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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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重点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

六十多年的探索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本文对各个时期的相关理论成果及建设经验作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力求为当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一、1949—1978：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导向的。

在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建设在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并没有相应的地位，相反，是社会主义建设理念决定了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程度。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重要考验，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征服自然”“战天斗地”“赶超英美”等口号正是这一时期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曲折探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经过“大跃进”的曲折，毛泽东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

他说：

“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

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

”①在反思“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时，毛泽东认为主要是没有搞好平衡。

他强调要搞好农业内部、工业内部、工业和农业三种综合平衡。

②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源浪费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厉行节约，他告诫全党，对办食堂破坏山林、浪费劳力等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

“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

收稿日期：

2015-0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研究”（10ZD#049）。

作者简介：

陈延斌，男，江苏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州221116）。

周斌，男，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太原030006）。

伙。

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③在这一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非常重视生态环境建设。

比如，周恩来总理就多次提到森林资源问题。

他指出，基础太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都需要大力整顿。

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像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

④周恩来总理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对策。

他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造林事业和森林工业，有计划有节制地采伐木材和使用木材，同时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

⑤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前后曾多次指示国家有关部门和地区切实采取措施防治环境污染。

1972年6月，中国派代表团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在环境保护工作受到普遍重视的情况下，1973年8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指出要从战略上看待环境问题，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包括采伐森林、开发矿山、兴建大型水利工程，都要考虑到对气象、水生资源、水土保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不能只看局部，不顾全局，只看眼前，不顾长远。

可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首次全国环保会上已经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历史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急切心态，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社会民众来说都应当是某种常识性的观念，就比如人们在吃不饱的时候无暇顾及高脂肪等健康饮食问题。

因此，在面临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抵触的时候，在理论和实践上习惯于从微观的层面和具体的层面来探讨，比如单一地强调林业问题、综合平衡，等等，这样就使生态环境建设内容较为单一和分散。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难以一致。

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源于经济建设引起的“倒逼”状态，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停留在提出和分析问题层面，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推进。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赶超型的发展理念更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

在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观念难以传入中国并得到重视。

可以说，环境保护思想在整体上是围绕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初步认识，虽也意识到要保护自然，但远未提升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高度。

另外，在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念并没有受到重视，而苏联发展模式的弊端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很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和其他方面，只能系统地向苏联学习。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同时，苏联的生产模式和斯大林的自然观也对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

有人指出，斯大林的自然观具有片面性，由于对恩格斯存有偏见，他没有继承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即轻视了自然是个整体，轻视了自然界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只看到人对自然的改造，忽视了自然的自我生长、自我修复能力；

只看到改造自然带来的眼前的变化，忽视了人的活动给自然带来的长期影响；

只看到自然的人化，没有看到自然的反人化。

⑥可以说，虽然我们党的领导人也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在照搬苏联建设经验的同时，在实践中也认同和接受了斯大林片面的发展观和自然观。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生态环境问题始终没有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虽然有所跟进，但由于没有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发展观，生态环境建设在实践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生态环境免遭破坏远远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底线。

二、1979—2002：

从生态环境保护到生态文明

建设理念的形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已是在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背景中展开的。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理念，还有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一系列生态环境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建设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生态问题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

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提及“生态平衡”问题时强调，今后必须在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同时，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且全面发展林、牧、副、渔各业，以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在1984年5月通过了《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和措施。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们党对生态环境建设的科学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

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提到“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党的十三大报告还重点指出，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

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强调了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相协调，要努力寻求两者之间的利益结合点。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继续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十大关系全局的战略任务加以强调，并进一步提出“努力改善生态环境”。

在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最富有成效的探索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与实践。

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就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自然资源利用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长远发展，为后辈留下充足的空间。

在国际上，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体现了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反映了关于环境与发展领域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订和组织实施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迎接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按照这一要求，我国政府于1994年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书中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

这标志着党和政府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此后，江泽民同志多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

1996年7月16日，他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切实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此后，十五届五中全会按照党的十五大对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展望和部署，提出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正式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写入党的报告，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

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阐述呈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端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在生态环境建设策略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手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成为主要方法。

例如，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研究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收费政策和环境税收政策；

将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制定不同行业污染物排放的限定标准，逐步提高排污收费标准，促进企业污染治理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要求；

对环境污染治理、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废物综合利用和自然保护等社会公益性项目，在税收、信贷和价格等方面给以必要的优惠；

改革资源价格体系，促进资源的节约利用和保护增殖。

⑦

此外，强化管理，运用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也是维护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环境的基本策略。

如建立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并注意与国际法的衔接；

把强化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建立健全科学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和标准体系，严格执法，完善和推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污染防治逐步从浓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从末端治理转变到全过程防治；

认真制订和监督执行环境保护的规划计划；

强化环境统计和监测体系，逐步建立全国环境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掌握环境质量和污染动态；

加强环境保护机构建设，组织业务培训，提高决策管理者的素质；

普及环境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

⑧可以说，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与实施是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付诸实现的重要保障。

三、2002—2012：

从生态文明理念到生态文明

社会建设蓝图的整体勾画进入21世纪，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成为全球性生态建设进程的重要部分。

面对日益紧迫的全球性环境危机，需要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态文化意识。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成果，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谱系之中，在理论探索和制度层面上做出顶层设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高度契合。

200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使用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表述。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党章。

党的十七大报告精辟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综合平衡”到“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时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而把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到新的战略地位。

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生态环境建设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一系列重大决策，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探索中的关键问题，进一步突出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和任务。

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

2007年10月21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被写入部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第二，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

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五个基本要求之一，并将“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依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

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工程，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以及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小康社会目标。

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来看，从文明的高度提升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党的十六大关于“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到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建设生态文明”的表述方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在生态环境建设探索进程中实现了理论创新。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过程，从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及“生态平衡”，再到党的十七大把解决环境问题提高到“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这无疑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跨越。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相比，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显著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那么，生态文明如何界定？

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什么？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比有何特色？

这不仅涉及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也涉及在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怎样定位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这些问题做了权威性的阐述，具体有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

党的十七大报告虽然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但还没有将其视为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单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面，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提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问题和社会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

第二，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然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曾走过一些弯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不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是基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单纯地强调自然为人类服务从而在实践中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反牵制作用。

第三，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努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全面战略部署，指明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在具体实施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应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明观和发展观的深刻诠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⑨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美学价值，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生态文明建设较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而言，应当是最高位的价值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佳模式。

生态文明的全面实现体现了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强调尊重和维护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人类对未来生活理想及幸福状态的最高追求，生态文明之路就是以人的能动性意识加诸社会发展之上的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模式。

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历史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在发展理念还是发展实践上都是起步较晚的国家，但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使我国成为当今解决世界环境问题最具有话语权的国家之一，占据了世界生态建设领域道义与文化的制高点。

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目标终将被证明是有着多重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战略选择，它把这一文明价值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它宣告了继续忽视生态环境建设显然是不正确和不能接受的。

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应当作为我国长期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十八大以来：

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保障体系的完善

如果说党的十八大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的全面部署标志着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蓝图的绘就，而此后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出台的两个重大文件则标志着实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蓝图的保障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制度层面，更加明确提出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

该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该决定还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这种“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决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从法治上提出了更高要求，规定“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这就从法律上给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的经验教训回顾上述探索历程可以看出，这一探索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校正、深化和完善的，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虽然对于节约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也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整体上看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得到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更未提上日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报告中，均未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因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重点强调抓好物质文明建设。

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