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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中国未来劳动力的流动情况，小组成员以世界范围内劳动力流动及发展趋势为入口，转移视角到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在优秀报告论文以及课本知识的基础上，总结出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各项因素。
再以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为基础，在我国现存的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下，面对目前较为严重的劳动力剩余情况，研究中国未来劳动力流动方向，并期间借助优秀学者的大胆假设，得出结论，预测未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八个方向：
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企业；
“三资”企业；
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
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
农村；
第三产业；
中西部地区和海外。
关键字：
国际劳动力流动社会形态欧盟劳动力市场影响因素未来状况
一绪论
1.1研究目的及意义
2002年，中国正式履行WTO组织成员的义务，国内市场迅速放开，国际市场也持续扩张，国家日益融入全球化的竞争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劳动力的供给必不可少。
对于拥有13亿庞大人口的中国来讲，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国家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有深远的影响。
着眼于世界，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具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经济学意义，不仅受到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更受制于各国的出入境管理政策。
其流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也将影响着我国劳动力的流动。
因此，研究我国未来劳动力流向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对劳动力流动相关知识的理解，也可以为未来个人就业指明方向。
1.2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首先，我们放眼于世界舞台，以欧盟劳动力市场为例。
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欧盟相继完成了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同时，也建立了使用欧元这一货币的欧元区。
这些都是欧盟在一体化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目前，随着成员国的不断增加，由于欧盟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欧盟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需要，欧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上。
通过对欧盟内部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分析，我们了解到欧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采用的法规以及劳动力流动后的影响。
据此我们对我国未来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做了预测。
其次，由局部到整体，搜集目前整个国际劳动力流动情况及其发展趋势，为我们对劳动力流动做初步的判断及简要分析奠定了基础。
再次，转移视角到我国，我们首先将我国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劳动力流动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并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及趋势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总结，综合国际劳动力流动以及欧盟劳动力市场的概况，概括出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为推测我国劳动力未来流向的问题做了铺垫。
最后，由中国农村这个局部劳动力的流动现状并结合以上研究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流动的方向。
我们的创新点在于，在国内外优秀学者的著作与经验当中，寻求研究课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收集整理中，提出问题：
中国劳动力未来将流向何方？
1.3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
（一）文献综述
关于欧盟劳动力市场的文献有很多，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欧盟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在欧盟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方面，杨伟国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人口老龄化挑战欧洲就业”一文，详细的说明了欧盟老龄化对欧盟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问题。
Fuchs和Thon对德国劳动力人口在未来的变化进行了预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德国不引入适龄的劳动者，那么到2040年，德国的适龄劳动者的数量将较1996年下降近一半。
而意大利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意大利目前每5人中便有1人的年龄在65岁以上。
Constantinos’在欧洲议会的报告重点考察了欧盟的老龄化问题，以及老龄化对劳动力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冲击。
而George（2000）则考察了法国的老龄化和法国的对策。
在欧盟劳动力的流动性方面，HubertKriege和EnriqueFernandes（2006）比较了欧盟和美国的长距离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他们认为虽然欧盟内部长距离劳动力流动与美国相比较低，但考虑到欧盟内部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欧盟内部的长距离劳动力流动性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而Frigyes和Melanie在他们的工作论文中，重点的考察了欧盟内部的跨边界的劳动力流动。
JanKunz（2002）则考察了欧盟当时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并预测了欧盟在新成员国加入后，劳动力流动的变化。
Tit和Herbert（2005）则解释了欧盟为什么对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外制措施。
在欧盟扩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面，Simone在他的IISG研究论文中，考察了欧盟东扩可能导致的欧洲东部向西部的移民的问题。
NicolaGilpin和MatthewHenty等人（2005）采用了计量方法考察了欧盟东扩后，来自于新成员国的劳动力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他们的结论表明，来自于新成员国的劳动者并未对英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
欧盟议会也考察了欧盟在东扩后劳动力流动的变化情况，得出的结论是：
在欧盟东扩后，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的变化是较为温和的。
JonErik和LineEldring（2006）3月考察了新成员国的劳动力对北欧各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他们发现，来自于新成员国的老东欧的劳动力并未对北欧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
反而是采取了过渡性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的国家出现了黑工和外包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他们建议取消过渡性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
Zirrnn~ann（2007）回顾了欧盟东扩以来的劳动力流动情况和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欧洲议会2006年4月也考察了过渡性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的作用，并认为来自于新成员国的劳动力的冲击并不大，建议各国应该适时取消该限制措施。
Chow（2006）也对过渡性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在劳动力流动的法规和措施及他们的影响方面，BrianRay（2004）考察了欧盟各国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政策。
而JeroenDoomemik则考察了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移民整合政策对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的影响。
ThomasLiebig考察了丹麦的移民整合政策和这些政策的影响。
FriedrichHeekmann（1999）比较了欧洲各国的整合政策的不同，并指出各国的整合政策呈现出一种统一化的趋势。
在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影响方面，HolgerBonin（2005）考察了外来劳动力对德国的高技术工人的影响。
而Alessandra和Claudla则考察了外来劳动力对意大利平均工资和失业情况的影响。
Dustmalm和Frantt而等人（2006）则重点考察了外来劳动力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以上文献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述和分析了欧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方面、特征和影响。
（二）相关理论
人口流动是一种自古就有的现象。
表现为人口从一地迁徙至另一地居住（或暂住）。
而劳动力流动与人口流动的不同在于劳动力流动有更强的经济性，目的更加明确。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不断加大，影响也日益明显。
目前在国际上最为熟悉的相关理论有以下三点：
其一，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
拉文斯坦曾经指出，流动总是从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的地区流动，或者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
该理论首次把劳动流动同经济状况联系起来，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
经过不断的完善，形成了“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认为劳动力的流动是在“推”和“拉”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该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能够准确的衡量流动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劳动者便会选择流动，反之便不会流动。
而带来收益或是成本的因素便形成“推力”和“拉力”，劳动者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做出是否流动的决策。
其中，推力包括人口的增长、当地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
而拉力则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
“推拉理论”能较好的解释一部分劳动力流动，但也仍然存在缺陷。
例如，它过分的强调了个人对目的地的选择，因此理论解释范围相当有限，受到了一定的批评。
其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关注的是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国家的劳动力供求关系。
和“推拉理论”类似，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也认为流动是劳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
它假设，个人是理性的。
个人会在现有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或者说最大化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该理论还认为，有流动意向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较各种信息，做出流动与否的决策。
最穷国家中最穷的人应该是劳动力流动的主力，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进了流动的发生，这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工资和生产条件趋同，从而缩小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
劳动力流动不完全是个体的选择，更多情况下是团体决策主要是家庭决策的结果。
全球化或经济自由化降低了就业的稳定性，使家庭生存不安全的因素上升，所以需要多元化分散风险的模式，即让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外出，不仅增加了家庭的收入，还使得收入来源多元化，从而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安全保证。
劳动力流动是失业和就业机会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的GNP、输出国的最低工资、目的国的平均工资、流动劳动力的自主选择等变量纳入其理论框架，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也被称之为“平衡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得出，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的输出国和输入国都有好处。
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输出了劳动力，减少了潜在社会经济压力，而劳动力输入国则利用输入的劳动力填补了职位的空缺，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不过，这种理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这种理论把流动简单化了，模式了社会后果。
事实上，如果技术工人从穷国流向富国，则会减少穷国的经济潜能。
其三，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现代社会的特性，资本本身具有的经济二元性使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存在分区，这是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
各国都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是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需要具有较多知识、较高技术的劳动力。
而在这个市场中的劳动者也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较高的收入。
同时，也存在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劳动力市场。
进入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并不需要很多的知识，也不需要操作很多的资本，但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由于二元化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劳动力流动也就随之而来。
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入收入较高的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力市场。
这导致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为了消除这种状况，该国会依靠外来的劳动力来填补这些职位的空缺，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
这种理论的核心是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一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可能会背离劳动力需求的结构。
这样，只得依靠外来的劳动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这种情况在欧盟劳动力市场上也非常常见。
例如，在信息化的浪潮中，德国和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体系并不能够培养出足够的IT人才，它们不得不求助于外来劳动力。
因此这些国家在IT技术人员的移民政策上会有很多优惠政策。
上诉的各种理论，都有其合理之处。
但都不能完全解释劳动力流动的成因。
更无法为我们研究劳动力流动趋势提供线索。
但是这些理论还是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二欧盟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
2.1欧盟劳动力市场问题
（一）失业率水平仍然较高
据资料统计，从1998年到2006年，欧盟整体的失业率水平相对较高。
虽然在2003年后，欧盟的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到2006年，欧盟25国仍有7.9%的失业率。
老欧盟成员国失业率相对较低，为7.4%，欧元区为7.9%。
远高于美国的4.6%和日本的4.1%。
从各国情况来看，欧盟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都相对较高。
2006年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在6%以上，不仅如此，各国之间失业率的差距也相当大。
新成员国的失业率都相对较高，其中失业率最高的波兰和斯洛伐克2005年失业率分别高达17.7%和16.3%，虽然失业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但也都超过了10%。
匈牙利、马尔他、保加亚的失业率也相对较高，2005年时分别为7.2%、7.3%和10.1%，在2006年也都在7%以上。
老成员国中西班牙、希腊、比利时等国的失业率也都超过了8%，欧盟成员国中处于经济中心地位的德国和法国的失业率也非常高，在2006分别为8.4%和9.5%。
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状况较好，失业率相较低。
如丹麦2005年失业率为4.8%，在2006年更是下降到了3.9%。
荷兰2005年失业率为4.7%，2006年下降到了3.9%。
除此之外，爱尔兰、英国、卢森和奥地利的失业率都相对降低，约为5%左右。
（二）就业率水平偏低
从就业率的来看，情况也较为相似。
2006年，欧盟25国就业率为64.7%，老欧盟的就业率为66%，而欧元区的就业率为64.6%，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的72%和70%。
从成员国的层面上来看，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就业率均低于66%，国别差距同样明显。
荷兰、瑞典、丹麦、英国和奥地利等国的就业率在2006年己经达到“里斯本战略”所制定的目标，即总体就业率高于70%。
其中丹麦的就业率更是高达77.4%，瑞典和荷兰的就业率分别为73.1%和74.3%，高于美国和日本。
芬兰的情况也较好，接近“里斯本战略”的目标，为69.3%。
欧盟中最重要的成员国——德国，2006年的就业率为67.5%；
另一主要成员国法国的就业率为63%，都不是十分乐观。
老成员国中，就业率最低的国家是意大利，仅为58.4%。
新成国的就业率相对较差。
波兰、马耳他两国的就业率仅为54.5%和54.8%。
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的就业率均低于60%。
捷克、斯洛伐克表现较好，但就业率也不超过老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一一66%。
新成员国中，表现最好的是爱沙尼亚，就业率达到了68.1%。
（三）欧盟老龄化问题严重
欧盟的许多国家都正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欧洲议会2000年的报告估计，到2015年，欧盟人口的平均年龄将由1995年的38.3岁提高到41.8岁。
0到25岁的人口比例将下降，而65岁以上的退休老年人口将显著增加。
数据表明，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英国、法国、德国及瑞典等主要欧盟成员国，己出现了显著的工作年龄人口数量下降的情况。
并预计在未来，德国、法国和爱尔兰还将面临工作适龄人口数量显著下降的问题。
（四）欧盟存在大量职位空缺
欧盟一方面存在失业率较高，就业率偏低的问题，同时很多成员国也不得不面对本国的人才无法填补大量的职位空缺的问题。
这些职位空缺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领域，表现出了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偏差。
主要的职位空缺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
且数目高达44万以上。
而相对较为传统的矿业则几乎没有空缺职位。
在服务业中，金融业的职位空缺非常大，接近14万，占商业服务业总体职位空缺的31.55%。
公共事业是一个较为宽广的概念，包含的容也相对较多，所以空缺人数也相对较多。
同时可以注意到，英国的大多数行业空缺职位数量在近年内呈下降趋势，但金融业的职位空缺却是在上升，这体现了第三产业需求的增加。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地区对IT行业的从业人员需十分旺盛。
英国国内的雇主不愿意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这也是导致技术含较高的行业空缺较多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外国的劳动力来补充本国的动力市场也就显得非常重要。
这也是英国在欧盟东扩后未对新成员国的劳动力流动用过度性的限制措施的原因。
欧盟的另一主要成员国——德国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
另据欧盟统计，现在欧盟内部的空缺职位高达300万个。
过去的两年，随着经济的复苏，欧盟的劳动力需求变的更加旺盛。
据欧盟议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欧盟新增的职位数达到了200万个，而在2007年和2008年，新增职位数达到550万个。
2.2欧盟劳动力流动特征及动因分析
（一）劳动力流动特征
首先，我们考察欧盟总体的劳动力的流动情况。
度量流动性的较好的指标是，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居住的人口的比例。
然而据相关资料统计，仅有4%的欧盟居民曾居住在其他的欧盟国家，仅有3%的欧盟居民长期居住在欧盟以外的国家。
不难看出欧盟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大低于美国的劳动力流动。
美国的数据显示，美国有32%的人口曾居住在其出生地以外的州，大大高于欧盟的4%。
但考虑到，由于美国各个州之间有相似的法律和相同的语言，美国人口在不同的州之间的流动相对成本较低。
这导致欧盟和美国的数据可能不可比。
考虑欧盟曾经居住在出生地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人口比例可能是有可比性的指标。
而该指标的值为21%，仍然大大低于美国的32%。
其中，地区性的劳动力流动占到了18%。
体现出了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性还较为有限。
接下来，我们考察欧盟成员国的劳动力流动的情况。
在欧盟中不同国家间的劳动力的流动性有很大的差距，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在出生地外国家和地区居住地人口的比例超过45%，而流动性最低的国际的该数值仅为7%左右。
瑞典、丹麦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欧盟中处于最高的水平，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居住的人口的比例超过了40%。
而英国、法国、芬兰和爱尔兰的劳动力流动性也相对较高，芬兰的劳动力流动性高于美国，而法国、英国、爱尔兰的劳动力流动性基本和美国持平。
其他的欧盟成员国的总体劳动力水平均低于美国。
在欧盟内部的流动中，国内地区间的流动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欧盟内部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水平则相对较低。
斯洛文尼亚、波兰、马耳他、捷克等新成员国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处于欧盟内部最低的水平，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居住的人口比例低于10%。
这些国家不仅劳动力在国内地区间的流动相对较小，但是入盟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可以更加容易的流动到欧盟其他高收入国家，。
总体来讲，这些国家中流往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仍相对较低。
为了度量这种影响，我们考虑就业的非本国居民占本国就业年龄人口的比例。
这里就业人口年龄为15至65岁。
研究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5年，随着欧盟采取一系列措施，欧盟的劳动力流动有所上升。
相对于本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来自新入盟十国的劳动人口数量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最高数据出现在爱尔兰，但也仅为2%。
而绝大多数国家的外籍劳动力的比例在1%以下，且相比于前两年，绝大多数国家来自新成员国的劳动力比例并没有显著提高。
只有奥地利，由于所处地区与新成员国接近，来自新成员国的劳动力比例有较大增加，从2004年的0.8%上升到2005年的1.4%。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暂时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入。
英国、瑞典和爱尔兰并未引入此种限制措施，但英国和瑞典来自新欧盟成员国的劳动力的比例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并且并未在2004年欧盟东扩后有显著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未采取过度性劳动力市场措施的国家中，除英国新成员国居民数量有加大增加外，瑞典和爱尔兰虽有一定增幅，但却不及荷兰、西班牙等国增加的快。
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近年来的经济情况较好，对劳动力的需求较为旺盛。
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到，英国有大量的职位空缺，需要外来劳动力来填补。
而英国今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除2005年跌落落到了1.8%外，均在3%左右。
较好的经济环境和较多的空缺职位的存在导致这些国家来自新成员国的居民人数有较大增长。
通过考察欧盟的本国和外国从事的劳动力的分布，可以考察劳动力流动的部门特征。
这里仅仅考察欧盟老成员国中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的行业分布情况。
从表格12中可以看出，本国居民的就业主要集中在服务部门，特别是在教育、卫生和公共事业部门比例大大高于非本国居民。
而新成员国输出的劳动人口在制造业的比例远高于本国居民和老欧盟国家，而在老欧盟国家中从事制造业人口的比例也相对较低，仅仅高于从事农业和渔业的人口的比例。
这表现出大量新成员国的劳动力进入了欧盟老成员国劳动力从事相对较少的制造业。
与此同时，从事金融、房地产、零售、商业的新成员国的劳动力比例也非常高。
而前文中也已经指出，欧盟的许多老成员国对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外来劳动力填补了本国劳动力的不足。
从劳动力流动的部门特征也可以看出，欧盟中的劳动力流动起到了相当大的互补作用。
拥有不同个人特征的人群的流动性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
下面我们将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来看不同的个人特征对劳动力的流动性的影响。
首先，图表3为按性别划分的劳动力的流动情况。
采用的指标仍然是特定人群中，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居住的人口的比例。
由图中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的流动性相差不大。
其中，男性中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居住过的人口比例为20.3%，而对于女性该数字则为22.2%。
比较出乎意外的是女性的流动性比男性要高约2%。
这可能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劳动力的流动往往是全家庭性的流动。
通过家庭的流动，女性也跟随着男性移居到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第二，欧盟的女权运动导致了男女日渐平等。
虽然在收入和就业情况上来看，女性仍然差于男性，但这种差距在不断减小。
而且在工作搜寻中，女性歧视现象也降到了较低水平。
相关数据显示，欧盟的流动性较高的新成员国拥有最高的流动意向。
而流动性较低的新成员国的流动性意向却低于老成员国。
其中各个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在读学生的流动意向最高。
在高流动性的新成员国中，有流动意向的在读学生比例高达19.41%。
而在高流动性的老成员国中，有流动意向的在读学生的比例也高达8%。
而低流动性国家的在读学生中有流动意向的也高于7%。
除在校生以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欧盟居民表现出了较高的劳动意向。
高流动性的新欧盟成员国的20岁以后才完成全日制教育的人群中，有9.69%有流动意向，而16至19岁结束全日制教育的群体中，仅有4.57%的人有流动意向。
对于15岁以下结束全日制教育的群体，该数值仅为1.09%。
高流动性的老成员国中20岁以上结束教育的人中有流动意向的为4.26%;
16至19岁的为3.7%;
而15岁以下的则为1.46。
虽然流动性较高的欧盟新成员国的流动意向高于流动性较高的老成员国，但流动性低的新成员国的流动意向却低于流动性低的老成员国。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欧盟的劳动力流动主要将发生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国。
并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仍将是未来欧盟内部劳动力流动的主体。
（二）动因分析
劳动者做出到另外的国家或地区去工作的决定时，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他的决策。
劳动者会本着理性的原则，认真的分析流动得成本和收益。
当且仅当劳动者认为通过流动，他能获得的收益超过移居所导致的成本时，劳动者才会选择流动。
因此，为了理解欧盟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对欧盟现有的鼓励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做出的评价，我们需要了解欧盟居民在做决策时，重点考虑的流动的收益和成本是什么。
通常认为，劳动者在做出移居他国的决定时重点考虑的是经济因素，即在移居后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有更好的工作条件。
但事实上，除了这些纯经济因素以外，还有许多其它的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人际网络、居住条件及环境和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
其中人际网络因素包括更好得获得朋友和家庭的支持、离朋友和家人更近、结识新的朋友；
经济因素包括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居住条件和环境因素包括更好的住房条件、更好的环境、改变生活环境以及更好的天气；
公共设施的因素包括更好的医疗条件、更好的学校以及更好的交通。
图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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