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式干货诈骗类犯罪各阶段会见技能与技巧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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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嫌疑人进行自我介绍，逐渐建立信任关系

　　笔者在第一次会见诈骗类案件嫌疑人（含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时，一般会先告知我们是他近亲属聘请的律师，并将他近亲属签字的委托书和其近亲属身份证复印件展示给他看，同时进行自我介绍，简单介绍自己专业擅长领域及典型成功案例（之所以不宜详细介绍自己，一方面避免让当事人觉得有自我吹嘘嫌疑，另一方面要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是靠后面的专业交流），然后再问他在里面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同时传递其亲友的关心与问候（通过这样的亲情传递，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告诉他律师是专门过来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最后再问他是否同意律师做他侦查阶段（或其他阶段）的辩护人。

　　一般来说，经过这么一说、一展示以及亲情传递，绝大部分当事人立马就信任律师，完全同意律师作为他的辩护人。

如果当事人心存疑虑，需要进一步沟通之后再决定是否同意作为他的辩护人，那律师还得通过后面的沟通交流来确定信任感;

如果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请律师或不同意你成为他的律师，律师可以进一步了解原因，如果当事人确实没有意愿的，律师应当在会见笔录里详细记录下来，由当事人签字捺印后结束会见。

笔者在办理刑事案件会见中，还没有遇到被当事人拒绝辩护的情形，但不排除以后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

（二）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一般包括姓名、年龄、身体状况（是否有严重疾病、精神病史、怀孕情况）、工作单位、具体职务（特定身份犯罪）、是否为人大代表和少数民族等;

另外，需要了解的基本情况还包括当事人的抓获经过、办案机关的手续情况。

具体而言，要了解当事人被抓获的时间、地点，是否是在办案机关的通知下到案的（最常见情形）?

是否是在投案的路上?

是否存在自动投案进而构成自首的情节?

因为在法律上，当事人在投案的路上或者在办案机关的通知下到案，又如实供述案情的，构成自首（笔者见到最多、最容易被辩护律师忽略的自首情形是后一种：

即当事人在办案机关的通知下到案，又如实供述案情的这种情况），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有自首情节的，在司法实务中甚至还可以对某些犯罪达到取保候审的效果，因此，律师对此应当引起重视。

即便没有自首情节，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有严重疾病或者正在怀孕的，也是可以申请取保候审的。

最后，通过了解当事人何时被拘留、逮捕以及是否存在补签名字、倒签日期的情形，可以判断出是否存在超期羁押、非法讯问等情形。

如果当事人身体有伤痕的，还可以了解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为日后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提供线索。

　　在笔者办理的赵某涉嫌诈骗罪一案中，笔者通过会见询问其刑事拘留时间、羁押时间，发现其在未被批准逮捕的情况下羁押已超过37天，又不存在精神病鉴定的情形，笔者后来向办案机关出具了此案存在超期羁押、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律师意见书，办案机关随后对其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

　　（三）了解具体案情及讯问情况

　　笔者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会详细向当事人询问案情（告诉当事人法律规定律师会见是禁止办案机关监听的，监听的证据是非法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要当事人放心）。

询问案情有两种，可用“知己知彼”来表述，一种是了解其向办案机关（侦查机关）陈述的案情（主要以《讯问笔录》的内容为准），这是“知彼”，具体询问办案机关对其讯问了几次，每次讯问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有没有出示过什么书证、物证或照片给他看，让他签字?

警方有没有特别问到某些问题?

询问这些内容主要是想了解警方目前可能掌握了哪些对他有利或不利的事实和证据，初步了解警方（控方）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律师还可以通过询问案发现场有无其他相关证据，有无在场人员，搜查笔录、辨认笔录有无见证人、有无本人签字，有没有扣押物品清单并在上面签字等了解警方可能掌握的证据情况）。

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我们马上就切入到另一种询问客观真实情况的频道，这是“知己”，询问他们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

有什么依据（通过询问其依据可以初步判断出其说法是否属实，如有依据则可以为辩护工作或调查取证提供线索）?

这样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好让我们心里有数。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在询问当事人有没有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时，有些当事人比较犹豫，不太想说（害怕对自己不利，想看看控方是否充分掌握这方面的证据材料），作为辩护人虽然可以告知其会见过程是不被监听的，监听的证据材料提交到法庭是无效的，但也担心律师会见让其透露实情，会让侦查机关通过监听掌握内情，进而搜集完善相关证据或者侦查机关将此内情告知承办检察官、法官，即便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形下，法官很可能先入为主坚定地判当事人有罪（法官认为反正没有冤枉你）。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会见时追问当事人是否实施所指控行为在客观上帮了侦控方的忙，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因此，律师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正确做法是：

不主张直接问当事人是否实施了所涉的犯罪，而是问“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或指控的犯罪是否接受?

如果不接受，理由、根据是什么?

”在其回答基础上再采取不同对策和辩护方案。

总之，把问题限定在所谓“法律真实”范围内而不是“客观真实”范围内。

一般来说，通过上述方法去询问可以对案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虽然当事人的陈述有可能避重就轻或者隐瞒事实，但只要律师善于客观分析判断和引导，是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的。

　　（四）告知当事人所涉罪名法律规定并告知其权利义务

　　笔者在询问具体案情及侦查机关讯问情况之后，接下来会告诉当事人涉嫌有关罪名的具体构成要件（四要件：

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等，三阶层：

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等，其实辩护律师在前面询问案情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些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询问了）;

笔者还告诉他关于自首、立功、坦白、从犯、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积极退赃、退赔、刑事和解等从轻、减轻处罚的有关法律规定以及“认罪从宽”制度，通过上述“普法”，看当事人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情形，看是否存在其他对他有利的上述情节（之所以让当事人先陈述案情后再对其“普法”，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在了解法律规定后先入为主、趋利避害地取舍案情，不利于律师客观全面地了解案情）。

　　在与当事人交流过程中，要注意交流说话的方式，不仅要注意不能直接教唆当事人说假话作伪证，也要注意因交流说话方式不当产生教唆的嫌疑（原北京律师李庄因在会见时对被告人眨眼产生教唆的嫌疑被定罪科刑，但此案争议极大，李庄至今还在申诉无罪）。

关于律师会见当事人如何预防法律风险，笔者曾在《刑事律师会见当事人的十大禁忌》一文有过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笔者在办理涉诈骗类刑事案件中，首先会告知当事人及其亲属不能从事串供、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提供假立功线索等带来风险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让其在风险告知书上签字确认;

其次，告知律师不仅要依法保护里面的人，更要依法保护外面的人不因触犯法律而栽进去。

很多时候，外面的亲属急于求成，实施的某些行为有意无意地触犯了法律，不仅对里面的人毫无帮助，还把自己“陷”进去，得不偿失，悔之晚矣，对此不可不防。

　　另外，在这个阶段，法律没有赋予律师核实证据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律师才能去核实相关证据），因此，律师为了避免法律风险，尽量不要去与当事人核实相关证据，尤其是言辞证据（而且，根据刑诉法第40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有有限的调查取证权）。

　　为了达到会见目的，律师可以采用全面客观分析目前事实和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给当事人自我防御提供知识基础，至于当事人如何选择，那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与律师无关。

在当事人不明白时，律师可以为其详细释法，在对当事人解释法律时：

一是要全面透彻，有利与不利的都应该告诉当事人，不能回避当事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二是要实体与程序并重，不仅应告诉当事人刑法上关于所涉嫌罪名的规定，而且要告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诉讼期限以及证据采纳规则、证明标准等等。

这种对法律规定全面的告知，可帮助当事人在进行自我选择时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和认识，避免受到误导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也能够用权利来对抗部分办案人员的不法行为，依法学会自我保护。

　　在告知权利义务方面，笔者会直接告知当事人依法可以享受的诉讼权利、如何依法学会自我保护（这是很多律师容易忽略的重要问题）：

告知他以后在面对办案机关的讯问时，与本案有关的，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回答一定要简单明了，直奔主题，避免言多必失;

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告知他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时，一定要仔细核对讯问笔录是否与自己所说的一致，完全一致才签字;

不一致的地方（尤其对自己不利或有利的情节）有要求修改和补充的权利，否则可以拒绝签字（这一点很重要，是依法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嫌疑人、被告人只看一眼甚至不看笔录就签字了，最后在法庭上发现自己签字的笔录与自己当时所说的不一致，这不一致的地方刚好对自己不利，若没有客观性很强的物证、书证，很难推翻自己已签字的笔录）。

告知他对办案机关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有向其出示的义务，如不服鉴定意见的，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权利。

告知他如何识别、应对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骗供、诱供、指供和其他让嫌疑人进入“陷阱”的非法手段。

就拿骗供来说，个别侦查人员“经典”的骗供手法有：

　　侦：

“某某人已经供认了，你承不承认都可以定你的罪，态度不好可能还会重一点”

“还是不说，是吧?

如果你不老实说出来，你就还有一个包庇罪，两个罪加在一起，就是数罪并罚，起码判10年以上，到时候你老婆和孩子谁来管?

你的父母谁来管?

”

“不说我们就整材料，让法院多判你几年哟。

“手拿材料展示：

XXX人的笔录在这里呢，你看他都说你收了xx钱。

“刚才你朋友打电话给我们领导了，想给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但你要配合哈，不然你朋友也帮不了你噢。

“说吧，说了马上为你办理取保候审。

”手拿取保候审决定书，亲自给被讯问人看。

“你作案的当天，都有几个人亲眼看见，你还不老实交待?

我这里还有现场的监控视频。

　　（五）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案、规避会见中的法律风险

　　通过上述询问、了解和告知之后，笔者会告诉当事人，在这个阶段律师还可以向办案民警了解案情，结合向其了解的情况及初步的调查，律师可以向办案机关出具律师意见书，尽量在刑事拘留期内阻击批准逮捕，并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在笔者与邓忠开律师最近办理的石某涉嫌诈骗罪一案中，我们就是在刑事拘留期内（“黄金”37天内）通过会见石某详细了解案情，向办案机关提出证据不足的详细辩护意见，最后“迫使”公安机关取保放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当事人要求律师对案件前景进行预测的时候，要慎重。

一是自身信息掌握不全面，只听了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很容易预测错误;

二是即使全面掌握了信息判断正确，也要避免导致对当事人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影响后续案件的处理。

如果律师在给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外，还能够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安慰和疏导，这不仅有利于帮助当事人面对现实，理性看待自身处境，能更为有效的配合律师开展辩护工作;

而且也能够得到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亲属的感激，巩固彼此之间的委托关系。

　　2

　　逮捕后的第一次会见

　　在侦查阶段，逮捕后的第一次会见与逮捕前的第一次会见大同小异，诈骗类犯罪辩护律师基本上可以参照上述的相关套路去实施，逮捕之后，律师可以将重点放在为当事人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上面，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需要补充的是，律师在侦查阶段还需要向当事人了解是否存在对其有利的证据材料线索（即证明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材料线索）。

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侦查机关有全面收集案件证据材料（既包括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还包括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的义务。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思维集中于破案、打击犯罪，则很容易忽略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材料或线索。

因此，如果发现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材料而侦查机关没有收集的话，辩护律师则可以向办案机关提交《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申请书》《关于证明×

×

有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法律意见书》《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等一系列的文书，以争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结果。

　　第二节审查起诉阶段会见

　　审查起诉阶段，意味着案件已经侦查终结，并形成了完整的侦查案卷并移送至检察院了，此时律师介入后可以行使阅卷权。

阅卷之后的会见，工作的内容和重心与侦查阶段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律师通过会见依法指导当事人应对检察官的讯问

　　在“捕诉合一”未实施以前，检察院审查批捕工作主要由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侦查监督科或侦查监督处）来进行，而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则由检察院公诉部门（公诉科或公诉处）来进行，换言之，两个阶段的承办人员是不同的，这使得在实务中后阶段的办案人员往往会就前阶段办案人员所做的笔录内容，向当事人再次进行确认。

　　结合笔者办理N起诈骗类案件的经验，承办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通常会有以下内容，常见的讯问“套路”——

　　检察官首先会问：

“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进来的吗?

”，当事人的回答一般会分这几种情况：

　　未经律师指导，多数的当事人会直接说“诈骗”;

　　稍微经过律师专业指导的当事人，他们会说“涉嫌诈骗”;

　　案件确实存在无罪辩护空间的，当事人经律师依法指导后会说“我不清楚被关押的原因，公安机关认为我涉嫌诈骗，但我认为我是不构成诈骗或者说我是无罪的”。

　　然后，检察官第二句话会问：

“在侦查阶段中，你对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是否属实?

”，承办检察官这句话问非常高深，当事人回答这句话前，需要仔细回忆以前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过几次讯问、讯问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作出过哪些对自己有利或者不利的供述、笔录是否与属实并自己所说的一致等等，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实务中出现过这种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在缺少专业的律师指导下，不少当事人没有全面、仔细地核对笔录内容就在上面签字确认，丝毫没有察觉出里面有对其不利的不实内容;

在审查起诉阶段又对检察官表示“以前对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属实”，等于把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也承认了。

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对自己的口供已经签字确认，讯问人员又没有对其刑讯逼供的情形下，这种粗枝大叶、自我挖坑式的做法，事后律师和当事人要推翻之前的口供，获得办案机关认可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

　　接下来，检察官可能又会问：

“你是否认罪呢?

”，这里认罪所指的罪，检察官是特指诈骗罪的，而不是指的其他轻罪，因为检察官通过前面环环相扣的讯问，问第三个问题目的在于让当事人承认自己实施了诈骗，从而将其之前供述的事实固定下来。

　　在实务中，当事人没有经过律师的指导，光是应对上面三个问题已经是漏洞百出。

如果说涉案当事人确实是无罪或者仅构成轻罪的，那么律师就会告诉当事人需要先向承办检察官说出对其有利的事实，之前所做的供述哪些是属实的、哪些是不实的，然后再辩解自己不构成诈骗或者仅构成轻罪的观点和理由。

　　下一步，检察官会说：

“请将把你以前涉案的事实、经过再详细说一遍。

”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了，当事人不仅仅是把侦查阶段公安所做笔录中的属实部分再复述一遍;

更重要的，是将以前笔录里面没有提到过的对自己有利事实、或者提到过但侦查人员没有将其记入笔录的有利事实向检察官强调一遍。

　　笔者以经办的一起案件为例说明复述对当事人有利事实的重要性——笔者在阅卷后发现当事人在会见时说的有利供述、辩解并没有反映在讯问笔录当中，但笔录仍有当事人的签字确认。

笔者询问当事人：

“为什么你现在对我说的这些内容跟你以前做的笔录不一样呢?

对你有利的部分为什么没被记录下来?

”当事人却答不出个所以然。

　　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有仔细核对笔录内容的权利的，如果笔录内容记载不属实或者与当事人所说的不符，当事人是有权拒绝签字确认并要求修改的。

笔录记载的是与案件有关的言词证据，是案件中非常关键的证据材料，甚至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证据链是否完整，尤其是对案件事实进行概括承认的情况下......专业的刑事律师往往会三令五申地向当事人强调仔细核对笔录的重要性，容不得一丝马虎。

　　如今检察院开始实行“捕诉合一”，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由同一检察官来承办，这意味着检察院的讯问将更加直接、高效，但讯问的内容还是大同小异。

“捕诉合一”后当事人补充有利供述的机会与“捕诉合一”前相比肯定是减少了。

所以说，一旦说出现公安机关没有将对当事人有利的辩解或供述记入笔录的情况，律师会迅速提醒当事人向检察官阐述一遍有利事实就是最好的补救机会。

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一味地“被动挨打”，要把握承办检察官讯问的机会，主动向检察官陈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提供对自己有利的线索材料，以达到“防守反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

　　律师通过会见能够向当事人核对《起诉意见书》及全案证据材料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案件经侦查终结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案卷（我们称之为侦查卷）和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交的《起诉意见书》。

律师在阅卷之后对案情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后，需要通过会见向当事人逐一核对起诉意见书指控的事实以及全案所有证据材料。

　　通过会见，律师能够对起诉意见书指控的事实是否属实，还有据以证明指控事实的证据是否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以及是否充分向当事人进行核实，尤其要核实在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新补充的证据材料。

如果案件证据有问题或者指控事实不属实，或者说有刑讯逼供的情况，律师就能够迅速做出应对方案，向办案机关提交《关于非法证据排出的申请》《恳请人民检察院对×

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意见书》等辩护文书，争取阻击检察院起诉或者作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起诉。

　　除此之外，通过会见，当事人也可以向律师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材料或是证据线索，或者说当事人提到其对侦查人员有过自行辩解或者作过有利供述，而侦查机关没有将相关笔录附卷移送检察院的话，律师可向检察院提交《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的申请书》等材料，请求检察院收集、调取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材料。

　　在笔者办理的一起被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笔者通过会见，了解到侦查机关并没有移送其中两份很可能对当事人有利的讯问笔录，同时对当事人要求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材料置若罔闻;

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同时向办案机关提交了两份申请，一份是申请检察机关收集证明当事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另一份是申请检察机关调取当事人作出过有利供述的笔录，这样左右开弓提交申请，为最终获得有效辩护结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律师通过会见能够与当事人确定辩护方案

　　确定辩护方案，不仅仅包括实体法上的辩护，还有程序法上的辩护。

如果说当事人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譬如当事人患有重要疾病、怀孕或者正在哺乳，律师还可以向办案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并协助当事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以争取办案机关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当然，要想取得最终辩护的胜利，重点还得在实体法辩护上取得突破。

在前述的会见工作基本完成后，律师能形成若干个初步辩护方向，到底是彻底的无罪辩护，或是选择性的轻罪辩护，还是认罪认罚的罪轻辩护。

然后，律师要与当事人进行详细的沟通，告知当事人选择不同的辩护方向会有什么区别，比如：

事实和法律依据有何不同、结果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案件的走向及诉讼期限会有什么不同等等。

　　经过这些方面的会见，在和当事人详细沟通交流的前提下，经过案件分析、风险预判和利弊衡量，律师才能够确定最终辩护方案。

如果说案件情况确有必要的，律师还可以申请与承办检察官当面会见沟通辩护意见;

虽说书面辩护更为详细、透彻，但是加以简明直观、富有感染力的口头辩护，方能够达到最佳的辩护效果。

　　第三节一审阶段会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到：

“坚持程序公正原则，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

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如果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上面的法条，笔者会这么说——“庭审就是一审刑事案件‘大决战’的地方”。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庭审而言，庭审前的会见工作就犹如庭审“大战”的“粮草”，会见的工作就是为一审庭审做准备——

　　律师通过会见与当事人核对《起诉书》及全案证据材料

　　刑事案件进入一审阶段，律师可以看到检察院移交法院的《起诉书》。

《起诉书》主要内容包括指控当事人成立犯罪的事实、法律依据以及可以佐证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等等。

《起诉书》在事实部分会列明其认为当事人构成犯罪的事实，一般包括行为起因、动机、涉案人员、涉案数额和整个作案流程;

这些事实都需要在案卷的证据材料来佐证。

　　进入到一审阶段，案卷除了公安的侦查卷外，还多了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形成的检察卷，检察卷的内容包括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所做的讯问笔录、律师意见书，个别情况下还可能会有提起公诉之后办案机关新补充的证据材料。

　　在一般情况下，上述这些证据材料就是本案提交到法院的全部证据材料了，检察院是不会再进行补充的。

如果说检察院在提起公诉后、一审开庭前再进行补充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在程序上是严重违法的。

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属公法范畴，公法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法无授权即禁止”，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未明确授权检察院可以在这个阶段补充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材料。

结合笔者在办的一起重大诈骗案件，检察院在此阶段补充了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作为辩护律师是会视情况向法院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律师在一审阶段进行会见，与审查起诉阶段一样，要跟当事人明确起诉书指控的每一项事实是否属实、对此当事人有何辩解，核对每一份证据材料是否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三性要求。

除此之外，律师还要向当事人归纳总结出哪些证据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哪些对定罪量刑有关键影响，以及应当如何依法应对。

　　最后，律师在核对全案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出案件对当事人有利和不利的地方，经充分沟通交流后方能确定最终的辩护思路和方案，以应对接下来的庭审。

　　律师通过会见对当事人进行开庭前的全方位辅导

　　开庭前，律师要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专业辅导，一般会选择开庭前的三四天进行会见，因为这个时间点能够给当事人充足的时间吸收理解律师说的内容、充分准备接下来的庭审，不至于因为间隔时间过长导致遗忘。

　　开庭前的辅导，重点是法律层面的辅导。

　　第一，律师要向当事人详细介绍刑事诉讼一审的庭审流程、有哪些环节：

庭审开始后，公诉人会宣读起诉书，之后将依照“公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