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隶书历史及特点鉴赏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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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所创。
程邈在狱中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
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画，更便于书写。
卫恒《四体书势》所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
隶书。
隶者，篆之捷也。
隶书在古代也称“佐书”，它的出现，使中国书法艺术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也是今文字的开端，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为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过长期的发展探索，不断经受各种各样的检验。
汉代隶书的出现，体现了艺术的多元发展;
新艺术、新形式与构建、完善是建立在对此前艺术的某些反叛和破坏之上的。
汉代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隶书作为书法艺术的组成部分，更是一种重要书体。
“隶变”的意义十分深远，它使中国的象形文字进入由点画组成的方块字的抽象符号阶段，篆书前后一点象形的痕迹被泯灭，把象形符号需要的曲线条统统变成规整的点画，字形变成横势的扁方形。
隶体主要靠本身的质感、力度和结体的处理，产生隶书的艺术效果，成为书法中具有本身特点的一种书体。
作为初创的秦隶，还留有许多篆意，此后，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完善。
汉代是中国书法史的鼎盛时期，汉承秦制，朝官方文书以篆书为主，民间及官吏以隶书通用。
因隶书省易，书写较篆书快捷方便，富于旺盛生命力，最终打破了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下，使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体。
亦派生出草书、行书、楷书等各种书体。
由于不断的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狂草开辟了道路，也就是说隶书为中国书法艺术全面发展铺下基石，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汉碑刻虽然如凤毛麟角，传世只有《五凤二年刻石》《扬量买山刻石》《麃孝禹刻石》《鲁孝王刻石》等少量刻石，大多质朴浑厚，反映出由篆至隶过渡时期的特征。
近代大量出土的西汉简牍将隶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勾勒出一段十分清晰可证的“轨迹”：
横势结体，提按顿挫的用笔和波磔的夸张，变化更趋明显并已成为主流性特征，说明由篆书向隶书的蜕变已渐臻完成。
汉代碑刻以隶书为主，也有小量篆书。
除少量一些标准小篆之外，还有一些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的书体，这使我们得以看到隶书在演变过程中真实面貌。
东汉隶书已十分成熟流派纷呈，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达到繁盛的时期。
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策较为明智，使整个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也随着昌盛，树碑立传之风兴起，社会涌现出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
使隶书迅速发展成为正规而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
有文字记载的汉碑700余种，流传至今犹有五十余种，这些不包括近世出土的大批东汉简牍隶书。
清王澍曾评：
“隶书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不同者”。
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则是东汉碑刻隶书。
隶书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革命的进化之一，无论是就其“内质”还是“外在”形式来说均如此。
隶书是对篆书的变革中确立了自身的艺术特点和存在价值，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1.隶书的抽象性取代隶书所赖以立身的象形性，避免遭秦小篆因装饰过分而有可能达致的凝固停滞，从而复兴了书法内在的活力与生机，并使之得以健康繁衍与发展。
2.从外在形式看，隶书的横向波磔取代了篆书的纵向舒展，其特点呈现蚕头雁尾，笔势摆布开张，字形扁方，每个字都有翩翩欲飞之态。
用笔或方中带圆，藏锋、露锋诸法具备。
结构上下缜密，向背分明，笔画向左右发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型”。
根据其字型态，又被命名“八分”，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对其进行定义：
“八分之义，'
八’别也;
言其字左右分别若相背然。
”由于隶书的横向波磔从而带来了章法的变化，隶书的欹侧翻飞取代了篆书的对称端庄，隶书的方折和提按顿挫，丰富了篆书的圆势为主、起止无迹的用笔。
3.隶书的笔画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规律和体系。
由隶书开端，到楷书阶段，汉字的笔画即形成了由基本笔画、基本笔画变势和复合笔画组成的笔画体系，大大丰富了笔法。
参与隶书“创作”的，有上层文人，亦有下层卒吏医匠、官方的典雅庄重、谨严整饬富有庙堂气与庶民的质朴直率、灵动飘逸、自然随意，共同构成了自由奔放、开放洒脱、轻松纯朴、生趣盎然的书法艺术的精彩乐章。
汉隶名碑各具特色、富有极高的艺术水准，风格多样，结体运笔极尽变化。
较有代表性的有：
方整雄伟的《西狭颂》;
古气磅礴的《景君碑》;
意态逸宕的《石门颂》;
隽利肃穆的《乙瑛碑》;
拙朴茂密的《张迁碑》;
瘦劲奇绝的《礼器碑》;
华丽俊美的《华山碑》;
厚重古朴的《衡方碑》;
清丽秀逸的《曹全碑》等等不胜枚举。
东汉隶书碑刻是两汉书法最优秀的代表，完美地体现了汉朝的时代精神。
它以古朴、雄浑、敦厚、宏伟、劲健、豪放的阳刚之美，传达了经济发达，国力旺盛的社会普遍的人文心理。
承先启后影响深远
历史上的隶变经历漫长时期，到东汉发展到极致，把隶书水平推向了高峰。
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从晋到清前期，隶书始终在八分的程式化圈子中徘徊，衰微已久。
直至清代中后期，重视金石考据，篆隶中兴，简帛书大量出土。
一些书法家取法汉简，写出新的面貌，此时的隶书才得以重放异彩。
产生了一大批隶书名家。
其中如伊秉绶、郑谷口、何子贞、金农、邓石如、桂馥等。
或朴厚醇古;
或妙合简牍;
或骨力洞达;
或遒丽淳质，各领风骚。
至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更要扎根传统，深入碑帖。
从书法审美发展的角度出发需更进一步深入挖掘汉碑书法宝藏。
这对解决好当代隶书的继承和创新，仍具有重要的显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总之，古老的汉代隶书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至今还在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彩，滋养着一批又一批的书法艺术追求者。
汉隶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种书写的形式，更多的是它超脱秀美的背后，那传承千年的古老的汉代风骨、文化内蕴以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汉代隶书代表作《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是中国东汉时期重要的碑刻，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
碑高约1.7米，宽约0.86米，长方形，无额，石质坚细。
碑身两面均刻有隶书铭文。
碑阳20行，满行45字;
碑阴分5列，每列行数字数均不等。
明万历初年，该碑在陕西郃阳县旧城出土。
在明代末年，相传碑石断裂，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
《曹全碑》系晋王敞等纪念曹全功绩而立。
碑文主叙曹全为弟分忧，弃官还乡，又遇禁纲，于家隐居，光和七年再任郎中拜酒泉禄福长等身世，从侧面反映了以张角为首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声势浩荡。
隶书的发展历史 隶书者，篆之捷也。
这是西晋·
卫恒《四体书势》对隶书本体及其产生背景的经典叙述。
事实上，篆之捷是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字体体系中发生结构和书写性变化（隶变），并经漫长的“隶变”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
也就是说，隶书是通过“隶变”从篆书字体中脱胎产生的。
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
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
“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
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
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
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就书法而言，隶变完成了以下篆隶转换：
1、摆脱篆书字型结构的凝固化束搏而走向隶书线条时空运动的抽象化表现;
2、线条由篆书委婉的弧笔变为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篆书的联绵圆转变为转折的方笔。
隶变标志着汉字相形性的破坏和抽象符号的确立，使汉字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转换;
同时也标志着隶书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最终形成。
另一方面，作为人的规范意识，又必须对这种新的字体和书体加以规范。
于是，就有了汉末高度规范的八分书出现。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隶变过程，就是篆之捷所产生的新的书体继而对这种新的书体加以规范建构的过程。
而作为书法，隶书的美就存在于这历时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
解读隶书的美学内涵和产生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隶书本体的深层认知。
通常，我们是从现存的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的。
但是，通过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还远远不够。
因为这样还无法认识隶书美学内涵的形成渊源。
因此，我们要将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置放在秦汉文化背景中去解读，探求出隶书美形成的文化和思想渊源。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
在两汉，隶书不但通过隶变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
一方面，隶书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中逐步脱离了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进而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章草和今草;
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而且这种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
因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社会进步。
这是历来被官方重视的重要环节。
因此，随着西、东汉王权的相继确立，对现实生活中广泛流通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也就成为必然。
八分书以规范为手段，有效的克服了篆之捷隶书的随意性书写倾向，使形式秩序趋向于稳固的位置选择和有序的结构图式。
加上汉代官方文人审美观念的不断容入，最终形成了八分书规范、和谐、静穆、左撇右挑的风格特征。
两汉刻石存在的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也从一方面印证了官方对篆之捷隶书进行规范建构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今学界和书法界普遍把两汉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认定为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
这样做不但牵强，也为隶书的本体理论阐释带来困难。
这是因为：
一、八分书对隶书的改造是以美术规范化和线条装饰化为前提的。
不但不具备书写的随意性与合理性，反而增加书写的难度，失去了隶书书写简捷流便的原本实用立场;
二、从八分书的书写主体来看，已经由隶书的原本社会公众立场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了。
我们从、《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刻石文本可以看到八分书已经开始具有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
这些书法文本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特征，那就是波蹀。
其实这种波蹀是对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的美化。
飞动的线条和波蹀已经使刻石隶书脱离了隶书原本的简单和质朴，而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是汉代文人那种浪漫、潇洒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体现。
而正是这种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却失去了隶书在社会广泛流通的内在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也就不应该属于原本意义上的隶书。
事实上，隶书表现在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它的实质是八分书对篆之捷原本隶书实施规范和审美改造的双重结果。
《熹平石经》以其高度规范的形式秩序、以及构造的共同原则和形体的共同特点，体现出八分书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品格。
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讲，八分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的。
所以我们说，隶书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完全是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更多的是孕育着一种新的字体的产生。
八分书由于自身的本质特性和使用立场，脱离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主流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必然。
《熹平石经》的书体特征和内容也佐证了八分书作为东汉规范字体的使用局限性。
所以我们说，隶书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形成，不是东汉的高度规范和成熟，而是存在于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
在这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有着实在太多的书法文本需要我们加以解读和认知。
《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曹全碑》典雅华美、俊秀温润，使我们看到了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东汉经典刻石文本书法。
这是东汉正大的文化气象和文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自信的书写流露。
特别是《石门颂》潇洒自如的波挑，体现着文人回归大自然书写的开放情怀，加上民间工匠的契刻，又为《石门颂》置入了民间的质朴意味，铸就了《石门颂》既有原本隶书的质朴随意，又有人文情怀流露的独特艺术魅力，显示出《石门颂》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阔大的自然气象，成为历代书家关注和借鉴的经典范本。
然而，东汉刻石所表现出的典雅、华美、庄重、整饬只是一种完整的、华丽的美。
如果没有原始隶书的质朴和简淡元素灌注其中，那么这种美又是虚伪的、造作的、没有感情的。
如果东汉刻石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基础上置入隶书原本的奔放、流畅、阔大的审美气象，那么书法就会有一种大自然的淳朴和广阔气象。
而这种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
因为隶变过程中的很多随意性书写看似很朴拙、很简淡、很平凡，而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是人的生命系统中的真实流露。
认识是继承的前提。
所以，发掘两汉隶书的美学实质及其背后所含盖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是我们持续关心的内容。
同时，它也应该是我们完成隶书的时代性突破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支点。
我们没必要谈所谓的创新，深入的认识隶书传统更有现实意义。
只要我们认识并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并完成隶书的传统和现代的纽带式连接，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隶书作品。
在这里所谓的古典就是隶书的发展延续形态，所谓的现代，就是隶书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
古典——现代具有全息重演的内容，但还不完全是周俊杰先生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
因此，我所说的古典和现代，具有把古典放在新的时空匡架进行梳理归类和时代诠释的意识。
它可能是反传统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时代立场审视传统。
它也可能是继承传统的，因为传统在影响着我们。
变体隶书，又叫隶变体。
是当代书法流行的隶书风格，是针对传统隶书而言的书写注重变化，注重个性的书写方式。
笔画不重规范，强调即兴创作。
但隶书大家范笑歌认为变体隶书要变得美才是目的，而不是越变越丑。
如果大家都追求写变体隶书，那变体隶书也会出现程式化。
他认为有的变体隶书只追求大感觉和大效果，在单个字和单个笔画上无法经得起推敲。
往往是用大气势掩盖基本功的不足。
除了发展之外，隶书曾对魏碑楷书产生过影响，此以《张猛龙碑》为例，字上还有一些隶书精神。
唐欧阳询亦受影响。
颜真卿《多宝塔》也有隶书精神并逐渐被人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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