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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淮系集团腐败的原因…………………………………………………………3

（一）晚清政治的腐败……………………………………………………………3

（二）淮系集团的私人色彩………………………………………………………3

（三）幕府成员的素质低下………………………………………………………4

（四）缺乏严密的监督和管理体制………………………………………………4

三、淮系集团腐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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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淮系分子和外商的大肆勾结……………………………………………·

（二）官僚主义的盛行…………………………………………………………·

（三）风纪败坏，腐化堕落，骄纵之风盛行…………………………………·

四、淮系集团腐败的危害…………………………………………………………6

（一）对洋务运动的危害…………………………………………………………6

（二）对甲午战争的危害…………………………………………………………6

（三）对晚清时局的危害…………………………………………………………6

（四）为后世北洋军阀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6

结语…………………………………………………………………………………7

注释…………………………………………………………………………………8

参考文献……………………………………………………………………………9

摘要：

晚清淮系集团形成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时期，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一度左右着清王朝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

随着1894年淮军在甲午战争的惨败，淮系集团势力开始削弱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然是错综复杂的，但究其根由，与集团内部的腐败息息相关。

因此，本文拟从集团的腐败方面来探讨淮系的盛衰。

关键字：

淮军；

淮系集团；

腐败

Absract:

ThelateQingHuaigroupformedinthesuppressionoftheTaipingHeavenlyKingdom,twistingarmyuprisingperiod,inthelate19thcenturyreacheditspeak.AstheHuaiarmy’sfailureintheSinoJapanestheewarof1894,huaidepartmentgroupforcesbegantoweakenandeventuallywithdrewfromthehistoricalstage.Thecauseofthissituationisobviouslycomplex,butitsrootsiscloselyrelatedtothecorruptionwithinthegroup.Therefore,thispaperwillfromtheaspectsofgroupinternalcorruptiontoexploretheriseandfallofHuaiseries.

Keywords:

Huaiarmy;

Huaigroup;

corruption

引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八旗、绿营军政腐败，湘军“暮气已沉”[1]。

李鸿章在其恩师曾国藩的指导和支持下组建了一支地主阶级武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淮军。

成立于国家危难之时的淮军凭借着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势力日益强盛，其创建者李鸿章的权力也随之高速膨胀，淮军由一支地方军事武装组织变成国防军，并最终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淮系政治集团。

但是到甲午战后，淮系集体却迅速衰亡。

三十余年间，淮系集团的由兴到衰，其间的因素很多，但淮军及淮系集团的腐败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学术界淮系集团的腐败问题虽不乏论述，但多是在探析晚清淮军衰败时作为部分内容而述及。

因此，本文拟从晚清淮系集团腐败的表现、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危害以及其产生的根源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探讨，以期加深对晚清历史的研究和思考。

一、淮系集团的形成与扩张

要想明白淮系集团的腐败问题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带来的危害程度，首先就要弄清楚淮系集团在晚清社会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

本文主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事组织的扩张、并以淮军为基础向政治、经济渗透来探讨淮系集团的崛起以及势力的扩张。

（一）军事方面

1862年淮军进驻上海，李鸿章随即对其进行军事化改革，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

1870年，随着李鸿章入主直隶，淮军也同时入驻京畿。

1875年，海防塞防之争后，“淮军这支在国内战争和上海这一中外汇之地形成的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也随李鸿章而被纳入国防体系。

”[2]一直到1898年袁世凯练成“新建陆军”，在这几乎三十年的时间段里，淮军都是以国防军的身份活跃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

在军事方面淮系集团除了依靠淮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支柱，那就是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海军。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组建了三支海军，至1888年北洋舰队编成，共二十二艘，其中铁甲舰九艘；

由南洋大臣沈葆桢负责的福建水师则拥有二十余艘军舰；

南洋水师仅有中小型舰队八艘。

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曾言“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任二十余年之久，不惜重费，一手经营，始克有此雄师，以之左提右挈”[3]（P80），再加上“北洋内则拱护神京，外则兼顾奉天、山东两省，天生形胜”[3]（P84）的优越地理条件，由淮系掌控的北洋海军一跃成为了当时的南洋、北洋、福建水师三支近代海军中实力和规模最大的军队。

（二）政治方面

在政治上，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积极运作，成功的进入了晚清政治格局并成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

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担任江苏巡抚，随即在厘捐总局和海关安排自己的亲信，由此掌控上海关税和厘金两大财政资源。

1870年，李鸿章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洋务海防归直隶总督统筹办理，事权归一。

1871年，由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及淮军诸将集资建成安徽会馆，标志着淮系集团政治势力的崛起。

1875年，政府和疆吏之间开展了关于海防与边防之间的大讨论，“由此确定了李鸿章和北洋大臣的地位和新的国防体制，在总理衙门之外，形成一个拥有外交、国防、财政和人事广泛权力的准‘中国政府’”[2]。

此后，李鸿章积极采用各种手段来扩展自己的势力网，提携淮军将领、淮军幕僚及其亲属出任封疆大吏或中枢重臣。

如潘鼎新晋为云南、广西巡抚，出任封疆大吏；

张树声由山西按察使、山西巡抚终致两江总督；

刘秉璋先得山西布政使之任命，后官至四川总督；

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等等。

（三）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兴起，李鸿章抓住时机，带着淮系集团的幕僚们大力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成为晚清各项近代化事业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的一个洋务集团。

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李鸿章办了三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并插手福州船政局的管理和人才培养。

后来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

其中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更是有言：

“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

”[4]（P9）无不透露出其对晚清经济大权垄断的野心。

以上政治、经济、军事三种势力的交织作用让淮系集团在十九世纪末达到顶峰，其后却随着1894年淮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而迅速衰弱下来。

1901年，淮系首领李鸿章在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去世，淮系集团便宣告结束退出历史舞台。

而腐败作为其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二、淮系集团腐败的原因

（一）晚清政治的腐败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所处的时代的政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十八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

但是到十九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

[5]（P40）这一阶段从中央到地方进取之心渐无，贪污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官吏腐败已全面恶性发展，渗入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呈现出“末世”疯狂情绪[6]。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生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无时无刻不受到“腐败”这支虫豸的侵蚀。

由其主办的相关洋务企业中的军事工业多属于官办企业，这种官办性质极大的束缚了企业的发展，不仅让其沾染了封建习气，腐败现象丛生，还常受到封建政权的极度剥削。

如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天津局除为海军衙门铺设外火器营铁路外，还为颐和园安设点灯等替封建统治者奢侈生活服务，浪费了大量的资财。

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海军军费被大量贪污，从一八八八年开始，政府名义上拨给海军经费三千余万两，却被慈禧多次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准备六十大寿。

（二）淮系集团的私人色彩

淮系集团的形成是以淮军的日益壮大为基础的，而淮军的初建是出于一种现实的军事功利目的，奉行的是兵将自招、兵饷自筹的制度，“清廷不能调动”、“他人不能指挥调度”、“李鸿章对淮军各部有绝对的统率调动权”[7]（P63-65）这三点决定了淮军很大程度上是一支私人武装。

首先，淮系集团私有化带来的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派系斗争，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1875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系发生的海防塞防之争，因李鸿章的实力多在沿海一带，固其主张加强海防，而左宗棠重点则是放在西北地区。

因此海防塞防之争理所当然的就成为湘淮两系为争夺经费和扩张势力的焦点。

其次，集团的私有性决定了李鸿章排斥异己积极扶植淮系势力成为一种合理的现象。

当地位和安全受到威胁时，它往往是从自身集团的利益得失出发而非以国家大局的利益为重。

李鸿章领导的淮军在对外战争中多趋于妥协，以求保全实力，在后来发生的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淮军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战策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淮系集团的“私”是归于李鸿章一个人的，他本人一味偏袒系淮系出身的士兵将领，对亲信熟人多加庇护。

开办洋务运动时，王先谦刘坤一参劾盛宣怀买旗昌公司受贿，李鸿章对其多方袒护。

关于企业中任用私人的问题，其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孔子曰举贤才举尔所知，未有不知而举者。

同乡则知之尤真，自无避嫌不举之理。

”[8]（P360）其后创立的北洋水师，它的重要部门几乎都是李鸿章的亲信、门生和淮系人士。

（三）幕府成员的素质低下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职业素质不高，李鸿章出于现实的军事目的，在战争时期“仅注意实用，其罗致专家，首重经纪庶务之才”[9]（P326），只要你有“经纪庶务”这方面的才能就能得到重用，而完全不考虑具体是哪一方面的才能，导致在分配官职时常常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其幕府成员们安排到其并不擅长甚至陌生的领域担任高位。

比如一直被后人诟病的北洋海军统丁汝昌，系陆军出身，完全不懂海军，李鸿章却让其担以重任，致使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尽显狼狈。

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这种能力与职位不相衬的任命方式，对于淮系集团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就像德国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中所写的:

“有些人一旦提升到他们的才智与之不相称的较高职位，他们就会丧失活动能力……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智力，享有相应的声誉。

”[10]（P85）与之相比较，李鸿章这种以偏概全的只问才能的做法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淮系官员们的“活动能力”。

另一方面，道德素质低，自律能力差。

出于淮系集团的私人色彩，李鸿章本人秉持着任人唯亲的原则招募成员，这种方式让相当一部分本身道德素质就低下的人坐上了高位。

而且，淮军将领大多来自于乡野，当初参军的目的只是单纯的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当一时的目的达到之后，由于自身缺乏崇高理想的支撑和社会道德的熏陶，面对外界的各种利益诱惑，便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屈服和同流合污。

淮系集团从上层管理人员到基层人们都存在的这种道德素质问题直接加剧了它的腐败。

（四）缺乏严密的监督和管理体制

淮军初建时“鸿章从原庐州等处团练中招募，其方法完全效仿湘军，即通过血缘、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由他自己选拔统领，再由统领选拔营官，以下哨官、队长、兵士依次选拔”[8]（P67）。

抵达上海后，又开始马不停蹄地扩军。

通过到皖招募、改编上海防军、收编太平军降众、收编当地团练等方式形成了庞大的淮系军事集团。

不加限制的招兵买卖让淮军的军事编制结构变得十分粗糙复杂，只有五级：

淮军—各军（营头）--营—哨—队，而掌握营头的统领与营官之间的差距很大，一名营官仅指挥500人作战，而一名统领则可以统帅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营，人数多时达几万人。

而且统领之间互不相属仅听从李鸿章的调遣，平时，各军分开驻扎，遇有战事则临时集中，由名义上的最高统帅选定一名总指挥率领，世人言之“募勇虽多，如满地散钱”。

另一方面，军士兵由将领亲自招募，大多具有乡党、姻亲、友朋的裙带关系，士兵对于将领的人身依赖非常严重，各个统领也都视所募军队为私人资本，军队的正常运转依靠的正是这种私人感情。

“其内部至少有两个系统在运作，一是军制上的隶属关系，即将官与士卒的关系、上司与下级的关系；

二是私属关系，即同乡、师生、家族等关系。

”[11]这种集内部关系的错综复杂使其本身的权力运作缺乏有力的监督，而监督机制职责履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们个人的道德素养，因此便极易出现执法犯法、反腐者自腐的现象，引发腐败的恶性循环。

（五）李鸿章的放任自流

作为淮系集团的领导人，李鸿章大力宣扬实用主义，对幕府成员们无时无刻不以功利进行鞭策。

其言“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尔，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

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

”[8]（P71-72）后人就曾指出淮系集团的腐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鸿章的默许和支持,“清末腐败之风炽烈，其始作俑者，李鸿章盖不能辞其责也。

”[12]（P20）在平发捻的战争中，李鸿章认为淮军将领们“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回。

”[12]（P20）这种不以为然的心理极大的放纵了将士们的腐败行为，使其更加肆无忌惮。

从本质上说，李鸿章归根到底是一名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他至始至终拥护封建专制统治，而对其对立阶级---农民阶级却始终怀有仇恨残忍心理。

这种极端的心理特征在后来攻占苏南的过程中变现的特别明显，苏州无锡常州诸役，淮军皆杀人盈野，对被俘的太平军将士，采用残忍的方法处死，并滥杀无辜百姓。

据统计，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南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淮军攻占苏南期间所杀。

不得不说这种大肆屠杀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它不仅大大的败坏了军纪还从各个方面助长了淮军的腐败问题。

三．淮系集团腐败的表现

纵观晚清淮系集团势力扩张的过程，不难发现它在政治、经济、军事这三个方面的势力其实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

一方面，政治上淮系势力渗入到了国家核心权力体系中从而为经济、军事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另一方面，军事上的壮大又为淮系政治势力膨胀提供了资本，而经济实力的雄厚反过来构成了政治和军事发展的物质基础。

同样，腐败问题在这三方面的表现也是错综复杂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下腐败问题在淮系集团中的盛行情况，以及它是怎样一步一步侵蚀至其骨的。

（一）淮系分子和外商的大肆勾结

在唯武器论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支撑下，清政府源源不断的从国外引进各种机械设备，表面上是扩充本国实力，却不料成为了“官商勾结”生长的温床。

一方面经办购买外国设备的官员可以从中谋取巨额中介费，另一方面，外国商人只要能赚到钱哪管卖出去的产品如何低劣，“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本国最坏的东西高价卖给中国”[13]（P278）。

不管是之前兴办的洋务企业，还是后来创建的北洋海军，淮系成员们和外商勾结的场面对当时的人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

光绪初年就有人言之“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

……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8]（P330），官员们常常利用职权在采办各种洋货中和外商大肆勾结，光绪三年即1877年以盛宣怀为主导收购美国旗昌洋行，当时旗昌洋行的设备已经十分陈旧，因此美方决定全部出卖，盛宣怀等人看到有利可图就立即和外商协议让轮船招商局高价买了其旗下所有的轮船、码头、栈房，从中获取了巨额的佣金。

出使英德购买军舰的淮系要员李凤苞，乘购买军舰之际，暗地里和外商勾结，仅从“定远”“镇远”两铁甲舰一次订货中，就侵吞公款达六十万两之多。

[13]而这些机器究竟质量如何，以“济远”为例：

“穹甲下之各舱如炉船，长约占船身三分之一，若于其下面薄铁板处打一孔，水即入之，或至全船沉没”[3]（P322）。

由此看来，淮系分子和外商或明或暗的勾结直接造成了耗费大量白银引进的机器质量是十分低劣的。

（二）官僚主义的盛行

关于官僚主义的盛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李鸿章领头创办的军事工业，大多属于官办企业，衙门化现象严重，官员们以权谋私的现象不在少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的淮系幕僚盛宣怀，在其总办中国电报总局的过程中，大肆任用亲信、私人，经时人调查各地分支结构中属于他的亲戚的就有三十一人，着实上演了一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盛境。

光绪十年到十一年，其更是利用职权，在商界大捞私利，“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致，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8]（P337）成为了近代最大的官僚资本家。

其次，随着淮系集团势力的日益壮大，幕府成员多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担任重要职务，“囿于传统，暮气渐深”[11]的现象开始显现出来。

他们坐拥巨资、大置田产，贪图安逸享受。

长此以往精神变得异常颓废，暮气日益深沉，无不贪生怕死。

在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方伯谦、卫汝贵、叶志超等等这些不战即败之将，就是最好的明证。

再次，由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海军更多的像是“面子工程”。

李鸿章曾于1884年和1891年两次主持举行盛大海军阅兵仪式，还大力称赞“各军演放枪炮有准……寻在西岸试放水雷，海水激立数十丈，足称守口利器……是夜合操，水师全军万炮齐发，无稍参差，西人纵观亦称羡……纵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尚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3]（P273-274）随之发生的甲午海战证明这些盛况只是虚假繁荣的泡沫，一触即破，演习造假，变成演戏。

那么为何李鸿章要如此夸大其词宣传他的北洋海军呢？

在我看来，这种军事检阅和演习，迎合了统治者和国人们“天朝上国”的美梦，它只是李鸿章用来提高淮系军阀的政治地位和本人的身价罢了。

（三）风纪败坏，腐化堕落，骄纵之风盛行

“淮军冗杂殊甚，其骄佚习气，实冠诸军”[9]（P220），而这种“习气”在战争后期表现的特别明显。

由于缺乏强大的道德素质支撑和自身的局限性，淮系将领由刚开始的“保家卫国”蜕变成了“奋勇杀敌，只为利禄，争城略池，志在掳掠”[9]（P223）。

这种志向的转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大肆骚扰百姓，乘着战乱疯狂抢夺原属于老百姓的财物，时人评之“淮人善营字母，得利生息，累赀而成巨富，故财产转移，土地兼并，较湘军为尤甚，影响以至深远。

”[9]（P379）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者，李鸿章也并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相反还纵容属下的各种腐败行为，在战争时期对淮军将领的抢掠一概不究，还多方袒护，且将所掠囤粮出示收买，“淮军将领往往以此致富”。

还有人盛传李鸿章“纵容兄弟、子侄、亲旧、同乡，遇事招摇，藉端谋利。

扬州盐船一开，李姓旗号掩蔽两岸，良田华屋布散四处，有‘半安徽’之谣。

”[3]（P335）在北洋海军内部，“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没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海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13]最高将领丁汝昌，公然在在威海刘公岛上盖屋出租，其他军官也竞相效尤，“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8]（P358-359）当时更有传言丁汝昌与“济远”管带方伯谦为争一妓女而成仇，军纪十分涣散，淮军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此可见一番。

四．淮系集团腐败的危害

淮系集团作为晚清最大的一支军事政治集团，曾经一度左右着清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而集团内部腐败问题的盛行无疑给各个方面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一）对洋务运动的危害

以“自强”“求富”标榜的洋务运动最终随着甲午战败宣告破产，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淮系集团的腐败问题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作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带领下淮系官僚们利用职权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在引进机器设备、经销活动中大捞回扣，挪用公款，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别说发展，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勉为其难。

（二）对甲午战争的危害

淮系集团的腐败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

一方面，以权谋私、不思进取、大搞面子工程等等这些官僚主义作风的盛行，严重的影响到了兵器制造、电报通讯、医疗机构、运输部门等后勤工作的正常运行，为后来的战败买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风纪的败坏，将士们的腐化堕落，大大的加剧了军纪的涣散，直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致使其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

恰如后世大学者梁启超先生言之淮军“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

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

以此等将帅临前敌，安得不败？

”，“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14]。

（三）对晚清时局的危害

为了办洋务、办海军，清王朝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源源不断的费用开支需求让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加强了对广大老百姓的残酷剥削，不惜用尽一切方法进行搜刮，而这些加在以农民为主体的贫苦老百姓身上的沉重的负担却并没有转化成广大人民群众所期盼的安居乐业，反而填满了淮系分子的口袋。

伴随着淮军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民众更加愤怒，这种隐藏在老百姓心里的苦闷情绪使晚清本已内忧外患的时局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严重的削弱了封建国家机器的统治功能。

（四）为后世北洋军阀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

淮系集团腐败问题的深入骨髓，让其在甲午海战中一触即溃，淮军势力直驱而下，随之被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取代。

“湘军实开军系的先例，淮军事其遗风，北洋军系扩大其影响。

”[9]追本溯源，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其实是从淮系脱胎而来，他本身就是淮军统领吴长庆的部署，“是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所豢养之人’”[9]（P211）。

1901年李鸿章逝世后不久，袁世凯便接替他坐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宝座，之后凭借手中掌握的北洋军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淮系集团的腐败给北洋军阀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让中国社会陷入了无止尽的军阀混战中，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灾难。

五．结语

纵观整个晚清时期，淮系集团的腐败问题一直伴随着它的成长和灭亡，正如李鸿章晚年而言：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

不过勉强土石，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

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萁，亦可支吾对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