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陶瓷的鉴赏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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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一千度以上，好的瓷器甚至要高达一千三XX左右。

最后，在理化性质方面，吸水率，陶器高，瓷器低：

音响率，陶器发闷，瓷器响亮；

抗击率，陶器容易碎，瓷器相对不易损坏。

2、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鉴赏

陶器是人类能动地综合使用自然界的水、火、土、木等物质材料，通过化学变化、改变物理性能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新产品，是人力改变自然物的开端。

关于陶器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前提必然是建立在原始人类对火的长期利用的基础上。

莫尔根在《古代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采用蓝子涂泥的说法。

恩格斯指出：

“在许多地方，或甚至在一切地方，陶器都是由于粘土涂在编制或木制的容器上而发生的，目的在使其能耐火。

因此，不久以后，人们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容器，也可达到这个目的。

”陶器的发明不能归功于某一民族或国家。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古代，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并具备一定的条件，都有可能出现制陶术。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制品，是捷克发现的一些陶制玩具，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0年。

我国的制陶历史能上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陶器是原始先民制造的最主要的生活用具，有盛水装“饭”的碗、钵、盘、壶、罐、豆、盂等，有蒸煮食物的灶、鼎、釜、甑等，甚至还有盛敛死者的瓮罐。

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制作多利用伸手可及的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烧成温度较低，器表凹凸不平，器壁厚薄不匀，胎质松软，器形不够规整。

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陶器依然是手工捏制，但制陶原料已经过淘洗处理，去除了混杂在泥土里的砂粒和杂草，使得器表光滑；

同时，采用手制轮修的方式，生产出诸如葫芦瓶、尖底瓶这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龙山文化采用快轮制陶法，成功创烧“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蛋壳黑陶，胎壁厚度只有1—1.5毫米。

黑陶高柄杯造型规整，质地坚密，器壁厚薄均匀，色泽光亮漆黑。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生产薄胎白陶器，对商代烧制刻纹白陶器具有深远影响。

新石器时期制陶业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彩陶的盛行。

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主要是使用笔一类的工具，蘸上各色彩料，图画于陶土胎体表面，入窑高温烧制而成。

一般在红地、橙黄地或灰地上绘黑色或深红色花纹。

有关彩陶的起源，“很可能最早是作为某种仪式行为而使用的，红色在远古人们的意识中，具有神秘的意义，后来大概以图形装饰和记事”。

人类对色彩的认识和使用，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

他们懂得用赤铁矿粉末染色的方法，或装饰蚌壳、兽骨制成的串饰，或撒在死者的周围。

彩陶正是人类在对色彩的掌握和熟练运用过程中，结合思维创造和情感表达，以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逐步走向成熟的。

早在距今约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曾发现一片红彩曲折纹彩陶，此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如繁星点点，遍布大河上下、长城内外。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等都有彩陶遗存。

彩陶的图案纹饰，往往都绘就于器物的口、颈、肩和上腹部，或施绘在盆、钵、碗等器物的内壁。

彩绘部位的选择与原始人类的生活习俗有关，他们往往把生活用具直接放在地上，席地而坐，这样，绘于陶器的图案就能很容易地被摄入眼帘。

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内容丰富多样的彩陶装饰图案，隐含着人类童年时期的美学观念和文化内涵。

按彩陶图案装饰的不同内容，可分为几何形纹装饰、植物纹装饰、动物纹装饰和人物纹装饰。

其中几何形纹装饰应用最为普遍，植物纹装饰、动物纹装饰次之，人物纹装饰少见。

几何形纹装饰主要是依据不同长短、粗细的线条，经过曲折、横竖、交叉的造型变化，与圆点、三角等进行合乎规律的排列和组合，形成丰富多彩的图案。

网格纹、锯齿纹、漩涡纹、条带纹、圆圈纹、菱格纹、三角纹、回纹、贝纹、水波纹等都是点与线、点与面或线与线、线与面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叉、重合、反复的结果。

彩陶表面几何形纹装饰变化无穷，作者按自己的意愿灵活地画出与器物相适应的图案，以至于在众多的彩陶器中很难找到图案纹饰完全同一的器物。

关于它们的起源有诸多的说法，源于古代劳动的编织说，为网格纹、锯齿纹、菱格纹、回纹、三角纹提供了充分的力证；

漩涡纹、圆圈纹、贝纹、水波纹则是生活环境的艺术再现；

对植物纹、动物纹分类、排比的分析，则得出几何形纹是从植物纹、动物纹由具象到抽象演变而来的结论。

网格纹是交叉斜线构成的网纹，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就有腹壁两面绘赭黑彩的网格纹船形壶（图版三），1958年陕西省宝鸡北首岭出土，高15.6厘米，口径4.3厘米，长24.8厘米，直口、圆唇、短颈，腹部宽而外鼓，两端圆尖外突，颈旁宽肩上竖立两半环状器耳，可供提系；

腹面用黑彩绘斜网格纹，上窄下宽，犹如捕鱼的网；

网的两侧各有一组七个三角形组成的图案，象征系在网上的网坠；

将陶壶塑成船形并饰网纹，令人联想到古人驾驶小船撒网捕鱼的劳动场景。

到了马家窑文化的半山、马厂类型，网格纹发展成为网格锯齿纹、网格横人字纹和网格条带纹。

锯齿纹复杂多样，锯齿分上下、大小、粗细、疏密。

漩涡纹由数组圆圈、弧线构成旋转的旋涡形状，涡心的数量不等，多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贝纹源于对海贝的模仿和变形，多为椭园形，偶见园形。

这些几何形纹彩陶装饰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中非常流行，具有独特的韵律和节奏之美。

植物纹装饰是对自然界花草树木的模写。

在史前社会，人类从事采集和农耕，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养成了对植物和谷物的敏锐观察力和表现能力。

河姆渡文化陶器上有刻划的四叶纹和枝叶纹，而彩陶器上的植物纹装饰，题材更广，色彩更美。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器表绘有树纹；

庙底沟类型彩陶，以放射状、类似卷瓣花朵纹样的旋花纹和由单叶组合起来构成图案的叶状纹装饰。

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彩陶出现卷草纹装饰；

半山类型彩陶装饰有葫芦纹、塔松纹、叶纹和粟纹；

马厂类型彩陶以花瓣十字纹装饰。

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彩陶也有勾叶纹和花瓣纹连续图案。

1956年河南省陕县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盆，大口、折沿、鼓腹、平底，腹部以圆点和弧边三角形连接构成花瓣状图案。

人类是从自然界的动物群体中分化出来的，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动物既是人类的狩猎对象，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资料，同时又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这就是原始社会中最主要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彩陶中的动物纹饰即是这一矛盾关系的生动反映。

彩陶动物纹装饰，集中在鱼、鸟、蛙、龟、鹿等几类。

鱼是古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人类对鱼的观察和感受也最深刻，表现在彩陶上的鱼纹多种多样，各具特色，有的像鲤鱼，有的像游鲷，有的像鲢鱼，还有连体鱼。

鱼纹以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为最发达，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又出现鲵鱼纹。

1958年甘肃省甘谷西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出土的鲵鱼纹彩陶瓶（图版四），高38.4厘米，口径6.8厘米，小口外侈，溜肩、直腹、平底，颈部饰一圈附加堆纹，腹有双耳；

腹部用黑彩绘人面鲵鱼纹，鱼身蜷曲，满绘网状线纹，上端有一对前肢，四指张开，鱼尾上翘，与头部交接，脸部圆形似人面，双眼圆睁，张嘴露齿；

鲵鱼别称娃娃鱼，其叫声犹如娃娃发出的声音；

人面鱼身的合体，隐含着原始人类图腾或祖先崇拜的观念。

鸟纹装饰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彩陶最为丰富；

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也偶有发现。

鸟纹形态多姿，有的寻觅啄食，有的伫立张望，有的展翅欲飞，有的翱翔天空。

早期的鸟纹多写实形象，头、身、翅、尾、爪俱全，浑然一体；

晚期趋向图案化、抽象化。

蛙纹最早见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彩陶，以写实的形式出现，画出头、躯体、四肢等整体轮廓；

庙底沟类型的蛙纹，已较夸张；

马家窑文化的蛙纹最繁盛，半山类型的蛙纹演化为具有人、蛙双重特征的构图，到了马厂类型时期，人蛙构图简化，头部、躯干甚至缺失，或成为山字形。

鹿纹仅见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彩陶，长颈、短尾、有角，作伫立、行走或奔跑状。

红山文化的石棚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以侧立的羊作装饰。

此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偶见壁虎装饰。

人面纹装饰较为罕见，迄今为止，仅见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中。

半坡类型有葫芦形人面彩陶瓶、人面鱼纹或鱼网纹彩陶盆，人面五官清楚。

1955年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图版五），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头顶三角形高髻的人面，五官高度图案化，横眉、眯眼、三角形鼻，唇露红地，口部两侧以鱼身相掩，又有三角形双鱼口衔双耳，鱼身都以斜方格纹作鳞。

1973年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图版六），口径29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高14厘米，内壁近口沿处绘十五人，以五人一组，携手并肩、翩翩起舞；

舞者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或饰物，下体有尾饰；

它们使人联想起原始人类狩猎归来，在布满篝火的夜晚，披饰兽装，踏歌率舞的欢快场景。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中还发现了不少雕塑人形的彩陶瓶、壶等，多见以人头作为器物的口部。

1978年甘肃省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出土的人头形口彩陶瓶（图版七），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形似葫芦，瓶口塑成圆雕人头像，五官端正，双眼和鼻孔均透雕，鼻梁隆起，嘴唇微启，双耳有半圆形穿孔，可系首饰，头顶平齐作瓶口，额前、两鬓和后脑刻饰出弧线形短发，腹部装饰弧形三角纹，由斜线和弧线组成连续的图案。

艺术是对社会生活具体、生动、形象的反映，是情感和智慧的结晶，那么，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隐含了些什么呢？

彩陶艺术是对实用陶器的美化，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产物。

彩陶器绝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其装饰题材来源于人类生活中最熟悉，最易触发情感，又最引人遐想的典型，它必然导源于古人百般依赖的自然界。

彩陶的几何形纹即便不是直接从植物纹、动物纹演变而来，也能从人类从事的劳动创造和劳动环境中找到源头，编织的经纬、荡漾的水波、遄激的旋涡……，都能给彩陶创作以启发。

其抽象几何形图案的构成，饱含了原始人类超凡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即使是以抽象派自居的现代画家，面对这综合运用了对比、反复、对称、相错、共形、变化等构图形式法则的技法，也会感到汗津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尚停留在原始阶段，却产生如此高级的艺术形式，实在令人费解。

彩陶器中数量不多的动物纹和人物纹装饰，尤其是动物与人物的外形组合，明显地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鱼、鸟、蛙、鹿、羊成为后世的吉祥物，与史前彩陶的动物装饰一脉相承。

鱼、鹿、羊是原始先民最主要的渔猎生产方式的对象，是生活必需品，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出土的绘有人面纹、人面鱼纹或鹿纹的彩陶盆用作瓮棺的盖子，底部被有意凿出小孔，似为死者所留的出入口，其纹饰内容也应与器物的用途相合。

鸟类按气候节气的变化，往返迁徙，而在古人所从事的原始农耕劳作中，离不开对农时的把握，鸟类的这种定时性被借用；

鸟能高飞，少有天敌，在原始人“万物有灵”的观念中，便成了人神相通的天使。

河姆渡文化出土的象牙蝶形器，刻饰双鸟捧着一轮喷薄升腾的朝阳冉冉而起，古代人类的鸟崇拜，被形象地展示出来。

以甲骨文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成熟文字的出现，也决非某一圣贤一夜之间的突然发明，而是经历了由形象到符号、由象形到指事的较长时期的演绎，以点、线的灵活运用为主要特征且形态各异的彩陶装饰，为古代文字的创造，在造型、结构、用笔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石器时代彩陶器造型中实用与美的结合，装饰上合乎审美的艺术构成以及所隐含的史前人类对自然界、自身的朦胧认识和由此引发的原始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预示着人类文明的曙光即将喷薄而出，照耀中华大地。

3、商周时期陶器的鉴赏

商代最具代表性的陶器是白陶和印纹硬陶，此外，还有原始瓷器。

白陶器源于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后来被龙山文化所继承，夏商时期得到发展，特别是商代晚期，白陶器进入鼎盛，到西周就突然销声匿迹了。

商代白陶器的器形主要有鬶、盉、爵、豆、罐、壶、卣、簋、罍等，一般都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酒器和食器。

这些白陶器的胎质纯净洁白而细腻，器表又多刻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和曲折纹等精美图案花纹装饰，与当时的青铜器造型和装饰图案极为相似，很有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

印纹硬陶盛行于商周时期的南方地区，下限到西汉时期。

其胎质比一般的泥质或夹砂陶器细腻、坚硬，烧成温度也比一般陶器为高，而且在器物表面拍印以几何形图案为主的纹饰。

商代印纹硬陶的图案以大方格纹、云雷纹和人字纹为多见；

西周印纹硬陶的纹饰有回字纹、曲折纹、扁体云雷纹等；

战国时期则以小方格纹、编织纹、米字纹和麻布纹为主。

原始瓷器，简单地说是瓷器的原始阶段的制品。

作为瓷器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第一，原料必须是高铝低铁的瓷土；

第二，是经过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成，使胎体烧制致密、不吸水、击之发出清脆的金石声；

第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

商周原始瓷器已经具备了瓷器形成的条件，是瓷器的低级阶段。

流行时期为商代—战国。

器形大多是尊、罍、簋、壶、匜、盂、豆、罐、鼎、杯等盛贮器，至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一部分钟、錞于等仿青铜礼器。

4、秦汉陶器的鉴赏

秦汉陶器的最主要特色，是陶器作为陪葬用的陶礼器和模型明器的大量使用，以及低温铅釉陶的发明和彩绘陶的大量出现。

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墓葬中随葬青铜礼器的葬俗逐渐地被仿照青铜礼器的陶器所取代。

这类陶礼器主要有鼎、豆、簋、簠、甗等，并且成套成组地生产。

这类陶礼器的制造一直延续到西汉。

明器是专门用于陪葬的物品。

《礼记·

檀弓》记载：

“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

《孟子·

梁惠王》也记载：

“仲尼曰：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赵歧注云：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死后往往用奴隶殉葬。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兴起，铁器时代的到来，必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统治者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用奴隶殉葬被认为是对劳动力的极大浪费，为此，有些贵族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让奴隶活着继续为主人的后代干活劳动，却把按奴隶形象做成的陶、玉、石、木、铅等质地的人俑，放入死去主人的墓中陪葬，取代了人殉奴隶的野蛮习俗。

秦汉时期，在陪葬人俑的基础上，更是增加了各种动物俑及各种建筑模型。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王朝横征暴敛，无休止地征发徭役，劳民伤财。

大兴土木，修长城，建阿房宫，营骊山陵，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在万民怨恨的怒吼声中，秦王朝很快便灭亡了，秦始皇妄想“传之无穷”的基业，十五年后便葬送在昏庸腐朽的秦二世手中。

阿房宫早已被项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一把火烧为灰烬，而万里长城和秦始皇陵却依然耸立在华夏大地，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秦始皇是靠武力进行兼并战争，统一全中国的，以至于在建国后依然用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而遭致亡国，也正是由于秦始皇对武力的尊崇，在陕西省临潼骊山的皇陵附近，摆下了征服六国时，立下赫赫战功的军阵，为世人留下了蔚为壮观、气势磅礴的兵马俑遗迹。

1974年以来，在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西南，陆续发现了4个秦兵马俑坑，共出土了约8000个武士俑、600匹陶马和100多乘驷马战车。

武士俑分战车兵、步兵、骑兵。

战车兵配备远射的弓箭、格斗的短剑和护体的盾甲；

步兵使用长柄的戈、矛、戟、钺等兵器；

骑兵执剑或弓箭，战马背部铺鞯，鞯上设鞍垫，上有排列整齐的圆钉，中间微凹。

秦始皇兵马俑1号坑出土的铠甲武士俑（图版二十七），高180厘米，身穿短褐，外披铠甲，雕刻精细逼真，腿扎绑带，足穿方口平头鞋。

长方形脸，宽额，粗眉大眼，嘴唇紧闭，八字胡须，发髻右偏，直身伫立，表情严肃。

左手作按剑姿势，右手作握物状，似持弩机或弓箭。

2号坑出土的跪射武士俑（图版二十八），高120厘米，头顶挽髻，浓眉大眼，阔鼻抿嘴，双目平视左前方。

身着短褐披甲，甲前长后短，由方形甲片编缀而成，甲片上缀有甲丁和甲带，下身着长裤，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

右膝着地，左腿屈蹲，作半跪状，双手向右侧作持弓驽姿势。

俑身原涂有绿、蓝、赭、红等彩色，现大多已剥落。

秦代人俑大都依据真人塑造的，容貌神态各不相同，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传神。

高大魁伟、排列有序、数量众多的秦兵马俑，再现了秦始皇百万雄兵，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恢宏气势，以及秦代陶塑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汉代兵马俑虽不及秦始皇兵马俑雄伟庞大，但也颇为壮观，陕西省咸阳市郊杨家湾村附近发掘的两座西汉文景时期的大墓，共清理出随葬的兵马俑坑11座，其中骑兵俑坑6座，步兵俑坑4座，共有骑兵俑58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

江苏省徐州市东郊狮子山汉代楚王墓4个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有2500多件。

汉代兵马俑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比，已缺少秦俑那种压倒一切的惊人气势和精心雕琢的写实作风。

俑均为模制，形体变小，一般俑高不超过50厘米；

战车兵的数量大大减少，甚至在狮子山汉墓中销声匿迹，代之以骑兵俑数量的增加；

身披铠甲的武士俑也逐渐少见，多数仅穿衣服，不披铠甲；

兵马俑的彩绘装饰，比秦兵马俑要普及得多，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人、马都经彩绘，且有红、白、黄、绿等多种色彩，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彩绘兵马俑，以粉涂地，其上绘朱，构成绚丽的服饰，但因保存较差，彩色大多已剥落，难窥全貌。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通过对暴秦亡国的反思，汉初统治者制订了轻徭薄赋，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战争创伤很快得到恢复；

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讲究忠孝礼义，即养生与送死的道理，一如战国思想家荀况所说：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故如生如死，如亡如存，终始一也。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节，在汉代拥有的雄厚物质基础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表现在陶人俑制作上，除了生产与秦俑一脉相承的兵马俑外，还出现了许多照顾墓主人饮食起居的男女侍俑和供墓主人娱乐消遣的乐舞俑、杂技俑、说唱俑、六博俑等，在炫耀军队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开始反映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享乐生活。

男女侍俑以所持的物品不同，分为侍候主人饮食的庖厨俑、抱瓶俑、提桶俑；

服侍主人梳妆打扮的持镜俑和修整庭院的持铲俑等。

乐舞杂技俑以1969年山东省济南市北郊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彩绘乐舞杂技陶俑（图版二十九）最精彩，高22厘米，长67厘米，座宽47.5厘米，由固定在一个陶盘上的22个人俑组成。

陶盘中心为舞蹈和杂技表演，左边两舞女，长髻垂背，面涂朱粉，身着一红一白的花衣，挥动长袖，面面相对，翩翩起舞；

右边四位男子，头戴赭色尖顶小丑帽，身穿紧身短衫，腰系白带，表演杂技动作，前面两人双手撑地，举足倒立，后面两人，一人向后折腰，另一人双足由身后分置头的两侧，双手握住足胫，作柔术表演。

在两组表演者的前面，一人身着宽大朱色长衣，束腰，头稍后仰，双臂张开，长袖拖地，似为领舞者。

后排是七人乐队，其中两位女性，正长跪吹笙；

另五位男乐师，或抚瑟、或敲钟、或击鼓。

陶盘左右两侧塑观赏者七人，右侧三人头戴冕形帽，广衣博带，袖手相向而立，面前放有两件带盖朱绘陶壶；

左侧四人头发束成环状高髻，身着宽袖长袍，束腰带，拱立观看。

所有人俑均施朱、黄、粉、赭、紫等各色彩绘，不同角色的人物安排，主次分明，动静结合，生动地展示了汉代豪门贵族进行宴乐百戏的场景。

四川省成都市北门外天迥山东汉墓出土的说唱俑（图版三十），是一件具有浓郁民间艺术色彩的佳作。

俑高56厘米，头裹长巾，绕至前额打一花结，额上皱纹密布。

四方脸，双眼眯缝，张口露齿，笑容可掬。

上身裸露，扁胸凸腹，赤膊上饰有璎珞珠，左臂抱鼓，右臂高举齐眉，手握鼓槌欲击。

下身穿长裤，赤足，右足随右手前伸，坐腿踡曲于圆榻上。

俑身上原涂白粉和绘彩，现多已剥落，仅留痕迹。

汉代的说唱艺人，被称为“俳优”，大多是身材矮小、面貌奇特的侏儒，说唱艺人用幽默的语言、令人捧腹的表情配以与众不同外貌特征，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这件说唱俑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刻划人物的面部表情、手舞足蹈的动作，塑造出既活泼诙谐，又朴实憨厚的艺术形象，成为两汉陶塑艺术中的珍品。

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开启了制作陶质动物俑和仓、楼、灶、井等模型明器的新葬俗。

动物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动物造型的陶塑艺术品，但作为专门用作随葬明器的大量使用，却始于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的动物俑，都是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畜、家禽。

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汉墓、四川崖墓、陕西省潼关市吊桥镇东汉杨氏墓和广东省广州汉墓等均有数量不等的陶质猪、狗、牛、羊、鸡、鸭等模型明器出土。

四川成都东汉墓出土的陶狗（图版三十一），高67厘米，长41厘米。

双耳竖立，鼓眼远望，大鼻短嘴，上唇宽大包住下唇。

昂首挺胸，前肢直立成蹲踞状。

颈部饰一圈宽皮带形的套绳，似为家养。

整体造型，机警灵敏，威武雄壮，活脱是一只看家护院的忠勇之犬。

六畜是古人最早驯养的动物和最早出现的私有财产，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视为财富的象征物，六畜兴旺是生活富足的代名词，把这六种动物制成模型，放入墓中，象征墓主人生前拥有的社会财富和地位，并希望死者在阴间继续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封建庄院经济的发展，使模型明器的数量和种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墓葬中竭力照搬现实生活中的全貌，有与衣食住行相关的院落、亭楼、坞堡、水池、水田、舟船、仓廪、井、灶等；

有墓主人生前的男女侍者、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劳作者、保障庄园安全的部曲坞兵和宴饮歌舞时的乐伎艺人等，几乎包括了贵族和豪强地主生活的所有方面。

这些内容经过制陶艺人的精心构思，以陶塑和模制的艺术形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犹如一幅自给自足封建自然经济的画面，展示在我们眼前。

低温铅釉陶，西汉武帝以后才出现，是以铅的化合物作为基本助熔剂，经过大约700度的低温烧成的。

釉色呈翡翠般的绿色，釉面光泽较强，表面平整光滑。

这些铅釉陶器都是专门用于丧葬的明器，不是生活实用器。

器物除了鼎、盒、壶、灶、井及家畜圈舍外，还有水碓、陶磨、作坊以及楼阁、池塘、碉堡等各种模型明器。

彩绘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彩陶与彩绘陶的区别在于，彩陶是陶器烧制之前，在陶胎表面画图案，然后入窑烧成，彩陶的彩不易剥落，但彩色比较单一，仅为黑、红等色泽；

彩绘陶是在陶器烧成后，再绘彩，因此，彩色很容易脱落，但色彩则比较丰富。

春秋时期主要生产仿青铜礼器的彩绘陶，朱绘流云纹。

战国、秦汉时期，受漆器装饰工艺的影响，陶器的彩绘艺术蓬勃发展，采用涂色、粉绘、朱绘和彩绘的方法在磨光的陶器表面进行艺术创作，涂色是在烧成的陶器表面涂以某种颜色，但容易脱落，一般多用于陶俑等模型明器。

汉代以陶壶的彩绘装饰最为生动，往往运用红、赭、褐、绿、黄、棕等色彩，自口沿到壶腹分组描绘龙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