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讲稿：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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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讲稿：

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的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陈列馆。

总书记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知道在长征途中，1935年的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讲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来展开分析。

今天我们讲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第二，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过程。

第三，维护遵义会议决议与长征胜利。

第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进行长征？

为什么召开遵义会议？

这是我们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长征？

我们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领导秋州起义部队引兵井冈。

主席讲一逼二逼逼上梁山。

刚上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部队不到千人，后来经过朱毛会师，彭德怀上井冈山，到了后来时候，我们先后取得了四是军事反围剿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在1934年又离开中央苏区，原因何在？

我们讲到中央苏区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占有了江西大部，甚至包括福建等重要地区，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局面丢掉了呢？

2011年11月4日，在北京召开过一次纪念中央根据地，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周年的座谈会。

在这个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也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根据地建设的好的局面给丢掉了呢？

这一发问振聋发耳贵，让人值得去思考。

什么原因，最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时我们左倾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斯主义被教条化了，把共产主义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了。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我们知道1928年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了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六大，当时选举向忠发为党的书记。

到了1931年的时候，在上海召开了6届四中全会选出来三位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煮。

这个时候经过米夫，这个莫斯科中央大学的一位领导人，他推荐王明当选为候补常委，因为以后就改为常委了。

这个时候他们推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呢？

具体而言，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

我们后来中央机关被迫离开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我们在北区的工作基本上是丧失殆尽。

当时1931年9月成立了临时中央局，选博古为书记，博古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可以讲是亦步亦趋、惟命是从，此时王明自己去了莫斯科，做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

那么博古就作为中央局的书记来领导全党工作。

我们知道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创出来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样一个比较成功的夺取全国政权的好的经验，披荆斩棘，确实不容易，而且我们领导取得了4次军事反围剿的胜利，这样一个局面为什么会打破呢？

有这样几个事情需要我们来追溯一下。

第一个是1931年11月召开了赣南会议，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撤销了。

到了1932年又召开了年度会议，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又被撤销。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左倾教条主主义、推行这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到了1934年2月，张闻天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我们知道1931年U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们称为毛主席，又成立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腾龙驾雾，这样的话就逐渐在改变以往的一些体制、一些组织和路线。

博古对军事不是很了解，他又搬来了救兵，此人叫做李德。

他是一个德国人，曾经在上海从事一些军事情报工作，后来被邀请到中央苏区担任了军事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

李德曾经有一本书叫《中国纪事》，他自己就讲博古赋予他军事权力，让我掌握了红军行为的决定权，这就大大提高我的工作范围。

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的指挥权，所以是讲没有博古的这种授权、放纵其越权（李德是不会篡夺红军的指挥权的）。

李德在苏联参加过一些军事战斗、也参加过德国的堡垒战术。

但是客观而言，到了中央苏区、在江西南部对中国的国情确实不了解。

他就搬运了他非常娴熟的堡垒对堡垒战术，这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陈勇同志回忆过，当时李德搞什么堡垒对堡垒。

因为国民党前几次军事围剿都失败了。

所以第5次反围剿的时候，他就建立堡垒层层推进的方式，而且敌人的堡垒非常的坚固，而我们的堡垒一推就倒。

在这样情况下，结局可想而知。

所以1933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们扩大来的15万以上将近20万的新战士就在这种堡垒对堡垒的短缩突击中损失极为严重。

所以军事失败是我们长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此地已经无法立足了，被迫进行转移了。

我们整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广昌，当时进行了数次的浴血奋斗。

但是这种战术的错误导致战争的失败。

当时红三军团彭德怀非常恼火，他就找到李德说了一句话:

“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有一位翻译叫伍修权，伍修权进行了翻译，李德没有反应。

彭德怀让政委杨尚昆你给我翻译一下。

杨尚昆就把彭德怀这句名言"崽卖爷田心不痛”做了翻译，李德听完之后暴跳如雷。

“应该骂我”但是彭德怀讲“今天我都来了，随便你处置”。

所以真是我们的红军战士、指战员，很多指战员就牺牲了。

当时的参谋长叫刘伯承，他也告诉博古必须换人，再让李德指挥，必然让我们都成为千古罪人。

博古听了之后，当然不敢给李德说了。

后来刘伯承被下放到一个军团当了参谋长，这种惩办主义让广昌保卫战失败，就让转移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是第二个因素一一军事失败。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讲的经济上的枯竭。

我们部队到了中央苏区以后，领导过开展土地革命，从“井冈山土地法”、“新国土地法”搞土地改革。

但是由于他们迷信苏联的一些模式和经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

这个做法一步步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来消灭地主、消灭富农，最终发展为损害中农，你这样就做不好统战工作了。

就把我们比较娴熟的农民运动给绞杀了，也会造成我们与农民这种隔离，导致一些农民“反水”，所谓“反水”就是离开了我们的根据地，走了！

这样极不利于我们的干群关系，所以我们讲我们进行战略转移，就这样三个重要因素，左的路线、军事上的失败、还有经济上的枯竭，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层次一一为什么长征？

第二块，怎么长征？

长征开始以后，当时领导初期这种转移的是三位同志，博古、李德、恩来同志。

后来博古讲长征的军事计划，并未在政治局这个层面进行讨论。

后来讲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一般我们史书上把这样一个领导层面称为是“三人团”，由“三人团”领导了我们长征的早期斗争。

甚至当时出发的时候像搬家一样，什么都带着，什么都拿着，行军极为缓慢，没有给我们的军队以机动的指挥权。

而且前面是红一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就是林彪、聂荣臻领导，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领导，后来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间的中央纵队无疑像抬轿子一样行动，每天的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按部就班的去行走，没有抓住瞬息万变的战略机遇。

虽然我们前面通过了粤军的封锁线，甚至穿过了湖南南部，但是敌人已经布好了袋子，我们还是导致了湘江惨败。

当时我们在长征正式出发之前，曾经派出了红六军团，红七军团。

红六军团主要探路。

任弼时、萧克他们去湖南的西部去找二军团的贺龙同志，我们长征的方向就是去湖南西部，所以是去探路去的，派出了红七军团。

方志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其实吸引敌人走的，我们要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我们主力部队往西走。

这个后来萧克讲，我们中央红军就沿着我们六军团的方向行走，亦步亦趋，萧克的部队把路线行程及时告诉中央红军，连国民党都把这路线都看透了，甚至他们在报纸上讲，前面那无疑是无愧于去趴路去，后面的无愧于又跟上来。

是吧？

这个路线都被敌人摸清了，而且敌人已经布好了几道严密的封锁线，所以后来对于这场长征出去的这种失利，萧克就感叹：

无疑是我军遭受了敌军的围歼，使我们出现了几乎是覆灭的危险。

我们穿过了粤军的封锁线，到了湘军的地带。

其实湘军因为和桂系军阀有矛盾，所以这一个矛盾也可以被我们利用，别的东西不讲，他们桂系军阀既反共也反蒋，只希望红军从我们这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对红军只能去追击，而不能阻击。

所以国民党蒋介石下令组成了将近70个团的部队，15个师在湘江进行部署，本来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战略空隙，但是因为我们行动迟缓。

虽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占领了湘江两岸，但是没有及时通过，就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湘江惨败，所以当时红一军团的二十四团的政委杨成武不讲嘛，敌人向暴风雨高粱叶一样围过来我们又打退一批，顶又冲上来，我们又打退一批，这个又冲下来，而且到了战斗最后是近距离射击，肉搏战，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能够顺利通过湘江，很多战士做出了无谓的牺牲,非常惨烈。

中央红军出征的时候呢，据统计是八万六千人，但是一场湘江之战，我们只剩了多少人？

3万多人。

而且后边掩护的红一军团基本上损失殆尽。

而且这个时候“三人团”仍然坚持北上到湖南西部去。

去与二军团汇合去，其实蒋介石已经又布置了新的4道封锁线。

那么最后生成一些红色的，我们最后的一些这是精干部队，如果再经过4道封锁线，最后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在我们的红军内部，由于这一场湘江惨败，出现了一场争论，而且这场争论是极为必要的，也极为及时的。

因为从红军出发以后啊，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过杀回马枪，我们进入长沙，进入敌人城市，围魏救赵。

那三人他不听啊，那么这个时候毛泽东就需要振臂一呼，但是怎么去产生效应？

毛泽东说服了王稼祥。

王稼祥此前是从政治部主任啊，因为富商与毛泽东一块行动。

然后毛泽东又开始说服另一位同志-张闻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委员会主席，三人在大街上边行军边聊天，边分析，边切磋。

最后他们认为不能再去湖南西部了。

如果去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剩这3万多红军战士就保不住了。

所以毛泽东自己就讲过，我用了很大的耐心，我隐忍着这种痛苦，找张闻天同志做一些开导工作，最后说服了他，这个工作非常必要的，因为只能争取到了张闻天，包括王稼祥了，那么就可以来影响大部分人。

所以我们讲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叫中央中运三人团，我们讲中央层面这样一个争论是极为及时和必要的。

所以就在12月12日，在湖南的通道县。

毛泽东提出来就开个会议，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去湖南西部，而应该转到贵州。

毛泽东讲蒋介石已经布好了一个大口袋，他等着我们去钻，你们谁愿去钻就去钻，反正我毛泽东不愿去钻。

这个仅仅是已经布好了一个口袋，无疑就是一个请君入瓮啊。

你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翁你去钻那不傻瓜吗？

毛泽东说的很很直白也很通俗啊。

毛泽东参加了这样一个军事会议，而且讲贵州的兵好打，贵州农民讲成为双强将一一烟枪和长枪，而且通过报纸知道，贵州的军阀怕我们去，他们开始跑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如谜重就轻。

所以这个会议一个最终的后果，同意转到贵州，只是转到。

这又实现了第一次的引兵贵州。

他到了贵州以后，李德还是下巡视命令，让部队干嘛去，还是要去湖南西部。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提议，在黎平、贵州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而且这个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我们刚才讲到了，包括我讲长征出发之前,长征的方向，战略转移的目标，是没有在政治局通过的。

那么黎平会议就明确了等时机成熟，就召开一次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的时候讨论，可以讲争论是尤为激烈的。

最后大家同意不去湖南西部,所以当时是李德十分恼怒，周恩来讲，因为这个争论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李德的军事智慧才能,也逐渐疏远了与李德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从此以后毛泽东的这种军事的意见开始在军队内部起方向，起作用，更加灵活，更加机动一些。

为了更明确方向，到了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猴场我们开了一次猴场会议，这个会议就开到了凌晨，开到了35年1月1日元旦，这个会议作出了决定，就是限制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怎么限制呢？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而不是李德一个人下命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