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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收入分配差距只是表面现象的话，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寡则是困扰中国的更深层次难题。
两年前，不少研究人员就指出，如果加上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城乡差距、城市中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在原来数字上至少会再扩大两倍。
公共服务的不均等，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由于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区域、城乡、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水平差异较大，造成广受诟病的择校现象，损害了起点公平；
由于住房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在大中城市中形成了大批“房奴”，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由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缓解；
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百姓尤其是贫困地区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无法保障。
据文化部门调查，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不少乡镇文化站普遍存在一个人、一间房、一枚章，无阵地、无设施现象。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人员何晓明调查发现，就社会保障而言，到21世纪的第五个年头为止，中国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低保加传统救济的享受人数，尚不到需要救济人口的40%。
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相对于西部与东北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邮电通讯服务占全国总量的七成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数东部和中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66%，卫生机构数东部与中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55.8%。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的不均衡。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目前老百姓呼声最高的改革诉求！
”何晓明说。
一系列改革举措接踵而至
春节临近，一直在杭州打工的浙江省安吉县良朋镇受容村的舒修文夫妇，不再像以往那样忧心忡忡，因为今年冬天他们不用再为家里的孩子担心了，女儿目前已在温暖的村幼儿园里读上了书。
过去，这个山区贫困村的孩子，都要步行15里山路到镇上的幼儿园。
“教育部门投资和村里一起办起了幼儿园，我们这些外出打工的人把娃儿放在那里，终于可以放心了。
”舒修文说。
发生在舒修文身边的变化，是中国公共服务“落差”减小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中央高层决策部门对包括公共文化、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不足认识十分清楚，有的放矢地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作为一个国土广袤、发展不均衡的国家，我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也较大。
对此，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统计显示，从2000年1089亿元到2008年的7933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不断增加，年均增幅达28.2%。
2000年至2009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安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994亿元；
2006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493亿元；
2003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对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165亿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也为国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远落后于城市，本应均等的公共服务天平出现倾斜。
对此，近几年间，一系列缩小城乡差距的改革举措接踵而至。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全国探索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国务院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做出部署，要求当年在全国10%的县市先行试点，到2020年前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意味着中国人将在历史上首次拥有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不再是古代先贤吟诵的空想。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农村民生投入方面加快了步伐，并作为保增长、扩内需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国家全面加强农村水、电、路、气、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公共事业的发展差距。
统计显示，仅2009年一年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社保、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支出近2700亿元。
6000多万农村人口解决了饮水安全问题，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30万公里左右。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扩大、标准提高，覆盖对象到年底达到了4631万人。
此外，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中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费。
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也纷纷破题，以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为主要目的之一，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进入攻坚阶段。
政府必须从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
“以前我们进趟城，得分‘三步走’，先步行出山，再坐三轮车，最后搭公交车，进个城就得花半天时间。
现在车站就在家门口，抬脚就能上车，个把小时就能进城，‘三步走’变成了‘一步走’。
”在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玉山镇张村通往县城的一辆客车上，一名农民感慨道。
这一变化，得益于金华市的乡村康庄工程建设和农村联网公路建设。
致力于这项工作的金华市公路管理处处长徐晓和说：
“别看我这个部门叫管理处，现在更多要做的其实是服务工作。
”徐晓和的话，道出了政府在社会事业领域深化改革、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中一个必须要完成的“角色转换”：
即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的干部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就自然会提高，生活环境也自然会得到改善。
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严重缺位，出现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间的突出矛盾，其主要表现就是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安全等方面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而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推动，应该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基本功能转型的巨大动力。
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公共财政的问题。
中国GDP已超过33万亿元，东部不少省份人均GDP已达到4000美元至6000美元，就经济实力来讲完全具备了使全民受益基本公共产品提供的条件。
在这方面，浙江省余姚市财政局局长俞剑清的一笔“农民养老账”就很能说明问题。
近两年来，余姚市探索实施由个人缴费、财政兜底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民到一定年龄每月可以领取150元到210元不等的养老金。
这项政策推行之初，曾有人担心财政是否能承受。
俞剑清解释，按静态测算的话，市财政每年需要安排7000万元注入，当地10万农村老人都参保，6年后保费资金将全部用完，地方财政每年需为此支付1.2亿元。
“这项工作在考验政府的长远支付能力。
2008年全市财政收入超过60亿元，预计6年后财政收入将达150亿元。
因此，我们是有信心的。
”他说。
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当一国经济发展到工业化中后期后，各国均会采取扩大消费、增加福利、加强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转型。
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
这期间，美国政府支持和参与修建了近70%的新校舍，65%的地方政府办公楼、市政厅和污水处理设施，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10%的道路、桥梁、地铁等公共工程建设。
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日元被迫大幅升值、出口导向战略难以为继，为了扩大内需，日本相继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田园都市计划”和“生活大国计划”，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而一些拉美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相继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但此后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倒退，社会矛盾增多，被称为“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之所以出现，就在于一些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6000美元后采取了一些不当做法，其中包括政府公共服务意识淡薄，对社会保障无所作为，一些国家推行养老金保障私有化制度，社保覆盖面小；
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忽视贫富差距以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协调性；
过分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中小城市的协调推进，城郊出现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的农民无法得到充分就业，在城市形成大量贫民窟，社会动荡加剧。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王永昌对记者说，我们应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并汲取别国的沉痛教训，抓住时机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何晓明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的提供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投入和引导，因此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具体来讲，必须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总量与比例，合理界定与调整中央同各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财权、事权，有效实行转移支付，健全并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此外，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还必须建立健全公共服务指标体系，这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级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标准，也是政府政绩和干部工作问责的具体体现。
那种一味注重GDP指标而忽略社会、人文指标的做法，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
深化改革，还需攻坚克难的勇气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政府对自身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目标是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近些年，虽然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不断简政放权，但仍需要在公共服务上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
专家认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应该行使五大基本职能：
一是制订公共服务政策；
二是监管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
三是通过投资保证基本公共产品供应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四是直接生产或提供某些公共服务；
五是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和规范地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以上五个方面的职能，前四个方面已成为各地各级政府的共识，但在第五个职能上，一些地方或部门仍存在着不尽一致的看法，这也许会成为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政府部门还没有走出“全能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观念困局，有的包揽社会事务、市场事务。
究其原因，并非是出于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所需，公共服务国家办、政府办、国有企业办的思想才是问题的根源。
然而，不仅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即使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也不可能包揽所有公共服务事务。
谈及此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就显得十分困惑：
“国家近几年来下发了一些文件鼓励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社会公用事业，然而到地方落实时却政策多变，风险很大。
”
浙江省台州市市长吴蔚荣认为，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拿出改革的勇气来。
必须认识到，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之外，各类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民营企业都是必要而有益的补充，是这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台州市在通过改革推动民营经济创新的过程中，就大胆提出市场准入创新，尤其是坚持“非禁即入”的原则，打破过去一些领域的垄断。
台州市委已制定政策，放手让民营企业参与城镇供水与供气、公共交通、垃圾与污水处理、发电行业等领域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申请经营电信增值业务。
全市2008年在电力、燃气和水等传统垄断行业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相关配套企业中，新注册的民营性质经营单位就达139家，这一数字远远超过2007年。
不过，台州市只是一个地级市，政策也只是区域性的。
采访中不少干部认为，要构建全国一盘棋的公共服务体系，还需要从国家层面明确并统一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真正突破体制的“泥巴墙”、“玻璃墙”等旧框框，不能再靠地方政府“打擦边球”。
（李亚彪）
社会结构开放化的路径选择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人员流动性增强，个人与社会组织的依存关系大大减弱；
同时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社会利益主体日渐多元化，而不同的利益需求必然导致权利意识的差异，导致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大量出现。
因此，完善社会结构的优化配置，促使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互相适应已成为当下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社会结构落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月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显示，我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由于对社会建设的投入不足，社会结构调整滞后，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
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也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
报告明确提出：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如果在近期不进行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不加大社会建设，按目前的格局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要到2025年左右才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适时抓好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
”著名社会学者陆学艺认为，我国在解决了短缺经济等问题后，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没有及时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体制实行必要的改革，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近年来投入虽有所增加，但因欠账太多，社会事业仍很薄弱，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依然突出。
从广大的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来看，社会建设及社会结构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年间，西部经济快速崛起，1998年至2008年间，其GDP年均增长率达11.42%，高于全国水平近两个百分点。
但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社会结构的滞后相当明显。
以西部惟一的直辖市重庆为例，直辖12年来，建设成就巨大，但从社会结构层面考量，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为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很突出，要实现“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要求难度不小。
从城乡差距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8∶1，高于全国3.3∶1的水平。
按户籍人口计算，重庆320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仍高达2300万。
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54.5%，而社会结构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恩格尔系数一般在30%以下。
陆学艺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新世纪新阶段存在的八大矛盾，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协调的具体表现，都是“改革攻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如果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出现前些年有些社会学家说的“社会利益格局定型化”、“社会结构断裂”的局面，迈不过进入现代化的大坎。
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还是“倒丁字形”
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纺锤形”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社会，也是理想的现代化社会结构。
与之相对的则是传统的“金字塔形”结构，即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中间呈过渡状，而下层很大的社会结构。
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正处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转型期。
但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通过“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抽样分析，结果令人惊讶，它反映的社会结构呈现的却是“倒丁字形”，即约有64.7%的人处在分值非常低的位置上，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群体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界限，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
在中西部地区，“上下阶层比重失衡、阶层之间贫富失衡”的社会特征更加突出。
2009年底，重庆市社科院发布的对重庆社会结构的课题调查，以经济、组织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划分出11个社会阶层，由高到低的排列是：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普通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职业人员。
同时，又将其分为5个等级，前3个构成上层，4、5是中上层，6、7为中层，8属中下层，9、10、11构成下层。
调查结果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倒丁字形”，构成其中一横的是庞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一竖则主要是代表规模不大的城市社会阶层。
与“金字塔形”相比，“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数量更为庞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社会矛盾更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更容易发生。
从近年来全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来看，西部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数量与规模，还是冲突激烈程度与破坏力，都明显超出东部发达地区。
东部更多是采取“散步”、“请愿”等较温和的诉求表达方式，而西部地区的冲突形式明显更为激烈，呈现出冲突升级快、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一个意外事件就可能导致大范围的非理性情绪宣泄。
而从参与人群来看，冲在最前面的大都是社会底层人群。
中产阶层是“被中产”还是“被消失”
“你是中产吗？
”如果拿这个问题问周围的人，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但是大多数人又会认同中国近年来“中产”的数量在增加。
2005年，某部门曾提出过我国的中产标准：
年收入6万～50万元。
但这一标准遭到普遍质疑，不少家庭收入在此区间的人称自己“被中产”。
处于这一收入区间的人群中，没房没车的人觉得自己“没房没车算什么中产”？
有房有车的人觉得“生活压力大，精神焦虑，算什么中产”？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财产概念，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生活理念以及政治态度。
无论划分标准有何不同，中产阶层是现代化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天然的“稳压器”，却是社会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与国内中产阶层加快成长相伴，一种“向下”的拉力也越来越强。
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让发育中的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不仅缺乏上升空间，还有“被消失”的可能。
从物质上来看，“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并非戏言。
电视剧《蜗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无非是展示了高房价对老百姓，尤其是对中产阶层以及“准中产阶层”的精神压迫和人性扭曲。
从精神上讲，由于社会保障不足，工作压力大，中国的中产阶层普遍处在焦虑之中，没有时间享受生活，幸福感比较低。
这也是很多人在物质上达到“中产”标准，而思想上不认同自己是“中产”的原因。
和谐社会应畅通向“上”流动渠道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是必然趋势，每个社会都存在一个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国有没有一个底层群体存在，而在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无法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记者曾经多次走访一些城市的低保人群聚居区，发现虽然享受低保的人数是一个动态，但低保户的人员构成却日趋稳定，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群体。
除孤寡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人等丧失劳动力的低保对象外，有劳动力的无业、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构成了低保户主体，约占总数的40%～50%左右，在一些老工业城市，这一比例更高。
与低保户相比，农民工是一直处在城市最底层的群体。
他们缺乏保障，任何脏、累、苦、险的活都愿意干，由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障碍的存在，他们要上升为“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难度更大。
比如，活跃在重庆主城区的农民工超过200万人，但绝大多数一直从事建筑、搬运、餐饮服务等行业，其中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棒棒”（挑夫）就有20万人以上，甚至有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区生活了10年，仍然在当“棒棒”、擦皮鞋、摆地摊……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城市底层人群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发展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目前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已经定格，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希望子女有一个更高的事业发展平台，以此改变家庭的命运。
但现实的情况却与他们的期望有很大差距。
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西部某市人事局曾对公务员队伍做过一项目调查，结果发现：
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务员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
同时，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为1．5%，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当前教育的公平性恶化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
过去穷家子女还可以通过读书、上大学、就业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改变原先的社会地位，但目前教育的“高消费”却给社会的合理流动造成很大障碍。
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特别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不仅要保障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底层人群的生存权利，更要为他们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满足他们向“上”流动的发展诉求，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
由“传统控制型”社会走向“现代开放型”社会
毫无疑问，日益开放、多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但也应当看到，制约社会正常流动，以及影响社会结构优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壁垒依然存在，由此显现的社会分化和阶层断裂现象已经成为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当前，要加快社会结构现代化，应当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以宪法为根本，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由“控制型”社会走向“开放型”社会。
从社会结构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传统控制型”社会，国家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具有极强的控制力。
经济模式为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国家对经济管理高度集中，私营经济完全没有生存空间；
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被编入各种社会单元，离开了单位、组织，个人寸步难行。
而改革开放则改变了这一局面。
改革开放之所以对中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经济角度讲，是因为解放了生产力，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社会角度讲，是因为推动了人的解放，从过去的“阶级斗争”思维转变为尊重人的价值，承认个人权利，并最终走向“以人为本”。
要实现社会结构的开放化、现代化，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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