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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

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

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

“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因抗颜而为师。

……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

愈以是得狂名。

”又《报严厚与书》说：

“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

”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

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

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

例如《杂说》有云：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

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

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

他写道：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

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吾因子有所感矣。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

为我谢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

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

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

”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

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文章的开始一段云：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

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

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

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

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

“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

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

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

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

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

“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

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

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

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

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

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

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

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

即其新，不究其旧”。

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

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

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

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

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

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

《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

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

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

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

“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

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

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

不贤者或至眉寿。

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

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

未可知也。

”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

这样的文章很“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

刘大魁说：

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

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

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

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

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

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

姚范以为“他人无此”。

刘大櫆也说：

“祭文退之独擅。

”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

“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

”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

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

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

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

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

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

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林纾曾说：

“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

”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

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

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

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

“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

”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

他在《寄李翱书》中说：

“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

然其人信美材也。

近或闻诸侪类云：

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

可矣乎!

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

”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

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

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

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并不深远。

虽有寓意，等等，《修竹弹甘蕉文》沈约的、子羽文》

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

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

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

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

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

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

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韩愈诗歌作品的特点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

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

正如《调张籍》中所说：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

1、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

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

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

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

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

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

清人刘熙载云：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

《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2、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

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

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

《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

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

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

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射》和《听颖师弹琴》

形象生动。

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

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

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

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

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

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

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

《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

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

”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3、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

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

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

他曾自言：

“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

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

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

“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

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

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

“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

然云

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

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

”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

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

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

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

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寿州属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

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

“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

”《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

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

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

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

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

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

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

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

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

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

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