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论文媒体微博抑郁症污名化传播范文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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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加快的生活节奏，人们的心理行为问题出现连年增多的情况，我国精神卫生工作面对艰难的挑战。
因此，国家高度重视抑郁症等心理行为问题。
焦虑、绝望、感到一无是处，甚至有自残、自杀想法，这些症状是抑郁症患者的表现。
作为常见的精神疾病，抑郁症由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但这一相当普遍的精神疾病，似乎并未得到中国大众、包括患者本身的正视。
首先，中国对抑郁症的诊断率远低于西方。
心情压抑、情绪低落的症状被西医诊断为抑郁症。
相比而言，受提倡隐忍的中国文化影响，中医却把抑郁症定义为神经虚弱2。
其次，公众虽然关注抑郁症，但是不了解抑郁症，甚至产生抑郁症污名。
周围环境给抑郁症患者贴的负面标签包括：
矫情、软弱，甚至是危险、暴力。
潘佳宝3认为，对抑郁症患者的负面标签背后隐藏着公众度抑郁症的“疑病污名”，认为抑郁症不属于疾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1统计，全世界接受有效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小于一半，而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歧视是导致抑郁症治疗缺失的因素之一。
污名可能会对抑郁症患者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加深患者回避就医的倾向。
虽然有些抑郁症患者没有被确诊，但是他们的生活面临问题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作为社会发病率高的精神疾病，抑郁症早已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迅速的生活节奏、重压下的社会心理等因素都容易致使抑郁症患病率增加。
然而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存在空白，甚至将抑郁症污名化。
中国人对抑郁症观念的认知需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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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旨在研究作为意见领袖的媒体在微博平台的博文中存在哪些容易导致污名的传播因素，包括呈现对抑郁症及其患者的刻板印象、将抑郁症归因为基因原因、博文内容涉及犯罪或暴力等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究媒体博文中导致污名的传播因素是否影响公众对抑郁症及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导致公众污名。
本文研究意义如下：
抑郁症的患病率飞快增长的同时，媒体对抑郁症本身的关注亟待增强。
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讨论抑郁症的污名问题有助于促进媒体对抑郁症的平衡报道，增强社会对抑郁症及其患者的包容度。
此外，在中国深入开展抑郁症污名传播研究具有现实意义，能帮助患者更好地康复，也能提高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
本文探究媒体报道中容易导致污名的传播因素，进而研究其对公众污名的影响，为媒体客观报道抑郁症相关新闻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行动，关注抑郁症，从而减少抑郁症污名，推动抑郁症议题的传播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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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2.1污名概念
“stigma”（污名）由希腊人发明，原本用来指代身体记号。
一旦带有这个身体记号，就会被认为其道德地位不光彩，公众应避免与之接触。
戈夫曼5是研究污名的先行者。
在他看来，污名指一种令人丢脸的特征。
人们构建了一种污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用以解释他人低人一等、他人代表危险。
戈夫曼首次对“污名”进行了概念化和系统论述。
他认为，污名实质上被社会定义，而被污名化的群体在社会交往中，污名不断被识别和强化。
姚星亮6等人总结了戈夫曼对污名的研究，概括为“污名的社会建构论”，对应社会控制、社会排斥和社会选择。
另外，戈夫曼5在《污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将污名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与身体残废有关的污名。
第二种污名与个人性格缺点相关，可以从精神错乱、吸毒上瘾、酗酒、同性恋、自杀未遂等行为中推断出来。
第三种污名与种族、民族和宗教相关。
然而，关于产生污名的原因、过程和作用，戈夫曼没有进行深入分析6。
在戈夫曼眼中，“污名”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用来解释他人之所以危险的意识形态，让基于阶级差异而产生的厌恶合理化。
自从戈夫曼提出污名概念后，研究者一直对污名定义进行补充修正。
1984年，琼斯7等人提出了另一种流行的定义，认为污名是与人们不想拥有的特征关联的一种标记（24）。
雅各比8认为污名是与形成刻板印象的特征相关联的标签，他提出了“污名——标签”框架。
在雅各比8眼中，歧视是污名的结果，社会依据刻板印象对不同人群产生不同期待，被污名化的群体将因此受到歧视。
Crocker9等人认为，认为受污名化个体的某些特质被贬低。
系统正义是把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情况合理化的一种表现。
优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得到巩固。
通过对污名化某群体，人们将“我们”和“他们”分隔开。
而减少与受污名群体接触有助于缓冲对疾病的恐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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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综述
自从1971年在美国举行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开始，健康传播的研究发展起来。
直到1975年，学术界开始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个概念。
但是直到今天，对于健康传播的定义，学术界仍然没有界定共同的定义。
对于这个概念，不同学科的解释不尽相同。
Rogers12提出了健康传播的定义，认为其是一种将医学知识转化为普及大众的健康知识，通过态度和行为的变化，有效提高公众健康水平的行为。
在《健康传播：
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一书中，Geist-Martin4等人对健康传播的定义是“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们了解、塑造和适应健康与疾病的象征性的过程”。
众所周知，作为跨越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健康传播涉及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
其中，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占研究人员总数的50%，而传播学者仅占研究人员总数的25%13。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播学者都处于缺位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医疗质量的提升与大众健康意识的进步促进了健康传播的兴起。
在此基础上，政府在控烟、艾滋病防治等方面取得成效，于是更支持用传播促进健康的研究14。
1989年，世界上第一份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期刊《健康传播》（HealthCommunication）创办。
1996年，在健康传播学领域影响力大的学术期刊（JournalofHealthCommunication）开始发行。
根据对文献进行的梳理，过去80年间在19本国际传播学期刊发表的15172篇论文中，“健康”这个话题在热门研究话题中排名第五15。
如今，健康传播学已经成为传播学独立的分支。
国外对健康传播的研究日臻完善，美国的健康发展一如既往地处于世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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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设计........................18
3.1研究方法..............................18
3.2类目建构..............................20
第四章研究结果............................22
4.1媒体对抑郁症的框架：
轶事框架比事实框架更易导致用户对抑郁症的污名..............................22
4.2媒体对抑郁症的归因：
个人因素比环境因素更易导致用户对抑郁症的污名.........................23
第五章讨论.......................28
5.1媒体对抑郁症的报道框架：
事实框架VS轶事框架...............28
5.2媒体报道对抑郁症的刻板印象.......................29
第五章讨论
事实框架VS轶事框架
媒体在博文中使用的框架与用户对抑郁症的态度之间存在联系。
强调耸人听闻的轶事框架和关注疾病科普的事实框架被笔者关注。
研究发现，当三家媒体的博文内容中出现耸人听闻、戏剧化的新闻、体现危险无力的抑郁症患者形象，即呈现轶事框架时，用户倾向于污名化抑郁症及其患者。
反之，当三家媒体的博文内容出现关于抑郁症的科普信息、叙述抑郁症的患病事实，即呈现事实框架时，用户愿意对抑郁症及其患者表示支持。
总体而言，当《人民日报》、《新京报》和《澎湃新闻》三家媒体在微博平台谈论抑郁症时，轶事框架比事实框架容易导致用户对抑郁症的污名。
本研究验证了Corrigan等人95的研究结论，即医疗健康、生活方式、科普等内容为主的新闻报道往往会对精神疾病提供体系的解释，因此报道内容对疾病的污名减少,这样会增加受众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
当受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逐渐完善时，对抑郁症及其患者的支持大于污名。
互联网时代黄色新闻的冲击可以作为这一研究结论的解释。
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媒体对于点击量、评论量的追求，煽情、耸人听闻的新闻层出不穷。
因为人情趣味、不寻常性等新闻价值、篇幅限制等，传统媒体关于抑郁症相关报道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向。
互联网时代，流量为王仿佛成为一种共识，媒体对流量的追求导致黄色新闻泛滥。
作为新闻报道的取向，黄色新闻推渲染暴力、犯罪、色情的事件96。
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则迫使媒体追求经济利润，使用夸张的描述满足用户的猎奇心理，迎合了公众对此类信息的需求。
黄色新闻使得新闻事实被破坏，人们看到的世界是由媒体精心建构的，困于其中的受众会迷失方向，而观点不受媒体左右的受众会表达自己的声音。
第六章结论
6.1主要结论
本文关注媒体对抑郁症议题的建构与公众对抑郁症及其患者的污名，试图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研究媒体对抑郁症议题的建构过程中存在哪些污名化抑郁症的传播因素，揭示了主流传统媒体在微博上对抑郁症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是否影响公众对抑郁症及其患者的污名。
具体而言，本文探究了媒体在微博讨论抑郁症议题的传播内容、疾病归因、立场时出现的污名传播因素与公众对抑郁症的污名之间的关系。
相反，当媒体对抑郁症及其患者无刻板印象时，公众倾向于对抑郁症患者提供支持，当媒体把抑郁症归因为社会因素或者不对病症进行归因时，更多的公众选择支持抑郁症患者。
当媒体强调抑郁症的疾病事实、着重疾病科普时，更多公众对抑郁症患者表示支持。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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