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大众汽车董事长卡尔哈恩眼中的中国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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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其整体对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前景的评估预期非常低。
基于这样的基础，中国的邀请得到的回应反应非常冷淡。
大众属于极少数回应的制造商之一，大众开始考虑在中国组装大众商用车、高尔夫和桑塔纳。
但此时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大众汽车在北美和欧洲的业务受到巨大冲击，自身发展举步维艰，因而其刚刚启动的进军中国的计划受到了董事会部分董事的反对。
如果当时大众退缩，可能中国今天保有量最大的汽车品牌会变成丰田。
哈恩将这一功劳归功于负责企业规划的董事弗拉姆.纳德布希，还有来自大众沃尔夫斯堡总部负责研究和开发的李文波博士，李文波后来对大众在中国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大众艰难、中国刚刚起步的背景下。
双方达成了在中国制造汽车的一致意见，每年组装3万辆高尔夫。
这一车型在北美市场虽然不那么受欢迎，却在南美市场一直经久不衰。
其时哈恩还在大陆，他一直通过其大众前同事们密切关注大众在全球的拓展进程。
在哈恩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前途最大的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虽然中国当时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拥有石阶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五千年的历史说服了我”。
这个项目注定是给哈恩的，直到哈恩1982年重回大众担任其董事长之前，这个1978年开始提及的项目一直拖到那个时候，并未有实质性进展。
上汽曾经的上海汽车拖拉机厂哈恩眼中的中国（之二）
今天风光无限的上汽在大众刚刚准备与其合作时，主体叫做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STAC），这个名称代表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先进生产力——拖拉机。
隶属于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的上海汽车制造厂当时年生产能力在7000辆左右，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厂，这个制造厂从1950年初建厂以来，一直生产单一的“上海牌”轿车，这一车型模仿梅赛德斯-奔驰的170轿车，生产时间长达近30年。
今天，媒体在不断地提及上汽自主品牌要恢复“上海牌”的舆论，便是这一车型长达30年的制造之后的世纪余波。
当时，德国大众对于中国能否很快就要来临的现代化大批量汽车生产创造基本的设施条件报有很大的怀疑，哈恩自述说，“我们的合作伙伴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的上海工厂甚至达不到民主德国工厂的水平。
”
1984年10月10日，上海大众成立，上海汽车拖拉机联合有限公司只在这个合资公司中占有25%的股份，其他的两家中方合作伙伴分别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10%，和中国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15%。
中方股份共计50%。
这一股份比例甚至奠定了中国初期汽车产业政策制定的50%：
50%的合资格局。
初期，当大众与中方进行谈判时，其目的是“要进行长期合作”，大众提出了可选的形式，如许可证转让，或者成立一家大众的独资公司，但这都不可能得到双方满意，大众最终同意50：
50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希望中方合作伙伴有一个相应的管理机构，以便实现大众的本土化战略。
这是哈恩在阿根廷和墨西哥工厂得到的结果。
这一合资格局的确定是大众初到中国借鉴通用在北美的应验而确定的。
所以，从源头上来讲，中国的这一合资政策来源于通用。
当时大众最为担心的问题是政策稳定问题，毕竟，这个刚刚开始与世界接触的国家还存在太多的不完善与不稳定性。
哈恩认为，中国缺少谈判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与行政条件。
因为当时中国既没有专利法，也没有保护投资的法律，更谈不上正常运转的银行系统了。
大众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合同里写进德国在这些方面的立法部分，以便从头开始就排除未来可能出现的分歧，在出现争议时能够按照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来阐释中德双方的合同，大众通过仲裁法庭调解纠纷的附加条款来保障它，同时，“中方谈判代表也不厌其烦地努力让最终合同能同将来生效的法律达成一致。
大批专家在上海和沃尔夫斯堡之间举行定期的马拉松式的会谈，虽然争论激烈，并且双方的思想和出发点的经验差悬殊。
但最后双方的谈判小组终于成功地将合同都置定得“有依据可循”。
在与中国前后合作近10年的过程中，哈恩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个大国执行政策很聪明、很成功、很人性化，而且对西方世界也富有意义。
今天，当年的上海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工业集团—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它在2005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第461位，在哈恩看来，上汽有今天成就，是大众与其合作的最佳结果。
让我们一起记住当初来自中国这个最大的拖拉机制造机构，上海大众第一批领导者们的名字，他们是：
上海大众董事会成员张兴业、上海大众董事陈祥麟、上海大众汽车第一任总经理张昌谋。
从签约到现在，25年时间，上汽如今横跨通用、大众两大合作伙伴，并有双龙与名爵、荣威三个自主品牌，那个曾经年产只有7000辆，曾经生产拖拉机为主业的企业，如今如同重生的中国，光芒四射。
揭秘上海大众背后的神秘人物哈恩眼中的中国（之三）
那些推动了中国第一个汽车合资企业的人们，事实上启动了中国汽车工业后来爆发式增长的引擎，这些人是中国汽车功业的功臣，无论他来自德方或者中方。
由于上海大众的出现，才有其后不断出现的其他品牌的合资企业，由于合资企业的活跃，才带动了吉利奇瑞们作为民族汽车的斗志，并促使其不断更新改进，成就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未来。
他们将载入中国汽车史，并将被关注世界汽车发展的人们所铭记。
看看哈恩怎么来回顾这些人们吧。
在上海大众建立的推动过程中，作为德方代表，哈恩自然是早就上海大众人物的德方核心人物。
德方对于中国市场抱有巨大希望的另一个人是沃尔弗拉姆.纳德布希，此人当时在大众负责企业规划。
此外，来自大众总部沃尔夫斯堡的李文波博士也是重要的推动者。
李文波在后来中德谈判中成了大红人，他良好的声誉积累，使其获得了中方的高度信任，他甚至可以随时给中国副总理直接打电话，“这是一个罕见的特权”，夜里李文波与副总理的电话通话时间之长甚至使电话线常常到了发烫的地步。
当时主管汽车工业的副总理是另一个关键人物，1984年5月，副总理访问了大众总部沃尔夫斯堡，这是“命运的一次幸运安排”，副总理花了一天的时间参观大众的工厂和其研发中心。
在参观过程中，哈恩在和副总理一起用餐时给他穿上了一件大众汽车的夹克，卡尔.哈恩积挤挤眼睛说，从现在开始副总理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了，这下他们都有义务帮助上海大众项目的迅速开始。
在参观尾声，副总理与德国大众的工作人员一起体验了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的速度。
2003年，哈恩和这位老朋友重逢后，他还清楚地记得与大众一起乘坐的那款车叫做“STUDENT”的车子，并且记得它缺少空调。
哈恩与副总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到访直接推进了项目的进行。
1984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管理工业的副总理正是后来历任中国总理、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李鹏。
在哈恩看来，上海大众项目的落定，中方一位汽车工业界的元老级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人便是当时的机械工业部部长饶斌。
哈恩这样描述饶斌，“饶斌经历不凡，他早在二战前就是上海著名的革命者，在我们的合作过程中，他表现为一位天才的工程师、聪明的管理人和有远见的战略家。
尽管我们的经历和出身相差悬殊，但我们很快找到一种人性的联系。
1984年10月10日，当德国总理与中国总理共同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资企业协议正式签署的时候，哈恩认为“同绕斌签署合同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最美好的瞬间之一。
合同签署之后，哈恩邀请绕斌去巴西、德国或西班牙，他想让这位中国汽车工业至关重要的人物亲自了解一下大众与其所追求的制造哲学。
1985年2月13日，饶斌在巴西圣保罗的普拉萨酒店举行了一次由其主持的战略座谈会，当时准备进入中国的另一家企业通用，在其刚开始谈判时便将组装出口的规划排除在外，这与大众的策略显然相反。
据说，这次访问让饶斌相信“对中国来说，没有比大众更好的合作伙伴了。
在这次访问之后，哈恩与饶斌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而这对项目的成功具有促进作用。
“饶斌在一次中风后于1987年8月29日过世，享年74岁”。
“我和饶斌发展了一段特殊的友谊，虽然还没有到称兄道弟的地步。
”这是哈恩对于饶斌最后的描述。
一汽大众成立前鲜为人知的秘密哈恩眼中的中国（之四）
就在上海大众正式进入中国的第三个年头，到1986年，中国开始转变开始的“汽车出口国”的定位，开始特别严格地控制汽车进口，同时努力更新和扩建国内的汽车企业。
当时中国做出这样转变的根本原因是考虑外汇平衡，因为1985年中国进口了20万辆汽车，这些车主要来自于日本，进口花费的外汇高于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用于汽车工业的全部投资。
而当时与桑塔纳同级别型号的进口车辆价格与国产桑塔纳价格相若或者干脆低于桑塔纳。
这是因为与很小的年产量相对于很高的投资抑制了单位成本的降低，具体到刚刚成立的上海大众，桑塔纳的价格是在很多具体车型的投资分摊完毕之前制定的，因而桑塔纳初始进入中国市场之时，价格又翻了很多倍，同时生产周期也很漫长。
由于中国宏观政策的改变，中国开始积极引入其他国际汽车制造投资者，而引入投资需要着力打造的正是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大厂，当时全球第四大卡车制造厂——第一汽车制造厂。
一汽的卡车厂是在苏两的帮助下成立的，1953年开始，由于中国和苏联关系的恶化，中国开始独立生产汽车。
所有的苏联顾问匆匆离开了长春。
在一汽大众的项目上，曾经力促上海大众的李文波博士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文波从1980年代便一直成功地领导者大众汽车公司设在北京的办事处，1986年他偶尔听说一汽正在原来的卡车生产区域之外修一座巨大的轿车工厂，便将此信息传达给哈恩。
此前，一汽的高层一直在跟克莱斯勒谈合作，如果当时克莱斯勒与一汽的合作达成，或者其今日在北美的表现也不至于如此糟糕。
克莱斯勒失去了最早进入中国市场抢食蛋糕的机会。
一汽在于克莱斯勒谈判的同时，也在秘密接洽大众，1986年，一汽通过李文波与上海大众进行了接触，但没有得到响应，地方保护主义与竞争潜在危机，使大众在上海的小组拒绝与一汽合作。
看来只能另起炉灶。
哈恩的朋友瓦尔特在1987年到北京时偶然听说了此事，哈恩自述说，“谢天谢地”，瓦尔特打扰了正在度假的他，不然大众将失去在中国的半壁江山。
获知此事的哈恩当即决定访问中国，他发了一封信给当时一汽的老厂长耿昭杰，美国克莱斯勒公司总裁亚柯这样形容耿昭杰:
“他血管里流的是汽油而不是血。
”在收到哈恩的传真后，耿昭杰当即接受了哈恩的访问邀请。
哈恩为一汽悄然派人奔赴中国。
1987年，奥迪的生产董事赫尔曼与大众总部代表海因茨访问中国，此二人回到德国给哈恩的报告令哈恩对一汽与其领导人印象深刻。
此后，在法兰克福车站之后，哈恩一行“顺道”非正式访问长春，以哈恩当时的身份地位，中国政府的迎接形同国家贵宾。
10月20日，哈恩一行乘坐苏制图波洛夫降落在长春时，飞机划过一排排老式的米格战斗机，停在一座很小的机场大楼时，一个庞大的身穿棉袄的欢迎委员会和一辆中国产的加长红旗在等候哈恩们。
看来那时气候一切正常，全球距离变暖还有很大的距离。
如今的10月20日，徐建一肯定不会穿着棉袄来御寒了。
“长春最初给人一种荒凉的印象。
”哈恩如此描述。
在哈恩眼里，那时的长春满大街尽是没有尽头的、沉默地骑着自行车的人流，开道的警车载着这些可能为长春汽车工业带来巨大改变的人们穿梭在人群之间，但“沉默的自行车行人既不理睬警察的警笛也不理会嘎嘎响的喇叭”。
哈恩们24小时都没有脱掉大衣，因为当时11月份才开始供暖，而长春已经冷得令这帮德国人无法忍受。
“除了工厂的电子数据处理室所在的房间，到处都寒冷彻骨，一汽的招待所里是这样，卡车制造厂和有着200万灰色制服的人的城市也是这样”。
今天，长春已经有了数家为一汽而建立的五星级酒店，其中包括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大牌。
哈恩不断地描述着气候对于他的深刻印象，“晚餐同样是穿着大衣的，很适合这个气候的中国菜”，想来一定是热腾腾的炖骨头和东北乱炖。
整个会谈的过程被摄录下来。
谈判的结果是，大众从南非提供一整套的奥迪100的模具，并且讨论了生产高尔夫的可能性。
耿昭杰当时的设想是，1992年生产能力达到3万，第二阶段达到15万，国产化率应当在1995年提高到80%。
大众同上汽的谈判持续了6年，这样的速度受到了耿昭杰的严厉批评，因为这样的时间跨度对于长春而言是在太长，而当时一汽正在与克莱斯勒进行最后的谈判，哈恩认为不能错失机会，答应在5个月之内签署合同，这样的决定甚至令一汽高层集体愕然。
一汽大众成立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哈恩眼中的中国（之五）
在哈恩与耿昭杰进行谈判的间隙，耿中断了谈判。
这个秘密直到10年后才被揭开，原来耿当时去打电话阻止他在迪特里希的代表团签署已经准备好的克莱斯勒的合同。
接触哈恩之前，一汽已经准备与克莱斯勒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合同，但前期只是与克莱斯勒签署了一款2.2升的克莱斯勒发动机和相关设备生产项目合同。
这对一汽显然不利，因为如果大众与一汽全面合作，这款发动机很项目可能被报废，而一汽当时还没有自主研发的产品能够搭载这款发动机。
而当时中国的市场环境是，外部没有多余的汽车制造商可以消化这些发动机。
但哈恩一番话消解了耿昭杰的顾虑，因为一汽与克莱斯勒签下的那款发动机，是大众以许可证的方式让克莱斯勒制造的大众汽车4缸发动机的旧型号，而这些发动机完全适合大众的系列产品。
解决了这个问题，耿昭杰要求一汽大众生产的产品的出口权，包括大众汽车的标识，这一要求被哈恩拒绝。
随后，哈恩代表团与耿昭杰代表团九各种项目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从共同成立研发部门开发科到立即为上海供应散热器和车轮等细节。
经过几天的谈判，双方的意见似乎终于达到了统一，决定尽一切力量实现他们的计划。
这项计划包含两个内容：
其一，一汽开始以许可证方式生产奥迪100，替代红旗；
其二，一旦双方得到各自上级部门同意，便立即开始谈判即将成立的合资公司和必要的合同协议。
长春依然很冷，夜里哈恩永他们从德国带来的袖珍取暖设备来供暖，最令哈恩痛苦的事情是，当他第二天早晨冲进浴室时，发现水冰冷得几乎就是0度。
早晨，哈恩参观了当时的一汽，在机械化设备使用率异常低的背景下。
哈恩眼中的景象令其感到诧异，“人”在这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那些工作的环节充满了危险。
在铸造和锻造车间，在浇铸发动机缸体的地方，铸造师傅的第一个任务是站在增高的浇注平台上，拦住在师傅头顶上方、使用德国DEMAG公司制造的绳索传动装置从电熔炉自动传过来的容器，容器里装有温度高达数千度的液体铸铁。
而这个浇注师傅必须牢牢抓住挂在绳索下端的开关，“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竞技性表演工作”，哈恩如此评述，如果稍有不慎钢水倒下，人将化为气体。
多年后，哈恩与耿昭杰在上海的FOURSEASON谈起这件事情时，耿承认，那样的“杂技”并非每次都能成功，而且，耿在一汽刚刚也曾经从事那一工作过程。
哈恩与耿昭杰多年后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2003年3约，哈恩成了长春的荣誉市民，这让其倍感开心。
一汽的生产设备来自大众美国WESTMORELAND撤出来的高尔夫生产设备，这一工厂是大众在美国的败笔，正好无法处理。
耿昭杰带领了一支120人的队伍，来到大众在费城的已经停产的工厂。
耿们在厂里宿营，用最原始的方式拍下每一个装配细节，所有设备被拆下，打包，然后再在长春按照程序重新装好。
上海大众对哈恩访一汽非常恼火哈恩眼中的中国（之六）
由于一汽大众是是大众在中国的第二家合资公司，因而大众必须接受40%的参股比例，哈恩建议让组装大众汽车商用车的台湾合作伙伴以10%的股份参与这个项目，但被中国政府拒绝。
如今再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之所以拒绝哈恩，是因为大众当时确实想走曲线救国的路径，通过以后收购台湾合作伙伴的股份从而达到1：
1的持股比例。
但中国当时虽然落后，但中国人的聪明程度从未打折。
虽然大众当时只有40%的股份比例，但它却以相同的比例分担了和一汽的管理责任。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对于哈恩一行造访一汽非常恼火，地方之间的利益竞争与保护主意在中国从来就没消失过，上海市市长对于此事恼火的原因在于，哈恩们造访一汽并未得到他的许可。
况且，他并不认为长春和上海之间的分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他们太在意国内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了。
事实上，在哈恩看来，从大众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两个合资厂只是大众在中国的两个组装厂而已，无所谓竞争关系。
而哈恩更看重的是一汽的另一家合作伙伴——丰田。
而当时丰田在中国的零部件策略已经非常深入，他们在中国广布汽车零部件企业，以通过控制零部件终端来控制汽车制造成本。
这也是哈恩想要做的事情，他希望通过与一汽的合作尽快完成大众在本土化领域的功课。
尽管有了到长春的“越轨”行为，但这次北京之行结束时，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是在当时中国的超五星级酒店GREATWALLHOTEL设晚宴招待了他们。
当时的德国大使费舍尔和经济参赞容客也出席这次晚宴。
哈恩说“我们的东道主确实了不起”，因为他们待人接物的风格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智慧和儒家行为方式打动了这位德国人。
中国领导层特别务实地坚决实施一种战略，既争取时间获得一位可靠的伙伴，同时又不放弃目标或减速。
尽管有上海的不满，但最后一汽大众的项目还是拿下来了，这次成功靠了许多的人帮助，双方领导层的密切联系和哈恩们的谈判小组同中国伙伴交往时的大量经验也对于这一项目的最后签订也非常重要。
当哈恩满怀春风得意的情致回到德国总部向董事会成员汇报成果时，他的汇报遭到了董事会一致的拒绝，奥迪公司的拒绝反应让哈恩感到“特别奇怪”，因为奥迪的董事们还没有意识到，奥迪在1991-1992年的盈利，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中国的散件组装出口。
因而哈恩不得不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争取到董事会同意的长春计划。
1990年11月20日，一汽大众成立，1991年年底开始以CKD的方式利用威斯特莫兰德曾经的设备生产出了首批捷达车。
说起威斯特莫兰德工厂，有一段比较有趣的故事。
威斯特莫兰德是大众在美国盲目扩张的产物，在哈恩离开大众的那段时间，大众在美国迅速扩张，一方面在不断地扩建新工厂，另一方面产品的销量却在不断下滑。
威斯特莫兰德本来就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的工厂，但在市场萎缩的背景下，底特律郊区的斯特林海特斯却还在建另一座规模同样大的工厂。
这座年生产量计划为25万辆的工厂被哈恩领导的董事会紧急叫停，这家工厂后来被卖给了克莱斯勒。
而一手造成这一结果的是当时大众美国的总经理麦克莱尔，当时他还带领哈恩参观另一个能建立日均生产1000辆的地皮。
看来美国的土地就是大。
威斯特莫兰德在北美市场不断亏损，最终大众决定停止它在北美的生产。
生产设备被装船从威斯特莫兰德运往中国，在一汽大众被重新安装起来。
最后这些设备在使用时间上打破了大众的全球记录，使用运行时间超过了25年。
厂房本身被低价卖给宾夕法尼亚政府，政府将它租给了索尼公司。
后来，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汽大众成为大众在中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2003年，中国销售了近70万辆大众汽车和奥迪，第一次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单一国家市场。
哈恩甚至觉得，正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存在，才有了大众今天在全球市场的崛起。
“中国人没有我们这里所理解和重视、常常滥用的自由，他们不再像数百年来他们的每一代祖先那样受饥饿威胁，虽然国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难道这样的事实对他们来说不像今天的每个中国人在礼拜天散步时都骄傲地感受到进步一样具有优先权吗？
”哈恩这样来理解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差别。
而愤青们每天都盯着西方式民主不断地往各样的“网络愤坑”恣意地传播着那些所谓的民主。
“中国开始了一场逐步的、尽管只是地方性的民主化，他的范围和速度应由中国决定，而不是外国的理论家，我们西方的文化圈里花100年才学会了有效的民主，但它至今都不完美，而我们却期待别人从第一天起就完美。
”这是一个退休的、已经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老人在文章的末尾给予中国的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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