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麟导师的观点任何神圣的概念都有可能被误用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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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行为的善恶属性，及内外条件成熟后，它们就会显化出一种力量，叫“业力”。
这种力量就会作用在我们的身心或者周围事物上，形成善的作用或者恶的作用，通俗地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围绕着“业”这一核心思想发展而来的庞大而系列严整的哲学和修行体系，成为业力学说。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业论也开始深入人心。
如果不能理解业这个核心理论，必然会出现使用误区。
目前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现象——泛业力论。
无论什么事情都拿业论来解释，比如今天生病了，哦，此乃恶业现前，生病是消业也，不能吃药哦；
今生命运为何如此坎坷？
业力使然！
你丈夫为什么对你这么不好？
因为你上辈子欠他的，今生你的遭遇就是果报……因为有恶业，也就有“如何消业”这一话题，尔后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就利用“消业”来大发横财，并产生了一系列围绕着“消业”的产业链条，美其名曰“普度众生”。
业论在关于因果循环相报、六道轮回不息、生死苦海不止、为何人生被一些强大且无形之身心内外之势力所掌控而不得自由、为何有这个变幻无常的现象世界等等，给予一个内在的、先验的、深度的和体系谨严的解释和说明，这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
与业相关的“业力”“业障”“消业”“转业”等名词，自古以来一直是印度文学、哲学、修行、宗教、伦理、习俗等核心名词之一。
但任何一个名词术语都有其使用范围，业论的概念仅适用于我们生命修行领域，若把它无限地扩大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就会滋生罪恶，从而引发人类的灾难。
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其中一例。
种姓制度的意识在印度根深蒂固，至今废而不除。
这一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种姓为婆罗门，掌管着宗教、祭祀、司法、文化教育等；
其次为刹帝利，主要掌管行政管理和军队，拥有世俗的权利等；
再者为吠舍，由平民、商人、手工劳动者组成；
最低是首陀罗，意思是被踩在脚下的人，只能当仆役。
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
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绝大部分为农村贫雇农和城市清洁工、苦力。
各个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互相不能通婚、交往，共食、并坐。
种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印度教徒应该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样的衣服，从事什么职业，同什么样的人交往，与什么样的人结婚，享有怎样的社会地位和负有怎样的义务及责任，死后在哪里埋葬以及怎样埋葬，等等。
整个印度社会都在严格执行四种姓制，持续至今。
首陀罗和贱民这些低种姓人占印度总人口的65%-75%，他们长期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过着非人般的生活。
比如婆罗门杀死一个贱民，几十卢比就可以私了。
（1元人民币≈10卢比）。
前几天新闻报道，一对姐妹被轮奸后又被吊死在树上，警察过来看了看，发现是低种姓的，敷衍了事就走了。
两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这就是当今的印度，贱民们的命连狗都不如。
印度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存在了数千年的贱民生活区
那么是什么东西几千年来维护这个种姓制度？
就是“业论”二字。
统治阶级利用业论反过来强化这种种姓制度。
业论不打破，种姓制度在印度不可能被打破。
65%-75%低种姓的人不可能翻身。
有人会问，这65%-75%的人为什么不起来反抗？
你会发现在印度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农民起义现象。
业论就像一具无形的枷锁，把他们肉体和精神牢牢束缚住，甘于处在这种卑贱的地位。
统治阶级利用业论学说让下等种姓的人无怨无悔地为高等种姓的人服务。
这个学说告诉你，你现在受苦是应该的，你出身在低等种姓家庭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上一世造了恶业，且罪业深重，想出头也很简单，服从命运的安排吧，这是你消业的唯一方式，如此你下一辈子就会投胎到高等种姓家庭。
反之则降级。
如果你碰到一个首陀罗种姓的人，你说资助他让他去经商。
他会先摸一下你的额头，如果没发烧的话，他会建议你到精神病院去。
因为你说的话是违背常理的，首陀罗这一等级是不配经商的。
印度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这个顽固的观念持续了三千多年，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消除的。
释迦牟尼及他后世的弟子们终身都在抨击种姓制，都在为破除阶级制度而奋斗。
佛教提出了一个自己的社会阶级论，即“众生平等、无有高下”。
这一点与婆罗门教即后来的印度教水火不容，但是最终印度教胜利了，其标志是公元12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
“业论”学说无论在印度教，还是在佛教中，稍不注意就极易产生“宿命论”“沉堕论”“种姓论”等思想。
西藏很多百姓都信奉佛教，相信业论学说。
旧西藏的统治阶级正利用了这一点，无限扩大了这一学说的概念，利用“宿命论”、“沉堕论”、“种姓论”来加强对民众思想的垄断与控制。
使西藏行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
西藏封建农奴制于公元10世纪建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直至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时才被废除。
此制度中，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却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
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却没有土地，他们终身依附于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一无所有，处境悲惨，毫无人权可言。
对这些人，西藏有民谚称：
“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
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
”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
大卫·
妮尔1916-1924年间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考察。
1953年，她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对旧西藏的农奴制有过这样的描述：
“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
”“为了维系生活，农奴不得不借钱、借粮、借牲畜，支付高额利息。
然而，来年的收获永远还不完膨胀的利息。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子。
……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
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
旧西藏的落后从以下情况可略窥一斑：
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
没有现代医疗，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医治疾病的主要办法，人均寿命只有35.5岁；
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
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电站，且只供少数特权者使用。
亲历旧西藏的中外人士无不被其落后的社会场景所触动，并留下许多身临其境的描述。
1945年，著名藏学家李有义在西藏实地考察数月后观察道：
“在沿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约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败的景象。
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几处人去楼空的废墟，垄亩痕迹依稀可辨，人烟却已杳杳。
我所经过的这种‘鬼镇’何止百处……我出发考察时正是秋收季节。
这个季节就是在内地比较落后的农村里，你也可以在农民的脸上看到收获的喜悦。
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农村，我却不曾看到一副喜悦的面孔。
我所看到的是贵族和‘差领巴’（收租人）对农奴的怒吼和鞭打，我所听到的是农奴的哭泣和叹息声。
农奴们不仅遭受着异常残酷的经济剥削，还要面临着跺脚、剜目、抽筋等极为野蛮的刑罚，整个社会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解放前的西藏农奴
统治者不仅通过行政权力，对广大人民进行人身统治，还通过宗教垄断（主要是对佛教中的业论思想进行曲解与滥用），对他们进行精神控制；
不仅要让他们在今生忍受当牛做马的痛苦，还要用业论对他们实施精神恐吓。
李有义在回忆文章《西藏，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中感叹道：
“西藏的农奴遭受着如此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我也向农奴问过这个问题。
不料他们的答复却是‘第，赖哉’，意为这是业果。
他们相信今世受苦是前世造了孽，今世受苦才能洗净罪孽，下世就能转生到更好的境界。
这就是喇嘛对他们的教导，而藏民是坚信不疑的。
”在李有义看来，正是这种思想控制，使“农奴一生一世都是为未来积累功德，贵族用鞭子抽他们，他们还以为是在为他们洗罪呢！
宗教被封建农奴制玷污，寺庙并非单纯的潜心礼佛的清净之地，而是集开展宗教活动、控制一方政权、实施经济剥削、囤积武装力量、进行司法审判等功能为一体的统治堡垒。
有的寺庙内部私设公堂，不仅有手铐、脚镣、棍棒，还有用来剜目、抽筋的残酷刑具，惩罚农奴手段极其残忍。
曾感慨旧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年代的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
坎德勒，面对布达拉宫，语气严厉地指出：
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去犯罪的情景更多。
1959年解放军入藏铲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才得以解放。
这就是误用业论的历史教训，这些时代都是人类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之一。
业论使用好了，可以启迪人走向光明，走向觉醒，可以成为民众勇猛精进的动力。
因为因果真实不虚，我种善因了，一定能收获善果；
若使用过度了，则形成束缚人的枷锁，使人走向堕落和黑暗。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之所以出现自焚、自残、杀妻杀子、有病不去医院治疗、反社会、反人性等种种极端行为，就是受到被扭曲后的业论思想之蛊惑所致。
目前社会上打着所谓的“宗教修炼”“企业家修炼”“灵性修炼”“潜意识修炼”“家庭系统排列修炼”等名目繁多的“修炼”中，到处盛行着曲解后的种种“业论”思想，来达到各自不可告人之目的。
任何一个神圣的词语都有可能被误用，因为对“上帝”这一概念的滥用与误用，导致了西方中世纪长达近千年之久的黑暗时期。
而今，在千年以后的中国大地上，要跟民众宣扬业论学说，如果不把有可能被误用所产生的灾难说清楚，极易被心怀不正和无知的人所误用，伤及修学者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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