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风流总闲却 王安石和他的朋友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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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倒是一改赵宋立国以来的百年沉寂和暮气，也多少激活了人们有些迟钝麻木的神经。
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首《元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
因其节奏轻快，意气豪迈，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哲理意蕴，就连乡下的黄口小儿都能倒背如流。
可以想见，熙宁年间的朝野内外、商铺田间，都在随着“新桃换旧符”的诗意节拍，明里暗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随着各项大法的实施，此时的举国上下，已经沸声一片。
对窗外各种嘈杂的声音，王安石却一概不闻不问。
做大事的人，往往如此。
他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倔强和毅力。
所有的一切，大概也都在他的意料和掌控之中。
此时的他，正踌躇满志，带领着一帮人日夜规划着帝国的蓝图。
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在当时已成为导致国家贫弱衰败的痼疾。
好比一棵被从内部掏空的大树，实则已扛不住一点外来的风雨，所以王安石毫不避讳地告诉神宗皇帝：
“百年无事，亦天助也。
”大宋，是靠侥幸才延续到了今天啊！
而“三冗”所费巨资，已成压在民间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
变法势在必行！
他相信，随着新法的全面实施和步步深化，已安然享国百年的大宋，将重新焕发活力，并以中原巨人的身姿屹立不倒。
只可惜，“法非良法、吏非其人”。
很多好的改革思路，在执行的过程中严重扭曲、变形，反倒成了地方官吏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工具。
正如大臣范镇在给神宗的奏章中所说：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传统。
而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也大多只能导致二者在更深更广领域的勾结。
历史的发展、走向，从来都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而往往是各方力量互相牵制、制衡的结果。
变法，很快导致变脸。
《宋史》评说王安石——
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
的确，他的脾气越来越大，性格越来越执拗，以致昔日的朋友与之在政治上越行越远，甚至彻底决裂。
亲人手足，也一个个离他而去。
而那些经他亲手拔擢、重用的一班变法干将，也相互倾轧，趁机夺权，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变法初衷。
王安石晚年孤独。
在金陵半山园，他以《千秋岁引》，写眼前“秋景”——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担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自然界的风花雪月，一切都美好如昨，没什么变化，变的是自己的心境。
人生短短数十载，冬去春来，他本可以闲坐窗前，著书立说，在诗酒风流中，坐观云起，任花开落。
但他终于没能抵挡住世俗功名利禄的诱惑，以致和自己所向往的另外一种人生境界疏离久远，枉自错过了多少个美好的秋景春色。
在词的下阕，他用了两个“无奈”，一个“可惜”。
可惜风流总闲却。
这是一个曾经改变了国家命运也扭转了历史走向的大政治家，在烈士暮年发出的一声叹息。
1专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时代变法之前，王安石默默地积累学问，积攒人脉、声名，并渐得朝堂内外的信赖褒奖。
宋人马永卿《元城语录》有载：
“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
”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中，老百姓总是习惯于将命运寄望于几个能臣、好官。
可他偏偏不出来。
《宋史》说他：
“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
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
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好官和好东西是一样的，人们越得不到就越想得到。
无论仁宗朝、英宗朝，他都多次拒绝了朝廷的任命。
这使他声名鹊起。
关键是他拒绝的态度和方式有意思。
据说，仁宗朝时，曾任命王安石同修起居注。
这差事并不显赫，但能够近距离地了解皇帝的一言一行，也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和信赖了。
王安石却不屑一顾，“辞之累日”。
朝廷一开始以为他是自谦，后来发现他是看不上，自然不满，竟跟这个倔牛较上了劲，看谁犟得过谁。
史书对这件事记载颇为翔实——
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
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
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
上章至八九，乃受。
朝廷一再遣人，将敕书送到王安石府上，人家却四处找不见他。
原来，他一听到门口有动静，立即一溜烟跑到厕所躲起来，蹲在里头不吭声。
可跑腿送文书的阁门小吏得向上交差啊，怎么办？
左等右等不来，人家干脆将文书往王府的桌上一丢，扭头便走。
王安石这下急了，匆忙从厕所跑出来，一把扯住公差，把文书硬是塞还给他。
如此，推辞了竟有八九回之多。
不过，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最后还是以王安石“屈从”告终。
王安石此事，倒也未必是学古代隐士的欲擒故纵、待价而沽。
他是出于对自己价值的清醒判断。
他清高自重，根本瞧不上这份整日围着皇帝记载吃喝拉撒的富贵闲差。
人生苦短，他知道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在哪儿。
在这期间，他写过一首诗，以松自喻，字里行间，足见其自信与自负：
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
一棵好松长成，倘若没遇见一位良匠，还不如不去采伐它。
可从皇上对他的职位安排上看，仁宗显然并非王安石心目中的“良匠”。
既如此，他宁愿在家待着做学问，也不愿胡乱浪费光阴才华。
他是要等。
等待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
▲王安石像
仁宗仁慈厚道。
可他已然老迈，早没了年轻人的血性。
在他的统辖之下，整个国家也和一位老人一样，保守无趣，暮气沉沉。
之后继位的英宗，又身体病弱，整日缠绵床榻，也非王安石所期待的英君明主。
但不做官不等于不关心国事。
闲居江宁，反倒使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去读史和思考，他沉下性子，在古代典籍中寻找灵感，寻求治国良方。
倒是他的朋友们，个个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2王安石的朋友圈在王安石还不为人所知时，当时已有韩（亿）、吕（夷简）二族名满天下，堪称北宋两大政治巨室——
韩家：
韩亿的岳父王旦为真宗朝的宰相，本人则官至参知政事，处事很有决断，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
韩亿第三个儿子韩绛也官至宰相。
吕家：
宰相世家，世所罕有。
《宋史·
列传》有云：
“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
”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代人皆为贤相。
其中，吕夷简主持中书省二十年，是宋开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宰辅。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吕夷简在北宋政坛的影响和地位：
有一次，他抱病卧床多日，宋仁宗竟剪下自己的一缕胡须送给吕夷简，说他打听到一个胡须疗疾的偏方，希望能助爱卿早日康复。
王安石深知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他想办法和韩、吕两大家族的高干子弟韩绛、韩维兄弟（韩亿之子）以及吕公著（吕夷简之子）建立起了深交。
酒香也怕巷子深，王安石在这方面倒是坦然。
他时常跟好友谈起自己的抱负，韩、吕兄弟都很佩服王安石的才华，一有机会便向人举荐他。
先说说韩维对王安石的影响。
神宗赵顼还没继位时，为颍王。
韩维在颍王府邸任记室一职。
他谈论时政经常得到颍王的夸奖，可他每每摆手表示：
“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
”这句话，像极了民国时期文人常挂在嘴上的那句——“我的朋友胡适之”……
几次三番，韩维皆是如此，王安石便给神宗留下了深刻印象。
等他刚一继位，便迫不及待地要见王安石，并委派他一个知江宁府的重任。
仅隔数月，又火速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陪侍左右。
可以说，是韩维韩绛兄弟以及吕公著等好友将王安石直接引荐给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其铺垫了走向权力巅峰的基石。
但韩维、吕公著后来在变法一事上，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好友反目，甚至遭到了贬黜出京的命运。
尤其是韩维，当年曾经张口闭口“我的朋友王安石”，但随着王安石成为政治核心，二人终因变法分道扬镳。
在韩维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开封的老百姓对新法怨声载道，为逃避保甲法，甚至发生了有人切掉手指或砍断手腕的惨剧。
韩维如实向神宗进行了反映。
王安石却很不以为然，淡然表示，自己并没有听说过此事。
但即便是有，也不足为怪。
在他看来，那些截指断腕者，只不过是自己愚蠢，因而容易受到别人的煽动罢了。
他说，小老百姓即便是对祁寒暑雨这样的小事也都会怨天尤人的，更何况变法？
因此不必顾恤他们的态度。
这话听得就连神宗都有些胆战心惊，反问他：
难道连老百姓怨嗟的权利都要剥夺吗？
百姓的意见也不能不畏惧啊！
可惜，宰相太过强势，神宗就连这类辩驳都显得苍白无力。
王安石的专断，使神宗越来越不安，他打算起用韩维做御史中丞，负责纠察百官，实际是想对王安石集团有所牵制。
王安石听说后，大为不满。
史载：
憾曩言，指（维）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
因维辞而止。
也就是说，他深深忌恨韩维先前告的自己那一状，因此极力阻挠神宗的这次任命。
他指责韩维喜欢附和流俗，任用这样的人，只会坏了皇上的大事。
这场风波，后以韩维主动请辞而告终。
再说说王安石与吕公著关系的变迁。
吕公著后来选择了与司马光共进退，而与王安石坚决分道扬镳，二者形成颇有意味的参照。
史书上对吕公著其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写，说他暑热不挥扇、寒冷不烤火。
这大概最能说明一个人的处变不惊、自适坚守。
公著性情淡泊，简静自重。
他与人交往，至诚至善，遇到真正的人才，一定千方百计为之延誉，力求闻达于皇上，使之得到重用。
他学问精粹，曾为帝师，经常给皇帝上《论语》课。
神宗夸赞他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人才。
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主问他，大宋当今谁为品学兼优之士，欧阳修首推吕公著。
公著谈书论道，能一下抓住要害，司马光对他这一点极为钦佩——“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每次听了吕公著的演讲，他都自愧不如，觉得自己啰里啰唆而不能得其精要。
但更重要的是，吕公著能在自己仕途得意之时，却不顾惜一己的荣光，坚持与朋友共进退。
司马光曾经因为论事得罪，被皇帝罢免了御史中丞的职务。
吕公著认为处置不公，他坚辞不就皇帝对自己的更高任命，以此表示对朋友的支持。
但他辞职并非装装样子，而是一辞再辞，直到自己的职务终于被解除乃止。
吕公著学问好，为人却并不迂阔，尤其看人极为精准老辣。
王安石提携重用吕惠卿襄助变法事宜，吕公著却上书神宗：
“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
”又说彼吕“獐头鼠目，必是奸邪，将来反对王安石必是此人”。
后来，果然被他一语中的。
但他当时却因此番言论，大大开罪王安石，被贬去了颍州。
但在仁宗、英宗时代，王安石默默无闻之时，吕公著识才重器，与王安石颇为交好，而王安石也以兄长事之。
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
可以说，当时的王安石，只佩服吕公著一人。
王安石曾对很多人表示：
“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
”屡屡辞官不做的王安石，竟然因为吕公著做了宰相，自己也终于愿意出山了。
他认为自己所提的变法主张，也一定会得到吕公著的支持。
但这次他错了。
吕公著对于新法的反对程度，甚至超过了司马光。
他数次上书，列举王安石新法过失，“以故交情不终”。
王安石的很多好友，都对他经历了寄望、失望而后抗争、绝望的过程，最后只得退避三舍，眼不见为净。
正如后来朱熹所说：
“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
”甚至连条例司内被王安石提携重用的七八人，也都出于对变法“事悉乖戾”的认知，而纷纷“恳辞勇退”。
3欧阳修与王安石，师友成陌路
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堪可玩味。
一开始，欧阳修曾多次举荐过王安石，可谓识者。
《宋史》有云：
“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
”王安石过目不忘，动笔如飞，好友曾巩把他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修为之延誉”，四处向人称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
又特别地夸赞他的文采：
“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韩愈。
但对于这样一位真心待他的长辈和提携者，两人后来关系竟也势若冰炭。
欧阳修脾气直，在地方上为官，在自己辖区公然抵制变法，拒不执行青苗法。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给神宗上疏，请求从根上拔除害人的“青苗”。
但他以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
上疏无望后，他主动提出了退休。
当时欧阳修还不算太老，且又是文坛领袖，德高望重，很多人挽留欧阳修。
王安石却耿耿于怀，放出狠话，给了欧阳修最重要的一击——
善附流俗，以韩琦为社稷臣。
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
▲欧阳修《灼艾帖》
师友转眼成陌路。
而这话说得太狠、太绝，把欧阳修伤得不轻，致仕仅仅一年多，就郁郁去世了。
此时的王安石高居相位，独揽大权，炙手可热，连皇帝都让着他三分。
他宛如秋风扫落叶般，清除着一切变法途中的障碍。
得知欧阳公去世的消息，他竟忙里偷闲，高高在上而又避重就轻地写了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赞美欧阳修“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其诗词文章则“浩如江河之停蓄”“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
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总之，用了一大堆华丽的排比和比喻，来夸赞一代道德文章大家的风采。
对欧阳修四十年的政治履历和功绩，却反而轻描淡写，只轻飘飘赞他一生虽仕途困踬，但“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自己“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王安石此文，通篇溢美，够华丽，也够空洞。
因为你就是找不到一点点他对这位昔日师友的感激、感动和感伤。
而他才刚在一年多前咬牙切齿说的那句——“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人们还都音犹在耳。
因此，对他的这篇悼文，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滋味。
尤其是末尾那句：
“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与欧阳文忠在《醉翁亭记》最后的那句空谷绝响——“微斯人，吾谁与归？
”两者无论情怀、心胸、境界，都似有着天壤之别。
4王安石走了，司马光来了据《宋人轶事汇编》——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
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无论文坛还是政坛，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属于北宋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
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法之争，二人也很可能是一辈子的挚友。
司马光本来极是欣赏王安石。
在他后来的一封《与王介甫书》中，曾有过这样一句极为热切的评价：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
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可致，生民咸被其泽。
”司马光对小自己两岁的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
在王安石初行新法遭到众人围攻、弹劾时，司马光还极力替他开脱。
御史中丞吕诲曾怀揣弹劾奏章，一口气罗列出王安石的十大罪状，指责他：
“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阴贼害物……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司马光看了之后，对其激烈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此论着实冤枉了王安石。
但随着新法弊端日显，尤其是眼见得青苗法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他渐渐改变了主张，主动站到了变法派的对立面，也成了新法的反对者。
他给王安石写信，以昔日挚友的身份，委婉批评他——
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厚，自信太过。
尽变更祖宗之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
司马光越来越发现，这场变法的本质，实则是让天下所有人都“兴利以聚”。
而张口闭口谈钱，却是圣贤眼中的“鄙事”，属于“浅丈夫之谋”。
司马光见给王安石写信无果，又转而上疏皇帝，请求来个釜底抽薪，干脆罢除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条例司，废除青苗法。
他说自己所担忧的，还不是变法所导致的今日之乱象——
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
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
想象一下王安石看到这句话时的表情！
挚友至此交恶。
身处舆论旋涡的宋神宗身心俱疲，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强势和听不得别人异议的固执，都使他这个天子寝食难安。
有一天，散朝后，他单独把司马光留了下来，暗地里向他诉苦：
“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
”他对变法导致的人心背离感到忧心忡忡。
司马光坦率表示：
的确如此。
或许感怀于君臣之间这种难得的真诚氛围，他忍不住多了一句嘴——
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
这话实在尖刻、难听！
他是要警告皇帝不能只做三个人的皇帝。
弦外之音：
可不要做天下独夫啊！
此番谈话后，神宗下决心重用司马光，平衡舆论，弥补过失。
▲司马光
但这事瞒不过王安石。
他跑到皇帝面前，猛烈攻讦司马光这位昔日好友——
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
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
而皇帝倘若坚持重用司马光，则无异于“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一句话：
一山不容二虎。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神宗无奈作罢。
这事的结果是司马光请求外放，去了洛阳，专心著述。
史书对这一时期的王安石是这么说的：
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
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
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
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王安石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内心却越来越孤独。
朋友一个个离他而去。
唯一的儿子暴卒。
两个弟弟王安国、王安礼，也对变法引发的民间遽变感到忧虑，与兄长渐生嫌隙，日益疏离。
而表面贴他最紧的吕惠卿，却阳奉阴违，瞅准时机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踩着王安石的肉身攀登上了相位……
此时的神宗终于心力交瘁，不久便撒手人寰。
新皇帝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即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她早就对新法痛恨不已，因此，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恢复祖宗之法。
司马光从洛阳进京的当日，京城的老百姓倾巢出动，夹道欢迎，道路拥堵到了连司马光的车马都行走不动的地步。
很多人为了一睹司马真容，把屋顶都踩塌了。
真可谓盛况空前！
老百姓不断大声欢呼：
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把他奉若天子和人民的大救星！
这才刚进城呢，就生怕他再次掉头回洛阳。
王安石把司马光赶到了洛阳。
洛阳15年，却真正滋养了司马光。
在那段时间，司马光精读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成就了300万字的《资治通鉴》，展示了过硬的史家功底和政治气魄。
而“鉴前世之兴衰”，是为了“考当今之得失”，他也由此被人们赋予了治史者必能治世的理想主义色彩，天下人无不视之为“真宰相”。
据《宋史》记载：
“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司马光字君实，民间也把他视为实实在在的君子。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有：
“司马文正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
君实。
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
苏东坡在《独乐园》里诗载其事：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一句话，司马君实成了众望所归。
王安石则被弃如敝屣。
司马光主政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罢保甲团教、废市易法等，新法被逐一废除，变法派也遭到了清算。
后来的史家大多认为，北宋末期的新旧党争，其祸端正在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变守之争。
围绕着祖宗之法的变与不变，人心一分为二，大小官员都被卷入这场旋涡中，仕途的得意、失意，皆与之息息相关。
尤其是后来新党、旧党轮番执政，一方上台必对另一方大加责罚与迫害，新、旧两党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人心惶惶，内耗严重，加剧了北宋内政的衰败，给虎视眈眈的外敌留下可乘之机，最终导致历史上最为惨烈的靖康之耻。
但把所有的后果都归结到二人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王安石虽在执政时期说过一些狠话，但二人之争，总体上还是属于执政理念之争，并非私人恩怨。
正如司马光所说：
“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王安石也认为，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二人旨归，却是高度一致的，都在于“辅世养民”。
北宋末期内政外交上的乱象，和二人之争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人甚至在性情、学问、做人等方面多有相似。
如王安石是出了名的犟脾气，时人戏称“拗相公”。
而司马光也因其缺乏变通、固执己见，被苏东坡背地里呼为“司马牛”；
二人诗词学问都很了得，一个位列唐宋八大家，一个主持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编年通史；
二人也都一生洁身自好，不贪图物质享受。
据《邵氏见闻录》：
“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
”北宋士大夫蓄妓纳妾成风，生活奢靡讲究，两人却都是坚决不纳妾的少数派。
北宋末年，为了集团利益不择手段互相倾轧的残酷党争，已然是另外一回事。
后人多激赏王安石晚年与苏轼两位旷世奇才在金陵的那场会晤，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分与合，也堪称传奇，足以诠释人性曾经抵达的高度。
对于他们之间的恩怨纷争，宋人冯澥就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
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当时，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曾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对变法有所指摘。
有人急忙密告王安石，王安石却不仅不怒，反而将这篇墓志铭挂到了墙上，赞赏道：
“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王安石变法失败，退居金陵，郁郁而逝。
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已然掌权，人人都幸灾乐祸，甚至百般诬毁。
司马光得知消息后，却在写给吕公著的信里表示：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
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司马光的推动下，王安石被追赠太傅，为正一品。
浮薄之风的背后，是人心的凉薄。
司马君实却以其善意，保全了这位昔日好友今日政敌的尊严。
此举充分展示了北宋文人惺惺相惜一心为公的磊落胸怀。
5击倒王安石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到北宋最著名的一幅画，很多人必定脱口而出：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但北宋历史上的另一幅画，其影响和意义丝毫不亚于《清明上河图》。
这就是神宗朝郑侠所绘的《流民图》。
二者皆为写实笔法，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描摹了市井繁荣，而后者摹画的却是百业凋敝。
两幅图，书写了两个不同的汴京，两个不同的北宋。
郑侠官不大，《宋史》上却有其传述，可见其影响不小。
他在绘制这幅图时，却仅只是汴京安上门的监门，也就是一个把门的小吏。
这样一个小人物，如何进得了史家的法眼？
其《流民图》又描画了北宋的一幅什么光景呢？
自王安石写下《元日》这一豪迈诗篇之后，一转眼，已到了熙宁七年（1074）。
五年过去了，当年“新桃换旧符”的政治美景，如今却已然被《流民图》里的一幅幅可怕的面容所取代——
时久旱，流民扶揣塞道，身无完衣，被锁械，犹负瓦揭木，卖以偿官……
“时久旱”，是指天气出现了异常。
这事非同小可。
皇帝自视天子，对上天的意旨自然不能不在意。
而旱涝雪雹地震彗星等等，在古代皆被视为上天对下界执政偏失的警告或惩戒。
在后来的徽宗朝，史书上就不断出现“大雨雹”“日有食之”“诸路蝗”“荧惑入斗”“太白昼见”“白虹贯日”“慧出西方”以及干旱、地震、火灾等的记载，每次出现异象险情，皇帝们最常见的应对措施则为“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失”，或是“虑囚”，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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