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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
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
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
“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因抗颜而为师。
……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
愈以是得狂名。
”又《报严厚与书》说:
“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
”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
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
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
例如《杂说》有云: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
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
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
他写道: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
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吾因子有所感矣。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
为我谢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
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
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
”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
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文章的开始一段云: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
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
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
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
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
“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
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
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
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
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
“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
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
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
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
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
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
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
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
即其新,不究其旧”。
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
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
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
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
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
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
《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
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
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
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
“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
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
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
不贤者或至眉寿。
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
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
未可知也。
”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
这样的文章很“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
刘大魁说:
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
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
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
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
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
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
姚范以为“他人无此”。
刘大櫆也说:
“祭文退之独擅。
”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
“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
”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
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
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
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
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
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
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林纾曾说:
“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
”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
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
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
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
“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
”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
他在《寄李翱书》中说:
“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
然其人信美材也。
近或闻诸侪类云:
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
可矣乎!
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
”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
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
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
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并不深远。
虽有寓意,等等,《修竹弹甘蕉文》沈约的、子羽文》
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
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
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
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
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
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
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韩愈诗歌作品的特点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
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
正如《调张籍》中所说: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
1、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
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
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
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
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
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
清人刘熙载云: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
《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2、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
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
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
《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
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
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
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射》和《听颖师弹琴》
形象生动。
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
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
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
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
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
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
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
《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
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
”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3、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
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
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
他曾自言:
“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
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
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
“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
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
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
“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
然云
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
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
”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
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
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
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
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寿州属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
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
“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
”《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
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
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
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
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
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
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
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
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
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
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