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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意义单位 

“最小的意义单位”这个表达式含义不明,于是有人把它进一步理解为“简单的意义单位”(王力,二,171页)。

刘叔新把词定义为”意义单纯的语言单位”,并举例说”知识”“表示一个单纯的概念”,与此相对,”知识分子”是个词组,其意义是”复杂”的(邢公畹,118页)。

这是个更糟的定义,”知识”、”法”、”衍射”,这些都是单词,但何尝意义简单?

在我看,”知识”是个很复杂的概念,至少和”知识分子”同样复杂。

况且,决定一个概念是否复杂,不是件容易的事,并不比确定什么是意义的单位容易。

最小音义结合体:

语素 

其实,采用这一定义的论者多半指的是”语言中独立地具有意义的最小声音单位”、”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或诸如此类。

这个定义不问词义是否还能分解为更小的单位,问的是一个语音是否还能分解为具有含义的语音单位。

Beacon固然可以分解为bea和con两个音节,但这两个音节各自或者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不能说明beacon的意义。

”醉”是”承载意义的最小单位”,一方面,若把它分解为更小的单位,z和ui,那是些没有意义的声音;

另一方面,”他喝醉了”固然承载意义,但它不是承载意义的最小单位,因为它是由”他”、”醉”等更小的音义结合体组成的。

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囫囵”,可知”囫”、”囵”都不是词,”囫囵”才是单词。

“最小音义结合体”是一条值得追循的线索,但拿它来作”词”的定义则有疑问。

次要的一点是它仍然和意义相连,缺少外在判别式,例如作为词缀的”儿”和”子”,怎样判断它们独立具有意义,抑或只是附加的符号?

但这个定义的主要困难在于:

语言学里普遍把承载意义 

的最小单位称为”语素”(morpheme)。

语素是比单词低一级的音义结合体,固然,多数语素本身就是单词,如he,top,但也有些语素不成其为单词,如co-,pro-,trans-、-ness、-ism,它们符合”音义结合体”这个定义,但不是词。

语素概念也早被引入来分析现代汉语,按照这种分析,虽然汉语里很多语素同时就是词,但也有大量的字,?

quot;

英”、”始”、”鞠”,有音有义,是语素,但不是词。

基本造句单位:

独立成句 

用”最小意义单位”来定义词看来行不通。

另一种通行的定义是”最小的或基本的造句单位”(高名凯、石安石,105页;

张志公,126页)。

”基本造句单位”又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理解为”能够单独成句的单位”(Bloomfield,178页),一种是”自由形式”。

赵元任基本上同意”单独成句”这个定义,但他提出了不少附加标准(赵元任,二,79页、86页、101页)。

王力则反对这个定义,因为这样一来至少得把”吗”“之”这些单词都排除在单词之外(王力,一,17页)。

对此,吕叔湘提出一个补充方案:

把一个句子里能单独成句的成分拣走,剩下的成分,若不是一个词的一部分,就是词,例如”我下午再来”,把”我”、”下午”、”来”拣走后,剩下的”再”字也是词。

但”比赛现在开始”里的”始”字不属此列,因为”始”是”开始”这个词的一部分(吕叔湘,17页)。

这个补充方案虽解决了部分困难,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就是很多词不能单独成句,不仅很多虚词不能单独成句,多数副词都成问题,其它的词类中也有不少例子。

”都”、”已经”、”满地”、”得到”、”度数”,按照我们的实感应是单词,却从不独立成句。

吕叔湘自己还列举了一些更复杂的情况,1,有时不能单独说,有时却能单独说,例如三号楼、院领导,2,科技文献中可以单独说,例如氧、叶,3,熟语里可单独说,例如前怕狼后怕虎、你一言我一语,4,口语中不单独说,文章中却可以单独用,例如云、时(吕叔湘,18页)。

英语里也有the之类的难题。

不仅有这些实例为证,而且,从道理上说,也看不出为什么把”是一个词”和”能够单独成句”联在一块儿。

从字面上说,”造句”和”单独成句”显然是两码事,让学生用”满地”造句,不是让他把”满地”当作一个句子。

单词独立成句本身是个值得讨论的现象,但它与词的定义没有直接关系。

自由形式 

另一种理解不把”基本造句单位”看作”能单独成句”,而是理解为”自由成分”或”自由形式”(freeform)。

自由形式是不粘附于其它语言成分的单位,它不必须和某个其它成分连用而能和别的单位自由组合。

”我”、”是”、”看见”可以出现在无数种前后文里,在合乎句法的条件下可以和任何语词搭配,是典型的自由形式。

相反,”英”这个字只出现在”英雄”、”英俊”、”群英会”等特定的搭配之中,所以它不是自由形式。

至于”龌龊”,”龌”只带着”龊”,”龊”永远跟着”龌”,两个字分开来都没什么含义,自然更不是自由形式了。

另有一些字,?

取”和”笑”,在”取笑”这话里粘连在一起,不能自由移动,在”取订单”、”笑他弟弟”这些话里则是自由形式。

“自由形式”和”单独成句”是对”基本造句单位”的不同理解。

”吗”符合”自由形式”这个定义,但不符合”独立成句”这个定义。

然而有论者不加辨别,已经把”基本造句单位”明确界定为”在语句中能独立活动的基本语法单位”,接下来立刻又把这话解释成”能够单独成句”(陈光磊,9页),或干脆把两者混在同一个定义里,说词是”能够单独说的、自由运用的造句单位”(李荣,14页)。

我认为,”最小造句单位”只能由”自由形式”来定义,而不能由”独立成?

来定义。

“自由形式”和”最小音义结合体”显然是不同的定义,”英”是音义结合体,但”英”在现代汉语里却不是自由形式。

然而有些论者同时采用这两种定义:

”词是由句子中分出来的最小意义单位,这就是说,词是句子所由组成的各个可以独立运用的部分”(王力,三,238页)。

这种”兼收并蓄”不能解决而最多是掩盖了我们的困难。

我们希望找到把不同线索结合起来的结构,而不是在两条线索之间摇摆的折中主义。

“自由形式”这个定义有自己的困难。

驼和鸭都不是自由形式,羊和鸡都是,推论下来,似乎”驼毛”和”鸭蛋”都是单词,而”羊毛”和”鸡蛋”都是自由词组(吕叔湘,20-21页),这未免有点奇怪。

不过我们先放过这层困难,来看一看怎样确定自由形式。

扩展法 

比起从意义方面来定义的”音义结合体”,”自由形式”这个定义看来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可以由外在的标准来判别。

最通用的判别方法是”扩展法”或”插分法”:

我们想知道hittheman是一个单词还是三个单词,我们可以试着在hit和the之间以及the和man之间插入另一些语言成分,看看成不成话,例如把它扩展成为hitandkilledtheyoungman,现在我们看到这仍然成话,于是就确定hittheman是三个单音节的单词而不是一个三音节的单词。

相反,在youngest中间,在young和-est之间,无法插入任何别的成分,由此可知youngest是个单独的词。

同理,something是词组而something是单词,因为我们说somegoodthing,但只能说somethinggood。

由此也可知,虽然un-、-est、-ness等等可以加在很多词上产生新词,但它们本身只是词缀,不是单词。

很多研究汉语的学者也采纳扩展法来区别单词和词组(王力,一,46页;

高名凯、石安石,106页),有些在运用时有所变通(参考:

陈光磊,13-14页)。

根据扩展法,可以判定”老婆”是单词而”老人”是词组,在”老人”之间可以插入别的字,扩展为”又老又丑的人”,但”老婆”中间就插不进任何别的字了。

”马车”可以扩展成”马拉的车”,所以是词组,不是单词。

”说话”和”取笑”都是动宾结构,但一个是词组,一个是单词,”说话”可以扩展为”说大话”、”说废话”,”取笑”中间则不能再插入任何语词(王力,一,46页)。

我们也可以用扩展法来检验包括”英”字的所有语词,如”英雄”、”英俊”、”群英会”等等,结果发现”英”与另一个语素之间都插不进别的成分,由此可知在现代汉语里”英”是语素但不是单词。

扩展法的缺陷 

扩展法的一个优点,是它能提供外部标准。

但这个优点其实十分有限,我们说允许在几个语言成分之间插入其它成分,当然是说插入了其它成分而意思没有大变。

我们凭什么?

老婆”不能扩展成”老年的婆婆”?

因为”老婆”和”老年的婆婆”意思不一样。

然而,把”马车”换成”马拉的车”,意思就当真没变吗?

一辆车现在由骡子拉着,我们仍然叫它”马车”,用马来拉一辆小汽车,这辆小汽车并不因此叫作”马车”。

这个反诘虽然有点刁钻,但的确需要回答。

总的说来,”意思不变”、”意思一样”是极难澄清的概念。

但无论意思变了还是没变,总要对意思有个了解,而这种了解恰恰又回到了”内在”方面去了。

而且,我们根据什么规则允许把”马车”换成”马拉的车”,而不是仅仅换成”马的车”?

”马车”可以扩展为”马拉的车”,那么”火车”、”卧车”、”机车”、”大车”、”铁路”呢?

我们能否说火车是火力推动的车,铁路是铁轨铺成的路?

如果提供不出一定的规则,说不定所有的复音词都能扩展,即如”取笑”,亦可扩展为”取其短处加以嘲笑”。

而且,在西语分析中采用扩展法就会碰到不少模棱两可的案例,应用于汉语分析,疑难的例子更多。

王力承认有时会碰上分不清的例子,如”干儿子”、”帝国主义”等(王力,一,14页)。

进一步的验试发现疑难实例远比”有时”更经常。

”物理”(物之理)、”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人心”、”六边形”、”法律学”,算不算合乎扩展法?

”打倒”等动补式组合通通可以插?

得”字”不”字,构成了另一大类难题。

再如”鞠躬”,人人都会认之为单词,却可以扩展为”鞠了个躬”。

另一方面,”含沙射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成语、熟语在句子里总是连在一起用的,不能在中间插入别的成分,但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单词吗?

最后,采用扩展法得出的结果常和我们对语词的实感相去甚远,例如”英”“烈”被认作词素,”稳”“定”则本身是词,”英烈”和”稳定”的构词就实感而言有多大差别?

再则,拿汉语里的”英”、”扩”、”始”来和英语里的trans-、un-、-ness一类比照,不同之处大于相同之处。

1,英语里的这些亚单词语素,主要是前缀、后缀,汉语里是否存在词缀,则有争议,即使存在,也很不发达。

2,作为词缀的语素,含义极抽象,而”英”、”扩”、”始”等汉字,含义像其它单词一样具体。

3,现在所谓语素,在古汉语里都是单词,而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可以交叉使用,”始于”、”自某月某日始”这类表述现在仍很常见。

最近北约开始考虑东扩,这里的”扩”显然是个单词。

扩展法看来有很多缺陷,所以王力说它是”在没办法之中想办法”(王力,一,46页)。

仂语 

即使”马车”、”说话”等等不是单词,但它们总比一般自由词组结合得紧密,我们的实感总觉得它们和”大车”、”取笑”更近些,和”一匹白马拉的破车”或”说了一上午的话”远些。

王力采用”仂语”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貌似单词而经不起扩展法检验的复音语词,都是仂语。

仂语是汉语里一个庞大的中间体,一边与复音词邻接,另一边和自由词组邻接。

然而,我们应当怎样定义”仂语”呢?

我们看来只是把给词下定义的困难转移过来而已。

”凡词群没有句子的作用者,都是仂语”(王力,一,42页)。

这个定义实在糟糕,按照这个定义,”马车”、”马拉的车”、”这辆从来没有任何人动过的车”,都该归在仂语里。

但显然,”马车”的结构、功能和具有意义的方式都和”挡车”、”大车”这些标准的单词更为接近,和”这辆从来没有任何人动过的?

则相去甚远,故有论者说:

”我们把它(“马车”)当作一个单词看待,也不能算错,而且在习惯上是很自然的”(文炼,226页)。

可以肯定,王力心目中的仂语,只有”马车”、”说话”一类,而不包括”这辆没人动过的车”一类,所以他会说”仂语在原则上等于一个单词的用途”(王力,一,45页)。

可按照他对”仂语”的定义,偏偏要把”马车”和”这辆没人动过的车”划在一类。

看来,仂语概念无助于明确词的定义。

外部标志:

拼写与语音 

科学偏爱具有形式标志的定义,在这一点上,语言学殊非例外。

所以很多语言学家反对从意义方面来下定义。

”造句单位”可由扩展法判别,但不仅例外太多,而且再追一步,扩展法仍然依赖我们对意义的了解。

在哪里能找到较为确实的形式标志呢?

在拼音文字里,似乎有个简捷的办法:

看一看语词是怎样书写的。

然而,谁能单凭这一点来确定roadblock是一个词而roadmachinery是两个词呢?

”海滩”在英文里有时写成seashore有时写成seashore,那么它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

至于中文这样的非拼音文字,书写特征就更不足为凭了。

其实,”语言学所谓形式就是音,并不是文字学所讲的’形’”(赵元任,三,64-65页)。

那么,我们也许会期待语言学专家通过实测语音之间的间隔来确定词这个单位。

可是这项工作得不出什么决定性的结论,因?

在实际说话时每个词之间不会有停顿”(克里斯特尔,145页)。

虽然我们可以找到词这个单位的一定语音特征,但无法单凭语音特征来确定单词之间的界限,实际上,”语义学乃是音位分析的必要条件”(乌尔曼,195页)。

有教科书称”词的语音形式独立、完整而固定”(邢公畹,119页),然而却不曾提供任何证据资料,所以不足为凭。

其实,单靠语音无法界定单词,这一点早有定论:

”词是语言单位,而不是语音单位,仅仅对连续的话语进行语音分析不能告诉我们这段话是由多少个词组成的,也不能告诉我们词与词之间的界线。

这是语言学家早就承认的、无可争议的事?

(叶斯柏森,108页)。

近几十年的继续测试并未改变这一结论:

”如果全然不知道词的意义,简直不可能确定一个词在哪里停止而下一个词在哪里开始”(BolingerandSears,42页)。

陆志韦很早就指出单根据声音来给词下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办法在汉语尤其行不通,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代表”和”戴表”(陆志韦,14页)。

王力的看法也是这样(王力,三,240页)。

陆志伟自己采用的方法叫作同形替代法(陆志韦,15-26页),这个方法没有被后人普遍认同,他的工作可说是后继无人。

赵元任曾对这个方法的主要缺点做了说明(赵元任,三,236页),不过他认为把某些语音特点和同形替代法综合起来考虑,”也许会产生出一个跟其它语言的word很相似的概念”(赵元任,三,2页),”这些因素(重音声调等)看来至少能给出部分答案”(赵元任,三,237页),但他同时也指出,汉语复合词固然有轻重音型这一特定的音型,但”在这一方面,词组跟复合词没有区别”(赵元任,二,79-80页、190页),”袖手”是词而”就走”不是,”图书馆”是词而”他不管”不是。

词和字 

为”词”下定义的工作陷入困境,根本的原因也许在于”word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赵元任,三,233页)。

在西语里,语言的基本的单位是词,在汉语里,是字?

字”这个概念的外延很清楚,字读出来是一个音节,写出来是一个方块。

小学校里最初一个一个教的,任何语文工具书必须一个一个解释的,就是”字”。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赵元任,三,248页)。

在一个基本的意义上,汉语的字和西语的word大致相当:

在西语里,绝大多数的语素本身就是单词(元素词),而在汉语里,绝大多数的语素都是字。

在西语里,复合词是由元素词构成的,汉语里的复合词则是由字组成的。

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语音和语义的,因此,确定最小音义结合体始终是语言学的一项中心任务,而在汉语里,音义结合体就摆在字这个自然层面上,那我们似乎是该把字当作”中心主题”。

但多数汉语研究者的看法不是这样。

吕叔湘说:

”用传统的’字’来分析古汉语的语法结构,也许还可以试试,用来分析现代汉语,显然行不通了”(吕叔湘,14页)。

王力明确反对以字为基本单位,主要根据是”字在语法里是没有地位的”(王力,三,237页),”葡萄”的”葡”,”刀子”的”子”,”铁路”的”铁”,都是一个字,但这里的”铁”是一个词,”子”是一个词缀,”葡”什么都不是,语法地位完全不同。

王力坚持以词为基本单位,是从语法的普遍性着眼的,甚至包括对中文拼音化的预期。

同样,陆志韦对”词”这个概念的研究,可以说根本就是由推崇白话和拼音化促动的(陆志韦,3页,12页)。

的确,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似乎总应力求获取普适性。

字是单属于汉语的东西,”词”这个单位却是各种语言里都有的,以词为基础,似乎有利于把汉语研究和一般语言学研究统一起来。

何况,现代汉语正在向复音的语言单位转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教学实践中,即使第一步确定了以字为基本单位,下一步仍要面临区分复音词和自由词组的问题。

所以,赵元任虽然断定”在中文里,跟英文的word相当的社会学上的单位就是字”(赵元任,二,72页),但他还是下了好大的功夫来界说”词”这个”辅助性的副题”(赵元任,二,第三章)。

再说,倘若汉语里比较接近word这一级的单位是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径用”字”来翻译word呢?

综观前面对”词”这个概念所作的分析,主要得出”语素(最小音义结合体)”和”自由形式(最小造句单位)”这两条线索。

在西语word这个层次上,这两条线索大致重合:

绝大多数语素同时也是自由形式,只有trans-、-ism等少数例外。

所以,西语研究把word作为语言的基础层次,颇为自然。

在古汉语里,在”字”这个层次上两条线索也基本重合,只?

囫囵”这样少量的连绵词是例外。

如果讨论的是古汉语,我们满可以用”字”来翻译word。

但上古以后,通过意义兼并、近义词结合、习惯用法等等,多音语词渐渐多了起来,”语素”和”自由形式”不再相合:

字大都是语素,但其中一半是自由形式,一半不是;

词汇多半是复音词,是自由形式,但不是”最小音义结合体”。

所以,”字”或”词”都不能和word对上。

”语素”这条线索大致落在”字”上,”自由形式”馓跸咚鞔笾侣湓?

词”上。

这样我们也就清楚了:

以字还是以词为基础单位,实际上争点在于侧重于音义结合体还是侧重于造句单位。

像赵元任那样建议以字为基础单位,等于是说音义结合体是主导线索,像王力那样坚持以词为基础单位,等于是说造句单位是主导线索。

人们更经常把word译作”词”,这似乎表明人们更偏重于从”造句单位”来理解word。

依我的看法,这两条线索的重要性差不多。

后面我将表明这一看法的依据。

其实,虽然汉语研究者有的赞成以字为基础单位有的赞成以词为基础单位,但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差不多都是两者并重的。

定义和概念分析 

我们行到中途,有必要停一下,看看自己走到哪里了,看看我们是否已经接近了”词”的定义。

对定义工作有一种极常见也极幼稚的误解,以为给”词”下定义就是要找出一个或一些特征,为一切词所共有,为一切非词所不具有,似乎这样的特征就构成了词的本质。

”词”这个概念从来不是从所有词的共同点归纳出来的共相,我们原不可能把天下的单词或至少一种语言里的单词都摆到眼前,以便抽绎出它们的共同之处。

所谓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实是完全无视经验的主张。

”词”是日常用语,我们平时用”词”所称的,原不一定具有某一或某些共同点,这一点已由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讲得很清楚了。

退一步讲,如果是由于所有的词都有一个或一些共同点所以都称作”词”,像所有的兔子都具有一些共同点那样,那只说明”词”这个词没什么概念内涵,不过是个名称而已。

而本质却是属于概念的,我们不谈论”兔子的本质”。

要理解词的本质,首先需要的不是定义,而是概念分析。

对”词”作所谓”概念分析”,说得最简单,就是弄清我们把这些语言单位叫作”词”而不把另外一些语言单位叫作”词”道理何在。

”词”的概念分析回答”词”这个概念是根据什么道理形成的,而不是回答”所有被称作’词’的东西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音义结合”和”造句单位”就是这样的道理。

但其中每条道理,乃至各条道理的联合,通常都不能充分界定”词”的实际用法。

首先,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已经穷尽了实际用法所基的全部道理;

其次,一些新道理可能在不断改变实际用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保证一切实际用法都必定符合某种道理。

那么,”词”岂非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定义了?

自然概念本来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定义。

像”音元”、”语素”这样的理论概念是可以充分定义的,所有语素都是”最小音义结合体”,没有例外。

这并不奇怪,因为”语素”不是一个自然概念,它本来就是其定义的缩写。

与逻辑主义者的论断相反,概念的可充分定义性并非泛泛的优点,而只是建构精密理论的一条必经之路。

如果把”音义结合”、”造句单位”这样的分析结果称作”定义”,那它就是揭示性的或概念性的定义,与理论概念的定义不是一回事。

概念性的定义无需提供形式标志。

本文第一节提到,从意义、观念、概念方面来定义词,人们疑虑重重,因为”意义”等概念缺少形式标志。

在概念分析的范围之内,这种疑虑是多余的。

“词”、”句”、”意义”等,一方面来自自然语言,同时又是语言学理论中的概念;

它们是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也可说是桥梁概念,是沟通自然理解和专业理解的桥梁。

我们在为理论目的定义这些语词的时候,既要梳理其原始概念结构,又要考虑其构建理论的功能。

在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起”语素”、”音元”等纯粹理论性的术语。

这些术语的整体构成了一门科学的语言,即建立在自然理解基础上的一种亚语言。

从建构理论的目标来看,可以把概念分析看作定义的准备工作。

但”严格”的定义工作不是用来界定”词”的实际用法的,而是用来构建语言理论的。

我们会纳闷,即使能够通过重音声调等等确切地界定什么是词,对平常人怎样确定什么是一个词也并无帮助。

这些技术性的方法,十分繁难,我们未经训练,没有设备,所以无法应用,其结果也只是一些技术术语,完全不能增进我们对”词”这个概念的理解。

然而,这些定义本来不是为了直接增进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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