恭就率部东归。
匈奴一路追杀，路上，随时有饥饿困顿的军士倒地不起，死于路边。
离开疏勒时，耿恭所部还有26位勇士，到达玉门关时，只剩下13人。
这13人中，史书留名的有：
耿恭、范羌、石修、张封。
时人以为耿恭守疏勒，“节过苏武”。
中郎将郑重在玉门关迎候耿恭，亲自为耿恭及其部从“洗沐易衣冠”，并倡言，处在“万死无一生之望”的绝境，“恭之节义，古今未有”。
《后汉书》作者范晔，获悉耿恭事迹，“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在史书上以“义重于生”为其定性。
C
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奇台县半截沟乡的残破古城——石城子，就是耿恭死守的疏勒城。
石城子位于一个高岗之上，背负天山北坡，直面北方的茫茫旷野。
东侧是一道深涧，涧水清澈。
北边，留有近百米城墙遗址，城墙环抱之下，有一处挖井的残迹。
环绕四周的是丰饶的农田，一处处农家院落，就错落在一个个山坳间。
与金蒲城相比，耿恭的疏勒城要更接近于柳中城。
它必定位于匈奴骑兵南下的关键位置，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当匈奴之冲”。
北塔山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南下，侵扰农耕区域的通道。
而疏勒是自北塔山东行、西进、南下的必经之地，这正是匈奴与耿恭都不能舍弃疏勒的原因。
耿恭的疏勒城建立在山坡，绝不可能在平地，十五丈深的井是在山上挖掘的，城的一侧有一道深涧，既是古城的屏障，也曾是古城的依托——饮水之源。
它的北城墙是关键的防御点，因为敌人只能来自北方。
更直观的是，这里有丰厚的汉文化遗存。
不但遍地秦砖汉瓦，而且沙漠中的绿洲的作用与位置，几千年来从未改变。
奇台博物馆馆藏的麻沟梁文物，就能说明这一切。
那些精致的汉代瓦当，特别是巨大的铲形瓦，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从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实地考察后提出这里就是汉代的疏勒古城开始，一直就有不同意见。
但有更多的人认为，只要手执《后汉书》亲临其境，不同意见就会即刻烟消云散。
这里——奇台县半截沟乡麻沟梁村的石城子——疏勒古城——就是当年丝路通畅与否的症结，绿洲能否延续的屏障。
D
疏勒城——除了古城，这里还有“怪坡”、“响坡”，特别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石阵”。
所谓“怪坡”，是一段山路，明明是下坡，可车辆会自动爬升。
原来有人认为那不过是视觉之差，但到了当地，人们马上就知道自己错了。
只要在路边做个试验，就立马会看到水确实是从器皿的高端流出来的。
所谓“响坡”，是一块长形山坡，地面长的草看上去与其他地方的颜色不同，显出灰绿色。
人走上去，有特殊的响声，不是脚步声，不是回音，如同走在一面鼓上。
这里，民间历来传说地下面有秘藏，或说是耿恭的武器库，或说是阵亡将士们的尸骨葬地。
“响坡”容易叫人产生许多联想。
前面提到的耿恭的神奇弩机，那是写入《后汉书》的内容，不会是向壁虚构。
而匈奴长期对耿恭紧追不舍，围而不攻，是不是也有这种神秘武器的因素在内？
在这里，一切地面建筑，目标都太大。
更何况储藏着秘不示人的“宝藏”。
“怪石阵”，是在天山脚下的要隘，有个由巨大石头设置成的“八阵图”。
这石头的迷宫肯定与古城有关联。
难道它是疏勒城南方的关防？
疏勒城的“怪坡”、“响坡”、“怪石阵”不能不说是“奇迹”。
相信要不了多久，疏勒也会与楼兰一样举世瞩目，成为解读西域文明的新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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