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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
游民多来自各方，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
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
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时参与政治。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
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稿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
昭公十六年，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们出卖玉环。
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
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
这些现象应该说明两点：
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尤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
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
于是乎又可以说明，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更容易地被打破。
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以后，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土大夫，不仅不是“王臣”，而且各有其主。
春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
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
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
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另外很多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
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转为晋国所用的事情。
即以孔子而言，从来不曾做过“王臣”。
他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员），如“乘田”（主持畜牧者——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
鲁国不用他，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卫灵公。
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17•7）。
这些事例，说明所谓“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至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
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
公元前五四六年，即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
自此以后，诸候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却多了起来了。
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象并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
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晋国边邑乾候，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荡和变革，我认为是由于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
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即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家大夫便曾“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赋所出的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一军。
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
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所分得的人口全部的军赋解放为自由民。
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
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
过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都废除奴隶制。
这正是孔子所闻所见的国家的大变化。
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
当时还谈不上“百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
孔子作为救世者，也有他的主张。
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
还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2•16）
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5•26）在鲁国行不通。
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
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
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
他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第二部分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
孔子的世界观，留在下面再谈。
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即他的世界观的形成的渊源。
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是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说：
“吾少也践。
”足以说明他的身世。
他父亲，《史记》称做叔梁纥。
这是字和名的合称，春秋以前有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
“叔梁”是字，“纥”是名。
《左传》称做鄹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
春秋时代一些国家，习惯把一些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鄹地的宰（即长官），所以叫他鄹人纥。
鄹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
相传寡母名征在。
寡母扶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他不能不干些杂活。
他自己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9•6）鄙事就是杂活。
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鄙事”。
由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他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
他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他“鄙事”也好，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
那些人自然都贫贱。
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
孔子也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
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
在孔子生前，鲁国的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而季氏权柄势力最大。
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
当奴隶制度衰落时，他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
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室”，其他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全都采用军赋的制度。
这是他的进步处。
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乾候，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因为政权早已不在鲁昭公手里。
但季氏，即叫季孙如意的，却一点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
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鲁国；
鲁昭公死了，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
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
第一，正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鲁昭公三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预言，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
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先例。
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
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的后代的国家，当时还有人说：
“周礼尽在鲁矣。
”（《左传》昭公二年）还说：
鲁“犹秉周礼”（闵公元年）。
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现在流传的《周礼》不足为凭。
但周公制作它，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
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不少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
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态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呢？
还是没有流传下来呢？
弄不清楚。
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即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即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
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即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
（7•1）他的学子子贡说他老师“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19•22）孔子自己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7•22）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但读书，而且还在于观察别人，尤其在“每事问”。
（3•15）即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
他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因为缺乏文献，无法证实，以至于感叹言之。
（3•9）那么，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由《论语》一书来考察，他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9•15）命令儿子学《诗》学礼。
（16•3）自己又说：
“五十以学《易》。
”（7•17）《易》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他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不占而已矣”。
（13•22）他征引过《尚书》。
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
举一例子，他的思想核心是仁。
他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
（12•1）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说的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克己复礼，仁也”的话。
那么，孔子答对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不过是孔子的“古为今用”罢了。
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说：
“不学礼，无以立。
”（16•13）这本是孟僖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说这话时，孔子不过十七、八岁，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
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收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加以利用。
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影响。
第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的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
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
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
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孔子对他极为赞扬。
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这里议论朝庭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
子产不肯，并且说：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
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而后来评论说：
“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态度。
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藏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
其中有压抑贤良展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馔升居卿位。
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又譬如晋国有位叔向（羊舌佾），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喜爱他。
他也和吴季札，齐晏婴，郑子产友好，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可能因为他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
春秋时代二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
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第三部分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
孔子是殷商的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他各国更为迷信。
以宋国而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覆。
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君位。
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
至于鲁国也一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
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
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治前途。
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
其他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
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才不如此。
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为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
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人道弥，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而不敢作勇敢的否定，恐怕一则不愿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不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
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
“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
所谓“存而不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
实际上也就不大相信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
他说过，“多闻阙疑”，“多见阙殆”。
（2•18）还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15）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
“思”什么呢？
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某物的道理。
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
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
（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不愿谈，“怪”和“神”很大可能是孔子根本采取“阙疑”、“存而不论”的态度。
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着一个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评他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
（5•18）一个乌龟壳怎能预先知道一切事情呢？
这是孔子所想不通的。
由于孔子这种治学态度，所以能够超出当时一般人，包括宋、鲁二国人之上。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但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六合之内，也有存而不论的。
我们现存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一些具体说法和看法。
我只用《论语》和《左传》的资料。
其他古书的资料，很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审查和选择，不能轻易使用。
先讨论“天”。
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天”字的，一共有十八次。
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半。
在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个意义：
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
自然之天出现三次，而且二句是重复句：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7•19）巍巍乎唯天为大。
（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出现先后次序录述它：
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
（6•28）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9•5）吾谁欺，欺天乎！
（9•12）
不怨天，不尤人。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14•35）
另外一次是子夏说的。
他说：
“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但这话是子夏听别人说的。
听谁说的呢？
很大可能是听孔子说的，所以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不过三、四种。
一种是发誓，“天厌之”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
一种是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害他，他无以自慰，只好听天。
因为孔子很自负，不但自认有“德”，而且自认有“文”，所以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
一种是发怒，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礼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
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者其天乎”。
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
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藉天以自慰，或发洩感情罢了。
至于“获罪于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
也罗列如下：
亡之！
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6•10）
道之将行也欤，命也；
道之将废也欤，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如何？
（14•36）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20•3）
同“富贵在天”一样，子夏还听他说过“死生有命”。
关于“天命”的有下列一些语句：
五十而知天命。
（2•4）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16•8）
从文句表面来看。
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所主张的一样是天有意志能行令论者。
其实不如此。
古代人之所以成为宿命论者或者天志论者，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
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讲“命”，都是关于人事。
依一般人看，社会上，应该有该有个“理”。
无论各家各派的“理”怎样，各家各派自然认为他们的“理”是正确的，善的，美的。
而且他们还要认为依他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
违背他们的“理”而行，必然会有“凶恶”的结果。
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如他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所说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能够荣华富贵以用长寿。
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好的病，当孔子时自然无知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
如果说，孔子是天志论者，认为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淫”，那伯牛有疾，孔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
（14•35）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自然就可以了，孔子又何必棲棲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人世间事，有必然，有偶然。
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然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越多。
古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
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3•12）祭祖先（鬼）好象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象神真的在那里。
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是说并不在。
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绝。
（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
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
为什么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
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
孔子答说：
“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去服事死人？
”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
“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
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覆，也是这种表现。
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
我认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
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
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
“慎终追远，民德厚归矣。
”（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过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的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了。
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集解》本校正）。
第四部分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
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
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荷莜丈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
“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拨。
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
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
《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弔”（《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子不清楚？
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
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
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下四卿——韩、赵、魏和知伯。
《左传》最后载知伯破灭，孔子早就“寿终正寝”了。
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
（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16•2）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
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
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和叶公相见。
（13•16，又7•19）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冯籍是不可能做到的。
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
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
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
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度为重要的。
（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
（14•15）孔子主张“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12•1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
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叔孙氏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
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
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
（18•4）孔子其他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17•5）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此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
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
（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
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
从《左传》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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