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治疗之路下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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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观念就像一种症状一样在患者脑海中出现了，它替代了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观念，它是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
新鲜、造作、稍纵即逝，并且在由于抵抗的影响所造成的歪曲程度上也是与被压抑的观念极不相似的。
但是，由于它的性质就像一个症状，所以必然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观念很相似。
而且，如果抵抗不是太强大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从前者中猜到后者。
在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必定具有成为被压抑因素的某种隐喻（allusion）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对其做出表述一样。
在正常的心理生活领域，我们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其中那些与我们假设相类似的情形都产生了相似的效果。
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诙谐。
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迫使我去研究开玩笑的技巧。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话。
这是一段轶闻。
有两位不很检点的商人在一连做了几笔风险很大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挤入上流社会。
有一个办法令他们非常动心，使他们觉得有了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为他们绘制头像，而这位画家的画是非常出名的。
两幅昂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晚会上首次露面了。
两位主人亲自把本城最有影响的鉴赏家、艺术评论家领到并排挂着两幅画像的墙前。
这位鉴赏家兼评论家对这两幅画仔细地研究了好长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漏看了什么东西似的，用手指着两幅画之间的空档轻声问道：
“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呢？
”我看得出你们都觉得这个笑话很有趣。
现在让我们接着分析一下。
很明显，鉴赏家的意思是说：
“你们是一对无赖，就像耶稣基督受刑时，在他一左一右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两个盗贼一样。
”但是他没有那么说。
相反，他却说了一句乍听起来很奇怪不合时宜而又毫不相干的话。
但是，我们稍后一想，就意识到这是他心中鄙视的一种隐喻，而且是一种绝妙的替代。
我们不能指望从诙谐中找到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所具有的全部特征。
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诙谐的动机与这种观念中动机的一致性。
为什么这位批评家没有对这两个无赖直截了当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呢？
因为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反动机”（counter—motives）在抑制着他想把这些话当面说出来的欲望。
耻笑招待你的主人，而且他们随时都可以召来一批挥舞拳头的打手，这自然是很冒险的事。
很容易就会遇到和我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捣乱者一样的下场。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批评家没有直接表达他心中的想法，而是以“伴以省略的隐喻”的方式来表达的原因。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患者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被歪曲的替代物，来取代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观念。
女士们，先生们，像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那样，把充满情感的一组相互依赖的观念性因素描述成“情结”，的确很方便。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从患者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入手，来寻找那个被压抑的情结，只要患者能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自由联想的材料，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发现那个情结。
相应地，我们允许患者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我们的假设，即只有那些与我们寻找的情结有着间接依存关系的观念才有可能进入患者的头脑。
如果这种发现被压抑观念的方法并不令你们信服，我至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可实践的方法。
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种意识流的中断事实上永远不会发生。
这种似乎发生的思维停顿只是因为患者受伪装的抵抗（即抵抗伪装成患者头脑中观念价值的各种批判性评断）影响而阻止或摆脱那些已经意识到的观念。
我们可以通过事先提醒患者或要求患者不去注意这种批评来防止这种情况在患者身上发生。
我们告诉他，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的选择行为，把进入大脑的念头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即使他认为不正确、没关系和无意义的观念也要如此，特别是他发现进入头脑中的念头使他自己觉得难以接受也要说出来。
如果这条要求得以贯彻实行，我们就能获得想要的材料，那就能指引我们找到被压抑的情结。
如果患者不听医生的话而是受到抵抗的影响，这种联想的材料就会被患者轻蔑地抛弃。
而对于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它们就像是矿石，只需借助简单的解释，就有可能从这些内容中提炼出贵重的金属。
如果你急于想对患者被压抑的情结有一个迅速而暂时的了解，而不想探索其前后的序列和相互联系，那么你可以采用“联想实验”（associationexperiment）的测验方法，这种方法是由荣格（1906）及其弟子发明的。
这种方法提供给精神分析医生的就是定性分析提供给化学家的那种东西。
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治疗时，也可以不用这种方法。
但是在对情结的客观显示和心理变态的测验中，这种方法则是必不可少的。
苏黎世学派在这一方面成就非凡。
研究那些遵从精神分析的主要规则而出现在患者头脑中的观念并不是我们发现潜意识的唯一技术方法，同样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方法达到，那就是，对患者梦的解释和对失误和偶然行为的探究。
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承认，我曾犹豫了很长时间，与其就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概观泛泛而谈，倒不如详细地给你们讲一讲梦的解释。
但我被一个纯粹主观上的、看起来次要的动机所阻止了。
在我看来，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国度里，以“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会很丢面子，尤其在你们还没有了解到这种古老而又备受讥讽的艺术的重要性之前更是如此。
事实上，对梦的解释是了解潜意识的康庄大道。
这也是精神分析学的最坚实的基础，这一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应有此信仰并受训练。
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就会回答：
”每个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不是对《释梦》置之不理，就是以一种肤浅的拒绝态度来避开其内容，这就是他所谓良好的鉴别力。
相反地，如果你能接受解决梦的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方法，那么，精神分析学在你面临新奇的问题时就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困难。
你们必须牢记，我们夜间所做的梦，一方面，与精神错乱时的创造有着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
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清醒状态下完全健康的情景相一致。
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那些以惊讶而不是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正常的”幻觉、妄想和性格改变的人并不比外行强多少，他们在理解病态心理状态的异常结构方面所知甚少。
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几乎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看成是外行。
现在我请你们随我到梦的王国中做一次短暂的旅行。
当我们清醒时，我们总是习惯于轻视自己的梦，正如患者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所做的联想一样。
我们照例迅速而彻底地忘掉了我们的梦，因而也就错过了它们。
我们对梦的轻视，是基于那些梦即使不是混乱迷惑或毫无意义，它们的特性也是稀奇古怪，而另一些梦则显然荒谬绝伦、不合情理。
我们对梦的摒弃与某些梦中公开展示无所顾忌的羞耻场面及不道德场面的倾向有关。
众所周知，古人并不是这么轻视梦的。
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低阶层的人也不怀疑梦的价值，像古人一样，他们期望梦能预示未来。
我承认，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今天知识上的空白而去做一些神秘假设；
相应地，我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梦的预测性质。
关于梦，还有许多同样引人入胜的其他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并非所有的梦都与做梦的人无关、不可理解而且荒谬不堪。
如果你考察一下从18个月开始的幼儿的梦，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梦极其简单而且容易理解。
小孩子总是梦见前一天在心中激起的，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在梦中得到了实现。
要发现这一简单的结论无须任何解释技术，你需要做的只是调查孩子在做梦前一天［梦日（dream—day）］的经历。
当然，对梦之谜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不外乎发现成人的梦与孩子的一样，都是在梦想日激起的愿望冲动的实现。
事实上确实如此，只要对梦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寻找这个谜底的道路上的困难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最早也是最严厉的批评认为，成人的梦的内容通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能被看作是愿望的实现。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歪曲，梦背后的心理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已经和原来大为不同了。
你必须区分开梦的外显内容——即你在早晨模模糊糊地回忆出来并费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用语言装扮起来的那些内容——和隐梦的思想——即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内容。
梦的歪曲过程与我们探索癔症症状构成时所知的过程是一样的。
它也表明，在梦的形成和症状形成的运作中有着同样的心理力量的相互作用。
梦的外显内容是潜意识中梦念歪曲了的替代物，这种歪曲是自我防御力量的作用，即抵抗力量的作用。
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些抵抗一起阻止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进入意识中；
在轻度睡眠状态抵抗虽有所减弱，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这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
于是，做梦的人就无法理解梦的意义，正如癔症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联系及意义一样。
如果你采用与精神分析技术同样的方法来对梦做一番分析的话，你就会相信，确如我所说的那样，存在着隐梦思想这种东西，而且它与梦的外显内容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
你完全可以不考虑显梦中诸因素之间的表面联系，只要根据精神分析的原则进行自由联想，并把进入你头脑中的每一个独立的观念联结起来。
从这些材料中，你就可以获得隐梦思想，正如你可以从患者对症状和过去经历的联想中找到其隐藏的情结一样。
这样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隐梦思想很快就会让你看到，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是完全合理的。
梦的真实含义已经代替了它的外显内容，而且清晰可辨。
它的出发点是前一天的经历，并被证实是未被满足的愿望的实现。
当你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到的是显梦，它只能被看作是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
你们还可以通过一种综合工作来了解潜意识中梦的思想被歪曲成梦的外显内容的过程。
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
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在潜意识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像意识和潜意识这样两个彼此分离的心理系统之间，发生了什么无法预料的心理活动，而这在其他过程中是无法探究的。
在这些新发现的心理活动中，凝缩和移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梦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心理集合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情况——也就是精神分裂所造成的后果；
它看起来在本质上与歪曲过程是相一致的，这种歪曲过程把被压抑的情结转变为症状，症状是压抑失败的表现。
在对梦的分析中（尤其是对自己的梦的分析），你们还会惊奇地发现，早期的童年印象和经历在人的发展中起着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
在成人身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梦中经历的存在，而且它们还保持着原有的特性和愿望冲动，尽管这些特性和冲动在后来的生活中已失去了作用。
许多发展、压抑、升华和反向形成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降临到你的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有着不同天赋的儿童就长成了我们所说的正常人，成为历尽苦难才获得的文明的承担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明的牺牲者。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梦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潜意识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尤其用来代表与性有关的情结。
这种象征一方面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却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出现，这种典型象征与我们所假设的，作为神话与童话基础的那种象征是相一致的。
看起来在梦的帮助下，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的创造做出解释也并非不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焦虑梦的出现与梦是愿望满足的观点相矛盾。
你们不要为这种观点所吓退。
事实上，这些焦虑梦和其他梦一样，在我们对其做出评价之前，首先要解释它们。
除此之外值得强调的是，焦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须对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就认定它们简单地依赖于梦的内容。
焦虑是自我在否认强大的被压抑愿望时的一种反应；
如果梦的形成是因为过于关注被压抑愿望的满足，那么焦虑梦的发生就很容易解释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
这一点证明了梦的研究对其本身颇有价值。
而我们是想把梦的研究与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联系起来。
从我所讲过的内容中，你们可能不难理解，如果病人的抵抗不给释梦带来很大的困难的话，释梦将怎样地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被隐藏、被压抑的愿望和由这些愿望培育出的情结。
现在我可以讲第三组心理现象了，对它们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技术手段之一。
我们要讨论的现象就是无论在正常人还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都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过失。
例如忘掉一些他可能知道或事实上确实知道的事（如偶尔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还有笔误和误读，做事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
所有这些行为都被看成是很平常的事，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在里面，只是不加挑剔地将其看成是由分心或一时疏忽或其他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们根本不加注意就做出的行为和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去重视它们了。
这些行为包括：
摆弄东西、哼小调、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衣服，等等。
这些区区小事，像失误行为和症状行为或偶然活动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所默认的那样无足轻重。
它们总是有某种意义的，通常可以从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中得到轻易和明确的解释。
这再一次向我们揭示出，这些小事儿也同样表达了那些被赶回或藏匿于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意向；
或者说，这些小事儿事实上来源于同样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和情结，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建构者。
因此可以把这些小事儿与症状等量齐观，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些小事儿就能像梦一样揭示心灵中隐秘的部分。
一个人的最秘密的隐私往往借助于它们表露出来。
如果它们在压抑其潜意识冲动很成功的健康人身上也特别容易，而且经常地出现，那主要是因为它们显得微不足道且毫不引人注意。
但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人身上压抑和替代的形成也会发生，所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精神分析者的显著标志在于他们严格相信心理生活的决定性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足轻重的、随意的和偶然的。
他们期望在每一件通常看来毫无动机的事件中找到充足的动机。
确实，他们准备从一个心理活动中找出几个动机，而当同一个心理活动发生时，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内在渴求仅仅满足于找到单一的心理起因。
现在，如果你们把我们已有的用来揭示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忘、被压抑部分的各种手段（对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想到的观念的研究，对患者的梦的研究，和对他们的过失行为和症状行为的研究）都结合到一起；
如果再加上精神分析治疗中对其他现象的探索（就这一方面我将在以后论述“移情”（transference）时有所涉及）；
如果你们把所有这些都铭记心中，你就会和我一样得出以下结论：
我们的治疗技术很有效，足以完成任务，即把致病的心理材料带入意识中，进而消除由替代症状的形成所带来的烦恼。
如果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加深和扩展了我们对人类健康和病态心理的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工作中一件特殊的且令人可喜的“副产品”。
你们可能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
要掌握我所介绍的这门技术特别困难。
而我认为，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取决于它所要处理的材料。
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这门技术不是无师自通的，必须要像学习人体组织学或外科学专业技术知识那样来学习它。
听到下面的情况你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在欧洲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对精神分析大加评论，而这些人对这门技术一无所知，也不会应用。
他们还带着讥笑的表情来追问我们如何向他们证明我们发现的正确性。
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些人无疑是相信科学思维模式的。
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肉眼观察的证实就轻易否定对解剖标本的显微镜观察，但他们要借助显微镜对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
然而，提到精神分析，要想得到这种确认的希望其实很渺茫。
精神分析寻求使心理生活中被压抑的东西能在意识中获得确认，而每一个对此做出判断的人本身也是人类中的一员，也有类似的压抑，而且或许正在竭力地维持着这些压抑。
因此他们会像我们的病人一样产生同样的抵抗，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伪装成理智的拒绝，并提出辩驳，而这种辩驳在患者身上可以利用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加以避免。
正如在我们的患者身上所发现的一样，我们在反对者身上也认识到，他们的判断力会明显受到一种被削弱的感觉的影响。
意识的高傲（例如以这种蔑视来抛弃梦境）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用它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潜意识中情结的侵袭。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以相信潜意识这一现实，难以使他们学会认识那些与他们的意识相抵触的新东西的原因所在。
04第四讲他们不会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性欲，而是为了掩饰它而披上一件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厚的大衣，好像在性的世界里天气永远是那么寒冷。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借助于我所介绍的这些技术方法，在神经症的致病情结和压抑的愿望冲动中我们都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回溯患者的症状时，总是遵循令人吃惊的规律，在病人的性生活印象中找到病因。
它告诉我们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在本质上都是性本能的成分。
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致病的诸因素之中，性障碍（eroticdisturbances）是起着主导的作用，而且在男女两性中都是如此。
我意识到人们不愿意相信我的这种观点。
甚至那些乐于追随我的进行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人，也倾向于认为我过分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
他们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别的心理兴奋不会导致我所说的那种压抑和替代形成呢？
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我也不应该反对它们的这种行为。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不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性因素运作中的辅助因素，而不能代替性因素。
我绝不是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形成了这一观点，在1895年我和布洛伊尔医生合作出版《癔症研究》时，我尚未采用这种观点。
只有后来当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才转而相信这种观点。
现在在座的听众中有几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他们和我一起来到沃斯特。
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在一开始也完全不相信我把性病因学（亦译性病源学，sexualaetiology）看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观点。
患者的行为并不容易使我们相信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患者并不愿意向我们提供他们性生活的有关信息，他们总是尽可能地隐瞒这些情况。
在性问题上，人们普遍是不坦率的。
他们不会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性欲，而是为了掩饰它而披上一件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厚的大衣，好像在性的世界里天气永远是那么寒冷。
也不能说他们是错的。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里，阳光和微风对性行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向他人暴露自己的色情欲望。
但是，当你的病人发现，在接受治疗中他们能对性问题坦然处之时，他们就会抛掉谎言的面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资格对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做出判断。
不幸的是，甚至医生在涉及他们个人的性生活时，也并不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出色。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无法摆脱统治着多数“文明人”的对性问题的一贯态度：
既想好色，又装得正经。
下面让我接着讲我们的发现。
在另一类病例中，用精神分析调查去回溯其症状起源时，确实只追溯到一般性的创伤经验，而不是性经验。
但是另外一种条件使这种区别失去了意义。
因为分析工作要想获得对病例的透彻理解和完全治愈的效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患者发病时所发生的事件上，而是必然要追溯到患者的青春期和幼儿期。
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决定后来发病的印象和事件。
只有童年期的经验才能解释其对后来的创伤的敏感性，也只有通过揭示这些几乎总是被遗忘的记忆踪迹并使它们成为有意识的，我们才能获得消除这些症状的力量。
这里，我们得出与梦的研究中同样的结论：
童年期的长存不灭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为症状的形成提供了动力；
没有它们，对于后来的创伤的反应就会采取一种正常的方式。
但是这些强有力的童年期愿望冲动都可以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具有性的意味。
说到这里，我想我终于可以确信你们会为此感到惊讶：
“那么，真有像幼儿性欲（infantilesexuality）这样的东西吗？
”你们会问：
“难道童年期不是恰恰相反，是一个以缺乏性本能为标志的人生阶段吗？
”不，先生们，性本能肯定不像《福音书》中魔鬼进入猪的躯体那样，在儿童发展到青春期才进入他们体内的。
一个儿童在一出生时就有了性本能和性活动，他是和这些东西一起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它们是在经过许多阶段的重要发展历程后，才形成我们所谓的成人的正常性欲。
在儿童身上观察到这些性活动的表现毫不困难，相反，要想观察它们并想解释得通，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幸运的是，我现在有机会可以从你们中间找出一个证人来证实我的观点。
我手头有一篇论文，是由桑福德·
贝尔（SanfordBell）医生所写的，发表于1902年的《美国心理学杂志》上。
作者是克拉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而我们此刻恰好聚集在这所大学的讲演厅里。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两性爱情初探》。
它比我的《性学三论》（1905）早三年问世，作者所说的恰好与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相吻合：
“性爱情感（emotionofsex—love）……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在青春期首次出现的。
”他这篇文章的写法在我们欧洲被称为“美国格调”，他收集了15年间的不少于2500个肯定性的观察实例，其中有800个是他自己的观察。
这些恋爱的事例都是通过种种迹象表现出来的，就此他写道：
“观察到上百名儿童情侣的表现，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把它们同性的根源联系起来。
如果在这些观察上再加上人们的自述，这些人在童年期都经历过强烈的爱恋情感，而他们对童年期的记忆又较为清晰，那么，即使最苛求的人也会满意的。
”不过，最令你们当中不愿相信“幼儿性欲”的那些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早早就产生恋情的儿童中有不少竟是3岁、4岁和5岁的幼儿。
如果你们对这位最亲密的邻居的观察比对我的观察更加信任的话，我并不会感到惊讶。
我自己最近也相当幸运，根据对一位患有焦虑症的5岁男孩的分析，我比较完整地了解到了儿童性生活早期的躯体本能表现和精神产品——这项分析是由孩子自己的父亲采用正确的技术进行的。
而且我可以提醒你们，就在几小时前，就在这个大厅里，我的朋友卡尔·
荣格博士向你们报告了一个对更小的女孩的观察，这个女孩有着与我的病人类似的沉积性病因（家中一个小弟弟的出生），这使我们可以确凿地推断这个病例中存在着几乎同样的肉欲冲动、愿望和情结。
因此，我觉得有希望使你们相信乍看起来颇为奇怪的关于幼儿性欲的观点。
而且我很愿意向你们介绍值得一提的苏黎世精神病专家尤金·
布洛伊勒医生的例子，他在几年前曾公开宣称他无法理解我的性欲理论，但后来他完全根据自己的观察证实了幼儿性欲的存在。
要解释为什么多数人（无论是医学研究者还是其他人）宁愿对儿童的性生活置若罔闻是很容易的。
在为文明生活所受的教育压力下，他们忘记了自己幼年的性活动，而且也不愿意再回想那些被压抑的东西。
如果他们能够开始对自己童年的记忆进行自我分析、修正和解释，他们就会形成另一种信念。
那么，请抛开你的种种疑虑，和我一起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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