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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保护职能与劳动义务之间的契约式合作，产生了早期庄园的所谓“领主以其城堡和他所供养的骑士专门生产保护和公正，农奴则消费此种保护并用自己的劳动进行交换”的协议模式。
这种“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提供劳役。
为什么领主需要的是劳役而不是产量的一部分?
道格拉斯?
诺思等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将其归纳为“当时缺乏组织好的产品和劳务市场”。
因为在当时秩序混乱、地多人少的环境中实在无法维持地区性稳定有效的市场。
在没有市场可以提供价值参考信息时，与其为所交换“劳动”的价值大小进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倒不如以实际意义的劳役活动进行衡量，以便达成生产各自所需的产品协议。
于是在庄园制的兴起和发展中，“用劳役来报答领主的保护”成为领主与农民之间维系关系的重要纽带。
而关于庄园劳役制的情况，可以从1060年位于格罗塞斯特郡的提丁汉庄园的记录中窥见一斑：
“在提丁汉应征赋役中，‘格尼特’（Gumett）必须按吩咐的地点做工，驾驭马车、装载运输、放牧牲口及其他劳动；
‘格布尔’（Gable）必须完成自己的义务。
每周必耕半亩地作为劳役租，以及按工作的需要做其他劳役”。
进入11世纪以后，西欧庄园制逐渐走向鼎盛，而劳役地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在西欧庄园制中典型的村、庄合一的现象是很少出现的，大多数庄园地产相当分散，致使许多农民的份地距离领主庄园的自营地有一定距离，有时甚至是十分遥远的，让这一部分农民履行劳役地租显然不切实际。
13世纪一位农业作家指出：
“他们（农奴‘维兰’）服劳役的态度是消极的，如果要他们再跋涉几英里的路，每周定期去服几天劳役的话，他们更要怠工”，于是便出现了代缴实物或货币作为地租的形式。
其次，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庄园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例如，在多山性质的地区很多都没有庄园化，这种情况在英格兰也是存在的。
在这些地方，实物或货币地租便成了封建主的首选。
再者，到12世纪时，在许多庄园中农奴服劳役越来越不严格了。
“根据现存的记录，很少有这种尝试（指规范化的周工劳役）。
”究其原因，“不顺从”的农奴抵制劳役便是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人痛恨牺牲耕种自己土地的时间来为领主的土地劳动。
波斯坦在谈到这类人时认为：
“这种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实施的斗争在文献中几乎没留下线索，但它确实发生过。
”其实，翻阅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庄园记录还是可以找到相关例证的。
亨廷顿教会法庭在13世纪最后25年的法庭审判记录中，因故意不履行劳役而定罪的多达146起。
这些都说明，由于农奴对劳役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庄园管理的不便和履行义务的艰难。
然而更为广泛的则是农奴对于领主自营地的消极劳动，由于劳动成果与其不相关联，因而“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中世纪农书《亨莱的田庄管理》中，主人公亨莱爵士就再三强调对“出工不出力”的佃农的监督。
领主为了保障自己的固有收益，又不得不豢养一大批严厉的监工和精于组织的管事来对农奴的劳役进行监督，而这无形之中又进一步增加了领主开支。
11世纪以后市场兴起，很多消费品都要到市场中去获得，原来基本满足于劳役服务的领主已将注意力从如何按时按量获得劳役转向了如何获取更多的货币上了。
为了获取货币而又受身份局限不愿亲自投身于市场经营的领主们，便将庄园的出产物交与管家或庄头代为出售，而后者未必就是一些对主人忠心耿耿的人，因而在交易过程中中饱私囊让领主再度蒙受不必要的物质经济损失。
就上述的劳役地租的种种弊端的束缚而论，其最大的弊端还是对农民自由身份和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莫大伤害，也正因为如此，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农民纷纷投入到推动劳役地租货币折算的历史大潮中。
二、向货币地租转变的社会经济动因
英格兰农奴“维兰”在耕种自己份地的同时，还要为领主提供定期的劳役。
这种情况到13世纪有了很大变化。
最晚在13世纪末，货币地租或者说是劳役地租的货币折算开始逐渐流行。
科斯敏斯基认为，进入14世纪中叶，货币地租已经开始占主体地位；
格雷认为到14世纪上半叶，大约只有不到1／3的庄园还存在着劳役制度，大量的劳役逐渐被短期雇工所取代。
对此历史变革，侯建新教授认为，罗马帝国曾数度想把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
古代中国也很早出现货币地租，但实物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可见货币地租产生并不困难，它的普及发展才是更为重要的，而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的社会经济原因也更值得去思考。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进入11世纪以后，庄园体制无法容纳过剩的人口，更多的人因无法获得继承份地而离开了土地，加入了拓荒、十字军和进入城市的大潮中，甚至在欧洲某些地区还带动了“再征服”和“东扩”运动。
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直接刺激了城市的发展，大规模的拓荒导致地区性的生产差异，从而刺激了贸易活动的兴起和生产的专门化，由城市、新市镇、集市、地区乡村所构成的大市场开始初具雏形。
各庄园之间的旷地也逐渐被拓殖，人口密度增加有利于市场扩大，降低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城市的兴起与数目的激增使得它即使为基本的生存也要与农村发生必然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从事手工业与服务业，更不要说城市特有的手工业与服务业商品也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目标所在。
当农民被利益驱使开始从事商品农业生产时，市场的流通机制便建立了起来。
于是，市场交换的媒介物――货币开始大量得以流通，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乃至供不应求。
12世纪弗赖堡银矿的发现为货币流通的金属铸造来源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成色至关重要。
在英格兰，铸币权被视为与国王尊严有关，所以造币权专属于国王，由此英格兰货币成色与质量均优于大陆各国。
早在公元997年的艾思尔莱（Ethelred）诸法中就规定：
“除国王外，任何人不得任用铸币人员”；
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和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都曾颁布保护货币的法令。
国内各种流通货币至爱德华一世在位时期（1272―1307）最终统一。
1248年英格兰国家还创设了硬币质量试验标准。
英格兰王室铸币政策提供的大量足值的通货来源，使得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而另一方面，人口的激增使得无份地继承权的佃农子弟大量增加，并由于其为生存所进行的迁移，使得在乡间出现了一支数量庞大的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工群体，而这又为劳役折算后的劳动提供了新的劳动力来源。
在社会经济的种种条件渐趋成熟的同时，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历史转变开始了它缓慢的步伐。
早在12世纪英格兰王室领地就开始了这一转变。
1178年问世的《斯卡卡里奥的对话》（DialogusdeScacario）证实，诺曼征服后的一段时间，王室的日常开销均取自王室庄园，王室官吏清楚地知道各类物资取自何处。
随后，亨利一世为维持跨海的庞大领地，需大量货币充军费。
与此同时，不堪重负的王室领地维兰集体向宫廷或国王本人申诉劳役地租的种种弊端和转运粮草的赋役繁杂。
汤普逊谈道：
“时常有喊冤的农民群众涌进英王宫廷；
使他（亨利一世）感到厌烦，他们时常拦路喊冤，举起他们的耕犁作为标记。
”对此，“国王倾耳垂听他们的陈述，经与大臣商谈后，任命能担当此事的最好人选数名，派他们巡查全国各庄园，又按货币估计所缴实物的价值”，从此，王室领地主要按货币地租征缴。
而在整个英格兰，13―14世纪货币地租才逐渐成为主导趋势。
13世纪中叶以后，岁入货币地租金额逐渐在领主收入中呈上升趋势。
以温切斯特主教地产为例，1253年至黑死病发生前，货币地租增长了7倍多；
而1298年伊利主教地产收益3500镑，货币地租即占1700镑，几近50％。
通过考察英格兰东南部的309座庄园，H.格雷得出结论：
到14世纪上半叶，大约只有1／3的庄园还存在着劳役地租。
货币地租已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在坚持劳役地租的地区，对周工的劳役折算也在缓慢进行。
劳役折算一旦实现并转化为固定的货币额度，深藏于劳役地租中的诸如“运干草1天”这样的“不能确定”的劳动量和劳役地租的任意性就会完全消失；
农奴“维兰”也因此开始逐渐转变成为自由佃农。
这极大地释放了佃农自身的劳动力，鼓励了其劳动积极性，从而为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发展积蓄了无穷的动力。
三、领主和农奴在地租转变中的诱因分析
正如前文所说，亨利一世时期王室领地就开始实行货币地租，而12世纪由英格兰世俗领地上发端的货币地租则与这一时期国内的政局动荡有着直接关系。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后，英国陷入了其女玛蒂尔达与继位者史蒂芬混战的无政府状态（1138―1154）。
近20年的混战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内战双方争相分封倒向自己一方的封建主以大量而分散的土地。
分散的领地、无政府状态下的地区强人政治和混乱危险的交通阻隔，使得领主既无法管理分散的领地，又无法在交通阻隔的情况下监督劳役契约的履行，再加上战争中对庄园牲畜和设备的掠夺，使得领主不堪忍受，急于脱离直接管理而将责任和风险转嫁给佃农，于是领地上相当一部分领主自营地地产收益和农奴的劳役分别变为了实物或货币地租，领主获得大量实物或货币地租，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货币租金。
然而这种租金缺乏有效的市场支撑，只是战乱年代的权宜之计，这种经营方式也并不比经济、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持续得更久。
当亨利二世当政时，直接经营自营地的利益再度显现，大量的出租地被收回。
然而，时至12世纪末，仍有相当多的庄园存在着货币地租的情况，之所以如此，经济与市场流通的恢复与物价的上涨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数量的货币在公元1200年可以购买的物品仅为公元850年的一半左右。
而作为封建主，其日常生活中维持战马、甲胄、华丽服饰、侍从和出席各种仪式祝宴的费用却在与日俱增。
领地经营不善和劳役的固定化又令他们的收支雪上加霜，将地产中的一部分保持出租和将部分劳役固定为货币从而保持一笔稳定的货币收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在斯蒂芬时期发展起来的货币地租便有相当一部分得到了保留。
在恢复直接经营地产和保留部分货币地租的情况下，英格兰历史步入13世纪。
此时西欧大规模的边疆运动终止，而人口的激增却未因此而终止。
人多地少的情况促使庄园土地价值的升高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下降，领主得到的优势明显无疑。
一些实力雄厚的地主在粮食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为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获利而直接经营土地，恢复传统的庄园制和管家的直接管理，至此，租地和货币地租的演化似乎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了。
然而时至13世纪下半叶，庄园经济再度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货币地租发展势头。
一方面城市的兴起发展、人口的继续增长等社会诱因都不断促使庄园中的一些人毅然决定抛弃自己受奴役的地位流向城市。
这些人往往是劳动力中的进步部分，剩余留下来的消极劳动者比例由此加大。
许多领主发现，从长远看，实行强制劳动的方式对农业耕作是有害的，使用雇工远比强制劳动干的活儿要好。
而且即使是留下来的农奴或佃农也认为，既然雇工可以干得更好，就不应浪费他们的时间来为领主劳动，而可以将这些时间或精力用于自己的份地经营或参与市场交换。
佃农的这种消极心态又进一步使得庄园本已低下的劳动生产率雪上加霜，从而导致领主直接经营下的地产收益逐渐降低，同时为留住劳动力领主也被迫采取一些如把服役改为缴款、乃至释放人身等宽松政策；
另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和奢侈品输入的刺激下，贵族的生活费用不断激增，而由于惯例固定的局限和前面所说领主自营地产出的低下，领主收入却很少增加。
而1200―1500年间小麦和工资的价格却一直在以成正比例的趋势不断攀升，其中在1291―1300年和1341―1350年形成了两个激增高峰。
至此，正是这些社会经济诱因的合力使领主意识到了自身的财政风险，法国、德国的许多大领主便以私自铸币的形式增加收入。
然而在英国，国王专有铸币权则让众多大领主私自铸币的企图成为泡影，于是用货币租或赎买自由来增加现有的货币收益，就成了领主货币需求的重要来源。
同时为减少开支，许多领主关闭了庄园内大量生产纺织品、家具等自营手工作坊和葡萄园，因为酒和其他物品可以在附近发展起来的市场上买到，没必要费人工物力去自己生产。
这一举措看似在短期内减少了开支，却使领主们的生活物资更加依赖于市场的供给，并更易受市场物价波动的困扰，对于货币的需求也就进一步激增；
加之实行劳役地租所带来的效率问题也成为一大因素，于是，劳役地租的货币折算便再度掀起高潮。
通过折算，领主得到了每年固定的货币收益，将自营地劳役折算后自营地也可用于出租。
在13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领主为躲避价格风波，纷纷将地产划分为小块地产，实行短期租佃，以便及时调整租金。
1299年英国伊来主教地产上50％的土地收入即来源于短期租金。
这种连领地带生产设施、牲畜一起出租的现象，在13世纪十分流行。
1279年，拉姆赛修道院长威廉将所辖海明福德庄园租佃的契约反映了这种短期租佃的情况：
“我们从亨利王之子爱德华王在位第八年米迦勒节起，将海明福德庄园租佃，为期7年，每年应分四次向我们交纳40镑……上述租佃者可占有该庄园连同所有附属物……7年过后，他们应将庄园连同他们所接受的资本归还给我们。
”一些精打细算的领主还将农奴的临时性劳役也都全部免除了。
1307年的一份记录显示，收获时农奴帮工一天，领主管饭的费用可折算为3便士的话，雇工则仅需2便士，这样领主净赚1便士。
此外，13世纪货币地租的发展还离不开庄园的另一个群体――农奴的作用。
为了获得自由，相当一部分农奴流入新兴的城市中获取自由，而留在土地上的农奴，消极怠工的现象也从未间断过。
面对13世纪劳动力工资的下降，领主和农奴都意识到雇工劳动要远比强制劳动效益好，加上参与市场活动的农奴从交换中尝到了获利的甜头，这时急于获取自由以便参与市场活动的农奴和缺钱的领主就达成了某种赎买人身的赎身金默契，农奴不仅在这场运动中解放了自身的劳役，更利用急于获得大笔金钱的领主获得了人身自由。
14世纪以后，英格兰开始的百年战争极大地侵害了地主的利益，各种捐税频出，加上对内对外战争消耗人口和1317―1319年的灾荒和远高于今天的死亡率等，都促使14世纪黑死病前的人口出现下降趋势。
工资在这一时期的持续增长，促使大量农奴进一步离开庄园，加入自由劳动大军的行列。
为了阻止人口的进一步流失，领主不得不用包括折算劳役、赎买自由在内的宽大条件留住劳动力；
另一方面，英法百年战争给英国的货币体系也带来了冲击。
长期以来英国便士的成色较为稳定，但战争使法国英占区迅速扩大，并与英国本土发生了经济联系。
法国大量的劣质货币流入英国，造成了流通通货的银含量下降，这无形中使稳定不变的农产品价格实际下降了。
这些都使得领主收益进一步萎缩。
为规避直接经营的风险，相当多的土地被租出。
终于在14世纪中后期黑死病扫荡英格兰的洪流和1381年大起义的冲击下，货币地租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残余的劳役仍将持续若干个世纪，但这种经营土地的主体模式已经在英格兰建立了起来。
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利益斗争结果最终初见端倪。
农奴借助劳役折算这一最为普遍的形式获取的自由劳动权利，既增强了自身经营产业和驾驭市场变幻的能力，又为开启近代英国富裕约曼农的时代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结语
英国孕育了现代工业社会，而英国的大工业则是从乡村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回顾英国农业的发展历程，较早地确立现代产权制度无疑是其成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而促成英国中世纪晚期农民的自由劳动权利解放的劳役折算便是具体的表现。
在劳役折算过程中，从领主一方而言，如果说12―13世纪领主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主动采纳货币地租的话，14世纪以后领主采纳货币地租则主要是为了规避价格风波的被动行为。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农奴所扮演的角色在劳役的货币折算初期看似破除惯例、损失巨大，但他们所获得的人身自由和返过头来以自由劳动力身份租佃领主土地的举动，却令他们收益颇多。
领主和农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各自所获取的收益，使他们在当时及以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并影响了英国历史的发展。
劳役折算、农奴人身的货币赎买和自营地的大量出租，曾令领主在变革初期除了规避直接经营的风险外，更获得了直接支撑其奢侈生活的大量货币，但是其弊端也逐渐显现无遗。
首先，货币的迅速激增极大地刺激了领主的消费欲望，在通货膨胀打击下债台高筑、破产消亡的事例屡见不鲜；
其次，缺乏经济头脑的领主，对惯例固定的劳役进行了传统价值的货币折算，折算后的货币额度也是惯例的一种新形式，因而很难甚至无法变更。
随着时光变迁，巨大的物价差额、持续的通货膨胀、贬值的货币令领主的后代们窘迫潦倒。
英格兰1350年的物价相比于1261年翻了一番，区区几便士的租金如今已形同无物，更令领主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作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庄园租金收入还由于农奴赎买自由后促进了自由劳动力的人口流动，使得为了保证劳动力的稳定，土地每重新出租一次租金都在降低，同时地产的租佃形式也在悄然改变。
在英格兰，像兰开斯特公爵领主那样的大地产，在14世纪领地租金逐步下降，到了15世纪最后25年已远低于15世纪初的2／3的水平。
与之相反，在这场变革中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还是农民自由劳动权利的解放。
由于货币地租继承了劳役地租的固定性，农奴收入的剩余逐渐增大，而领主的租金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了。
正如前面所说，当物价上涨时，工资值也在大多数年头里随之增长，这就为农民的积累创造了条件，新的储蓄率和积累量都为自由小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助推剂。
农奴赎买他们的人身自由后，加上他们的积累，使他们可以广泛地参与到市场贸易和地产经营之中，最终向着富裕农民的道路逐渐迈进，并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逐渐成为令后人为之称赞的乡绅和约曼农大军的主体力量，并成为英国社会转型和步入资本主义时代的一股强劲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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