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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鲁到了他所说的茶馆，见妈妈去了，他赶紧起身迎接妈妈，却只听“砰”的一声，李云迪的头碰在了门上，原来那是一扇玻璃门。
妈妈很心疼儿子，可突然她心间不禁一动。
回到训练室，妈妈说：
“云迪，刚才我仔细想了，你现在的情况就像在紧闭着玻璃门的房间里一样，人们虽说能看见你，可你却拒人于门之外。
这样，面对你的妈妈，你也难免要碰头，更不用说在面对别人的时候。
”见儿子若有所思，张小鲁又说：
“你总说你依然要积累，你想过没有，哪怕你的艺术修养再高，但你不能进入大众的心间，人们不能听到你的演奏，你这种修养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了妈妈的话后，李云迪整整天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母亲的话在他脑海里不停闪现，他对所谓的提升修养第一次有了怀疑。
第四天，当张小鲁再见到儿了时，李云迪神采飞扬地说：
“妈妈，我想明白了：
以前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认为这样才是全身心的投入。
但我错了，音乐不属于哪一个人的，是属于所有人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音乐，就会有艺术。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砸碎这块‘玻璃门’，置身广大的观众之间。
”说到这，他深深向妈妈鞠了一躬，说，“谢谢妈妈！
李云迪从此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从2010年到2011年的两年里，李云迪一心扑在了演出中，在与DG公司解约多年后，他又与古典唱片品牌EMI公司签约，并录制发行了《肖邦夜曲全集》。
2011年3月1日，在波兰华沙国家大剧院肖邦诞生日音乐会上，李云迪担钢这场音乐会的演出，并被波兰授予第一本肖邦护照。
2012年央视春晚上，李云迪更是一改以往浪漫含蓄的演奏风格，与著名歌手王力宏演绎了一曲激情澎湃的《金蛇狂舞》。
这次演奏不禁让人们想起了当今最受人热捧的钢琴手郎朗。
人们说，李云迪一度领先郎朗，尔后被郎朗远远甩在了后面，如今他又能与郎朗并驾齐驱了。
这让妈妈好不欣慰。
艺术是让人认识的，艺术不是“玻璃门”，而它是“舞台门”，一个钢琴家只有将自己美妙娴熟的琴声献给最广大的观众，其艺术才真正拥有巨大的生命力。
你的感悟：
2、钱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
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
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
“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
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
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
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
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
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
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
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
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
“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
”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
《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
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莲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
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
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
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
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
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
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
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
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
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
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
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
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
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
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
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选、秀服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
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3、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
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
一个锐敏，一个温煦；
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
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
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
梁实秋晚年曾云：
“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
”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
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
“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
”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
“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
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
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
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
梁夫人透露说：
“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
”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
“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
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
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
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
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
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
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
“老师到哪里去？
”“到南京去。
”“去做什么？
”“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师母呢？
”“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
“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
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
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
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
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
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
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
“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
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
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
“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
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
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
“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
”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4、弘一法师李叔同：
如何从风流才子变身一代高僧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一曲《送别》唱到今天，激起人们多少往日情怀!
这首名歌的曲作者，是美国音乐家福斯特；
而词作者，便是我国近代艺坛上的一位杰出的先驱人物：
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
李叔同（原名文涛，别号息霜，法号演音、弘一）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正如他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所说，他是我国最早出国学文艺的留学生之一；
是最早提倡话剧，最早研究油画，也是最早研究西方音乐的艺术教育家之一。
他终身的“艺事”——书法，更是达到极高的境界，被誉为20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之一。
这位20世纪初瑜亮一时的艺术家，中国现代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者，不啻如流星划过夜空，却想不到于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斩断世情俗怨，从此芒鞋布衲，托钵空门。
由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由峰而谷，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惘然?
在一本“纪念册”里，留有他年轻时饰演“茶花女”的倩影，也印着他安样圆寂于陋室绳床的情景。
关于李叔同先生皈依佛门的缘起，众说纷纭，但无论在俗、出家，李叔同的“尘缘”实际上从未断过，且十分认真执着和彻底。
他传奇般的一生充满诗意和神秘感，今天的人们，观照昔日弘一大师的尘缘萍踪，想必会多一份对人生的感悟和启示！
二十文章惊海内
李叔同于1880年阴历9月20日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
他父亲为李鸿章同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
致仕后经营盐业，兴办银行，为津门富豪。
李叔同是五姨太所生，当时他父亲已68岁，虽然李叔同五岁即遭父丧，他少年时的生活仍然是极为优裕的。
他的兄长和母亲很注重他的教育，延请了天津名士赵幼梅教他诗词，唐静岩先生教他书法，加之他本人极为聪颖好学，小小年纪便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国学修养。
有道是“《文选》烂，秀才半”，李叔同7岁时便能熟读《文选》，且写得一手像样的书法，被人称为“神童”。
由于家庭的变故，李叔同14岁陪他的生母南迁上海。
晚清的上海，也是西洋文明和东方文化碰撞的边缘。
既有传统文化的底子，又有“欧风东渐”的浸染。
李叔同在上海入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先生受业，与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人同学。
这是当时上海最先进的学校。
在这里，他一方面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一方面又吸纳了“新学”的精华，促发了他积极用功，奋发有为的心态。
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参加者多为一时俊杰。
而李叔同应征的文章，名字屡屡列为第一，从此被上海的名士闻人所青睐，被视为“才子”驰名于上海滩。
二十岁上下的李叔同，不但是才华横溢的文士，也是一个颇为放浪的富家公子。
在天津、上海，他与一些艺界女子甚至风尘女子来往不断，与名坤伶杨翠喜、谢秋云等过从甚密。
李叔同早年的诗词有许多与名妓名优唱和的作品，称他“寄情声色”，是一点不过分的。
然而，寄情声色亦自有其社会与个人的背景。
1900年前后，中国已被列强“瓜分豆剖”，日渐沦亡。
李叔同本人亦经受了科考失败等打击，眼前缺乏前途的光亮，不免追求声色刺激，所谓“奔走天涯无一事。
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表明他当时的消极情绪。
虽然如此，李叔同在上海时期，上有慈祥的母亲、下有贤惠的俞氏夫人和两个孩子，家庭生活却是幸福、祥和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李叔同充分享受亲情乃至物质利益的时期，这种富家公子生活直到1905年，李叔同丧母之后。
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王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李叔同扶柩回津，并依“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为母亲举行了丧礼。
举哀之时，李叔同在四百多中外来宾面前自弹钢琴，唱悼歌，寄托深深的哀思，此举被视为“奇事”，天津《大公报》称之为“文明丧礼”。
李叔同很早丧父，教养培育基本靠他的生母王夫人，是以奉母至孝。
生母去世，对他刺激很大，认为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去”，乃东渡日本留学。
是年，李叔同曾作一首《金缕曲》述志，其词曰：
“披发佯狂走。
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
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
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
恨来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
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
是祖国，忍孤负?
”一派豪气，充满了炽盛的爱国热情，却也不乏“当时年少青衫薄”的冲动与柔情，是当年李叔同的自我写照。
丹青与粉墨
李叔同初到日本，对于明治维新以后的西化成果深感羡慕，对西洋艺术全面研攻。
他在上野美术学校西画科从黑田清辉等画家学习，同时又入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业余还研究戏剧。
在日本学习美术，李叔同接受的是西方写实主义教育体系，这与中国传统的以“修身齐家”为目标，“以学致仕”的教育体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传统的绘画，固然有其博大精深的一面，而西方写实主义美术更能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能深入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其独特的力量。
在上野美术学校，李叔同作为中国第一代美术留学生，受到日本各阶层的广泛关注。
日本《国民新闻》记者曾专访这位“清国留学生”的画室，只见四壁悬挂黑田、中村等人的画作和李叔同的油画稿，笔致潇洒，令人赞赏，这篇访问记就被刊于当时的《国民新闻》，很为人所注目。
李叔同刻苦学习，勤奋创作，其作品获得了当时日本美术界的很高评价。
在日期间，李叔同创作了大量油画、水彩画、国画和版画，回国时仅油画作品就有数十幅。
这些艺术珍品，大师在1918年出家前将它们寄赠给北京美术学校作资料，可惜大多失散。
1940年，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李叔同将他的作品送欧洲举办的世界美术展，临时竟一幅都找不到，只好作罢。
现今保存的叔同画作不过十幅，但均为艺术瑰宝。
上野美术学校课程中有裸体写生的内容，李叔同曾雇请一位日本女郎作模特，这一时期创作的人像人体素描，有不少成为美术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天长日久，李叔同和这位端庄秀丽的日本女郎发生恋爱，结为异国伴侣，并于1910年一同回到上海。
在日本学习美术，使李叔同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美术教育观念，并在国内培养了众多美术人才。
而“裸体写生”也由他引人中国美术教育中。
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多年后谈到李叔同在我国首创采用裸体写生的贡献时，仍然激动不已，对先生的艺术胆略非常佩服。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就学得很好，曾细读原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对西洋戏剧倾心已久。
1906年，他与曾孝谷等人创办“春柳社”，提倡话剧，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研究话剧的团体。
这个团体先后演出《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李叔同均任主角，一时声誉鹊起。
初演《茶花女》时，李叔同为了串演女角，还不惜将小胡子剃去，花重金做了好几身女西装，十分认真。
春柳社第一次演剧时李叔同所写的戏单印刷品，也被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珍藏。
由于《黑奴吁天录》中有反对民族压迫的内容，此剧还遭到清政府的禁演，这也说明其影响之大。
为人师表
李叔同一贯是坚定执着的爱国者。
留日期间，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反清的革命斗争。
1911年回国后，李叔同担任上海《太平洋报》艺术副刊主笔，竭力宣传革命。
在上海，他加入文艺革命团体“南社”，创作了《祖国歌》《大中华》等振奋人心的歌曲。
作为激进的青年，他不满黑暗的现实，要求改革社会，报效国家。
满腔爱国激情，化为澎湃激昂的诗句：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然而“辛亥”以后的中国，并非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一片光明，清政府被推翻了，却代之以军阀统治，社会的黑暗腐败，理想抱负的难以实现，使李叔同深感苦闷和孤独。
在这种心情中，李叔同应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聘，担任音乐、美术教师，实践他早年确立的“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理想。
浙江一师是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学校，师生中都英才辈出。
著名文学家夏丐尊先生就是这里的国文教师。
而丰子恺、刘质平等文化名人均就读于此，是李叔同的得意门生。
在同事、同学们心目中，这位李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言以敝之曰：
“认真”。
夏丐尊先生《平屋杂文》一书中有好几篇是写李叔同的。
他对这位“畏友”充满敬佩，认为李叔同是“我们教师中最不会使人忘记”的。
夏丐尊多次对学生说：
“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
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
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夏丐尊先生任学校舍监的时候，有一事非常困扰：
有同学失窃，而始终无人肯承认。
李叔同乃献一策：
君请书通告一纸，限某日前认错，否则本舍监只有一死谢罪!
还强调：
必须是准备认真践诺，方有效力。
夏先生实行没有，不得而知，但确实感到“骇然”于他认真的精神。
丰子恺在怀念先师的文章中写道：
李叔同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但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
每次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板书齐整，然后端坐讲台等学生到齐。
而对待学生的态度，李先生是“爸爸的教育”，是“温而厉”的态度。
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发出很大的声音。
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出门，和气地叫他进教室来，用很轻但很严肃的声音说：
“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
”然后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把门关上。
由于他的博学和人格魅力，李叔同令师生们敬仰有加。
“一师”时期，也是李叔同生命的辉煌时期，在各个艺术领域，诗、音乐、美术、金石书法方面，均达到了那个时候的最高境界，为后人提供了咀嚼不尽的精神食粮。
然而，这位渐臻于完美之境的大艺术家，却在“五四”运动的前夕、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定慧寺出家，正式皈依佛门。
念佛不忘救国
李叔同原本常读性理方面的书，后来又忽然对道教发生兴趣，案头常放着道藏。
据丰子恺回忆，李先生经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分赠给弟子们，仿佛即将远行一般。
有一天，李叔同由校工闻玉陪同，到大慈山辟谷，断食达十七天。
他还将断食的感受详细记录于《断食日志》。
这期间，他自感身心灵化，似有仙象。
平时以写毛笔字打发时间，笔力丝毫不减，而心气比平时更灵敏、畅达，有脱胎换骨般的感觉。
断食之后摄影留念，并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下排印着：
“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
但学道时间很短，“断食”之后即在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指引下学佛。
出家前一天的晚上，李叔同把丰子恺和另两位同学叫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东西送给这三人。
第二天，丰子恺等三人送他到虎跑附近的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
李叔同家人知道他出家的消息后，曾多次要求他还俗。
他的夫人携子来劝说他，他拒不会见，后在朋友苦劝下相见一面，但双手合十，口念佛号而已。
与他深深相爱的日本侧室专程赶来，他也只是口诵“阿弥陀佛”，再无他言，日本夫人只得痛哭而返。
李叔同出家后，发愿精研戒律，并且严格依照戒律修持，虔诚得近乎苦行僧。
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
律宗向以戒律森严著名，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被称为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
弘一法师为弘扬律宗，曾立下四誓——一，放下万缘，一心系佛，宁堕地狱，不作寺院主持；
二，戒除一切虚文缛节，在简易而普遍的方式下，令法音宣流，不开大法，不作法师；
三，拒绝一切名利的供养与沽求，度行云流水生涯，粗茶淡饭，一衣一袖，鞠躬尽瘁，誓成佛道；
四，为僧界现状，誓志创立风范，令人恭敬三宝，老实念佛，精严戒律，以戒为师。
二十多年精诚庄严的自律苦修，弘一法师使传统断绝数百年的律宗得以复兴，佛门称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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