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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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教案）

第一章50-70年代的文学思潮

第一节文学的转折

一、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界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政治的变革，并不一定导致文学形态的变化，但是我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长时间以来，始终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因而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直接影响了文学的转折。

“转折”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关系的重组。

1、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唯一的文学事实。

从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学就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文学形态，20-50年代是一个推进文学“一体化”的过程。

40年代后期的作家群，其实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艺术倾向，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力量，比如我们1945年10月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第二年另外一个作家群也成立了一个协会，就是以张道藩为首的、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作家群，组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

两个协会处于对峙状态，宣告了战争期间文艺界“团结”局面的结束。

另外，国民党官办刊物《文艺先锋》，提出了“促进三民主义文艺建设”的口号，加紧了对左翼文学的挞伐。

还有一个作家群，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

属于这个作家群的人，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主张文学的“独立性”，他们怀疑和批评文学与商业、政治、宗教结缘，认为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宗教的奴隶，作家应该忠于艺术，坚持“独立的识见”，创作“受得住岁月陶冶的优秀作品”。

比如1937年初创刊的《文学杂志》复刊，由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主编，在《卷首语》里，他们重申自己的目标是“采取充分自由的严肃的态度，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培养一个较合理底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底纯正底文学风气”。

朱光潜对左翼文学追求的“文艺新方向”持批评、抵制态度1946年萧乾从国外回到上海，任《大公报》社负责“文艺”副刊，他撰写了一篇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

》，批评了文艺的“集团主义”，提出“应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观念”。

46年沈从文来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也批评“政府的裁判”之外的“另一种‘一尊独占’”，等等，这些都是指向左翼文学的。

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作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二战结束后，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们力图匡正文学的强烈意识形态化的走向，试图开拓4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是最终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望。

40年代后期，有着明确目标，并有力量左右文学界走向的，只有左翼文学。

在中国文学总体格局中，左翼文学是最有影响力的派别，从30年代开始，到50年代，左翼文学逐渐成为主流文学力量。

2、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

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离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政策的了解。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遗产和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论、实践，加以选择、融会、改造，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形成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

他的文艺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这些著作中：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最大的特征是：

实践性。

他在文学领域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现实的紧迫问题。

《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要从分析“客观现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他列举的客观现实，指的是抗日战争和中共领导的革命等。

毛泽东是十分确定地从现实的政治任务的要求，来看待文学问题的，也就是说革命事业面临的问题是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

（2）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

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功能）。

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他说：

“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必然要批判托洛斯基，托氏认为“艺术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走自己的道路”。

在毛泽东的文学主张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左翼文学的问题，已经被极大地简化、直接化：

现实政治成为文学的目的，而文学是政治力量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是政治斗争的武器。

那么文学批评的标准就是：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3）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问题：

生活是艺术创造的“唯一源泉”。

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创作看成是对生活的加工。

在1954年以前的《讲话》版本中，毛泽东称“社会生活”为“原料”、“半制品”或“自然形态的文艺”，文学创作就是对它们的加工。

那么他是怀疑否定创作过程中的直觉、感悟、灵感、重视形式等。

（4）毛泽东的文化政策：

从40年代到70年代，他的文化政策不同。

40年代初，他严厉批评延安鲁艺的“关门提高”；50年代他把民歌确定为新诗发展的方向；“文革”期间，他对“旧文化”实行摧毁性的打击，在文化的过去到现在的关系上，他强调的是变革和断裂，尤其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

3、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体系性的规范。

50-70年代的文学题材以工农兵题材为主，农村题材成就比较大，赵树理、柳青、梁斌、马烽、李准、浩然等都是著名的农村小说家，《三里湾》《创业史》《红旗谱》《李双双小传》《艳阳天》等都是有名的农村小说。

农村题材发达，和我们是农业大国有关，也和当时的农村政策有关。

当时重视培养农民作家，主张作家深入农村。

农村题材大都表现农村新旧势力的冲突，新旧思想意识的冲突，最终以农村新人的胜利而告终。

革命斗争题材也比较发达，如杜鹏程、吴强、曲波、峻青、王愿坚、茹志鹃、杨沫等都是写这个题材的，作品量更大，如《红岩》《红日》《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黎明的河边》《党费》《百合花》等，都是以我党军队胜利而告终。

4、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

建设新文化，依靠什么人来实现也是一个难题。

作为知识分子的现有的作家，毛泽东对他们有很大的保留。

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与工人农民的生活相脱节。

他在《讲话》中说，尽管工人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认为有些作家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艺新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

即使如此，毛泽东对他们能否胜任这个任务（建设新文化）一直持怀疑态度。

因此他把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

他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鼓励他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

提问：

你怎样看待文艺走工农兵道路？

5、作品的出版、阅读和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是作家也有收入问题，书籍的出版、销售也不能完全摆脱市场的制约。

当时的作家都隶属某一组织机构，身份是国家干部，都有固定工资，而没有自由撰稿人。

著作和译著有稿费，但以一千字为计费的基本单位。

作品的印刷数量和出版次数，与作家经济收益关系不大；畅销书与非畅销书差距也不明显。

但是当作家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职业，一是让人敬佩，一是收入不低。

出于政治、道德、宗教、社会秩序等各种原因，国家、社会组织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写作、出版、阅读，加以调节和控制。

这种现象很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中。

在50-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都被高度组织化。

国家对作家的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两个组织来实现的。

其权利核心是作协中的“党组”。

文联和作协在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和直接介入下，曾经发起了一系列文学运动和批判斗争。

在五六十年代，常以决议的方式，对作家、作品、文学问题，作出政治裁决性质的结论。

50年代对文学期刊非常重视，从数量上看，比三四十年代多很多，1959年统计，全国文艺刊物达到89种。

其中最重要的、最有分量的是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如《文艺报》《人民文学》，此外比较重要的刊物是《新观察》、《文艺学习》、《诗刊》、《民族文学》等。

另外，如《解放军文艺》、《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北京文艺》、《长江文艺》等，也都很重要。

这些刊物的性质和作用：

（1）它们是发布文艺政策、推进文学运动、举荐优秀作品的阵地。

这些刊物的控制权，主编和编委的构成，是当时文艺界斗争的组成部分；从人员的频繁更迭，可以窥见当时激烈斗争的线索。

（2）刊物数量虽然大增，但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有人争取办出个性、特色，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终不能实现。

因为，当时文学已经被死死地规定在了一个统一的路线里。

例如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的秦兆阳、钟惦斐、萧乾、唐因、唐达成、黄秋云等，都曾为动摇僵硬的文学规范做过努力，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政治转折中，一部分作家离开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美国等地，如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徐圩等。

而大多数作家，都留下来，怀着创建新中国的理想，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当时在国外的一些作家，如老舍、曹禺、卞之林等，也回到了国内。

1949年初，北平已经被确定为未来的首都，大批作家从四面八方进入北平，并开始酝酿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的会议。

1949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的理事，共同召开联席会议，产生了筹备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委员，茅盾、周扬任副主任委员。

1949年7月2日到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

共有正式代表和特邀代表824人，分别组成平津、华北、西北、华中、东北、部队、南方等代表团参加，实现了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作家、艺术家的大会师。

在会上，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分别作了报告，一些代表还作了专题发言。

1、第一次文代会的意义：

（1）第一次文代会后来被当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

（2）第一次文代会指定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

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实践的总结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制定了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

（3）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

成立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我们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机构。

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都先后成立。

在这些协会中，最重要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

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重要报纸、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在会后也陆续创刊。

2、存在的问题：

（1）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会师的文艺大军成份不同，如各自的文学观念不同，创作实绩不同，在文学界的地位不同，因而，在大会上不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

大会按照40年代已经明确的文学阶级性的类型学尺度，同时也包括文学界的宗派利益，被分为不同等级。

这种等级不仅存在于“新文学”和“旧文学”，存在于“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之间，而且还存在于“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的革命文学”之间，甚至存在于来自解放区的不同文学派别的关系上。

（2）在这次大会上，延安文学的主题、人物、艺术方法和语言，以及解放区文学工作、开展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的经验，作为最主要的经验被继承。

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进程，违背了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

三、作家的整体性更迭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谓“结构性的变化”，文学也不例外。

作家、作家群大规模更替，位置上也不断变动、转移，这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

究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