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第三章 历史认识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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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比感觉复杂、完整，是感觉和思维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为形成一般概念提供基础。
实践是知觉的基础。
思维：
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见解的概括的反映，分为动作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
认识主体自身的感知能力有限，可以利用工具弥补。
如人无法用眼睛感知出土器物的成分、性质，但可以利用光谱分析仪、红外线探测仪、化学物理实验设备。
人脑无法处理、计算的历史资料、数据，可以利用计算机。
2、理论、方法、知识
这是主体认识客体的精神工具。
理论包括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
是对世界、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和观点，任何历史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方法是主体为获得一定的历史知识而采用的操作手段。
如史料的搜集、考订、辨伪、分类、排比，从个别的史实中归纳出普遍的历史认识，历史论著的撰述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方法。
知识要素主要作为研究者的已有知识基础而发生作用。
没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可能无能为力。
主体有没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知识、知识的多少、正确与深刻的程度等，都影响认识活动。
3、情感、意志的非理性因素
情感是主体对认识对象是否符合其需要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常表现为爱与恨、满意与不满、愉快与厌恶、尊重与卑视等心理状态。
一经产生，就会对主体的认识活动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
意志是主体为实现某个认识目的而有意识地支配和调节自己认识活动的一种心理活动。
历史认识充满艰难曲折，要完成目标离不开意志的作用。
二、历史认识主体因素对历史认识活动的影响
1、哲学观点
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始终受其哲学观点的指导和支配。
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对带整体性宏观性历史问题的认识，哲学观点有决定性的作用。
2、政治立场
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和理解，影响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哲学观点的支配是内在的，而政治观点的影响是外在的。
历史学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避开政治去研究历史。
他可以不公开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可以自觉地有意识地淡化、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态度，但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和理解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存留在他的意识中，从而影响到对历史的认识。
同时，现实政治是历史上政治的继续和发展，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时，很自然会将它与现实政治相联系。
历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态度、立场很自然地变成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中介。
3、知识基础
知识基础是指历史认识主体以往接受全部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包括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
知识水平，是指主体所占有的只是在认识事物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知识结构，指主体的知识构成对适应研究的合理性状况；
思维方式是主体在获得知识水平、知识结构过程中所形成的，与一定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相联系以以其为基础，但这种联系并不一定有一种确定的执行，并非所有具有雄厚知识基础者都一定具备科学的思维方式。
认识能力，是主体接受、理解运用和创新概念的能力，即主体洞察客体内在联系、善于借势其本质和规律的能力。
这几种因素相互渗透、作用，融合成单个认识主体独特的知识基础。
知识基础并不等于学历。
知识基础人人各异，具有特殊性。
这也是造成历史认识丰富多样的重要因素。
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主要规定认识活动的方向，知识基础则决定着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所能够达到的真理性程度，奠定认识成果的科学性。
4、情感。
5、生活经验。
经验作为生活阅历的沉淀，是认识主体在理解历史时具有一种独特的体验色彩，发挥其他认识因素不能替代的作用。
是造成主体意识结构的个性特色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陈寅恪关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阅读、何兆武对体验在历史认识中重要性的强调。
6、性格气质。
最能显示个性差异的心理因素，影响历史认识。
气度恢宏，性格豁达者，观察历史问题不易沉溺于细枝末节，力图穿透历史的表象解释其本质联系，显示出对历史进行宏观把握的兴趣。
气质忧郁，性格多疑，优柔寡断者则缺乏对历史进行宏观把握的气度和魄力。
性格各异的史学家，在治学风格上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所获得的历史认识在广度、深度上也会有所区别。
以上诸因素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不是单独其作用，而是相互渗透、包容，形成一个认识结构以实现认识功能。
一种认识因素结合到一个主体的认识结构中，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的意义，成为结构整体的一部分，带上了这个结构的特有的色彩。
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可能许多历史研究者具有共同的取向，但这并不能保障他们在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上保证有一致的认识。
因为共同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为不同的认识主体接受时，各自都有自己的知识基础、生活经验甚至情感与个人特有的性格气质，对其进行内化与消融。
其中知识基础、生活经验其重要的作用。
主体都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哲学观点、政治立场进行理解和体会，从而使共同的东西在不同的主题意识中呈现不同的特色。
黑格尔曾说：
正像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全部力量。
历史学家以其独特的认识结构去认识历史，在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呈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眼光、特殊视角、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判断尺度。
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每一个新的认识，都是从自己的主题认识结构出发，主体对新的历史现象达到的一种理解。
同时主体的认识结构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生经历的丰富、科学文化的进步而发展更新。
历史认识中百家争鸣现象的普遍存在，主体各种因素所形成的认识结构是主要的原因。
三、如何对待史学研究者的主体意识
一种观点是不敢正视，甚至不承认。
天真地以为只要在研究中坚持客观公正，不杂科学研究以外的目的，并尽可能地占有史料，就能够获得与客观历史实际相符合的认识。
其实强调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与达到对历史客体的完全的认识是两回事。
绝不是有了前者就必然有后者。
过分地追求完全客观的认识，是一种理想化倾向，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有害的。
其次，不能回避历史认识主体因素，应加强对其的研究。
四、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
这是指社会时代条件对认识主体的影响。
每一个史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结构，由此决定他对历史认识的独特视角。
但史家有离不开社会性带的规定，正视主体的这种时代性，决定了一定历史时期主体意识的发挥具有共同的指向性，从而使史学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
不同时期的史学在理论选择，目标取向，课题发掘，研究手段等方面，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史学主体认识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时代的认识和把握。
第二节历史认识的客体
一、历史认识客体与历史存在
将历史认识的客体等同于历史存在在史学研究中是普遍的现象，但是错误的。
①历史存在即人们常说的客观历史，是脱离历史认识主体而存在的自在之物，将其当作历史认识的客体而否认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就会滑向将主、客体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立场。
②扩大了历史认识客体的范围，并因此模糊了客体的许多属性，如历史认识客体由于它是从一种自在的存在进入到认识结构中而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状况。
这一混淆会导致忽视主体的能动性，从而造成历史研究中的盲目性倾向。
历史存在包括人类以往整个历史活动的全部内容，它的过去性的特点使之凝固不变，且与现实活动区分开来。
它的无限丰富性，使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对历史认识主体来说，它是一种自在之物，独立于认识者的意识之外。
当其处于一种与认识主体不相干的状态时，它还不是历史认识的客体。
客体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与主体共同构成历史认识的两极，成为历史认识论中的一对范畴。
对客体的含义不可能离开主体去做孤立抽象的理解。
“如果我们对事物不能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
”
客体是认识论中的范畴，不同于历史存在。
历史存在当其与历史认识主体隔离的时候，还不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只有当其进入历史认识者的视野，成为其认识的对象时，才成为历史认识客体。
历史客体是历史存在的一部分，是被主体所认识的历史存在。
作为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它具有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不能被主体任意扭曲或改铸。
而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它不能脱离主体而成立，与主体处于相互依赖、联系、作用之中。
历史客体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故有学者将其分为现实的客体与潜在的客体。
二、历史认识客体的属性
1、二重性
这是指历史认识客体不同于一般认识客体的特性。
历史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与研究对象建立联系，需借助于史料这个中介进行。
历史认识的对象是进入主体的历史存在，但历史存在是已经逝去了的过去，认识者永远无法与之直接面对，因而主体与客体不能建立起直接的对象性关系。
只有通过客观历史的遗存——史料进行历史认识。
故而历史认识的前提是历史研究者要占有大量的史料并透过史料去认识历史客体。
于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史料，这一历史认识的客体就具有了二重性。
史料本身并不是客观历史，它只是各个历史时代所留下的残骸与痕迹。
文字史料是历代学者对历史进程的记录、描述，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
但在历史认识中，与主体建立直接关系的是史料而不是史料所记述的历史本身。
历史学家认识历史，首先是认识史料，将史料纳入到认识结构之中，于是史料对认识主体来说就具备了客体的意义，成为历史认识的中介。
这样，历史认识的客体就有两个，学者将其区分为历史客体与史料客体，它们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历史认识客体的二重性给历史认识活动带来了特殊的困难。
2、历史客体的属性
①客观性
具有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性，不管主体如何认识它都不能改变这种特性。
②历史性
任何历史现象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它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决定了其面貌，研究历史现象就是研究其历史联系，因而应具有历史感。
③过去性
这是历史客体区别与一般认识客体的基本属性，也是历史认识中一切麻烦的根源。
这一特性使历史认识者失去了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的便利，无法看到研究对象，感受不到它的变化和发展。
主体与客体被时空所隔离，不能建立其直接的关系，主体对要认识的对象无法获得生动的感性认识，于是在历史认识中，主体无法经历像人们认识现实事物那样的一个直观、生动、具体的感性认识阶段。
首先，主体无法直接感知客体，就是主体的认识失去了重要的经验基础。
一般的认识活动，开始于经验，“认识是从经验开始的，这就是认识的唯物论。
”历史认识的主体是不可能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经验性体验的，对客体永远有一种隔膜感。
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体把握客体、认识客体所能达到的深度。
这也是一些学者强调现实体验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其次，主体、客体时空的隔绝使历史认识具有间接性特征，史家只能通过史料去恢复历史面貌。
这种间接性一方面使历史认识受到史料状况的局限，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自由选择，另一方面有使史家对史料的解释获得充分的权利与自由。
因历史客体已不存在，需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才能使它获得观念性的再现，因此就将历史的解释权赋予了历史研究者。
在历史认识中，从主体到历史客体之间横亘着广阔的领域，这是历史学家驰骋的舞台。
史家可以发挥自己的理论思维与想象力，用自己对史料的独特分析去重构历史，故而在不同的历史学家笔下，相同的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再者，过去性造成历史研究成果检验的特殊困难。
一般说来，历史认识的成果难以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因为它的真理性判断的客观依据在已经不再出现的历史之中。
这一特点不仅强化着历史认识的众说纷纭，而且使史家很难把握自己的认识成果，很难证明自己认识成果的正确性。
一般认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现实的辨证的途径。
”但历史客体的过去性，使历史认识无法经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这一认识过程，又无法通过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一途径。
④复杂性
历史现象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的组合体，个体历史认识主体很难考虑周全，个人有限的能力以及时代的隔膜、历史资料的残缺，使研究者对某一历史客体的认识很难全面。
史家不可能把握客体全部的复杂关系，只能抽象地认识其复杂性。
历史客体的复杂性是历史认识领域百家争鸣的客观根源。
3、史料客体的属性
①与历史客体不同的客观性
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描绘历史、记载历史，因而所记载的历史不可能与其原貌完全相符合。
历史的无限丰富性要求记录者有所取舍，而决定取舍的标准在记录者，由他决定。
任何一部历史文献在反映客观历史的同时，也传达了其作者对历史的理解。
这种主体意识的渗透，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
在使用史料时，人们也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在判断信史时，人们往往注意的是作史者的动机，其实不管其动机如何，其所提供的历史记录都难以完全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
历史记录的完整性、联贯性，要求作史者求助于丰富的详细里，用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去弥补历史联系的缺环。
所以史料的客观性不同于历史客体的客观性。
梁启超曾说：
吾二十余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做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
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
何则？
感情作用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②简约性
从数量上看，丰富性上看，史料客体与历史客体有明显的差异，任何史书的记载对真实的历史而言，皆九牛一毛，沧海一粟。
史料客体的这两个特点严重地局限了史学主体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
首先，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的第一步要剔除史料中的主观成分，将史料作为直接的认识对象。
而史料的面貌十分模糊，要彻底提出其主观成分不易。
如研究孔子，《论语》是其史料。
但弄清《论语》的真实面貌颇为不易。
从孔门弟子到东汉的郑玄位置作注，《论语》的结集、流传、改编、定型，历经六百余年。
在此过程中，各种因素交织，愈改愈失真，不少的问题至今难以索解。
如西汉时，《论语》有《古论》、《鲁论》、《齐论》三种本子，今本《论语》是郑玄据《古论》而改的。
其中《述而》篇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肯定孔子学《易》。
但其中之“易”字，《古论》为“亦”，这样意思大变：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
”究竟何者为真，实属难断。
（朱维铮《<
论语>
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其次，史料的简约性制约了认识主体能力的发挥，使历史认识带有某种不容选择性。
主体的研究只能局限在史料的范围之内。
有关历史认识的成果也同样受制于资料，从而表现出认识只能达到一种相对正确的程度，不可能求得绝对正确的历史结论。
第三节历史认识的形成
一、历史认识的发端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迫使人们从历史上寻找答案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开始历史认识。
没有一个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仅仅会因为对过去的好奇去研究历史，只有当前的兴趣引导他去研究历史。
克罗齐说：
“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
”“当我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种阿提卡风俗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和我所从事的一点工作，或我所沉溺的爱情，或威胁我的某种危险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
我用同样的焦虑去考察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它诱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个人看见了敌人，看见了心爱的人，或看见了他担惊受怕的心爱的儿子的情形一样。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而历史学家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去研究历史时，就开始了历史认识。
一旦他从历史中找到了答案，使折磨他，焦虑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就完成了历史认识。
杜佑撰写《通典》、司马光撰写《通鉴》、魏源撰写《圣武记》等都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历史认识一般经过这样的过程：
现实生活中涌现的问题，要求历史认识者研究历史，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他对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方向，即历史认识。
二、历史认识的形成
当生活向史家提问后，史学研究者初步确立了他要研究的对象或领域，有些甚至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关对象的某种假设。
有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或领域，研究者就要对认识对象进行研究。
由于历史认识的客体的特殊性，研究者只能利用史料来进行探讨而不可能直接面对客体。
于是需要搜集史料，并对史料进行批评整理，然后根据史料分析史实之间的联系，隐藏在史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在观念中重构客观历史过程，形成对历史对象的整体认识，包括原因、经过、结果、影响和规律等。
这是就一般历史认识过程而言的。
至于具体到某一个研究人员，并不一定遵循这一的程序，如可以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的历史认识服务，有人也许终生从事史料的整理与考证，只为探讨历史过程提供资料。
第四节历史认识的形式
一、考实性的认识
这是指弄清历史面貌，求得历史之真的认识。
考实性认识是整个历史认识的基础，要求得历史之真，必须通过史料中介，因此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断定很重要。
首先考证史料的真伪，在考证史实的真伪。
在历史认识中，进行考实性认识旨在将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上。
二、抽象性认识
考实性认识完成了澄清历史真相的任务，但这个真相仅是历史客体表现之真，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刻的、更具根本意义的抽象认识。
抽象是指思维通过对事物的比较、分析、综合、概括等活动，将隐藏在事物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共同的东西，抽取出来，并用概念、范畴表达出来的过程。
历史的抽象性认识，是透过历史事物的表面现象，发现历史的底蕴，历史事情的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抽象性认识标志着历史认识所达到的深度，并对其他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
考实性的认识依赖其发挥作用，获得意义。
价值性认识受其制约和规定。
抽象性认识在一个历史认识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对历史客体的认识，抽象性认识是必要的。
如果认识不深入到历史的深层，不去认识历史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就会被历史的表象所迷惑，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和带有实质性的描述。
如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仅停留在考实性阶段的认识，对这一运动表现出来的矛盾现象就无法理解。
一方面，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另一方面其所引进的却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些与封建的东西格格不入。
一方面发动者的主观愿望是反动的，镇压太平天国是其目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客观后果则是在中国迈开了近代工业化进程的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史上崭新的事物。
一方面洋务运动引进的是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这是新生的、发展的事物，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东西，另一方面洋务派企图在其中渗透大量封建的因素，这是腐朽的、衰落的，反映着旧制度的顽固性因素。
仅从表面上看，洋务运动光怪陆离，矛盾荒唐。
但透过表现洋务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迫使洋务派这个不能胜任的承担者，仅仅为这本阶级的统治而不自觉地发动一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
它的资本主义性质使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发起者的封建属性则使其显示出腐朽性、反动性。
这是一个进步与反动、新生与腐朽各种历史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历史运动，在它的表面呈现出各种荒唐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
抽象性认识的对象是历史客体，不能误解为只有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才能进行抽象，也不能认为对一切历史客体的抽象都要归结到有关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的高度。
只要找到了历史现象的本质联系就是在进行抽象性认识。
将抽象认识斥之为空论，是偏见。
抽象性认识看似失去了事物的具体性，显得空洞，然而其更深刻地、准确地反映历史事物的整体和本质联系，是以事实为根据的。
历史学的实证性与传统的考据之风，滋生着对抽象认识的偏见。
三、价值认识
史学的社会功能的实现由价值性认识来实现。
历史认识中的价值性认识问题颇为复杂。
价值认识是以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为认识内容，始终贯彻着主体自身的尺度，只有把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自身联系起来，才能显示出价值认识的意义。
古代史学将史学的作用理解为训世资鉴、惩恶劝善，这是一种价值认识。
古代史家就是从这种价值出发来选择史书记述的内容。
近代史家从爱国主义出发来撰写历史。
历史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主要是一种价值选择，或出于学术价值，或出于社会价值。
他们也从价值出发，选择史书记述的内容。
如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旨在阐发胡三省《通鉴》注中所包含的民族爱国情感。
胡三省亲历宋亡之变，借注《通鉴》抒发其对故国的感情。
以往读胡注之人，只将他当作一个地理学家、一个考据家。
抗战中，陈垣处于日伪统治区，重读胡注，有感于心，发愤将胡三省之故国之思，民族情感揭示出来，宣传他忠于祖国的思想。
可见，陈垣从事这一研究，有明显的价值选择。
抗战期间，陈垣还撰写了《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论著，这些表面上是考据治学，实际上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振国之道止此矣。
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
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者。
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比一般的认识中的价值认识要复杂。
一般认识中，价值主体就是从事认识活动的主体，客体的价值表现为能满足认识主体的属性。
在历史认识中进行价值评价实际上是要评价客体相对于不同价值主体的多重关系。
史学认识主体在进行历史认识时，首先充当一个价值主体的角色，他之所以学选择某一历史客体，是因为对这一客体的研究能满足他自身的某种需要。
但为了真正了解客体的价值，还需考察历史客体对于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意义，对于后来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即要评价客体与它所处的时代的关系和后世历史发展的关系。
历史认识中这三层价值关系，往往并不是一致的。
一般说史学认识主体与历史客体的价值关系，被它对于产生它那个时代、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所决定。
只有对它所处的时代、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发展显示出价值时，才可能对认识主体显示一定的意义。
但这三种常出现矛盾。
有些历史客体在它所产生的时代显示出突出意义，但对后世没有什么影响，缺少历史价值。
有些历史现象在当时没有影响，没有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些历史客体对当时与后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具有突出的时代与历史价值。
历史认识是一种价值认识，但史家表达自己价值的方式十分含蓄。
一般不直书自己的价值目的、标准，在文字上也不肯流露任何主观用意，使人误以为是进行纯客观的历史探索而不带任何现实企图。
史家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体现在他对历史客体的时代价值、历史发展价值的判断上。
其借助于对历史事物的评价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
四、三种历史认识形式间的相互作用
考实性认识是抽象认识、价值认识的基础，不能弄清历史面貌不可能进行深层次的抽象认识与价值判断。
但历史认识仅止于考实性认识不能达到整个历史认识的目的。
这种认识很难达到发挥史学认识的社会功能，需要依靠抽象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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