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各家学说解析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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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英国出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对两词的说明就有差异。
对Geopolitik的解释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政治地理学中的派别。
该词源于瑞典学者基伦，他使用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和麦金德“心脏地带”概念形成其地缘政治思想，为德国的扩张主义的合理性提供荒谬的理论基础。
对于Geo-politics一词，词典中称这是地理研究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领域，它在说明国际关系结构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
同时指出它与Geopolitik不应混淆。
在我国翻译英国学者杰弗里·
帕克著的《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为区别这二字不同含义，将Geopolitik译为地缘政治学，把Geopoli－tics译为地理政治学。
其实，这两个字从渊源上讲，前者是来自德语，后者是前者英语译词，是同义的。
只是其历史原因，产生上述情况，为避过去之嫌，而采用两词含不同之意。
在我国采用两种汉语译词值得商榷。
一来增加名词混乱；
二来地缘政治学一词已有较早历史，而目前国内、外报章杂志已普遍使用，另用新词反而造成不便，误以为不同学科；
三来同一学科的不同流派很少使用不同学科名称。
近来，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地理学》是英国学者泰勒（PeterJ.Taylor）所著，该书对前者加上“德国”称为德国地缘政治学（Germangeopoli－tics），以此表示其一定时间内德国的一种地缘政治学派。
看来，其处理办法较为合理，比分为两个术语要好。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
帕克认为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研究，整体的认识。
”这也可以说是，从全球的空间背景上来观察其政治的格局及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这种从全球的地理空间尺度上，从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上，来研究各主要国家间或各集团之间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与格局的地缘政治学，简言之，即是全球的地缘战略学。
在研究中，虽然对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内容分别加以考察，但这是为保证达到对整体的清晰认识；
对单个国家看作是一块块的砖石，但对其探讨的问题却正是这些砖石所形成的格局和结构。
虽然其研究的主题和资料大量取自社会科学，但其使用的方法论与最终成果却是空间性的，地理的。
英国的著名政治地理学家P.J.泰勒指出，地缘政治学在西方的复兴有三种显著的表现。
首先，地缘政治学已成为表达全球大国间政治战略上的对抗与竞赛的通俗术语。
这种现象的形成，在西方得力于像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布什和担任过国务卿的基辛格及作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等政界头面人物，他们不仅在语言中、著作中使用该词汇，而且通过当前国际上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与战略关系表达其地缘政治的思维和见解。
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地缘政治这个术语已摆脱过去那种贬义地位，成为表述世界战略形势与关系的简明概念之词和流行术语。
其次，在学术界，地缘政治学已不再是荒凉、寂寞和无人问津的领域，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个热门领域。
这种现象特别是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波黑战争等一连串国际重大事件与变动形势下，向政治地理学提出的诸多课题与研究领域。
大学里，政治地理课也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而是颇吸引人的学科，而物色合格的政治地理教员却成了难题。
同时，从80年代以来政治地理方面著作有明显增加，特别是英国学者泰勒所写的《政治地理学》，从1985年到1993年已出了三版。
由于其突破传统政治地理学的框架与结构，颇多创新，成为流行的地理著作与教材。
另外，对30年代的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也能给予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关于地缘政治学复兴第三个标志是，欧美大国的政党、议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与集团对影响自己国家利益的各种国际事件、变革和关系、格局十分敏感。
其间并夹杂着彼此的政治利害关系，外交政策已成为竞选纲领的重要内容和非难对方的问题，甚至报刊辩论的热门话题。
特别是在当前，政治、经济、环境、资源、和平等问题已息息相关，并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地缘政治当然引起各国领导阶层、政治集团、学术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心。
地缘政治学的出现，如果从这一名词的出现起到现在还不足100年，如果从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出现起，也只刚刚超过百年，时间并不太长。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地缘政治的学说与理论亦有所发展，根据时间的发展与理论特点，大体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国家有机体”论与海权论、心脏地带（即大陆腹地）与边缘地区学说，分裂的世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
二、“国家有机体”论与海权论
（一）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
拉采尔关于国家空间增长的七条规律已作为国家的政治地理的理论加以介绍。
其关于“国家有机体”论，实际是该论的总的概括，严格来说它是属于国家级的理论，而不是国际级的理论。
但是，考虑到它后来成为德国扩展主义地缘政治学一个理论依据，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介绍与评述。
在地理学中，研究国家的政治地理现象时，一些学者早就注意一些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兴亡与地理条件的关系。
例如，14世纪时，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伊本-卡尔敦（Ibn—Khaldun，1332—1406年）就提出这方面的见解。
当达尔文（CharlesDarwin，1809—1882年）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对科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对生物的进化论的解说，对统治了人们思想上千年的上帝造物的宗教神说以彻底地冲击，对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给予科学地解说，其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已成为生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对社会科学亦产生很大影响。
当时，社会科学界多接受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并把它运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生物的进化。
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H.斯宾塞等人。
他们认为，社会机体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也如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法则支配。
因此，生物进化的规律也就是社会历史永恒的自然规律。
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在社会中、个体之间、群体、种族或民族之间当然存在着合乎自然的，必然的适应和淘汰过程。
人类社会内的不平等、不同阶级的存在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这种思想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尽管这种思潮流行于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则开始走向衰落。
由于拉采尔本人受到生物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加上社会达尔主义的广泛影响，所以，他在其著作中，特别是1896年完成的《政治地理学》著作中，采用生物进化的理论，应用与生物的类比方法来研究政治地理问题，把国家比作有生命的有机体，从而形成其“国家有机体”论。
除去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外，拉采尔还受德国先前一些地理大师们的思想影响。
自康德以后，地理学总是与哲学有着密切关系。
在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对人类作用方面，康德一直特别感兴趣。
另外，康德虽然把地理学当成与时间科学的历史学相对而存在的空间科学，但是他又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延续的地理过程。
这种整体论的思想与见解在德国地理界深有影响。
19世纪，洪堡和李特尔两位地理大师亦坚持地理的整体论。
洪堡从变化无穷的自然景观来认识其中各要素的总体相互关系。
李特尔认为，有机体的统一就像一个整体一样，由它自己的规律来支配。
正是在上述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拉采尔也主张地球是一个整体，而人类只是它的主要部分。
人类所以能成功，在其中生长和存在，正是因为人类也像生物的分布产生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一样，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因此，拉采尔在其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中认为，国家像生物一样，是一种生物有机组织形式，其社会行为遵循生物规律。
国家也像生物一样，有一种相当于头脑的组织在操纵着自身活动。
它与人的个体并不一样，是通过国家的某种组织的命令规则而运转以保证其功能的实现。
拉采尔还认为，国家是有机体演变的产物，它像一棵大树一样，深深地扎根于土壤。
所以，一个国家的特征必然深受其所提供生存环境的国家领土性质和所在区位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成就的重要条件就是对其所在环境条件的适应程度。
同时，他认为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运行依赖于它所在环境，则如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
因此，“国家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
因此，拉采尔认为，健全的空间有机体——国家——通过其领土扩张而增强力量是必然的。
在国家存在的过程中，拉采尔也借用生物的生长、斗争、演变和衰亡概念于国家，藉以表述其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
他把政治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
国家既然是依赖于土地来承载的有机体，同时也产生对土地的精神寄托，故区位赋予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似独有的特性，因此，空间既影响着，又依赖着占有它的人群的政治特征。
从世界情况来看，拉采尔认为，民族需要“大空间”以及有效利用大空间的能力。
从美国的发展看，拉采尔感到，欧洲空间太小，在世界政治上将降到一个次要地位。
历史将由占有大陆区域的大国，如美国、欧亚的俄国、澳大利亚，南美的大国所控制。
但是，在大空间中，不仅有利的大空间与区位的不利条件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别都影响对大空间的利用。
拉采尔的这种观点不仅影响德国的地理界，而且还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
其学生森普尔（E.C.Semple）1911年在美国出版了《地理环境之影响》一书，介绍拉氏的理论。
拉采尔这种“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在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衰落也受到学术界的批评。
由于没有区别出作为生物的人及其组成的社会，虽然其发展和变化受环境条件的一定制约，但是作为社会文化的国家有其自身发展的社会规律，并不能等同于生物规律，更不属于自然规律。
结果，拉采尔成为地理学中的环境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当然，并不能以此完全抹杀其在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发展上的贡献。
关于“国家有机体”学说，本质上的比拟是错误的。
虽然在形象方面反映了过去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兴亡。
特别是近代以前，大多数国家之间还缺乏明确的边界，而只是变动不定的一条带状的边疆时，国家的控制的范围与其实际力量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所以，国家的领土、国家之间的接触地带是动态的。
在这种情况下，反映国家力量与领土大小、边疆变动之间关系的“国家有机体”说尚有几分道理。
但是，随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签订以后，主权国家出现，领土边界相对稳定，领土的变动不再是个人口增长、文化扩张的自然过程，而在通过战争等手段强制方式予以实现的时代，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以及把政治地理学当作自然科学的论说的科学价值就受到了损害。
虽然拉采尔坚持了科学的严谨，强调自己的见解仅仅基于生物学的类比，只是考虑人类和周围环境两个方面的关系，也没有完全接受自然淘汰的观念，只是一个观察者，并没有推断任何政策，可是自己的学说却为他人利用，作为进行侵略的借口。
（二）马汉的海权论
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年）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
他在海军服役达40年，在海军学院长期讲授海军史和海军战术课，并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写了大量的海军方面著作，其中著名的《海军战略》（1911年）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
1902年，他还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在本世纪初的第26届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任职时，马汉得到信任与重用，对美国海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使美国海军力量跃居当时的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
马汉的海权思想来源于历史。
当其于1883年研读《罗马史》，特别是当他研究迦太基与罗马战争时，名将汉尼拔入侵罗马使其突然产生一种设想，他反问自己，假如汉尼拔改从海上入侵意大利半岛结果又将如何呢？
经过其深思熟虑，深感控制海洋的重要，遂下决心对海洋战争进行系统的研究。
通过对海战历史，特别是通过对英国海军的发展史及其对海上霸权的形成的历史的研究，不仅写出大量的著作，而且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海权理论与思想。
马汉从深入研究17至18世纪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历史中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为提供本国工业发展所需资源与市场，大肆推行殖民政策，疯狂掠夺殖民地，称霸海洋的过程，给马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此，马汉首先提出了以“制海权”理论来解释历史，以此为中心论点，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一书，集中了马汉的海权理论。
马汉写作的时代背景是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进入最后一个高潮，美国正在向世界大国地位上升，他的思想适合了美洲帝国主义海外开放政策的战略需要。
马汉海权战略思想的核心是：
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至关紧要。
马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如果充分控制公海，就能控制世界的贸易和财富，从而控制全世界。
物质财富是国家强大、幸福的基础，而为了积累财富，一个国家就必须生产和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
由于地球表面的大陆被海洋所包围，并且海洋运输比陆地运输廉价便捷，因而海洋是自然赐予的伟大公路。
富有进取性的国家必须依靠海洋来获得海外的原料、市场和基地。
所以，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能在海洋上自由行动，并在必要时阻止海上自由贸易竞争。
为此须有一支在国内外拥有作战基地，并有庞大商船队辅助保障的、装备精良而训练有素的海军。
马汉分析了海运与海军历史，尤其是英国势力在全球的扩展，得出了制海权的结论，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马汉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英帝国的兴起与其成为海军强国同时发生。
大英帝国把世界的主要海路变成了它的国内交通线。
英国控制了世界上除巴拿马运河以外的所有主要航道、狭窄海域或咽喉要道，即那些可以从两岸容易控制船只进入或通过的狭窄水域：
多佛尔，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好望角、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圣劳伦斯河的入海口。
北欧的商船或穿过英国大炮把守的多佛尔海峡，或绕苏格兰北端而行，那里有英国海军守卫着。
在地理上，英国和美国比德国和俄国享有更大的入海自由。
海上运动比陆地便利，而且大陆块都被海洋所包围。
有进入海洋之便的国家较之内陆国家有更多获得大国地位的地缘潜力。
岛国比与他国接壤的大陆国家处于优势的航海地位。
海洋国家结成联盟，多半是为了进行商贸，而不是为了军事、政治侵略。
据马汉的分析，海上力量对于国家实力与繁荣至关重要。
一个国家获得这种地位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范围、人口、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六个条件。
例如，英国和日本四面环水，若想成为大国就必须保持大规模的海军。
这是因为对于海岸线长的国家来说，海洋就是疆域，对外国造成什么样的态势取决于它在海外的能力，英国的地理位置偏离欧陆背靠海洋，有助于其扩充军力，既适合出击潜在的对手，也易抵御入侵之敌。
在1890年以前，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力量尚未兴起，英国的海上力量称霸海洋。
英国海上力量集中在北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从而控制了欧洲列强的世界贸易。
马汉还以英国为例，分析了一个国家要取得海洋大国地位的上述六条件。
首先，是地理位置适中，靠近海上交通要道并拥有良好港口和基地。
英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不必担心陆上的威胁，而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海军。
相比之下，一面临海的荷兰和两面临海的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必须经常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陆军，从而消耗了国家的军备财力。
另外，英国距欧洲大陆也恰到好处，既可打击大陆的敌人，或威胁北欧经英吉利海峡的航线，又可免于受它们的侵犯，当时英国控制了全球除巴拿马运河以外几乎所有的战略性岛屿、港口和海峡，获得了海上霸权。
其次，是陆地结构合理，尤其是海岸线的性质和海岸地貌的状况。
马汉认为，凡是疆界便于与外界接触的国家，其人民较易向外发展并与外界交往，如英国与荷兰，两国天然条件并不优厚，土壤贫瘠，气候不适宜于一般农业，但两国人民几乎完全以海为生，向海洋求发展，结果成为走向海权国家的推动力。
第三，是疆域的大小。
这里面存在一个人口、资源与国土面积须成比例的问题，否则国土大反而防御密度低，国家危险性增高。
第四，人口较多，拥有相当多的从事海上职业的人口。
第五，是民族特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海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致力于发展航海事业，推行海洋战略并建立海上强权的。
第六，是政府意向，即国家是否有利用上述条件发展海上力量的决心和政策。
关于海军战略，马汉总结出四要素。
第一是集中和达到集中的方法；
第二是中心线或中心位置；
第三是由中心位置所表现出的内线运动；
第四是海上交通对于军事供应与胜利的关系。
马汉在《海军战略》一书中反复论述这四个要素的重要性。
他认为，“集中的方法是海军战略的入门”；
“威力的方程式是力量加位置”，占据中心位置就便于舰队实施内线机动，赶在敌方舰队之前展开于有利海区，海上交通线是支持海上作战舰艇的生命线，能否保持稳定的交通运输，对海战胜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海上的决战工具是战斗舰队。
马汉认为，如能一战而击毁敌方战斗舰队，则制海权的获得则为自然的结果。
他从英、法两国海军发展中，了解其战略思想上的差异。
英国是以求战来争夺制海权的，法国则以避免会战以保存实力。
结果是法国失败而丧失大量海外殖民地，英国则称霸海上，成为“日不落之国”。
马汉认为，法国战略固然与其海军处于劣势有关，但其欲保存实力的策略处于被动地位亦有不当之处。
马汉提出海权理论旨在从地缘战略角度，说服美国政府发展海上力量，他认为美国在战略上居于中央的地理位置，面对两大洋，远离欧亚大陆，拥有安全的工业基础并足以威胁欧亚海岸，具备了发展海上力量的地理条件。
因此，美国若想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变成世界性强国，就必须发展海军。
当时曾任海军部副部长、后任总统的西奥多·
罗斯福，十分赞赏马汉的海权战略理论，聘请他任总统海军顾问。
马汉使美国致力于开凿巴拿马运河，开拓夏威夷等海外殖民地，建立了远洋海军，使美国开始突破“孤立主义”政策，成为跨越新旧大陆的世界强国。
从马汉提出海权地理战略的理论至今，已经一个世纪，科技进步使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发达的铁路、公路运输使陆军机动性大大增强，海权国家陆上基地的安全受到威胁，特别是二战以来潜艇、飞机的使用，更使岛国传统的安全观念产生了动摇，海军作战也越来越需要依赖空中保障。
这些变化使马汉海权战略的世界观点影响相对减弱。
此外，马汉的理论忽略了旧大陆地理和陆权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马汉海权理论的历史贡献深远。
马汉的理论后来虽然被作了某些修改，但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其基本思想仍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随着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开发和核动力水面舰只续航能力的增强，其理论的影响回升，并重新受到海洋大国的重视，对一些国家的战略决策起着影响。
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承认，自己曾是马汉的“热心学生与信奉者”。
他早年曾钻研过马汉的海权理论，并曾是美国地理协会理事。
他深信，了解地理学对世界事务有重要作用，竭力克制美国潜伏的孤立主义。
二战伊始，他先后提出了从“租借计划”、“大西洋宪章”到“北大西洋三角”的军政方略，证明了马汉海权论对他的影响是何等重要。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
“控制海洋就意味着胜利”；
8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宣布了其必须控制的16条世界海上航道的咽喉地段。
这些事例从侧面体现了马汉海权论的影响。
马汉的世界观点使他的著作对地缘政治学家具有重要意义。
这种世界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亚洲问题》（1900年）一书中，它是一种欧亚中心论的观点。
马汉认为，北半球的大陆是获得世界实力的关键。
其南部以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为界，这里的商业和政治活动最为活跃。
在北半球最重要的部分欧亚大陆内部，俄国占有统治欧亚洲大陆的地位，很难被外界攻破。
不过，马汉指出，这种内陆封闭的地理条件利弊并存。
他还提出，亚洲在北纬30度至40度纬线之间的地带，将是陆上大国俄国与海上大国英国冲突的地带。
最后他预言，由于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固有的优势，英美联盟可以从围绕欧亚大陆的关键的陆上基地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权。
马汉甚至曾预言，有朝一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
据此看来，马汉实际上早于麦金德就持有一种“世界岛”的观点，但他的海权论的地缘战略结论却与麦金德相反。
马汉的海权地缘战略思想在德国、英国与日本都有深刻的影响。
（三）基伦的《国家有机体》和德国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是瑞典政治学家R.基伦（1846—1922年）提出的。
他是瑞典国会议员，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
他完全接受拉采尔引入政治地理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组织与人体的器官特性相比较：
决策的中心城市首都是大脑，交通是人体的动脉，武装是为防御，自然资源是为供养生长所需之粮食。
充分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就有能力最成功地控制它国。
在1916年，基伦发表其“国家有机体”说。
他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表述为：
“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
“国家是国土、版图、领土或者最具有特征的领域的具体地域。
”这一国家有机体从事争取生存和空间而持续斗争。
唯有适者才能生存和成功。
他还把国家看成是一种人格化的具有感觉和理性的生物，有出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
空间被视为是成功的关键，所以，“生气勃勃而空间有限的国家遵守以殖民、兼并和征服手段来扩张其空间的绝对政治法则。
”基伦还在其著作中阐述其国家五器官构成理论：
政府构成，人口构成，社会构成，经济构成和地理环境构成。
基伦还引入了人口质量，组成国家主体民族等方面内容以及道义能力、意志力，逐渐累积的国家心理力量，国家的强大是一个动态的心理的概念。
基伦还认为，国家处在与它国经常竞争之下，大国扩大其势力以控制小国，世界终将只有几个巨大而强盛的国家。
从上述分析，基伦看到欧洲各国的竞争，特别是东方俄国的扩张主义倾向，使中欧处于不利地位。
其祖国瑞典亦处于危险之中。
解救这一危险，不仅瑞典无能为力，而且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集团亦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唯一办法就是德国能成为未来日耳曼——北欧组织的中心，这样就会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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