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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
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4）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
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
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巴黎墓战中牺牲，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
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
（5）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主人公）是最后一个“多余人”，尤其龌龊不堪。
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
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
用作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多余人”群像是“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他们既有缺点，又有优点；
而且他们的缺点除了与他们自己思想、阶级上的局限性有关外，更多的还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从叶甫盖尼·
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整个俄国社会越来越腐败，这是其背景；
而诸“多余人”形象越来越龌龊便是其表现了。
所以，作家们通过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现实的黑暗，希望改变现实，扭转时局。
无独有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
一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
二则，中国的“多余人”，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
三则，在一些“多余人”角色身上未尝不存在着他们作者自己的影子。
这与俄国文坛也是不谋而合。
不少作家声称，其小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准“自传”。
作家与角色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学、人品方面的诸多优点，同时又难免有思想、阶级、时代上的局限与不足。
作家尽管在认识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质一样，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渗透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与对未来的追求、愿望。
而当他们对自己笔下人物由欣赏走向批判时，他们就跳出了自己阶级、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
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大多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对几个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探索，描述其痛苦与挣扎，也反映其在个人奋斗路途上的破产。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笔下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
他们是革命阵营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但其个人抗争软弱无力、一事无成。
其个人解放并不能离开社会解放单独完成。
当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传至中国以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反响。
人们开始热烈讨论爱情、婚姻等重大问题。
为此鲁迅撰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
此外他还创作了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具体、生动地回答大家：
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
绝对不可能！
单有成功的婚姻还远远不够，只有消灭旧礼教，打破旧制度，才能达到持久的幸福。
《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在他与子君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来：
子君妄图扯紧涓生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
当失业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
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
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
子君回到自己家里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
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
他彷徨，探索。
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他仍然迷惘。
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多余人”。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作为的青年；
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既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
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
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以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
《家·
春·
秋》是巴金的代表作，尤其第一部《家》最为光彩夺目，描写了发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觉新是作者刻画得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典型。
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
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
他善良、正直，尽管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叛逆者，却保护了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
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的地位，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
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
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
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
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它的牺牲品与殉道者；
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美丽的青春”。
肖涧秋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余人”。
他是小说《二月》的主人公。
《二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
作品通过描写肖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再现了旧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
自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肖涧秋长期在外漂泊奔波达6年之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等到他实在觉得厌倦了，便来到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地方，希图过一种安静的生活。
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宁静与平和，肖涧秋很快就被卷入其矛盾斗争的漩涡当中，他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儿女分外同情，预想用个人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以改变孤苦善良者的不幸处境，结果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与愚昧冷漠的俗人诽谤、攻击和鄙视、不解。
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
最终，孤儿夭亡、文嫂自尽，给了肖涧秋深重的打击；
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离芙蓉镇，一走了之。
肖涧秋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
他终于没有成为一枚齿轮，只好还原为一粒石子。
柔石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倾向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
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
对肖涧秋同情过多，而对其消极成分剖析不够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没能给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新出路来。
在作者另一部作品《旧时代之死》中，柔石还塑造了另一位“多余人”朱胜瑀。
《旧时代之死》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熔炉中的青年，8天内所受的'
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
作者“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遗恨，结构成这部小说”。
其主人公朱胜瑀原来就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抱负的青年，由于乃父去世，他家道衰落，导致失学、失业，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他也由此看穿了社会“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敷衍与苟且的轮流”的真面目，故而憎恶它，想对它发起抗争。
但是朱胜瑀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彼岸，于是深感压抑、痛苦与彷徨。
“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
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
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是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
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的泪”。
后来朱胜瑀回到自己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人生哲学。
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所以当得知未婚妻自尽后，他内疚、绝望、厌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杀。
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无勇气与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因而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终归于毁灭。
在其《自序》中，作者宣告：
“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合，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
我想表现着'
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作者把朱胜瑀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并“寄希望这旧时代，同他俩一同死亡”。
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了深切同情；
可是，对他的脆弱、悲观、厌世，作者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该小说《旧时代之死》尽管仍存在基调低沉等缺点，但对于当时“站在新时代台前奋斗，或隐在旧时代幕后挣扎的朋友们”，都是有一定启发与教育作用的。
它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
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是第四个重要的“多余人”。
《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
倪焕之是个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陷入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
由于受辛亥革命启蒙，倪焕之萌发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
同时他还受到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
他与蒋冰之合搞“革新教育”，就是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代替革命。
“五四运动”的狂潮把他从家庭、学校推入了社会，使他认识到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教育至上”的严重错误。
他开始把教育同革命联系起来，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
但是由于仍未脱离二元论的窠臼，他始终把教育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凭借”。
“五卅运动”中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肯定了工农的伟大作用，喻其为“万古煌耀的太阳”，而他自己“飞行的终点正就是这个太阳”。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倪焕之身上具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了左派革命党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然而他脑海中潜伏的“教育至上”观并未得到彻底清算，不时阻碍着他的进步；
当工人起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他却闭起门来起草乡村教育计划，将发展乡村师范当作一帖“能收百效的药”。
而当起义胜利之日到来时，他依旧固步自封，没想到要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摧毁旧教育，而仅仅对原有的教育体系作些措施、方式上的细枝末节改革，也便暴露了其改良主义的危害性与反动性。
因此，到了小说末尾，当将介石磨刀霍霍扑向工农政权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之际，倪焕之一下子堕入苦闷的深渊，消沉、颓废，对前途丧失信心与希望，郁郁病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
倪焕之的人生故事，体现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历程中，其艰难、曲折、复杂。
倪焕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叶圣陶的一些影子。
作品对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产的描写、“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就同作者本人过去的某些改良主义认识作了彻底否定、摒弃、清算。
第五大中国“多余人”形象是曹禺剧本《雷雨》中的周萍。
《雷雨》反映了在北方都市里大资本家周朴园家中矛盾、复杂的人际关系。
周萍是周朴园长子，按理说应该成为家里的宠儿、周朴园事业上的当然继承人。
但不幸的是，他只是周朴园与当年周家侍女鲁侍萍的私生儿，生活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
尽管他在物质上养尊处优、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则十分苍白，空虚、苦闷、压抑。
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自私、虚伪、玩世不恭却又犹豫怯懦的极其矛盾、复杂性格。
这种性格表现在各个方面：
一方面他竭力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与威信，维护父亲亲手建立起来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
另一方面他又诅咒父亲、诅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轨行为直接破坏父亲的声望，损害周家利益。
为填补精神空虚，他一时感情冲动，占有自己的后母繁漪，铸成大错。
为了自救，为了寻找新的刺激，他又将繁漪遗弃，却把同父异母的妹妹四凤诱骗，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苦闷深渊。
他企图继承乃父衣钵，但又缺乏乃父那种创业的意志、魄力与手腕。
他虽然没有资产阶级兴家立业时的“雄心”，却有其荒淫无耻、贪图享乐的劣根性，还有封建没落时期的颓废和消沉。
他虽然有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却不幸生活在封建势力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而资产阶级亦日益腐朽、软弱无力的衰亡时代。
这个时代，绝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改良现况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只是以他的灭亡而告终。
正如作者所云，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纨绔子弟。
作者在《序》中写道，他创作这部剧本就是为了“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从涓生到周萍，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由于社会越来越黑暗，矛盾越来越激烈，“多余人”也变得越来越羞耻、可恶。
这与俄罗斯同类现象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
此外，茅盾早期的《追求》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从革命队伍中游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大时代中一小卒”张曼青、“半步主义者”王仲昭，及曹志、章秋柳等人）的生活、思想与精神状态。
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苦闷、彷徨。
可是，他们仍不甘心消极，还要继续努力，希图对社会有所贡献；
但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其追求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得不处处受阻。
他们都是人生的迷途者，其命运必然是可悲之极，或消沉厌世，或盲目乱闯，或任性放荡，或自甘堕落，而演绎出一幕幕悲剧来。
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他”也是一个“多余人”典型。
“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性格忧郁孤癖，同时又多愁善感、内心自卑，甚至有变态情结。
这个“弱国子民”沦落在异国他乡，在强烈民族歧视气氛中，他那强烈的爱情要求又遭到压抑和扭曲，因而失望、忧伤、羞怯、悲哀，最终发展为性变态。
“他”先是手淫——“被窝里犯的罪恶”，继而偷窥旅馆主人女儿洗澡，去野外偷听男女幽会时的私语，直到本人跨进妓院，结果投海自杀。
“他”始终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怀着恶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背脊上，瞧不起他，故而感到十分孤寂。
而这都是因为他是中国人。
他在心里喊道：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在最后投海自杀时，他又远眺祖国方向，撕心裂肺地喊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
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分明是作者本人在喊，而非一个变态患者。
作品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反映民族歧视心理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
但更重要的还是主人公自己性格上的矛盾、冲突，这不能不说是基于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他”身上包含着作者郁达夫突出的“自传”色彩。
郁达夫在创作完《沉论》之后还回忆它说：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
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政的岛国里过的。
眼看到故国的陆沉，向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见《忏余独白》）。
郑振铎早期短篇小说《淡漠》很有些近似于鲁迅的《伤逝》。
一对“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文贞与芝清，因志同道合而实行自由恋爱，并各自摆脱了原有婚姻的束缚。
但是由于他俩彼此对“人生目的”的看法、态度各不相同，再加上文贞把恋爱看得超过一切，太过理想化，必定酿成最后的悲剧，其同居的开始亦正是其分手的起点。
芝清经过生活的磕碰，变得现实、世故、随波逐流起来。
对此文贞深表不满，由挚爱他而淡漠、消极、悲观，以至于幻灭。
沙汀的长篇小说《困兽记》，大规模地反映抗战时期国统区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遭遇，描写他们蜗居于四川某小城镇中，在时局扭转后的苦闷、抑郁、愤怒和追求。
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
但当他们重新筹备演剧活动时，却因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之失败。
小说以此情节为主线，还穿插着因生活苦闷发生的爱情纠葛。
在这群小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浓浓的“多余人”性格：
虽然希望有所作为，但终因力量弱小，并且内心彷徨，结果一事无成；
纵使有激情，如果缺乏实干精神，优柔寡断，脱离群众，而又眼高手低，岂非徒留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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