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的理论述评与研究展望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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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历程从一开始就与高等教育需求结合在一起，社会公众和用人部门分别对高等教育“机会”和“产品”的双向需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拍即合，不仅扣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大众化的扳机，还促进了高等教育领域的诸多改革和制度变迁。
当一旦深入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与个体、社会和国家需求的关系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而独特。
提高毛入学率意味着高等教育对人的需求的满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高等教育对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需求的满足，增强综合国力意味着高等教育对国家需求的满足。
集三个问题于一体就预示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
而“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经济转型”“制度变迁”“结构调整”“区域协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又意味着当今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复杂性首推中国。
于是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就显得尤其有意义。
一、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及其矛盾的复杂性
供求问题是经济学中最重要也是涉及面最广的理论问题。
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任何物品，不论是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均存在供求关系，就连空气也不例外。
一般意义上，供求关系的重要性往往体现在它与资源配置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引导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重点。
不可否认，不论教育具有怎样的产品属性，它和任何商品或劳务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
尽管教育供给和需求并非是一个纯经济学概念，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内涵，但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教育和其他生产部门一样脱离不了经济学逻辑下的供求规律。
按需求主体分，对教育的需求可分为私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两大部分，本文分别称之为机会需求和产品需求。
其中，狭义的社会需求一般指各级各类用人部门对教育的需求，广义的社会需求则涵盖了国家需求的方面。
与需求相对应，教育的供给也可分为机会供给和产品供给，前者面向个体（即学生），后者面向社会。
同理，高等教育也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客观上也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供求关系。
高等教育的机会供求关系本质上是其招生中入学机会的供求关系;
产品供求关系则是高校培养的人或其他高等教育产物的供求关系。
从高等教育哲学的角度理解，后者说到底是高等教育“政治论”假设的现实支点，后在国内演绎为高等教育“适应论”，强调教育的“有用性”。
相较而言，以个体为需求者的机会供求问题内生逻辑相对复杂，强调教育的“有益性”。
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形成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图1高等教育供求三角关系示意图
高等教育的供求三角如图1所示。
简便起见，图中以大学代替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供给主体，位于供求系统的核心位置。
个人和社会作为两类不同的需求主体分别与大学建立了直接供求关系，这两种供求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着各自的委托—代理关系。
个人和社会间之所以用虚线连接是因为他们之中存在着隐形的双向供求关系，两者通过大学的桥梁于高等教育的“出口”处发生对接——接受完高等教育的个体融入到社会之中。
个体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实现组织目标贡献力量;
社会则为个体提供收入、资源和地位，满足“人”的需求。
大学处于中间节点上正好起到纽带作用。
政府则同时拥有高等教育的间接供给者和宏观需求者的双重身份，对大学的供给行为、社会的需求方向甚至个体的教育选择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密切而关键，政府通过资金支持并引导大学的供给行为，通过政策法规进行高等教育的供求管理和资源配置，深刻影响着整个供求系统的平衡。
由图1可知，高等教育的供求系统具有“四元三角多边”特点，其复杂性比起伯顿·
R·
克拉克（Burton;
R.Clark）提出的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型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克拉克的三角关系中，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具有对称意义上的结构稳定性，三种变量在调节一国高等教育时是在一个平面上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在高等教育供求三角中，四元主体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多重不对称结构。
撇开个体和社会间的隐性供求关系，并把政府因素也排除在外，仅“大学—个体”和“大学—社会”这样的一对二供求关系就会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当高等教育的私人需求和社会需求在规模、结构、变化任何一个方面不一致、不对称，甚至相互冲突時，大学应如何应对？
更何况大学还有自身学科发展的理念、目标、逻辑和机制，这必然又与两类需求不完全吻合。
而当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它的“婆婆”——政府——的政策取向相左时，问题就更复杂了。
这些方面均显示了高等教育供求系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正如约翰·
希恩（John;
Sheehan）所言：
“教育的供求关系是关于构成教育系统的一整套复杂机构体制同我们称之为社会的另一套复杂机构体制乃至观念准则之间的关系。
”[1]
高等教育供求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供求矛盾的复杂性。
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的非一一对应性使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在现实中并非可以线形地描述为“均衡”或“不均衡”。
比如当高等教育的机会供求关系达到平衡时，产品供求关系可能处于失衡状态，反之亦然。
现实中，上述状态或两类供求关系均失衡的状态最为寻常，两端平衡的状态反而少见。
因此，专注于调节高等教育的某一类供求关系使之趋于平衡相对易于实现，而要同时协调高等教育的多重供求矛盾使整个系统达到综合平衡却相当不易。
这对政府开展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选择供求调节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要求研究者重视对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系统研究和全局把控。
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复杂性除了表现在两类需求的非对称性上，还表现在它存在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之中。
比如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和结构上，不仅存在于院校层面，也存在于学科专业层面和空间层面。
特别地，结构上的供求矛盾尤为复杂，既可以在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上产生矛盾，也可以在高等学校的类型结构上产生矛盾，还可以在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上产生矛盾，甚至在高等教育的空间结构上也可能存在矛盾，而每一类结构性矛盾既可以出现在高等教育的机会供求上，也可以出现在产品供求上，可能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
笔者就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开展过实证研究。
[2]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间的数量矛盾、质量矛盾、结构矛盾以及院校矛盾、科类矛盾、空间矛盾可能同时存在，它们常常交织在一起、嵌套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且所有矛盾均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多边供求系统之中，只是每一条单边都拥有各自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已。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矛盾体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问题。
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认识，对高等教育的供求問题才会形成正确的理解，任何试图探讨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的学术研究都应建立在这一理解之上。
这注定了相关学术研究必将是一个复杂、精细的系统工程。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由于对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复杂性把握不足，对矛盾的内部结构关系尚未理清，甚至由于概念理解缺乏共识，导致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成体系，不同研究间缺乏清晰的逻辑关系。
比如有的文献在尚未严格区分高等教育“机会”供求和“产品”供求的情况下就直接开展论述，让人不知其所云，从而大大削弱了研究的对话性，甚至使讨论陷入混沌。
该学术领域相关现象的普遍存在注定了很多文献对本国高等教育供求矛盾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所能提供的理论参考价值有限。
鉴于此，亟需在文献评估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不足，并指明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出路。
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开展中国问题研究，才能真正触及相关问题实践层面亟需解决的方面，才能为我国政府制定与调整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方略提供科学依据。
二、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的一般研究
此类研究涉及面最广，研究对象常常不限定在高等教育的某一类供求问题，或者未明确界定。
整合中西方学术史可将相关研究归结为理论思想生成阶段、实证研究与概念化探讨并存阶段和热点研究喷发阶段三个阶段。
理论思想生成阶段。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以Schultz、Becker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
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引发了人们把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待。
后续的教育收益学说、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均从不同角度指向或关联至教育的供求问题，高等教育的供求研究由此拉开序幕。
例如，自Schultz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多种教育收益后，教育收益学说开始被用于解释教育中的需求问题。
现实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甚至高校中的不同专业可能具备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均存在差异，需求的结构性问题由此而生。
教育收益学说在高等教育需求研究中表现出的解释力使其成为了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途径之一。
有学者认为，目前有代表性的教育供求理论有三种：
其一是按人力需求组织教育供给的理论;
其二是按教育投资收益率组织教育供给的理论;
其三是按个人教育需求组织教育供给的理论。
[3]按照这三种理论，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可细分为产品供求问题、经费供求问题和机会供求问题等子问题，相应的学术研究应运而生。
实证研究与概念化探讨并存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前者多为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的对前期理论观点的经验分析，后者多见于我国老一辈教育经济学者及其子弟对教育供求思想的整体阐释。
在西方，Radner和Miller较早开展了对美国高等教育供给和需求的调查研究。
[4]后续研究如Jackson和Weathersby对高等教育需求实证研究的系统分析[5];
Charles和Michael对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的综合研究[6];
James对教育需求和公—私立教育发展关系的研究等均属于这一时期的实证研究[7]。
在我国，早期有关高等教育供求的研究大多针对于国家对某类专门人才的需求问题。
相关问题正式进入到概念化探讨阶段，则是始于国内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这既是一个西方理论的“拿来”阶段，也是一个本土化概念生成阶段，研究内容多为诠释和辨析高等教育供给和需求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矛盾关系，并对未来如何研究该问题提出见解和展望。
热点研究喷发阶段。
这一阶段的国内外研究更为关注供求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及内在逻辑理路生发。
整理文献发现，近十年左右研究热点如下：
其一是关注高等教育两类供求关系的相互关联及相互矛盾，如朱秋白（2011）[8]的研究;
其二是关注高等教育的经费供求及与之挂钩的资源配置问题，如李文利（2008）[9]的研究;
其三是关注不同高等教育供求主体的利益博弈问题，如马永霞（2006）[10]的研究;
其四是关注某一类特定高等教育（如高职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如王旭辉（2015）[11]的研究;
其五是关注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调节机制，目前已大致形成政府干预、市场机制、政府市场相结合三种思路;
其六是关注高等教育供求间的结构性错位，如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错位，与之相关，有一类研究专门针对需求导向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问题，如李立国（2017）[12]的研究。
综上，近年来人们对不同时空、不同类型高等教育、不同类型供求问题、高等教育不同层面等多角度的关注不断增多，且研究日益深入。
（二）分别关于高等教育机会供求和产品供求的专门研究
由于“机会供求”和“产品供求”在高等教育的供求研究中尚未成熟地概念化，是一些研究者为了便于讨论而抽象出来的概念，从而现实中可以严格对号入座的文献较为有限。
学界对两者的探讨更多地渗透于某些具体话题之中，研究某个特定方面。
其一，机会供求问题本质上属于高等教育上游即招生市场中的入学机会问题，相应的研究常常渗透于高校招生、入学机会公平、个人需求与学业选择等研究之中，明确定义机会供求概念并专门以分析供求关系为目的的实质性研究所见不多。
其二，产品供求问题通常指向高等教育培养的人的供求问题，相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高等教育下游即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供求上。
1.机会供求研究
整理文献所见，高等教育个人需求及学业选择是机会供求研究中最主流、最集中、最切题的一类问题。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Koch等西方学者就已从学生个人需求的角度开展对大学主修选择的研究。
国内关于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专门论述在八、九十年代已零星有之，如丁小浩《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和政府的宏观调控》（1998）等文献。
以实证为主的研究则主要出现在2000年以后。
经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可概括为三个关注点。
一是关注高等教育个人需求及学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相关研究如Wiswall和Zafar（2015）[13]、Baker（2018）[14]、陈宏军和江若尘（2006）[15]、吕慈仙和李卫华（2014）[16]等涉及了这一问题。
总结多项研究的结论，可能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就业预期收入、学业竞争风险、就业竞争风险、投入产出比、个人兴趣、学费高低、高中学习经历、家庭影响等。
二是关注高等教育个人需求及学业选择的群体分化。
研究表明，群体分化的背后是不同群体所受的高等教育机会限制存在差异及其引起的需求分化。
相关研究如Simpson（2001）[17]、Song和Glick（2004）[18]、钟宇平和雷万鹏（2005）[19]、陆根书等（2009）[20]涉及了这一问题。
三是关注基于个人需求的教育选择权及其志愿达成度。
主流观点认为，尊重学生选择、满足学生需求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是市场机制下多元主体博弈的必然结果，是被教育规律和供求规律支配的理性逻辑。
这一观点内含了高等教育供给应首先满足学生需求而非社会需求的供求均衡理念。
据此，一些国内学者对学生高考志愿的达成度、满意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中揭示学生需求的满足情况及机会供求关系的协调度。
同理，高校招生研究、入学机会研究等均为从不同角度探索高等教育机会供求问题的相关研究。
虽然很多文献并未在标题中出现“供给”和“需求”字样，甚至有的是以教育公平为研究视角，但实质上脱离不了机会供求问题的范畴。
此外，也有一些文献直接以“机会供求”“生源供求”等为关键词，某种意义上与本文采用的概念相吻合，如《Enrollment;
Demand;
with;
Constrained;
Supply;
in;
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Individual;
for;
Education：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高等教育新增入学机会供求矛盾及调节》《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机会供求矛盾及调节》《我国高等教育生源供给与需求关系研究——基于人口学的视角》《论高职教育供给与生源市场需求的关系》等。
限于篇幅，不作展开论述。
2.产品供求研究
高等教育产品供求关系说到底主要是人力资源供求关系，即高校毕业生的供求关系，通过大学生就业问题得以反映，就业问题是相关理论命题的现实载体。
从而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多以“就业率”“对口率”“劳动力”“学—职关系”“结构匹配/错位”等为关键词。
由于大学生就业问题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在我国，过去受单一高等教育发展观和人才培养观的引导及短期政策效应的驱动，相对于高等教育的机会供求问题，其人才供求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均表现出更高的显性度，故此类命题在高等教育供求研究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相关文献几乎汗牛充栋：
从总量供求关系、质量供求关系、结构供求关系，到规模扩张与结构变迁的关系、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学业与工作的关系，再到人才需求预测、大学生就业调查等不同角度开展的理论探讨、实证检验、调查报告层出不穷，从不同侧面揭示了高等教育人才供求关系的现实表现和存在的问题。
大量研究显示：
高等教育人才供求的失衡多出在质量和结构方面，高校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错位是现阶段各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供求矛盾之一。
鉴于这一主题的文献数量众多但关键词和关切点集中，本文不对相关文献作具体列举和观点评论。
（三）基于文獻评估的总结
根据一系列文献分析，本文认为：
现有的有关高等教育供求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但相关研究仍未成体系，关注点过于零散，知识创造呈非积累性增长，没有在相对一致的话语体系和框架下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
国外研究虽然起步较早，视点也较为广泛和细致，但由于相关问题在各国的根源、表现、关切点、所处阶段等有所不同，英语世界的探讨常常与我国的现实问题存在语境差异，难以对我们的理论话语和政策实践产生直接指导意义。
同时，国内外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点，即过于碎片化、技术化的研究不利于“核心纲领”的架构，使这一领域的研究缺乏内核、缺乏整体性，反而成了分散在各个子问题中的“片段式”研究。
国内外研究的这一现状可能与该领域本身在理论建设上尚未成形、没有特定的学科知识归属以及交叉领域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有关。
具体而言，以往研究在相关问题的理论诠释、现状描述、假设检验、价值辩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可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尤其是从不同角度开展的实证研究为人们认识某些供求规律并思考背后的原因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但仍在整体性、关注点、方法论、策略等方面存有不足。
第一，对高等教育供求系统的整体性把握有待加强。
以往大量研究只是割裂地讨论高等教育的某一类供求问题，分析不同类型供求矛盾连带关系、相互作用的文献较为罕见。
而事实上，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关系是一个系统内部两个相互牵制的问题，割裂地看待无法对表象背后诸如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等根本矛盾作出解答并提供综合合理意义上的矛盾化解方案。
第二，中、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有待丰富。
国内实证研究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搜集和评估数据，较少真正深入至中、微观层面，一定程度地限制了有关文献可能产生的实际政策价值。
虽然已有不少关于学科专业结构的外部适应性研究以及基于个人需求的学业选择研究，但只是与真正意义上的中、微观供求研究打了个“擦边球”。
第三，事实和价值相结合的方法论有待运用。
过去的探讨事实和价值“两张皮”现象较为普遍，实证研究多停留在数据统计和对经验材料的一般解读上，理论研究则往往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较少有文献能体现多元方法论逻辑。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论证的科学性及深度。
第四，实现高等教育供求系统综合协调的均衡机制有待探究。
化解供求矛盾、促进供求平衡的关键在于探寻一种长效机制及其实践路径，远非技术层面的措施。
这也是以往研究的薄弱之处之一，至少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该如何得到根本上的化解至今仍是个斯芬克斯之谜。
综上所述，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如要向纵深推进，可尝试着在以上四个方面寻求突破，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构建起该交叉领域研究独特的方法论基础，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以“大数据”为依托的经验科学和以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根本理念为导向的人文精神相交融的高等教育供求研究新框架。
三、探寻相关领域新突破的若干思考及研究展望
（一）把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
文献分析表明，过去对高等教育的供求研究往往只针对其中的一类供给和需求。
要么只关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主要关键词如就业率、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匹配性等;
要么只关注高等教育与求学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关键词如入学机会、教育公平、教育选择、高考、招生制度等。
不论以上哪一类话题，关注的都仅是高等教育供求系统中的一座桥，没有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上游和下游所涉及的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探索两者的关联机制。
事实上，要科学制定高等教育供求管理的宏观政策必须建立在全盘掌握两类供求关系特点、规律、关联以及矛盾的轻重缓急的基础之上，必须对整个系统有一个全局把握，只针对其中一类问题的学术研究无法为决策部门提供全面、科学的依据。
现实中，国内大量文献都热衷于讨论高等教育的产品供求关系并在单一视角得出的结论下提出政策主张，而政府决策部门往往基于短期政治效益的考虑也乐于采取纯粹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供求管理，包括专业结构调整。
其结果是受教育者个体的诉求容易被忽视，从而与我国确立的以学生为本的高等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忽略了高等教育机会供求关系的健康发展。
本文甚至怀疑我国高等教育在“适应论”的指导下产品供求关系被过度关注，其中的矛盾有被夸大之嫌，反而是高等教育与学生需求的关系相对紧张，否则为何学生的志愿满足率和学习满意度仍达不到人们期望的水平？
为此，能否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之需的同时，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精准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大考验之一。
基于这一反思，本文主张未来研究将高等教育的整个供求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以对高等教育供求三角关系的研究取代过去“两点一线”的线性研究，注重对两类供求矛盾的相互关系和传导机制的研究，增强研究结论的人本性和实用性，从而改变我国高等教育供求关系调适长期以来的“外部适应主义”和“内部保护主义”的片面取向。
这就大大弥补了过去割裂地看问题存在的缺陷，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二）侧重高等教育供求實证研究的中、微观研究，尤其是专业层面的研究
过去对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实证研究缺乏对中、微观层面的关注，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多偏于宏观，往往停留在高等教育体系和院校层面，具体到科类或专业层面的实证研究所见不多，国内研究尤其如此。
一些文献虽涉及学生的专业选择或高校的专业设置问题，但较少把相关问题置于供求均衡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缺乏理论建设。
而事实上，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所依据的正是供求规律，其管理逻辑有别于以纯学科知识为核心的学术研究逻辑。
所谓的专业结构恰恰就是在两类需求的共同影响下被塑造起来的。
大到一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变迁，小到大学内部的专业结构调整，均脱离不了供求规律。
在高等教育供求的结构性问题中，专业层面的结构尤为重要。
专业是知识的组合方式，也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人才培养中实现有规律、有逻辑、有体系的传道授业，从而促进社会分工。
到了宏观上，专业结构几乎决定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知识结构，对国民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之所以能保持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跟各类理工科人才的大量培养不无关系，两者循环积累、互为因果。
因此，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对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问题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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