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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援例入监仍“须三百金”相当于纳“米四百余石”与景泰年间相去不远。
明代国子监援例制度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生员援例阶段、民生援例阶段和社学斥退者援例阶段。
从景泰元年肇开生员纳粟人监之例起至正德年间止历时年为生员援例阶万方数据万方数据段。
这一阶段里只许府州县学生员援例入监非生员则不许而且有名额时间限制仅视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权宜之策。
景泰四年官僚之中便强烈要求停止援例人监。
认为“纳粟纳马生员入监本非祖制”且“虽云权宜实坏士习”“朝廷资其利于旦夕而遗其患于悠久诚非计之得也。
乞速罢之。
”此年八月礼部因而“请弛其令”?
得到皇帝的批准。
但亦未能断然停止至景泰六年仍有生员“先以纳马赐冠带今复纳麦八百石”获准“送监读书”?
的事例。
这个阶段有过两次重大的变化。
一是成化二十年因山西、陕西大饥大开纳粟入监之例。
“自本年十月起至二十二年五月止两监乃至六七千人比往时多至数倍”。
这次开例不论在时间和人数上均对往例有所突破这是第一阶段中一次重大的量变它对援例制度由“权例”演变为“常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正如王恕所指出的“比来一遇灾伤辄行捐例”似乎不捐纳即束手无策。
二是正德年间援例开始泛滥。
据纪载正德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年分均开纳监之例。
而且开例的缘由越来越广。
往时只因边境有事或地方灾伤不得已而开此例。
正德时“为营建宫室或总理赈济或防御虏寇或为传奉事或为重大灾伤、急切民患早为计处以保安地方事于是纳银之途益广矣。
”仰此时开例已经突破权例的范围动辄下旨纳赀人监习为常套。
这是援例制度在第一阶段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
但是此一阶段只许生员援例入监非生员不得援例援例对象不至于过滥。
这是第一阶段的重大特点。
嘉靖时期援例制度进入第二阶段即民生援例阶段。
此阶段的特点是不仅生员可以援
例社学童蒙乃至未曾入学的各类官民子弟均可援例入监。
世宗即位之初曾严令禁止援例入监。
但嘉靖四年又同意复开。
“两京十三省限不过五千人”“虽青衣及俊秀子弟皆得人监”。
所谓“青衣”即是指在社学读书的童蒙。
这些社学童蒙而能出赀援例人监者自然是商贾富豪子弟。
所谓“俊秀”是指非由儒学或社学出身的无学历的官民子弟又称“民间俊秀”。
当时虽说是“一时权宜之例”但从此未有止期。
而且“身未成童目不识丁者”皆可纳赀而人太学。
正如弘治时的南监祭酒谢铎所预见的太学这个“彝伦之堂”确已“永为交易之地”?
了。
隆庆以后援例又进入第三阶段即儒学和发社斥退者援例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民生援例空前泛滥。
“所谓民生者或日发社生或日附学生或日附学名目或日俊秀……其实皆白丁也。
”他们“不通文义”“不知书史”“但教以背书写字讲《孝顺事实》并《日记》、《故事》等书冀令稍加向上则纷纷以为难堪而托故告出矣”。
二是被府州县学处分甚至被社学开除的生徒亦可援例入监。
“至隆庆年间遂将停廪降增、降附、降青、发社斥退者通令人赀进监”。
就是说隆庆时期那些不堪教养、已被地方学校降级处分甚至被社学开除的学生也可以借助铜臭而成为太学生这是对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莫大嘲弄。
难怪万历初年任礼部右侍郎掌祭酒事的孙应鳌感慨地说“今提学所摈斥之人尽可归诸太学倒置如此彼太学者不几为生员不才者之逋逃薮欤……辱天子之辟雍甚矣”万历初期虽曾一度奏准停止“民间俊秀子弟与降青、考退生员纳监入赀”但至万历十二年又出现“人赀者俊秀居九学员居一至有不解习字无从施教者”的情况。
俊秀及社学斥退者援纳入监终不能停止郡邑仍然“以其被访被黜、无文无行者纳之辟雍”凹。
由上可见援纳事例到万历年问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不可收拾的程度。
万历时人、《续文献通考》的作者王圻对援例人监演变过程曾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说“援纳事万方数据万方数据例“弘治以前犹暂行复止人数有限今则无限数、无止息之期矣向犹为接济军旅、饥荒之用出于不得已今则为接济土木之功矣向犹以为不美之政廷臣屡经议革今则循习视为当然为常事为不可已之规、不可无之举而无复有訾议之者矣。
”四援例制度经过上述三个阶段近二百年的演变在太学中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素质低劣的学生群体。
这个庞杂群体包含下列几类人一是府州县学的生员包括廪膳生、增广生和附学生。
他们之中有援例之前已在学肄业一二年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以上者也有刚入学为诸生即援例入监者文化基础已参差不齐。
二是社学生徒即所谓青衣发社生。
他们在社学只受过启蒙教育而未曾习读经书。
三是未曾入学读书只是在援例时取得附学名目的富豪子弟。
四是以“俊秀”名义出现的未经入学的民间子弟。
这三四两类人文化基础更为混杂有的虽未曾入学即有一定的自学基础或家学教养的官僚或士人子弟而更多的是粗知写字或目不识丁的富豪纨绔子弟。
正是这几类文化水准低下而又千差万别的人群构成了援例生的队伍总称为援例监生。
后来又分为旧附和新附两类凡以生员身份援例者称为旧附以青衣生和民间俊秀子弟等身份援例者称为新附。
嘉靖以后有人也称援例生为“例贡”但为严谨之士所反对。
《皇明太学志》的作者郑重其事地澄清这个概念。
他说宣德、正统、天顺年间由乡学四十五岁或四十岁以上生员考选起贡充太学生者才称为“例贡”“其纳粟纳马纳银援入赀例充太学生者称援例生今亦称例贡非也。
可是在某些官僚的奏文中、甚至在太学的岁报名册中仍有称援例生为“例贡”的记载这是需要治史者留意的。
二、援例入监对太学教育和吏治的深刻影响援例人监使太学校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援例生以其人数之众多素质之低劣财力之神通积习之鄙顽对太学教育以至吏治民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概而言之其影响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一援例人监使太学生源空前低劣。
以往太学生主要来源于府州县学的岁贡生员和科举会试下第的举人。
他们都是在乡校积学多年的生员进入太学深造具有良好的基础。
援例生虽然也有一部分是地方学校未及岁贡的生员但大部分则是品学不堪教养的“荡子顽童”。
他们“但入微赀皆占成均之籍”使太学成了“不才者之逋逃薮”。
万历时掌南监的礼侍孙应鳌把太学与府州县学生源作比较后指出“郡县之士必试以经术始入黉宫今身未成童、目不识丁者皆可骤躐贤关是虎闱重地反不如党庠术序之有选择也。
援例生的泛滥也冲击着岁贡制度的实施。
原先岁贡择优而贡并经礼部、翰林院考试验收的制度也坚持不下去了嘉靖以后渐而改为按廪生入学年月先后挨年而贡验收亦成具文因而当贡者未必学优贡生质量也快速下滑。
学生来源如此低劣太学又怎能成为育贤之地呢二援例入监破坏了太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教养之典化为乌有。
太学教育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是坐监肄业阶段即校内进行课堂教学的时期。
第二是历事阶段即经过坐监肄业阶段后拨出诸司衙门历练政事也就是从政实习的时期。
历事一年左右考勤合格便可送吏部听选任官。
这两大阶段的结合是明代太学教育中最富有创造性的制度。
洪武、永乐年间得到严格的推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正统以前万方数据万方数据仍能正常运转。
自从景泰年问有了援例监生正常的教学秩序渐被打乱肄业、历事亦俱成虚文。
其一“坐班之”越来越短无从接受起码的文化教养。
所谓“坐班之”即是监生前期坐堂肄业的年限亦称“坐堂月”或称“实监”。
正统以前监生须坐堂肄业十年以上方可拨出历事。
援例生更明确“限定十年方许拨历”。
但在成化年间由于援例生人数骤增太学经费不敷故人监“俱限两阅月照椤放回依亲”。
所谓放回依亲其实就是放长假让监生返回原籍“依亲读书”。
至于放回原籍后有否读书太学根本无从过问。
因为纳赀人监者“皆富豪子弟初学少年”他们多无读书之志“一旦还里挟富豪之势恃监生之名抗揖守令肆行乡闾或兼服商贾”便“无复知所向往”。
依亲期限初定十年后来减为八年或五年至正德年问规定二十四岁以下放回扣满二十五岁即收回复监?
放回年限虽然比前缩短但此时复监已非为读书而为拨历他们只要坐监满十个月至一年即可上序拨历实际在监肄业时间极其有限。
到嘉靖年间监生“坐班之日仅以月计”?
“举人、官生人监六月以上岁贡生八月以上援例各生多不过一年以上即得序拨而杂历则又减其月日之半长差等项不月而出监矣”。
就是说援例监生入监坐班肄业最长不过一年短者二三个月即可拨出历事实际上他们在监并未受到多少教育拨出历事完全缺乏文化教育的基础所谓历事出身也是自欺欺人而已。
其二历事者雇人替身成为常例完全失去了教学实践的本意。
监生拨出各衙门历事是为已完成前期肄业任务的监生提供从政实践的机会以便把课堂上的书本知识与从政实践相结合获得真正的从政本领。
这无疑必须亲自实践身体力行方能有益。
然而援例生往往由于文理不通事体不明无法亲身历事加上“富家子偷安逸乐”不屑于亲身历事于是便纷纷雇人代历。
弘治年间祭酒谢铎已指出“往年因此辈不谙文理凡拨各衙门者俱各雇人今遂视为定例。
雇人历事从成化年间开始到弘治时已“视为定例”足见雇历已成为难以扭转的歪风。
至万历时“各衙门历事者皆雇请无籍之徒充之”甚至连朝见皇帝亦“不免于雇代”?
到此依亲代替了肄业历事雇得了替身太学教育也就荡然而无存。
正如《续文献通考》的作者王圻所指出的“迨至纳粟上马例行与举贡皆以例挨次拨历听选无复教养之实”邸。
三坐监、历事、待选年月皆可赎免使太学成为地道的买官场所。
成化以后监生可以通过加纳而免坐监免历事免去挨次待选的年月就便任官。
如成化元年奏准“两广等处放回依亲监生坐监三年以上者纳米一百五十石、未
及三年者纳米二百五十石免其坐监起送听选其听选给假回还者纳米一百石不拘挨次就便选用。
”嘉靖年间“复开赎历之条”该当历事监生往往不用亲历也不用雇代只要输钱供衙门雇役即可以致“办事各衙门者又皆输直而已”“太学所养之士而供诸司雇役之资”。
如果说监生雇人历事仍属非公开不合法的私人行为那么由朝廷允许监生加纳赎免则已是合法化、制度化的事了。
到了万历年间监生在坐班期间即可加纳拜官预授职衔。
获得官衔之后又纳上加纳从而达到免坐监、免历事、免挨次赎免一条龙的效果。
万历十四年吏部尚书杨巍奏称“如监生纳京职免历免年等事纳之又纳捷于推毂易于取携。
”万历十六年南监祭酒赵用贤指出以往监生加纳拜官只限于“在历年久与历事挂选之人”而今则是“身尚走班而便可名为万方数据万方数据听选预授以职衔”致有“晨而衣巾伛偻班次暮而冠裳招摇闯巷”者?
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种有趣的怪现象援例生当初纳赀入监是为求读书做官而来而现在纳赀出监则是为求不读书得官而去一入一出全凭金钱指引。
而彼太学生既然不必读书不必历事则太学之设亦不过为挟赀者进入官场铺一跳板丽已。
四援例充斥太学使选官壅滞吏治败坏。
援例生大量人监使得太学生选官壅滞不堪。
景泰以前没有援例生举贡生员在监肄业“数年即取历事通不过六七年吏部就为选用”?
自从有了援例生监生候选做官往往要等上一二十年以上。
如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九年“二十年间举人、监生听选者积至万二千余……大约候选十三四年方得取选类多衰老不堪任使”?
万历时甚至规定援例生’正历约候二十五年杂历三十年方得正选”。
选官之壅滞可以概见。
为了设法早日出身做官援例生通过纳之又纳的手段获得“就便选用”的好处而举贡生员之无财力者只能始终承担选法壅滞之恶果。
援例生大量入仕污染政坛加速吏治的腐败。
他们大都“以市井纨绔之资膺莅民治事之任”不习经史不通文理更不知庶政为何物政固不堪。
此其一也。
他们既“输赀拜官”必“操卷取偿”“溪壑之欲未盈则囊橐之计不止”民固不堪。
此其二也。
此辈在读书时期即已熟习弄神使鬼造假身份“民生变而附学增生变而廪员”甚至不用输纳亦能成为监生以致“膺生日烦实纳转少”?
或身尚坐班已冠带招摇或贿入科场“朦胧中式”。
他们进入官场输赀行贿使贪赃枉法之风盛行无阻。
此其三也。
终明之世援例生有数万人虽亦有少数有志之士出类拔萃于其间但绝大多数则无疑是贪鄙之风的“带菌者”。
明代中后期吏治的败坏与他们的加入官僚队伍是密不可分的。
三、余论一援例入监的实质是买官。
卖官鬻爵自两汉以降早已有之。
但是明朝不仅卖官还要“卖学”卖学一举为历代所未有。
明代纳赀入监虽只是取得监生的资格但是当上监生必能任官因此买到了监生的头衔实质上等于买到了官。
到了成化以后监生可以通过加纳免过坐班、历事等中间环节而直接拜官援例做官就更加便捷了。
正如明人王圻所指出的“纳粟人监之例乃利其财而授官以诱之不顾贤否而任其剥下以偿之矣。
……乃季世苟且之弊政。
”船这可谓一针见血的评论。
二援例制度由一时之权例变为历久之常制固然与明朝的国力不支政治腐败不可分但从教育方面看亦有其客观需求在起作用。
显然买卖是双向互动的行为没有买者之需求卖者就没有了对象其所卖之物也就无法实现其价值。
没有一大批青少年渴望由国学进入仕途朝廷“卖学”之举必不能产生产生了亦必不能持久。
从上文可知援例入监者有府州县学包括廪、增、附生在内的生员有刚受启蒙教育的社学生员有未曾在学校受业的民间子弟。
以廪膳生为例全国常年在学廪生共有三万余人。
如正德年间全国有廪生人。
这些廪生入仕有两条路一是通过科举成举人、进士而得官二是通过贡入太学出身得官。
廪生贡入太学自正统以后基本上每年平均约有余人约占廪生总数的而科举从生员中取
中举人每科全国约有万方数据万方数据千余人每年平均为余人这还不全是廪生。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人全是廪生则每年由举、贡二途出身的廪生全国也只有人左右约占廉生总数的。
也就是说约占总数以上的廪生是无法通过科举和岁贡进入仕途的。
廪生以外还有人数更多的增广生和附学生以及社学生徒。
由此可见在明代每年都有数万名在学的青少年希望进入仕途而找不到出路成为明朝政府长期以来头痛的问题。
在纳粟人监事例滥觞之前早已出现府州县学生员积滞不少人食廪二三十年年过五十而不得充贡的问题。
宣德八年为解决这部分老龄生员的出路问题就曾决定将全国府州县学四十五岁以上的生员进行考试拣选合格者选入太学称为例贡不合格者遣归为民。
正统十二年和天顺五年又再三下令考选。
可见生员积滞是援例之前早已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纳赀入监事例之肇端固然是由西北用兵、国力不支所引发但这只是直接的动因而生员的长期严重积滞需要寻找出路则是深层的潜因。
如果说由于国力不支使得纳赀入监成为一时权例的话那么生员对出路的源源不绝的需求则是纳监禁而不止并由权例变为常制的根源所在。
其问我们也可看到人们对此事例认识过程的顺应轨迹。
在援例开始直至成化以前主张开例的主要是户部稍后还有工部的官员而礼部、吏部的官员是极力反对的。
他们认为财政困乏可想的办法很多绝不能从生员身上来打主意“学校岂出钱谷之所哉”至成化年间援例入监已成为不可阻遏的大潮此时的舆论则已发生变化。
如当时著名学者程敏政已认为援例人监是“元老大臣不得已而画理荒之策由是诸生得入太学亦备一途”。
明确地肯定了援例是为府州县学生员出路多开辟了一条正常的途径。
至嘉靖年间不但生员援例而且民生也大批援例入监此时舆论所反对的已不是生员援例而仅仅限于所谓“自丁”的民生了瞪。
说明此时生员援例已为舆论所接受。
万历以后就不再有非议生员援例的意见了。
这些舆论的变化显然是承认生员出路壅滞这一社会矛盾的存在并希望能面对它、缓和它的一种反映。
这正好说明生员对出路的需求是援例制度产生的内在根源而国力不支、财政匮乏只是重要的外因而已。
三援例入监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作为解决生员出路壅滞矛盾的手段使更多的青少年有造就的机会仍不失为一时之权宜。
问题是对于援例对象一要选择和控制二要教养和管理。
太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它的生源主要来自府州县学生员中的学成优秀者。
往常这些学成优秀者是通过岁贡的途径进入太学的。
然而如上文所述岁贡生员实际上仅占廪生总数的其余的廪生以及为数更多的增广生和附学生仍无机会入太学深造。
而在这个庞大队伍中学成优秀者是不乏其人、大有择优之余地的。
援例对象如果能坚持从这个队伍中择优接纳做到在权宜之中“寓罗才之意。
入监之后又能因材施教并严加管理其结果将如丘謇所说的“其中固多聪俊之士年富而力强、家富而用给足以积学成材异时朝廷未必不赖其用”盼。
可是援例制度的推行除了在成化以前控制在生员的范围之内并进行过一定的教养和管理之外成化以后就陷入既无选择控制亦无教养管理的境地。
只要纳赀不管是生员、民生还是社学斥退者甚至“白丁”訾可成为监生既为监生不管是否肄业、历事加纳既得出身。
根本问题是当事者只知敛财而不问太学为何物。
正如万历时的南监祭酒赵用贤所说“近世太学虽设不以罗天下之才纳粟之例、加纳之令频开数下昔之贤关今为利屋。
国家的育才之地、教化之源成了卖学卖官的场所。
学土蒙污无有如此之甚者可见援例走上邪路关键在于主事者的灵魂已浸透了“铜臭”。
这种人一旦万方数据万方数据染指学土不管他们身上披的什么光环终究是要给贤关和学子带来灾难的。
注释?
黄佐《南雍志》卷三。
?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八景泰四年四月己酉条。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九景泰四年五月庚申条。
李乐《见闻杂记》卷六条。
《皇
明太学志》卷十《清资途》《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一景泰四年七月己卯条。
《明
英宗实录》卷二三二景泰四年八月癸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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