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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本和盖布勒的十项原则
2008-06-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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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的《改革政府：
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对美国“重塑政府”运动起到了思想上的先导作用。
该书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各级政府近二三十年内吸收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的实践，提出了十条改革思路：
（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
掌舵而不是划桨。
奥斯本与盖布勒认为，政府应该起掌舵而不是划浆的作用。
那些集中精力积极掌舵的政府决定其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
与此成对照的是那些永远忙于提供服务的政府，它们主动放弃了指引航向的功能。
成功的组织是把高层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这使得政府基本上作为一个精明的买家来工作，以能够完成自己政策目标的方式利用各种生产厂商。
显然，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看来，政府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作用方式是掌舵者购买划桨者。
他们对这一基本模式作了具体的说明：
成功的努力牵涉到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的服务提供者，这些提供者通常并不在一起工作。
政策制定者可以确定一个全面的战略，并且使用许多不同的划船壮丁来执行战略。
奥斯本和盖布勒还认为，政府可把掌舵的角色委托给更适合的公共部门或者私人部门中的机构如地方委员会、各种咨询服务顾问等。
这时，政府起催化剂的作用，即组织掌舵者与划桨者的买卖，促使其最佳配置与提供最好服务。
奥斯本和盖布勒通过上述对掌舵与划桨的界定引出"治道"的概念，他们认为，政府要治理（governing）但不实干，他们引用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名言，治理不是实干，亲自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
政府可以把部分的掌舵职能民营化，但是不能把治理的全过程民营化。
政府应作的事是穿针引线，把稀缺的公私资源结合起来以达到目的。
那么，如何达到上述目的呢？
奥斯本和盖布勒使用了一连串第三类部门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理论对于政府与企业活动的界定。
第三类部门的提出，意味着政府通过依靠第三方力量来进行公共服务，即以政府之所长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
与此同时，又利用私人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使美国人敌视政府的传统与近代美国人喜欢政府提供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越来越多的服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调合起来。
第三类部门即除了传统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外的很难下定义的、同时也很难用志愿或非赢利组织加以精确描述的那些组织。
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大致上可说这一类部门的组织由私人所拥有或者控制，但同时又是为满足公共的或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其目的不是为了积聚私人财富。
按照这个定义，那些主要以积聚财富为目的的大型非赢利公司就没有资格属于这一类。
不过，那些虽然赢利，但为了满足社会的或公众的需要而存在的机构（例如开发银行）则属于这一类。
奥斯本和盖布勒特别强调第三类部门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认为第三类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提供集体物品的优先机制了，是处理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组织。
据调查数据显示，非赢利机构提供了政府出资的所有服务的56%，就业和训练服务的48%，保健服务的44%，政府是他们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最后是提供服务的政府箭袋里的三类办法：
传统类，建立法律规章、制裁、许可证、税收、拨款补助等；创新类，特许经营，公私之间、公共部门之间、半公半私的公司之间的各种伙伴关系等；先锋派类，种子资金、志愿者协会、（政府投资的）回报性安排、重新构造市场等。
引入上述概念后，奥斯本和盖布勒进一步界定了政府、企业与第三类部门各自最适合的领域与任务：
政府在政策管理、规章制度、保障平等、防止岐视或剥削、保障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保持全社会的凝聚力等方面倾向于更胜一筹；企业界则在完成经济任务、创新、推广成功的试验，适应迅速的变化、抛弃不成功的和过时的活动、完成复杂的或技术性任务方面更胜一筹；第三类部门则在完成微利或者无利可图的任务，需要有同情心和对个人关心尊重的任务，需要顾客或者当事人方面具有广泛信任的任务，需要亲自动手和直接关心的任务以及牵涉到贯彻道德准则和个人行为职责的任务方面倾向于更胜一筹。
（2）社区拥有的政府：
授权而不是服务。
奥斯本和盖布勒所指的授权是指政府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包括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
他们指出：
当家庭、居民点、学校、志愿者组织和企业公司健全时，整个社区也会健康发展，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是引导这些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健康发展。
因为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基本单元构成健康而有活力的国家。
他们认为，授权是美国的一项传统，历史同开拓边疆时代一样长久。
托克维尔在其经典著作《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强调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源于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制度。
实际上，授权这一条原则反映了美国人传统中的两个方面，自治互助和对政府、大企业及其他大组织的不信任。
除了对官僚的批判外，奥斯本和盖布勒在《重塑政府》一书中多次批评了专业人士，认为警察、律师、医生、社区规划者等专业人士在公共服务中与官僚一样的作风恶劣。
大工业经济使得美国人民丢掉了由家庭、居民点、教会和志愿者组织自我服务的传统，从而使公民失去了自我控制权。
奥斯本和盖布勒特别指出，专业人士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的后果不仅仅是使人民必须依赖于他们，而且使政府制定计划的目的是促使收集服务对象，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处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的专家，人为地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奥斯本和盖布勒据此认为，一旦人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可以移山填海。
此外，奥斯本和盖布勒还提到，政府应注重处理好从提供服务到授权的过渡，如建立一些中间形式的所有结构的组织，例如互助房协会，一种居民拥有的管理公司。
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就是催化剂的作用，这也是掌舵型政府职能的作用方式。
（3）竞争性政府：
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
奥斯本和盖布勒首先对政府及公营机构应该是垄断的这一传统观念感到不解，他们认为：
我们如此猛烈地抨击私人垄断，而如此热情地接受公共垄断，这正是美国意识形态中持久不衰的自相矛盾之一。
美国地方政府的实践表明，在同样的竞争环境下，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服务水平相差不多，有时甚至更好。
奥斯本和盖布勒热烈地呼吁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内部，认为问题不在于公营对私营，问题在于竞争对垄断。
竞争可以有三种类型，公对公、公对私与私对私。
其中，公对私的竞争具有争议性，其焦点在于竞争的领域，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由私营企业承担。
不管我们的政府作什么，竞争要继续保持下去。
在当前迅速发展的市场中，私营经济正在迅速地夺取公营组织的市场份额。
我们可以忽视这种倾向，继续照常办事，而眼看利用公营机构的人越来越少。
当恶性循环出现时，我们可以袖手旁观，这种恶性循环是依靠政府的人越少，愿意资助政府的人也就越少，资助政府的人越少，政府就变得越糟，政府变得越糟，依靠政府的人就越少。
奥斯本和盖布勒还指出，政府内有远见的企业家式的领导人不应仅仅把竞争看作是政府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应把竞争看作是振兴公共机构的一种手段。
当然，竞争也需要管理，政府能够控制竞争并在竞争中促进公平和参与并遏制腐败。
由于公开化的机制与信息技术，今天的腐败行为很难完全掩盖而不被发觉。
（4）有使命感的政府：
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
在公共部门工作，有很多嫌疑需要回避，回避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建立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并据此行事。
不过，规章制度能够防止发生坏事，也同样会妨碍出现好事。
他们会使政府的办事效率慢得像蜗牛爬行。
它们对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环境不可能作出反应。
它们使得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成为组织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
为此，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企业家式的政府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而不是完全照章办事、照预算办事的政府。
要塑造富有使命感的政府，首先需要清除政府航船的船底附着物，清除多年积累的规章和过时的陋习的重负。
政府的的确确需要一些规章，但政府的航船只需要一两层油漆，而不需要几十层油漆。
企业家政府要求取消过时的规章制度，还要取消过时的计划。
不过，由于在政府部门里，管理人员缺乏积极性去剔除他们的产品。
他们只是增加越来越多的业务和规章，直至最后出现财政危机或抗税，才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削减，典型的做法就是大砍一气。
这样，要破除陈规陋习，就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
如许多州政府开始实施的日落法、审查委员会、零基预算法等均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要塑造富有使命感的政府，还需要改革预算制度，改变把资金分割成明细分类项目的做法，建立有使命感的预算制度，即支出控制式预算制度，让政府组织拥有更多的预算支配权，让其去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使命，而不受过去支出范围的束缚。
有使命感的预算制度有明显的优点，它能够激励每个雇员节约资金、可多腾出一些人力财力对新的想法进行试验、能够创造可预计的环境、大大简化预算程序、使花于审计师和预算官员的开支节省数百万美元、使立法机关把精力集中于重要的问题。
要塑造富有使命感的政府，更需要改变照章办事的人事制度。
传统的人事制度主要着眼于控制，而不是起支持的作用。
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录用方面缺乏灵活性、分类复杂、晋升很少与绩效有关、很难辞退无用之人，导致政府雇员中无用之人高达25-50％。
奥斯本和盖布勒推崇中国湖（ChinaLake）试验的经验，认为它的改革指出了现代人事制度的途径。
现代人事制度的特征就是工作分类和工资级别划分得宽、市场薪金、根据绩效支付报酬、根据绩效而不是资历提升和解雇等。
要塑造富有使命感的政府，最重要的是还要确定自己的使命，并围绕这一使命组织起来。
具体的办法一是通过组织内讨论和辩论的方式明确组织的使命。
二是把大组织分割成小组织，让任何一个组织只承担一项使命，给每个小组以很大的自主权，并鼓励每个组织确定自己的使命。
三是根据使命而不是根据分管范围进行组织。
四是围绕使命建立组织文化，阐明组织的价值标准，塑造所需要的行为。
最后，还要建立允许失败的机制。
（5）讲究效果的政府：
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
传统的官僚主义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结果越坏，得到的投入反而会越多，如当学校、福利机构和治安部门工作不力，儿童表现欠佳、福利费用膨胀、犯罪率上升时，它们通常会得到更多的钱。
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需要改变这种补偿和奖励办法，把投入与效果联系起来，按效果拨款。
那么，如何建立讲究效果的政府呢？
他们认为，需要进行业绩测量。
若不测定效果，就不能辨别成功还是失败；看不到成功，就不能给予奖励；不能奖励成功，就有可能是在奖励失败；看不到成功，就不能从中学习；看不到失败，就不能纠正失败；展示成果，就能赢得公众的支持等。
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进行业绩测量不要怕难，起初采取粗糙地测定业绩的措施，接着是受到抗议和压力，要求改善这种措施，再接着是制定比较先进的措施，这样一种模式凡在测定业绩的地方是很普遍的。
它说明，为什么这么多的政府组织认为，即使开头差，也比没有开头强；即使测定措施笼统，也比没有措施好。
"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组织在业绩评估方面，必须实施如下三条原则：
按业绩付酬、按业绩进行管理、按效果作预算。
《重塑政府》一书的附录总结了美国许多城市政府组织测算系统的基本教训，如区别测算程序和测算结果、区别测算效率和测算效果、区别计划结果和广泛的政策结果。
此外，还总结了许多测评专家所列举的业绩测评经验：
一是同时做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二是提防撇奶油，防止用投机取巧的方法搞出来的数字；三是要想到会有强大的阻力；四是让服务提供者和雇员都参与提出正确的测算方法；五是测算方法每年要检查和修改；六是测算方法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七是提防不适当的刺激措施；八是让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公正机构负责测算职能；九是注重充分利用测算成绩的数据。
当然，测算业绩，并根据业绩来拨款，是使政府组织重视自己工作效果的办法之一。
除此之外，给顾客以更多的选择权，以顾客的力量来评价政府的工作效果，并以此来推动政府改善工作，也是有效的办法。
（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
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
在市场中，通过"消费者主权"制度驱动价格机制调节供求均衡。
在政府中，公民选票的约束不能像市场机制中那样迅速敏感和自动地对大量信息起作用，政府运行很大程度上受内在性的自身利益和组织目标的驱动。
"顾客驱动"是让顾客具有选择权和评价手段以驱动政府在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式和服务质量的标准下行事和正常运转。
他们为这一原则提出了进一步的支持论据。
社会已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
即社会分化为各种亚文化群，他们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各自看电视中不同的节目，各自在不同类型的店铺买东西，各自驾驶不同类型的汽车。
我们已经由具有涵盖广泛而相当划一的中产阶级组成的大众社会转变为甚至在中产阶级内部也有很大文化差异的“马赛克社会”。
因此，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的服务质量的提高，因为这使竞争进一步发展，不是管理人员选择服务提供者，而是政府管理人员让公民选择服务提供者。
企业虽以赢利为目的，但受顾客驱使的机制驱使它们不断提高服务水准。
相反，民主政府是为公民服务的，但在大多数公共组织中甚至弄不清谁是它们的顾客、服务对象，且服务水平低劣。
所以，“顾客驱动”是一个校正政府运行的有力机制。
奥斯本和盖布勒还指出，只是在信息技术时代，"顾客驱动"的公共服务才成为可能，因为现在的技术能处理过去大工业时代生硬的标准化的官僚政府所不可能处理的顾客信息。
信息技术使公共服务有可能实现“方便、透明化和整体化”的特征。
他们举出密歇根州职业训练协调委员会主席鲍彻的改革事例。
鲍彻用了几年时间了解州职业训练体系，发现它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没有任何头绪。
他将其改革后，使该州总计8亿元经费的70个不同训练计划合为一个计算机联网的人力投资制度，并建立一批有同样标志与颜色的办事处，一条免费热线电话，最后，最重要的是发明了智能化的"机会信用卡"。
每个工作年龄的州公民人手一张。
卡上记录该人参加人力投资系统的所有数据，并可提出参加训练的指导意见，参加地区、费用及毕业生就业的百分数和工资水平，辅导员可因此在70笔专款中找到适合于持卡者的项目并记录在卡上，持卡人可去州内任何提供者处购买服务。
（7）有事业心的政府：
有收益而不是浪费。
这一条原则是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的"企业家政府"模式的代表性特征，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内容。
奥斯本和盖布勒首先说明，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政府必须设法获取收益，必须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以保证未来的收入。
但是，由于政府体制的原因，政府部门往往会拒绝收费。
如能源委员会实际上拿不到出售的钱（这笔钱需交财政部），而能源委员会还需雇员来设立帐户和监督合同，故所谓的收入变成了一笔开支。
最佳联邦新闻报道公司为此提出诉讼。
公司的律师说，我从未想到会看到这一天，我得起诉政府强迫他们收下这笔钱。
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这就是政府管理人与企业家的不同之处。
奥斯本和盖布勒呼吁一直自以为在从事"上帝的工作"的政府管理人员转变为企业家，像企业家那样思考。
他们认为，通过改变观念和转变政府的奖励刺激方式，就能实现这一转变。
可采取的方式包括：
让管理部门和人员能分享储蓄和收益所得；使政府部门不会因节约和创收而减少预算；可用节余和积累作为创新资本，以具有不必请示，便可按新想法花钱的权力；可设立用于投资的"企业基金"。
为了界定政府部门从事企业化活动的性质，奥斯本和盖布勒引用了佛罗里达州把公益服务分类的方法：
不产生收益的普通政府职能；产生收益的"公营企业"职能。
对于公营企业职能又分成三种：
旨在创造利润的活动；收支相抵但不产生利润的活动；能部分自我维持的活动。
然后，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政府应建立确定服务的实际成本的制度，通过建立"成本会计制度"，由会计人员追溯地算出每项服务的实际成本，用这个信息来设计下一年的成本。
有了以上的制度，政府的各类部门，可以根据各自的服务性质、服务对象、服务成本运用市场或准市场工具进行企业式的经营性服务活动。
奥斯本和盖布勒引用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一些州与地方政府如何在与私营企业的一系列交易与竞争性经营活动中获益的。
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圣克拉拉市购买"伟大的亚美利加"主题乐园的交易。
市政府在施加了某种压力的情况下，才得以买到这一游乐场。
市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迅猛发展的硅谷附近交通拥挤及其他因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此外这一交易同时也是一笔获利丰厚的投资。
由于媒体及相当部分的公众认为市政府不应同私营企业竞争，这一交易经过一场官司和一次公民复决投票才得以实现。
这一交易也的确达到了市政府的两大目标。
奥斯本和盖布勒对此赞扬说，这是真正的投资者作成的交易，而不是花钱者作成的交易。
最后，奥斯本和盖布勒对于这一原则下政府企业家的经营性活动作了某种限制性说明，即以什么目的去赢利，赢利后又如何处置：
用于公众、为了筹款、为了省钱、为了改善公共制度，取消不合理的补贴，采取不获利者不付款以及使用者交用户费的原则，以及为了有回报的投资。
（8）有预见的政府：
预防而不是治疗。
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是被动反应而不是主动行动的"未来盲"的政治制度以及利益集团强大压力的政治环境使得政治领导人形成短期行为，政府部门也没有投资于未来的动机。
国家这条船像是一艘庞大的远航班轮没有雷达，没有导航系统，且在甲板下没有预防性保养维修，踉踉呛呛地从危机走向危机。
在一个变化来得惊人的时代，我们全都看到经营得异常好的公司和管理得异常好的城市。
突然周围的环境变了，它们也就跨掉了。
官僚政府对公共问题的思维定势是建立在专业人员和官僚提供服务上面，一直等到问题变成危机才去花大量的钱处理问题。
应花少量钱预防而非花大量钱治疗。
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已把预防作为政府的中心主题。
例如"纽约市基金"的一个交流计划派出市政府工作人员到日本去学习日本的战略规划，因为日本人时时都在谈21世纪。
此外，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已创建了自己的面向未来的一系列新制度，包括：
议政制度。
建立政府与公民相结合的议政决策程序化的组织和制度，例如未来委员会、契约公民复决制度等。
建立定期重复的战略规划程序，使组织中的成员之间建立起向何处去的感觉，进而对未来达成一致意见；财政制度。
将一年制的政府预算改为两年制预算制度，并对财政问题作长期预测，尽管不能准确预测十年后的支出与收入，但是能让我们在到达财政悬崖的边缘之前就开始使政策改变。
建立"未雨绸缪基金"把预算的3
─5%的收入留作基金。
改变政府的"现金会计制度"为企业式的"权责发生制会计"。
因为旧制度只管帐面上平衡，对未来的负债不算作支出，这是使美国政府背上巨大债务的原因之一。
奥斯本和盖布勒说，1990年联邦会计标准委员会已要求所有政府部门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形式。
此外，应采用跨部门预算，这是由于政府部门的明细预算制度，使得预防的开支通常来自一个部门的预算。
节余划归另一部门，因而没有单独的部门有投资于未来的动机。
跨地区政府组织：
例如解决区域性问题的联合机构和专门机构。
因为今天的经济单元不以地理和行政边界为限，面对区域性问题建立的区域化组织，包括像明尼芬达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那样的市、县自愿合并的地区政府，或解决专门问题的地区交通机构、供水机构、规划机构等。
（9）分权的政府：
从等级制到参与和。
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机构：
这些机构将自己划分为许多层次和块块。
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单位，也就是他们的地盘，跨单位和层次之间的交流极其困难。
官僚机构把控制权与职位联在一起，当面临新的跨机构功能的任务时，不能迅速合理地将适应的人选到有影响的职位上，所以，这就是革新的机构总要运用协作小组的原因。
奥斯本和盖布勒引用社会学家哈里森的研究指出，企业化的机构是任务导向型的，当任务改变时，它们的结构和程序也随之发生变化，成为一种能持续变化的组织结构，其最大长处是善于同复杂多变的环境打交道。
奥斯本和盖布勒对政府组织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第一，分散联邦政府的权力。
但不是指仅仅削减联邦经费的、里根式的"自己照料自己的联邦主义"，应将公共服务的责任尽可能交给基层，由联邦政府制定政策框架。
在与州、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方面，改变过去的专项拨款与整笔拨款方式为刺激竞争以达到联邦目标的导向性作用的激励拨款。
第二，分散公共机构权力，通过参与式管理以及建立各种代表委员会使之参与决策，强化组织内部的协作；第三，简化机构等级。
对中层管理人员采用提前退休或空额不补缺的方式，从而减少起阻挡作用的中间层次。
第四，加强公共机构内的劳资合作，采取不解雇政策使雇员拥护改革。
像企业那样给雇员更丰厚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与更多的培训。
（10）从计划到市场。
从政府的历史演变的现实来看，今天的政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政府与市场都处于超级发达的时代。
但尽管如此，奥斯本和盖布勒说，今天的政府无力提供全部的卫生保健、环境保护、职业训练和儿童培育等社会服务。
政府除了找出一条非集权化的道路外别无选择。
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不仅政府不能全包下来，企业也不能，这就是80年代不成功的"民营化"运动代表的自由市场方式的政府改革的失败得出的教训。
实际上在这一条原则中，奥斯本和盖布勒对市场与政府的双向调节理论作了积极的发挥，他们提出：
引进市场机制改善政府及公共服务、利用政府组织市场、规范市场。
美国各级政府经常运用市场机制以达到它们的目标。
典型的成功先例是新政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联邦政府住房管理局的作法。
他们创造的抵押贷款方式使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和银行自己作出决定，没有上面的命令和政府的资助，照样完成政府规定的目标。
奥斯本和盖布勒说，这就是政府组织市场的方法，而政府组织市场的方法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第三种方式"之一，即以政府的力量影响私人作出决定以达到集体目标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企业化治理方法；没有官僚主义统治的有活力的政府。
他们指出，由于政府产出的巨大，因而政府必须有意识地运用巨大的能力去规划市场。
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如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运用对污染征税的方式促使产生了排放标准配额交易的活跃的市场机制，这一机制用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手段去控制酸雨。
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在今天，面对以几何级数扩大的信息，只有市场导向的机制才有能力有效处理。
奥斯本和盖布勒对政府利用市场提出了规范措施与前提。
指出如若达不到，则公共服务仍应停留在一种行政性的机制方面。
他们提出这些条件是：
供应：
能否保证有足够竞争的供应商；需求：
顾客是否有足够的购买需求；接近：
供需双方是否能够接近或有中介、经纪人沟通接近；信息：
使供求双方沟通的充足信息；规则：
有政府制定的规则；执法：
对欺诈行为的惩罚。
除了前面讨论的将市场机制应用于公共服务外，还可以用于改进政府的管理方面。
其中心思想是改变管理思想中的激励机制，将传统的行政命令方式转为奖励机制。
例如在环境保护的管理方面，一向采用的禁令方式效果不佳。
一些危害性很大的行为必需禁止但不是对每一项有害的活动都能禁止，对于这样的事，影响费、排污费和其他市场刺激就有优点。
它们为每一个企业和个人产生了有力的经济刺激，使他们改变行为。
这种方法不仅清楚明了地把污染成本的价格信号告诉每一个人，也让他们决定如何作出最好的反应。
其最有意义的后果是产生一种称为"绿色税收"的制度：
这一制度是低成本的，因为利害关系较少而避免管理的绝对化和旷日持久的官司；对根治污染的技术革新产生有力的刺激。
奥斯本和盖布勒概括了他们对政府计划方式与市场方式运用的优劣的对照，他们认为：
计划创造政治地盘与分裂的服务系统，除非发生灾难不能自我终结，计划方式下改革者不但不能争取到朋友，反而因为政治斗争招来仇敌。
计划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创造有效供给。
计划不利于使用奖励手段而主要依靠命令；反之，市场方式的引入能促成新市场行业，政府可以与私人分担风险。
政府可充当经纪人并影响和调节需求，改变公共投资政策。
最后，可以促进社区的发展。
以上就是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的重塑政府的十项原则。
他们认为，这十条原则并非是臆想出来的，而是美国各级政府改革实践的总结，它们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治道正在出现的变革，标志着企业化的政府正在兴起，并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治道变革。
英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以色列、西班牙、新西兰等发达国家都不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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