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高等教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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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中世纪与近代的过渡时期，是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神学体系发动的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是指古希腊、罗马人文学科的“复活”或“复兴”。
就其实质来看，复兴的范围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而复兴过去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复兴而是新时代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利用和发展，是古典文化成为表达新文化的媒介。
文艺复兴被当时的人文学者认为是中古与近代的分界线。
“文艺复兴”这一术语,在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作家的著作及讲演中逐步被运用,深入人心,并广泛使用起来。
从10世纪起，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业的复苏推动着西欧经济由恢复到繁荣，西欧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终于由衰而兴。
在商业贸易繁荣的意大利，首先出现了城市兴起的热潮。
随着意大利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复兴市民反对封建制度的束缚和教会的精神统治，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成长起来，人文主义应运而生。
文艺复兴运动历时久长，持续近三百年；
涉及面广，整个西欧都受其洗礼；
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欧洲近代文化的开端，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涉及领域广泛，它并不仅仅是“文艺”的复兴，其成就包括文化、艺术、哲学、科学、宗教、法律、教育等多个方面，不少成就随意古典文化为基础，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人文主义文化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成就。
人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共有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主要体现为以下数端：
（1）歌颂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
（2）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
（3）肯定现世生活的价值和尘世的享乐；
（4）提倡学术，尊重理性。
2.文艺复兴与大学
（1）大学的发展
1 大学数量上增长迅速
文艺复兴之前,除个别大学是由国王和教皇创建外,很多大学是在原有学校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发展而自发形成的。
如巴黎大学是以巴黎圣母院附属天主教学校为中心,逐渐聚集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和学生而建立起来的一所自然形成型大学。
也有一些大学是由学者们在迁移过程中形成的,称为衍生型大学。
如许多在巴黎大学学习的英国学者由于受当地官员的迫害,曾多次返回本国,力图建立自己的大学,其中部分师生在英国牛津创办了牛津大学,后来从牛津分离出去的师生又在剑桥建立了剑桥大学。
文艺复兴以后,由于大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先由学者们自发形成和组织的大学日益减少,而由国家或教会创建的大学迅速增加。
巴黎大学建立后,法国许多城市在原主教学校、法律学校和医学学校的基础上也相继成立了大学。
这一时期创办的大学有卡奥大学（1332）、奥朗日大学（1365）、普瓦提埃大学（1431）、多勒大学（1442）、南特大学（1461）等。
德国大学起步较晚,直到14世纪中叶才建立自己的大学,此前德国学生大多前往意大利和法国上大学。
德国境内创办最早的大学有布拉格大学（1349）、海德堡大学（1385）、科隆大学（1388）、艾尔富特大学（1392）、莱比锡大学（1409）等。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从15到16世纪,德国又出现了第二批大学，它们是弗莱堡大学（1457）、杜宾根大学（1477）、维腾贝格大学（1504）、法兰克福大学（1506）、马尔堡大学（1524）、哥尼斯堡大学（1541）、耶拿大学（1558）等。
15世纪的苏格兰也先后成立了3所大学,在数量上超过了英格兰。
1410年一批原巴黎大学毕业生开始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教,1412年这所大学获得了罗马教皇的批准,于是苏格兰第一所大学宣告成立。
1451年滕布尔主教在市政府支持下在格拉斯哥成立了第二所大学,1494年威廉·
埃尔芬斯通主教在阿伯丁成立了第三所大学。
这样加上牛津和剑桥,15世纪英国共有5所大学。
上述大学都以当时公认的巴黎大学为榜样。
由于国家和教会的积极参与,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大学。
如西班牙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大学有贡布鲁登塞大学（1499）、多莱托大学（1520）、阿尔马格罗大学（1553）等。
这些大学基本上是仿效意大利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模式。
据统计,从13至15世纪,欧洲主要国家新建立的大学数分别是:
意大利17所,法国16所,德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英国4所,其他国家6所。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大学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思想文化风格和精神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它们在许多方面体现和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旨趣和特征。
2 大学地域分布发生较大变化
这一时期,欧洲大学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迅速,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14世纪末之前,中欧、东欧和北欧的大学数量极少,50%以上大学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南部,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地区。
从14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学的地域分布开始由意大利逐渐向西南欧、中欧和东欧其他地区扩展。
根据英国学者拉什代尔的研究,意大利的大学数量基本上呈递减趋势,而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机构却保持了持续增长,特别是世纪后德国大学数量急速增加。
3 呈现出更多的民族性特征
到16世纪,大学已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建立起来了。
当时欧洲各国大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如课程设置、办学目标以及高等教育的精神气质等方面是相当一致的。
但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呈现出更多的民族性特征,尤其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政治纷争和信仰差异,导致大学成为一个竞争的焦点,刺激了大学数量的骤增,使得统一性很强的中世纪大学演变为特色各异的大学机构,促进了大学的发展。
（2）人文主义与大学（欧洲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学日趋保守,由经院哲学把持的大学课堂几乎拒绝一切新知识,大学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
14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各国大学先后发生了相应的变革。
由于文艺复兴最早起源于意大利,因而意大利的大学最先感受到新风气和新变化。
人文主义思想进入大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仅从时间上看,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14世纪初,但直到15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者的学说才开始渗透到大学之中。
当时的大学,主要是一种培训机构,旨在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医生、政府官员和律师。
“在所有重要的大学中,专业科目的突出地位仍然不可动摇”。
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佛罗伦萨为例,“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占主导地位的（几乎是惟一的）智力活动都是功利性的,这种活动与特定的职业目的相联系……教育体系的构建则是以培养男孩从事法学、公证学、医学和神学等方面的职业为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城市的领导阶层都没有想到去关心大学里的人文主义教育。
实际上,那些最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研究都是在当地大学之外的一些地方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大学的科目还是以形而上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传统的科目为特色。
在很长一段时间,人文主义对佛罗伦萨大学的影响极小。
最初,佛罗伦萨大学的人文主义主要体现在一些课外活动中,虽然间或也有著名的文学学者或博学的希腊学者被任命为大学的教授,但是作为一所公共资助的机构,佛罗伦萨大学的大部分公共资金都用于职业教育。
即使是在该城倡导人文主义的梅迪契家族统治的鼎盛时期,人文学科的教师也很少。
大量的大学预算被用于法学和医学教育上,为数不多的艺术和文学教授是大学里薪金最低的教授。
在德国,人文主义最初面对的是大学教授们的怀疑和敌意,学生们对人文主义不感兴趣甚至加以嘲笑。
人们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新的、不实用的东西。
经院哲学的地位早已牢固地确立,职业准备则是高等教育主要的关注点。
在许多德国人看来,这种“新知识”似乎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特征的外来进口物。
一些德国大学对人文学科的反对是相当激烈的。
鲁迪说:
“欧洲大学中那些保守的人把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看作是对他们既得学术利益的威胁,认为它减损了大学教授的职责,也许还会颠覆高等教育一直允诺要维护的那种信仰。
此外,他们还对人文主义的三种语言的教学和文学教学表示怀疑。
中世纪的拉丁文,特别是与极受尊崇的拉丁文《圣经》中的圣篇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是正统性的象征,是真正的智慧,是正确的知识。
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希腊文则有许多弦外之音,如信奉异教、教会分裂甚至是不信教。
而希伯来文则被怀疑有`藐视的不信教’的犹太文化之意。
这样,人文主义者引以为豪的伟大的教育进步对于那些拥护传统的人来讲,却是对于真正的教育原则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和颠覆性的攻击。
”
虽然人文主义在大学遭到了抵制,但它最终还是对大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以大学课程的演变为例,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学科,如希腊文学、修辞学、诗歌、历史和柏拉图哲学,逐渐与旧的经院主义的课程一起在大学里有了自己的位置。
虽然与职业课程相比,这些课程仍然是附带的、选修的课程,但它们至少有了一种明确的地位了。
意大利：
在意大利,来自希腊的一批拜占廷学者从事了人文主义教育开拓性的工作,当时,他们的祖国正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这些被迫流浪的学者陆续在意大利的大学找到了工作。
他们在大学讲授古希腊的语言和文学课程,激发了意大利学生对希腊学科的巨大兴趣。
在15世纪中期,费拉拉大学希腊文教授瓜里诺的讲学吸引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及意大利等地慕名而来的学生。
佛罗伦萨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安布罗吉尼由于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深受学生们的好评。
弗吉里奥是意大利第一个系统阐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并将人文主义精神渗透于大学教育之中的人文主义学者。
弗吉里奥在帕多瓦大学任教逻辑学,他写了一篇题为《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的论文,系统地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他所倡导的教育是博雅教育,而这种教育是通过教授人文学科或自由学科实现的。
这些人文主义教授的教学或许对专业学院的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却深深地吸引了学习文科课程的学生。
事实上,意大利人文主义取得最大进展的地方都是那些新建立的大学,如帕维亚大学、费拉拉大学、比萨大学和罗马大学。
在这些大学,新与旧之间达成了一种学术上的折中方案,两者长期和谐相处。
尽管人文主义在大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意大利人文主义最繁荣的中心是学园而不是大学。
学园是一种私立或半私立的机构,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它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公开论坛和聚会的场所。
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曼图亚、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都开办了学园。
法国：
在法国,人文主义在巴黎大学长期遭到敌视。
“尽管法国与意大利相隔咫尺,在15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之前,巴黎的学者们一直轻视意大利的严重影响,不屑在他们的课程表中做任何重大的改变。
不错,在1450年以后,艺术系（文学院）已经聘请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去充当希腊语教师;
有些人文主义的教科书已经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法;
巴黎的出版社从1470年开办起就刊印了一些人文主义方面的书籍。
但是,这些只是次要的改革,并未影响任何院系的学习方向;
大学生活的中心依旧是阿奎那派、司各脱派和奥康姆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以及很少变化的关于传统的逻辑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
那些在他们的精神教育中寻求更富于营养的内容的大学生们,从阅读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得到了满足。
”鉴于以上状况,为了打破坚冰,只能另辟蹊径。
1530年,人文主义学者比代成功地说服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在巴黎建立一所主要进行人文主义研究的新的教育机构——法兰西学院,它不事经院之学,热情欢迎新的古典主义教育和所有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与教会大学分庭抗礼,开时代先风。
它设立了一系列教授讲座,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哲学等讲座,还开设算术、医药和东方研究等课程。
对此,教会和巴黎大学极为不满,极力诋毁之。
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除巴黎外,法国许多地方自治政府,如波尔多、里昂、奥尔良、兰斯和蒙彼利埃等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同样欢迎人文主义教学。
法国像意大利一样,主要是那些较新的、不那么迂腐的教育机构愿意引进这些新的学科。
荷兰：
人文主义从法国很快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大学中,1575年创办的莱顿大学被称为欧洲“新知识”的重要中心。
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利普修斯于1578年来此任教。
他的到来使莱顿大学逐渐闻名于欧洲知识界。
1591年利普修斯离开后,莱顿大学1593年又聘来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斯卡利杰,后者一直任职到1609年去世。
除莱顿大学外,人文主义教学在卢万大学也取得进展,该大学著名的三种语言学院是在伊拉斯谟的参与下建成的,吸引了来自远近许多国家的学生,他们在这里从事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的文学研究,学院后来成为整个欧洲人文主义研究的中心之一。
德国：
在德国,文艺复兴运动是从大学开始的。
1456年,人文主义学者彼得·
路德从意大利留学回国,在海德堡和莱比锡等大学讲授新学。
1484年,荷兰人文主义者阿格里科拉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古典文学。
著名诗人凯尔梯斯曾在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学习,先任教于巴伐利亚大学,后任维也纳诗歌学院院长。
1487年,德皇腓特烈三世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
1500年后,人文主义学说比从前发展更为迅速,原因可能是在公众的思想里,新的学科与教会改革的起因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些联系中,一些最卓越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如梅兰希顿这样的大学教授,在路德派的宗教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16世纪的德国大学里,人文主义教学吸引了更多的听众,越来越多的新学科的阐述者被任命为大学教授。
人文主义学科的课程分支增加了,这些分支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诗歌、演讲术、历史学和拉丁文学。
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正在抛弃经院哲学而开始研究优秀的文学。
人文主义者现在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对传统主义者发动一场反击,他们对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嗤之以鼻。
结果,德国很多知名的大学的文科课程都接纳了人文主义的学科,这些大学包括爱尔福特大学、维滕贝格大学、海德堡大学、努雷姆贝格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等等。
但在科隆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经院哲学家仍保持较大的影响。
在英格兰,新的人文主义知识在15世纪后20年开始产生较大影响。
格罗辛1488年曾去意大利学习希腊文,1490年开始在牛津大学讲授希腊语言和文学,时间达五年,被称为“教授希腊文的第一个英国人”。
利纳克尔是英格兰著名医师和古典派学者,曾去意大利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人文科学有精深的造诣,他与格罗辛密切合作,奠定了牛津古典研究的坚实基础。
他曾教授医学,也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是牛津大学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
第三位牛津学者是拉蒂默,他擅长希腊文。
晚于他们一代的英国人文主义者以科利特、莫尔、利利和费希尔等人为代表。
科利特在对意大利进行两年的访问后,从1496年起在牛津举行关于圣保罗书的公开讲演,宣称与经院哲学的方法做彻底的决裂。
费希尔从1504年起任剑桥大学校长,1511年创办圣约翰学院,以“新知识”作为课程的核心,为希腊文教学和希伯来文教学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他力排众议,邀请伊拉斯谟到剑桥教授希腊文。
伊拉斯谟的高足克罗克学成后在英国各地传授希腊文,1519年返回剑桥执教。
1533年又有托马斯·
斯密士在剑桥讲授希腊文。
1540年,国王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设立钦定教授席位以教授神学、民法、医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同年,剑桥成立三一学院,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宗旨。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文主义在英国大学最终站稳了脚跟。
史学家认为,人文主义在英国获胜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当人文主义向大学渗透时,恰值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入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不信任旧“教士”和经院主义的知识,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对他们统治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沆瀣一气的。
相反,他们青睐这种新的“经过革新了”的知识。
另一方面,在英格兰,相对来说,人文学科的学习是与实际生活和某种职业相关连的。
人们把新近开始流行的人文学科的学习看作是获得令人渴望和受人尊敬的绅士地位的通行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文主义在欧洲大陆上的相对抽象的作用是不同的。
正如道格拉斯·
布什（DouglasBush）所说:
“英国人文主义希望培养公民和政治家,而不是学者。
（3）文艺复兴对大学的影响
一般认为:
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真正地改革大学。
就笔者看来,这种判断至少是不太准确的。
虽然经过文艺复兴,欧洲大学的传统系科组织仍然和中世纪时一样,其学术管理体系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学文科课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标志是引入了人文主义的“新知识”。
这些新知识最终导致了大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彻底变革。
它冲破了经院主义神学和哲学独霸大学讲堂的局面,虽然影响主要限于大学文学院,但正是大学文学院,后来领导了欧洲大学的现代化运动,带动了整个大学的变革,在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新的改革都是从文学院（哲学院）突破的。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对科学知识的贡献甚微,而且大学课程尚没有自然科学的地位,但正是文艺复兴,将科学从千余年沦为神学婢女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为大学最终引入自然科学和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创造了条件。
而且,通过进行古典主义的教育,人文主义者采纳了一种更自由、不以传授基本教义为中心的知识形式。
从那时起,大学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核心的普通教育,从而把许多专业化的课程统一起来,并从整体上服务于人类的需要,这条路径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
（二）宗教改革与大学
1.宗教改革
（社会政治）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内的运用和发展。
人文主义运动重在文化建设,它仅从外在的角度批判基督教会的专制统治、腐败堕落。
而宗教改革则是从基督教内部的变革,从改革教义开始,是深层价值观念的革命。
宗教改革是一场人类追求自由的总爆发，其产生的原因有：
（1）长期以来,宗教异端层出不穷,哲学思想争鸣不断,这些在宗教和哲学领域里的思想活动必然产生结果；
（2）中世纪大学的兴盛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知识分子阶层不断扩大,知识秉性使他们产生日渐强烈的独立思考的愿望；
（3）古代文明的复兴带来人们心智的大复苏,为宗教改革提供了知识准备；
（4）一直作为心灵的精神权威的教会,陷入无所作为的停滞状态,对其进行改革也势在必行；
（5）世俗权力日益强大,也不再甘愿受宗教权力的压制。
种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足以抗衡曾经势力强大的教会组织,宗教改革运动终于爆发了。
捷克的约翰·
胡司发起的宗教改革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开始发展起来以马丁·
路德为代表的德国宗教改革是宗教改革运动真正的开始该运动打破了罗马教皇称霸西欧的局面尼德兰革命则是宗教改革的顶峰,它不仅取得了宗教改革的胜利,而且建立了第一个新教掌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教育）与文艺复兴起源于大学之外不同,宗教改革运动起源于大学。
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滕贝格大学教授马丁·
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的正门上公开贴出自己亲笔写出的“九十五条论纲”,痛斥到德国贩卖赎罪券的教皇“特使”特策尔之流的卑劣行径,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的功效问题,直接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这样,宗教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君主和主教的事情,而且与大学密切相关。
由于教会和大学几个世纪以来的紧密关系,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世俗的大学,教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也会引起大学相应的变化。
路德的观点在欧洲大陆迅速传播开来,特策尔撰文为其行为辩解,这就是由法兰克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6条反论纲》。
当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在维滕贝格出售时,大学生们将其付之一炬,特策尔本人也遭到大学生的鞭笞。
维滕贝格大学的大多数教授坚定地站在马丁·
路德一边,其竞争对手莱比锡大学则成为反路德主义的中心。
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教师埃克博士在一次公开辩论中向路德派发出挑战,他吹嘘自己将驳倒路德。
维滕贝格大学很快接受了埃克的挑战,辩论由莱比锡大学承办,巴黎大学和爱尔福特大学的资深教授充当裁判,萨克森公爵亲自宣布辩论赛开始。
这场神学教授之间的冲突后来证明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辩论之一。
埃克在辩论中提出的那些尖锐的问题更加坚定了路德的立场,他逐渐走向了与罗马教廷彻底的决裂之路。
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宗教改革之火就在大学点燃了。
在整个欧洲,大学人士在宗教改革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
瑞士：
茨温利是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就学于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于1502年在巴塞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法雷尔是茨温利的同时代人,由于他的努力,新教传入瑞士法语区。
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是学者勒费弗尔·
戴塔普尔的门生,后又入巴塞尔大学学习。
约翰·
加尔文是在法国和瑞士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改革家,他于1523年到巴黎大学学习经院哲学和神学。
由于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所以有一段时间加尔文在奥尔良大学和布尔日大学学习法律。
1531年又回到巴黎,就学于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
加尔文的大学背景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对宗教改革的神学人文化作出重要的贡献。
其《基督教原理》被认为是16世纪改革家的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和最为严谨的一部著作。
英国：
在英格兰,大学人士在宗教改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对路德派观点的兴趣,剑桥大学一群青年学者定期在白马旅店聚会。
聚会者包括克莱尔学院的拉蒂默、刚刚从牛津大学来剑桥的人文主义者廷德尔以及奥斯汀隐修院的科弗达尔。
其他成员还有巴恩斯、比尔尼以及后来英格兰教会中的泰斗级人物克兰麦。
这个激进的圈子因倾向新思潮,被称为“小德意志”,圈子中许多人后来都为宗教而献身。
2.影响
（1）宗教改革对大学入学人数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各种原因,大学入学人数起初是突然下降的,很多地方当局没收了教会原来用于资助大学神职人员教育的捐赠。
另外,一些教育机构中激烈的神学辩论也吓走了一些潜在的生源。
还有,随着神职人员职位名声的败坏,家长们感到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儿子支付如此昂贵的教育资金。
在罗斯托克,学生入学人数从1517年的300人降至1525年的15人;
在爱尔福特,也由1520年的311人降至1525年的14人;
巴塞尔大学1526年的入学人数仅5人。
然而,下降只是暂时的,最终大批学生又回到大学,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大学。
原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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