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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年初的师道门——范跑跑——杨不管现象，人们开始思考教师职业的属性和本质是什么？
民办学校拒收烧伤女孩，学校教育的公共性问题；
超白金（李伟峰）的国奥足球何以成破铜烂铁等；
29届奥运会结束后，学校体育硬件足够而学生体质相比十年前下降，思考体育的本质是什么？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人们在思考艺术教育和艺术思维问题。
八卦？
画派？
2．研究任务：
教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对教育现象的研究、教育问题的分析，认识教育本质，揭示教育的基本规律。
什么是教育规律？
教育规律是教育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及教育现象内部各个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或关系。
探求教育规律，离不开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研究，但不能只是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做表面描述，而要对多种教育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和综合，要把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进而才能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
教育规律应该是对教育经验进行加工、制作和改造的结晶。
教育的实践经验乃是发展教育学的源泉，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实际的教育经验，教育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具体来说，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
教育与社会的发展的规律、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规律，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教育和人的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一方面，教育为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社会和人的发展又不断向教育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从而促进教育的不断发展。
还有一点需要解释，教育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规律是由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来研究，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评价学、教育法学、教育政策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管理学、教育人类学等。
那么，一般和特殊规律是怎样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的任务虽然能够通过揭示教育规律，为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但不能用教育方针、政策取代教育规律，因为教育规律和教育理论不同于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
仅仅注视教育方针政策的教育学，也不是科学的教育学。
（文革期间以政治代替教育规律，程琳的小螺号。
言说）
二、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学习的这门教育学，主要是以学校教育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
专门的学校教育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大致是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才出现的。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可以供养一部分人不用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务，如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国家的出现也急需一大批社会公务人员和官吏；
特别是系统性、理性化和综合性知识的积累和文字的出现，为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内容和教育手段，于是，脱离直接的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学校教育应运而生。
然而，当人们把分散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的教育形式转变为在学校集中进行的教育形式以后，怎样才能有效地对下一代施加影响?
教给下一代什么知识?
怎样教?
培养下一代什么能力?
怎样培养?
很多具体的教育问题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对此必须尽快加以探讨和有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萌芽状态的教育学便诞生了。
一般而言，教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
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教育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经验描述阶段、哲学思辨阶段、科学实证阶段、规范综合阶段、科学人文阶段；
根据教育学的发展水平，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了萌芽阶段、独立形态阶段、当代教育学发展的新阶段。
下面，我们将根据第二种划分方法予以具体介绍。
（一）教育学的萌芽阶段（从奴隶社会到17世纪）：
前教育学时期
教育学的萌芽阶段持续时间很长，西方国家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约2000年。
我国则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公元19世纪的清朝末年，约2500年。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
教育学以经验性和不系统的教育思想为表征，与哲学、伦理、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尚未分离为独立的学科。
这一时期的教育著作多属是对教育经验的描述或猜测，既缺乏理论分析亦无完整的体系，因此只能说是教育学的萌芽。
但许多伟大的教育家依然以自己的超凡智慧提出许多精辟的教育见解，包含了大量的科学成分，为后来教育学的独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的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道家、董仲舒、嵇康、韩愈、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西方的主要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昆体良、西塞罗等。
1中国古代的教育学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代表作是《论语》。
他在教育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开中国“私学”之先河，改变“学在官府”的局面，实行“有教无类”，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使文化教育下移到平民；
从教40余年，弟子3000，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教学的思想和原则。
继承和整理我国古代的文化，编辑《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保存了中国文化；
他从探讨人的本性入手，认为人的先天本性相差不大，个性的差异主要是后天形成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他很重视后天的教育工作，主张有教无类，希望把人培养成为贤人和君子；
强调“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首创启发性教学，实行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特长，重视举一反三的学习迁移能力的培养，努力发展学生积极的思维，以造就各类人才；
（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就是启发诱导。
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朱熹注：
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得之貌。
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
启发诱导就是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务使教学内容与方法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孔子还强调学习和思考的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和行动的结合，要求学生能学以致用，把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之中去。
在道德修养方面，他倡导“立志”、“力行”、“自省和自克”、“改过迁善”等；
他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要做到“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爱护学生、无私无隐。
墨家创始人墨翟（约孔子卒后十余年生，孟子生前十余年卒）是继孔丘之后的伟大思想家。
他创立墨家学派，独树一帜，并使之与儒家对立，两家相互驳难，真正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子自称“鄙人”，出身微贱，长于工艺，曾是个精于制造车、械的手工艺人，墨家学派既是一个以“农与工肆之人”为主体的学术团体，又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宗教色彩浓厚的政治集团。
墨子重视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个性形成的影响。
他以染丝（苍黄论）为例，以素丝和染丝为喻，来说明人性及其在教育下的改变和形成，揭示了人格是在教育和环境中习染而成的。
他以为人的自然本性如素丝，染于青则青，染于黄则黄，全是因为所染形成了不同人性，“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还提出社会政治经济等大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
“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
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人的道德观念、心理品质、行为规范和人际交往等都是和社会大环境中的诸多因素有关系，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物质基础。
如管子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已经看到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成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墨子主张培养“兼土”、贤士”，以实现尚贤、兼爱、非攻的社会思想，即通过选贤用能来改变现实生活中用人以亲、以势、以财而不问贤能与否的腐败政治和社会不合理现象，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娶颜色、用人唯贤”。
在教育过程中，比较重视学生的言谈论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文史知识、科学技术的掌握。
在有关知识的获得途径上，墨家认为主要有亲知、闻知和说知三种，但前两种并不全面和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
我国第一部教育专著《学记》大约出现在战国末年，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思孟学派撰写的。
全文仅1229字，却对教育的制度、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学校的管理、师生关系等做了精辟的阐述和高度的概括。
《学记》本着儒家的德治精神，认为实现良好政治的最佳途径是兴办学校，推行教育，作育人才，以教化人民群众遵守社会秩序，养成良风美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学记》承袭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视为政治的最佳手段，表现了对教育作用与目的的基本看法，揭示了教育是立国之本的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关于学制系统，《学记》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
”以托古的方式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按行政建制建学的设想。
这个设想产生于古代学校制度的传说，但对后世封建国家兴办学校有很大影响。
关于视学与考试。
《学记》十分重视大学开学和入学教育，把它作为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来抓。
（春季为多）开学这天，天子率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开学典礼，以芹菜等为祭品，祭祀“先圣先师”以示尊师重道。
还定期视察学宫，体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新生入学，“官其始也”，使学生明确日后从政而学的道理。
学校还重视学业的训诫仪式：
听见鼓声，打开书箧上课，以示敬业；
备有戒尺，以作训戒，维持严肃秩序和教育威严。
其他的有游其志、存其心、学不躐等。
这就是古代大学所谓的教之大伦。
学习过程中，规定每隔一年考查一次，以表示这一阶段学业的完成。
考查常由主管学校的官员亲临主持。
考查内容包括学业成绩和道德品行，不同年级有不同要求，各年级都要经过考核升级。
第一年“视离经辨志”，考查阅读能力方面能否习字断句，明章成篇，思想品德方面是否确立高尚的学习志向；
第三年“视敬业乐群”，考查对学业的态度是否专心致志和与同学相处能否团结友爱、和睦相处。
第五年“视博习亲师”，考查学识的广博程度和对老师是否亲密无间。
第七年“视论学取友”，考查独立的学术见解和研究能力，能够识别学友。
合格者为“小成”。
第九年要求“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考查学术上的融会贯通、闻一知十，意志坚定而且政治成熟。
合格者为“大成”。
整个考试制度体现了循序渐进，德智并重的特点。
在教学思想上，主张“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是说既有有计划的正课学习，又有课外活动和自习，有张有弛，抓住了人的生理机制的紧张与疲惫、兴奋和抑制的活动特点，合理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使学习成为学生的一种内在需要，也使学生的身心健康有了保证。
《学记》进一步发展了启发诱导原则。
“君子之教，喻也”，指教学要注重启发。
一味让学生死记硬背，或者频繁发问，只顾赶进度，而不顾学生的兴趣、接受能力和学习效果，学生就会以学习为苦差事，甚至怨恨老师，并很快地把所学东西丢弃得一干二净。
因此，教学要注意“道（导）而弗牵，教师引导，但又不牵着学生鼻子走；
“强而弗抑”，督促勉励，又不勉强、压抑；
“开而弗达”，打开关键思路，但不提供现成答案。
道（导）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
和不仅是师生关系的和睦，学生也产生了乐学、愿学的积极心理倾向。
易是指学生没有心理压力，把学习当作是轻松愉快的事情，困难也容易克服。
思就是打开学生思路，促进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充分体现了学习主体的地位，发挥其主体作用。
《学记》倡导尊师，首先，是因为社会上每个人，从君到民都是教师教出来的，尤其是以教育为治术就离不开好老师。
所以要能够“师严”尊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社会要尊师，君主应当带头。
当人成为教师时，君主就不能以臣下之礼待之。
其次，《学记》以为：
“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把为师、为长、为君视为一个逻辑过程，使为师实际上成为为君的一种素质、一项使命，就使尊师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此外，它还概括出一条教师自我提高的规律——“教学相长”。
它说：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故曰教学相长也。
”教学相长的本意并非指教与学双方的相互促进，而是仅指教这一方的以教为学。
它说明了教师本身的学习是一种学习．而他教导他人的—过程更是一种学习。
正是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学习相互推动，使教师不断进步。
因此《学记》引〈尚书·
兑命〉说；
“学（教）学半。
”但后人在注释“教学相长”时，作了引申，将其视为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双方的互相促进、互相渗透、共同提高的辨证统一的关系。
知不足，知困，这里也揭示了主体性教学的基本问题（教师的自觉和学生的自觉）。
2西方古代的教育学思想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年一前399年），希腊哲学家、教育家。
他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士。
他出生和成长在雅典帝国的鼎盛时期，当时的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苏格拉底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曾向阿尔克劳学习过自然哲学，也向智者大师如普罗泰戈拉等求教过，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
在他30多岁时，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苏格拉底直接参加过三次战役。
在作战中，他英勇果敢，吃苦耐劳，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拯救落难战友，表现了为城邦不惜牺牲的爱国精神。
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雅典城邦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关键。
战争使全希腊的政治、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度混乱。
霸主们公开宣扬血与火的杀伐，声称弱肉强食就是“正义”和“公道”。
斯巴达打着“解放希腊，帮助诸邦摆脱雅典统治”的旗号，雅典则喊着“为帝国利益而战”，实际上，双方都赤裸裸地奉行霸权政治原则。
政治动乱又使希腊人精神世界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和危机，人性普遍堕落，希腊的传统道德陷于崩溃。
苏格拉底认为，造成雅典所面临的巨大危机的根源，是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因此，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引导人们追求和认识道德的善，由此才能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复兴雅典乃至全希腊。
苏格拉底从30岁开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公众上，特别是对青年的教育上，他一生虽然从未创办过有固定校舍的学校，教学也没有一定的对象，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传统意义上的民众教师。
在苏格拉底的的门人中，既有贵族派，也有民主派；
有本邦人，也有外邦人；
有政治家，也有将军。
从青年到老人，从富者到穷人，无论是普通的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是他的教育对象。
他教无定所，体育馆、广场、街坊、商店成了自然的教室。
苏格拉底说：
“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
”苏格拉底的教育内容重视道德、智慧、治国才能的培养，目的在于教人怎样做人。
他企图用他的哲学和道德原则来改造希腊人的思维和精神生活，培养人们具备公正、节制、勇敢、智慧等优秀道德品质。
苏格拉底认为，从政必须以正义为准则，雅典之所以陷入无穷动乱和灾难之中，都是因为人们只追逐金钱地位，丧失了美德之心和善。
所以不管什么人、什么政体，只要言行不合正义，都会遭到他的批评。
这种独特的精神与当时雅典人所奉行的政治及生活规则产生了严重冲突，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和贵族政治都持独立不倚和批评的态度，也招致了当权者的仇视。
公元前399年，他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控告。
苏格拉底恪守自己的哲学使命和原则，在法庭上他不畏惧、不求饶，侃侃而谈，申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
他不仅严正地为自己辩护，而且继续针砭雅典时弊。
被判处死刑后，他的朋友和学生劝说并帮助他越狱逃走，被他坚决拒绝，因为他认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自己应遵守雅典的法律，这是他不能违背的。
在临终前，他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
”这是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悲剧。
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是在哲学转变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要求下，强调人们要认识普遍的、共同的本质，探求真知，为此他还按照德尔斐神庙的古老神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就是让人们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只有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才能放弃原有的经验性的、感性的东西，去发现理性的知识，发现事物的概念，认识真理。
而只有达到了真理性的认识，人的行为才可能是正确的。
一切错误的行为，罪恶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
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是依靠自己去思考问题，依靠的是自知。
他还认为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而真理就代表着至上的神。
神为人安排了灵魂，同时也赋予了人的灵魂以智慧。
因此，真理就存在于人心灵中，要寻找智慧、发现真理，不在于向外探求，不在于认识自然现象，而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去探求，研究自己的心灵，只有在这样的自我认识中才能寻找永恒真理，以便接近至善的神。
他因此提出有思考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将理性思维的价值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苏格拉底的雄辩术是古代欧洲最早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它是由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组成的独特的方法，又称苏格拉底方法（或称产婆术）。
讥讽是就对方的发言不断提出追问，迫使对方自陷矛盾．无词以对，终于承认自己的无知。
助产术即帮助对方自己得到问题的答案。
归纳即从各种具体事物中找到事物的共性、本质，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比较寻求“一般”。
定义是把个别事物归人一般概念，得到关于事物的普遍概念。
苏格拉底方法的优点是不将现成的结论硬性灌输或强加于对方，而是与对方共同讨论，通过不断提问诱导对方认识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而然地得到正确的结论。
教育者的作用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要把存在于学生内心的知识导引出来，变为学生实际的知识和技能；
要启发学生去求取知识，调动他求知的欲望，去自动、自觉地追求知识。
这种方法遵循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已知到未知的规则，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并为后世的教学法所吸取。
后世许多名著都是以问答体形式出现。
但是这种原始的教学方法是在当时没有成熟的教材、教科书和没有正规课堂教学制度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不是万能的教学方法，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和适度范围内作为参照。
柏拉图（公元前427一前347）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代表作《理想国》。
他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建了一所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辛勤教学40年。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宏伟博大，几乎涉及教育领域所有的重要问题。
照柏拉图的设想，在“理想’’的国家里，存在看上帝用不同的材料造出来的三种人：
第一种是金质的人，其天性特点是理性发达，所以应该成为奴隶主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哲学王）。
第二种人是银质的人。
其特点是刚强的意志在灵魂中占主要的成分。
所以应构成军人或叫中下层统治者，成为奴隶主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和国土的保卫者。
第三种是铜铁质的人，其特点是情感在其灵魂中占有主要的分量，命定成为手艺人、农民等劳动者。
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不属于上述三等中的任何一等。
柏拉图认为，国家是否健全，是否安宁，首先取决于国家是否建立在公道（即正义）的原则上。
所谓公道就是指三个阶级各守本分，每一个人按其天性从事他份内的事，不得干预他人的事。
简单而言，正义、智慧、勇敢、节制是其理想国家应该有的四项伦理原则，这一切也都离不开教育，换言之，教育是构建理想国家的重要保证。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恩格斯称之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
秉承柏拉图的理性说，他认为追求理性就是追求美德，也就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亚理士多德曾在吕克昂（阿婆罗神庙旁）创办了吕克昂哲学学校；
他也把教育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指出教育应该是国家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同样的教育，教育事业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
首次提出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而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等，都应根据学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做出具体安排；
他的关于教育的年龄分期，基本上和人的身体发育阶段相适应，他因此成为西方历史上最早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
他也是最早从理论上论证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教育家，和谐发展教育是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智育、德育、美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最终的目的是要在和谐的基础上实现理性灵魂（植物、动物和理性）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散记在他的《政治学》、《尼克马可伦理学》著作中。
在西方，第一部教学论专著是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公元35—96）写的《论演说家的教育》，又称《雄辩术原理》。
这本书比我国的《学记》晚了约300年。
该书手稿遗失1400多年之久，直到1415年才被重新发现。
全书共12卷，对教育的最终目的（德才关系）、家庭教育、教育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师的作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幼儿教育（早施教）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概括。
昆体良是西方教育史上最早提出了分班教学的初步设想，他认为教师应该是一个公认的有学问的人，是道德的典范；
而且好的教师要熟悉所教学科的内容，要熟练地运用教学方法，注意因材施教；
他还为未来的演说家教育规定了比较广泛的学科课程，包括读写、文法、修辞学、音乐、几何、辩证法、伦理学、物理学等，这一学科体系成为欧洲中世纪教会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
（二）独立形态阶段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17世纪到19世纪）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了满足资产阶级对人才的需要，不仅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教育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
以夸美纽斯、卢梭、赫尔巴特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撰写了一些教育著作，阐述了他们的教育主张，对教育思想、内容、方法等做了较为丰富的论述，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使教育学开始从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分化出来，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夸美纽斯（1592—1670）是捷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
他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教育思想遗产，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崇拜理性和知识的人文主义教育的成果，总结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教育经验，并结合他本人的教育实践，1632年写了《大教学论》一书。
作为近代第一本教育学著作，该书被看作是独立形态的教育学标志性著作。
它系统论述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于学校教育的多方面要求和教育在培养人和改良社会中的作用，在泛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和建立统一学校的问题。
他还根据幼儿、少年、青年的年龄特征，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和方法，如直观性教学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等，从理论上论证了班级授课制，高度评价了教师职业，强调了教师的重要作用（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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