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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翁的故事》、《死神的故事》、《驼背的故事》等，都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剥削的反抗精神。
第二：
描绘劳动人民的生活，赞美他们的优秀品德、聪明才智和斗争精神。
在许多故事中，渔夫、牧民、理发匠、补鞋匠、女仆、樵夫、农民、手工艺工人、脚夫等纷纷登台，成为这部故事集的正面主人公。
这类故事常常跟揭露统治阶级为非作歹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激发人民斗志的强烈效果。
《渔翁的故事》、《白侯图的故事》、《巴格达窃贼》、《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大盗》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正面主人公的善良、机敏、智慧，体现了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第三：
表现劳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对忠贞不渝的爱情的向往。
《乌木马的故事》、《努伦丁和迪伦丁的故事》、《巴索拉银匠哈桑的故事》等，都程度不同地谴责了社会的邪恶势力，歌颂了忠贞专一的爱情，表现了深刻的反封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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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恭达罗-读书笔记
印度古代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诗剧中塑造了一个集自然美、朴质美和青春美于一身的古代理想妇女形象沙恭达罗。
她在自然界中长大，秀色天成，洁质自生。
她与女友一直保持纯洁真挚的感情，与森林中的小动物也始终有着亲密关系。
当她要离开净修林时，不但女友难分难舍，就连孔雀也不再跳舞，野鸭也不再吃食，小鹿也长久牵着她的衣裙。
她敢于突破种种清规戒律，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跟国王豆扇陀相恋相爱。
一旦爱上，便全心全意，坚贞不渝。
后因其思夫心切，无意间得罪过路仙人，仙人发出咒语，使其夫记不起她，她去找丈夫途中又将作为结婚信物的戒指失落，以致被豆扇陀拒认和遗弃，她不卑不亢，怒斥其夫背信弃义。
当豆扇陀恢复记忆，万分追悔时，在天帝的斡旋下，她又能宽恕丈夫，跟其言归于好。
《沙恭达罗》描述的是一位国王豆扇陀和净修女沙恭达罗之间感人而热烈，幸福美好而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尽管这样一个故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已经是再平淡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当迦梨陀娑用戏剧的语言把它变成舞台艺术的时候，故事立刻变成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成为古印度梵文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和世界古代文学最高的成就之一，并且千百年来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
虽然全剧“没有喧嚣，没有浮荡，没有杀伐，没有骚动，而是一股清泉，一声黄鹂，一片花荫，一派仙境”，但是诗人行云流水的结构安排，雍容流畅的语言，使得情节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扣人心弦，人物鲜明生动、栩栩如生、风韵饱满，思想感情缠绵悱恻，细腻真实，感人心肺。
诗人高超的语言能力，和独具特色艺术风格使得我们领略到了戏剧超凡脱俗的魅力和清新隽永的美感。
的确，戏剧热情的赞扬了自由、真挚、浪漫的爱情，给了我们许多美的艺术享受。
尽管如此，爱情和艺术并不是艺术的全部，戏剧在向我们描述故事的时候也或暗或明地向我们展示了其他许多非艺术但却有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轻视甚至完全不考虑这些潜在的或次要的内容，纯粹考察二人的爱情，那么这个戏剧将变得和其他爱情故事毫无二致——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东西才是的戏剧及戏剧中的人物显示出它们的美，才使得戏剧本身具有它高度的艺术和社会价值。
下面我就试图抛开戏剧本身的艺术特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看戏剧。
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匠心独运，将这个古老而平凡的故事改造成充满诗意的戏剧。
剧中沙恭达罗形象丰满，性格完整，是一位印度古典美的女性形象。
《沙恭达罗》赞美纯真的爱情，颂扬下层人民的正直善良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以婉转曲折的方式鞭挞统治者的灵魂。
在艺术上，全剧诗意盎然，情节波澜起伏，人物性格鲜明，心理刻画细腻，风景描绘优美，语言丽而不华、朴而不质，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沙恭达罗》在古代印度广泛流传，版本很多。
在中世纪，又被大量译成各种印度方言。
在近代，也正是《沙恭达罗》首先为迦梨陀娑赢得世界声誉。
1789年英国梵文学者威廉•琼斯率先将《沙恭达罗》译成英文出版,并称颂迦梨陀娑为“印度的莎士比亚”。
此后,《沙恭达罗》被译成其他欧洲文学，在欧洲文学界，尤其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
百年孤独-读书笔记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
从1830年至十九世纪末的70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使数十万人丧生。
本书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这方面的史实，并且通过书中主人公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涯集中表现出来。
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等等都写得淋漓尽致。
作家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描绘了这个家族的孤独精神。
在这个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
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这种孤独不仅弥漫在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镇，而且渗入了狭隘思想，成为阻碍民族向上、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
作家写出这一点，是希望拉丁美洲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摆脱孤独。
所以，《百年孤独》中浸淫着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应该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愤懑和抗议，是作家在对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这块大陆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想象力进行独特的研究之后形成的倔强的自信。
这个古老的家族也曾经在新文明的冲击下，努力的走出去寻找新的世界，尽管有过畏惧和退缩，可是他们还是抛弃了传统的外衣，希望溶入这个世界。
可是外来文明以一种侵略的态度来吞噬这个家族，于是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文明世界中持续着“百年孤独”。
作者表达着一种精神状态的孤独来批判外来者对拉美大陆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侵略，以及西方文明对拉美的歧视与排斥。
“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作者用一个毁灭的结尾来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愤懑。
加西亚·
马尔克斯遵循“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经过巧妙的构思和想象，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感受，从而激起寻根溯源去追索作家创作真谛的愿望。
魔幻现实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它采取极端夸张的手法。
如本书写外部文明对马贡多的侵入，是现实的，但又魔幻化了：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串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的后面乱滚”；
又如写夜的寂静，人们居然能听到“蚂蚁在月光下的哄闹声、蛀虫啃食时的巨响以及野草生长时持续而清晰的尖叫声”；
再如写政府把大批罢工者杀害后，将尸体装上火车运到海里扔掉，那辆火车竟有200节车厢，前、中、后共有3个车头牵引！
作家似乎在不断地变换着哈哈镜、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让读者看到一幅幅真真假假、虚实交错的画面，从而丰富了想象力，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作家还独创了从未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
例如小说一开头，作家就这样写道：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
布迪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短短的一句话，实际上容纳了未来、过去和现在三个时间层面，而作家显然隐匿在“现在”的叙事角度。
紧接着，作家笔锋一转，把读者引回到马孔多的初创时期。
这样的时间结构，在小说中一再重复出现，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不断地给读者造成新的悬念。
母亲-读书笔记
长篇小说《母亲》，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作品。
于1906年在美国写成的。
它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
小说取材于1902年高尔基的家乡诺夫戈罗德附近的索尔莫夫镇的“五一”游行。
游行的领导人扎洛莫夫等被捕，同年10月被判处众生流放。
高尔基在游行前就听说过扎洛莫夫，游行以后，他和继续儿子事业的扎洛莫夫的母亲安娜有了交往。
《母亲》就是以扎洛莫夫的事迹为基础写成。
小说一开始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展现了帝俄时代工人阶级惨遭剥削的生活环境和老钳工米哈伊尔·
符拉索夫悲惨的一生。
年轻的巴维尔本来也可能走上父亲的老路，但他生活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光明大道。
巴维尔和工人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痛苦的根源。
随后就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向工人作宣传工作。
他意志坚强，头脑清醒，不但赢得了工人小组成员的爱戴，而且使广大工人群众对他满怀敬慕。
在革命斗争中，巴维尔始终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和群众一起成长。
“沼地戈比”事件是巴维尔第一次领导群众进行的斗争，巴维尔在群众大会上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积极领导这场斗争。
但因当时群众还没有觉醒，巴维尔也缺乏领导斗争的经验，斗争失败了，巴维尔被捕入狱。
通过监狱生活的锻炼，巴维尔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同时逐渐掌握了斗争的艺术。
因而，出狱后他重视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为了把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五一游行时，巴维尔高举红旗开路，群众聚集在他的周围。
“像铁屑被磁石吸住了一样”。
当反动派出动大批武装警察镇压群众时，巴维尔坚定勇敢，毫不动摇，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巴维尔因领导五一游行再次被捕，他又将法庭作为战场，同敌人展开斗争。
巴维尔在法庭上的演说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高潮。
这时，他已成为有高度觉悟和理论修养的成熟的革命者。
高尔基小说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巴维尔的母亲尼洛夫娜。
她像千百万受压迫的妇女一样，被繁重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人。
丈夫死后，当儿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时，母亲也在儿子以及他的同志们的启发、帮助下，逐渐接受革命的真理。
在“沼地戈比”事件以后，母亲为了搭救儿子出狱，接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
五一游行时，巴维尔高举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在武装警察面前英勇不屈。
这使母亲进一步懂得了真理的力量，也使她更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
巴维尔再次被捕后，她搬到城里，和革命者住在一起，坚决担负起革命工作，完全献身给共产党。
她常装扮成修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奔走于市镇和乡村。
巴维尔在法庭上的演说及斗争更进一步提高了母亲的觉悟。
小说结尾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传送印有儿子在法庭上的演说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
这时，母亲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
在被捕时，她庄严地宣称：
“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
卡拉马佐夫兄弟-读书笔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小说的发端就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深受的几处影响的痕迹。
例如他此时深受俄国哲学家和思想家NikolaiFyodorovichFyodorov的影响。
Fyodorov推崇基督教中“凡人通过向耶稣对先辈的过错进行弥补达到救赎与重生，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理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辛辣地将这场弑父案表现为未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必然遭致的结果。
故事中的兄弟不但不为举止荒唐的父亲赎罪以求得重生，反而串通一气对父亲的死推波助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正是人类不统一的体现。
宗教与哲学虽深刻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然而一个更大的悲剧却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命运。
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3岁的儿子阿辽沙离开了人世，这也打断了小说的进度。
陀斯妥思耶夫斯基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儿子正是死于是家族遗传的癫痫病。
他将对于儿子离世的悲伤写在小说中，将阿辽沙这个与儿子同名的人物设置为贯穿始末的英雄并赋予它所有为自己敬仰与寻求的美德。
这份心痛也被揉和进了小说中退伍上尉斯涅吉辽夫与他的儿子伊柳沙的故事中。
一段个人经历也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选择以一场弑父案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
19世纪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传播反政府言论而被放逐至西伯利亚，成为强制劳工。
那段时期，他遇到了一个名叫Ilyinsky的年轻人，他被指控谋财弑父而被放逐至此。
大约十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知是Ilyinsky乃是被误判的，且在真正的杀人犯伏法之后才得以无罪释放。
这个事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了这部小说中，更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决定力量。
不仅如此，老卡拉马佐夫的大儿子德米特里的许多体貌特征和性格特点也都与Ilyinsky很相似。
诞生19世纪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却充斥着现代元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各色写作技巧，很多文学评论家也因此称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些散乱。
那个全知全觉的讲述者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小说中的思想与感受大多与作者有利害关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写作怪癖却让他自己也仿佛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
在陀氏的文本中，讲述者与小说人物的语言严丝合缝，因此小说中也自然不存在话语的权威（见巴赫汀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文学艺术的问题:
复调与不确定性》中有更多关于陀氏与其人物的关系的研究）。
这种写作技巧提升了“真理”的主题，也让叙述变得更加主观。
语言风格也是陀氏这部小说中的一大特色。
每个人都德行一致，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
例如律师菲久科维奇习惯将“偷”说成“抢”，更有一次断言老卡拉马佐夫被谋杀案中的五个嫌疑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人”，读者因此便可感觉到这个律师总是想显得自己很有学问却反而总是措辞不当。
文中还有几处脱离故事情节之处，都是为了让读者注意并了解那些在故事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的人。
例如第六卷《俄罗斯修士》中，全篇几乎都被用来介绍佐西马神父，其中还包含了一段佐西马神父的自白，而这个多年前遇到的人物似乎并没有主线的故事中起到什么作用。
德伯家的苔丝-读书笔记
一百多年过去了，女主人公苔丝也早已树立在世界文学画廊之中，这不仅仅因为人们对传统美德有所超越，更因为作品主人公所拥有的人性与灵魂深处的巨大魄力使之成为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
哈代以小说女主人公苔丝的悲惨命运替西方悲剧作了一个形象的阐释：
苔丝本是一位纯洁美丽又非常勤劳的农村姑娘，她向往人生的真和善，但又时时遭到伪和恶的打击。
苔丝的悲剧始于为了全家人生计去远亲家打工，却因年幼无知而被亚雷骗去了处女的贞操，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把她看成不贞洁的罪人；
苔丝后来与青年克莱相爱，又因为新婚之夜坦诚有污点的过去而被丈夫遗弃，而与近在眼前的幸福失之交臂；
出于高度的家庭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苔丝为换取家人的生存而再次违愿沦为亚雷的情妇；
最后因为丈夫的回心转意使得绝望的苔丝愤而举起了复仇的利刃，终于成了一个杀人犯，最后不得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导致“象游丝一样敏感，象雪一样洁白”的苔丝最后终被完全毁灭。
这一切悲性遭遇全由于无情命运所精心谋划和设计，安排世事的宇宙主宰通过命运的巨网毫无怜悯地将人伦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善良人笼罩于进退维谷的苦难陷阱。
《德伯家的苔丝》里的女主人公苔丝是被哈代理想化了的现代女性。
在哈代的理想世界中，苔丝是美的象征和爱的化身，代表着威塞克斯人的一切优秀的方面：
美丽、纯洁、善良、质朴、仁爱、坚韧和容忍。
她敢于自我牺牲，勇于自我反抗和对生活抱有美好的愿望。
她所特有的感情就是对人的爱和信任，女性的温柔和勇敢在她身上融成了一体。
她有美丽的女人气质，坚强的意志和热烈的感情，同时也有威塞克斯人的正直忠实和自然纯朴，但是同时却包含有人固有的复杂的心态。
她没有借助婚姻来实现追求虚荣的愿望，而是立足于自尊去追求自由。
在她到冒牌本家亚雷"
德伯那儿寻求帮助的时候，她的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解决家庭的困难。
她一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就坚决离开了亚雷"
德伯。
苔丝的灵魂是纯洁的，道德是高尚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的道德面前，她却被看成伤风败俗的典型，奉为警戒淫荡的榜样，是侵犯了清白领域的“罪恶化身”。
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下，她成为了人们心中嘲讽的对象。
哈代的观点和社会偏见尖锐对立，他通过苔丝这个形象对当时虚伪的道德标准严加抨击。
哈代坚持道德的纯洁在于心灵的纯洁，不在于一时的过错，不仅仅在于她得过去，更包含她的将来，因此苔丝是“一个纯洁的女人”。
社会则坚持传统的习俗，认为一时的过错就是不可挽救的堕落，苔丝是一个犯了奸淫罪的罪人。
哈代认为世界上没有完人。
人的完美体现在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感情的丰富和忠实的爱情之中，只有从这样的完美中才能产生出纯洁来。
哈代严厉批评了克莱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指出它已经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枷锁。
然而正是这种民族风俗习惯结晶的伦理道德，它具有神圣的性质，是不成文的法律，被认作永远正当的东西。
苔丝就是这种世俗谬见的牺牲品。
哈代通过苔丝的悲惨遭遇无情结揭示出这种伦理道德的伪善及其劣根性，把它的残酷内容暴露出来。
毫无疑问，苔丝的悲剧首先是社会悲剧。
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是以其故乡威塞克斯为背景的。
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侵入农村，哈代的故乡也遭到强大的冲击，其宗法社会迅速解体，个体农民在经济上陷入失业、贫困的悲惨境地。
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哈代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着者，心灵受到强烈冲击，在感情上深深地依恋古老的宗法文明，痛恨工业文明对人们和谐生存状态的摧毁。
双城记-读书笔记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由狄更斯在47岁时发表的作品，是他迟暮之年的巅峰之作。
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
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
1854年底，他说：
“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
”可见，《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
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
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
这种反抗是正义的。
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过于极端的暴力。
但《双城记》备受争议，因为在狄更斯笔下，失控阶段的革命演变成了巨大灾难，狄更斯批判革命人民盲目屠杀，在憎恨贵族社会对他们残酷压迫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除了仇恨和报复，一无所有。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
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
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
总之,那时和现代是这样相像,以至那时声名最远的某些作家对于他的批评,说好说坏都固执的值用最高级的对比之词
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
此亦蒙昧世，此亦智慧世。
此亦光明时节，此亦黯淡时节。
此亦笃信之年，此亦大惑之年。
此亦多丽之阳春，此亦绝念之穷冬。
人或万物具备，人或一事无成。
我辈其青云直上，我辈其黄泉永坠。
当时有识之士咸谓人间善恶或臻至极，亦必事有所本，势无可绾。
但居之习之可也。
（二十世纪初，佚名的中国翻译家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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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头-读书笔记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塑造的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之一，他是封建宗法思想被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道德原则所战胜的历史悲剧的一个缩影。
小说主人公高老头向读者展示了一份特别的父爱。
他把女儿当作天使，乐于牺牲自己来满足她们的种种奢望。
为了女儿的体面，他歇了生意，只身搬进伏盖公寓；
为了替女儿还债，他当卖了金银器皿和亡妻的遗物，出让了养老金，弄得身无分文；
最后，仍然是为了给女儿弄钱，他竟想去“偷”去“抢”去代替人家服兵役，去“卖命”、“杀人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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