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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为不同的两群:

“王绩、陈子昂等——他们是反对齐、梁的风尚的”,“‘四杰’及沈佺期、宋之问等——他们是继承齐、梁而加以改造的”。

(《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339页)

  第三节

  宫廷诗苑(魏征、上官仪、杜审言及沈、宋)

  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聚着大量高层人才,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

表现在:

其一,宫廷诗人占绝对多数(约9/10)。

即使“初唐四杰”、陈子昂等宫廷以外的诗人也曾在朝中做官。

其二,宫廷诗创作数量占优势。

其三,宫廷诗人地位高,集中活动京都上层,容易造成影响,且人材集中绵延。

  宫廷诗与宫体诗区别:

宫廷诗:

多应制奉和、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

辞藻华美,讲求对仗。

但更多地去掉了宫体的浮艳淫亵。

宫体诗:

以艳丽华美的语言写艳情以及女子的容貌神态,风格浮艳轻薄。

有人把初唐宫廷诗与齐梁宫体诗等同(如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这是不切实际的。

初唐“宫体诗”占极少的数量。

  宫廷诗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阶段一:

贞观诗坛——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周围的诗人。

特点:

多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

典雅绮丽、雍容平和(或雅正、宏大、整肃)。

  魏征的讽谏文和抒情诗。

魏征《述怀》。

  唐太宗要求诗坛的是宏丽和雅正。

追求雅正,而不是齐梁的侧艳;

以宏大整肃代替琐碎柔弱,以和乐代替颓靡,显示了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和诗歌风貌的演变。

其存诗98首,主要是纪行、咏怀、咏物写景。

如《过旧宅二首》其一: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具有放眼天下的、开放的眼光和胸怀。

《帝京篇十首》之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雄伟山川烘托着巍峨宫殿,显出唐王朝的威风,表现了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阶段二:

龙朔变体——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体,也称“上官体”。

仍以应制奉和为主,但

(1)颂体式的铺排减少了,体制不如贞观诗坛宏大。

(2)写景绮丽、婉转、细腻、精巧。

(3)风格“绮错婉媚”。

如《奉和山夜临秋》:

“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

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

云水送断雁,月上净疏林。

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

  上官仪的贡献主要在格律和对仗。

他提出“六对”说:

正名对:

日月—天地;

同类对:

花叶—草芽;

连珠对:

萧萧—赫赫;

双声对:

黄槐—绿柳;

叠韵对:

彷徨—放旷;

双拟对:

春树—秋池。

又提出“八对”说:

的名对、回文对、隔句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联绵对。

  【附】“上官体”:

上官仪是贞观后期的重要诗人,地位很高,诗“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旧唐书》本传)在当时影响不小,模仿者甚众。

他对诗歌的贡献,主要精巧细腻的体物图貌。

上官仪和“上官体”,虽风格婉媚,但“韵度飘扬”。

  阶段三:

“四友”与沈宋——高宗后期和武后时。

  特点:

A、使得律诗定型、初步完成。

B、语言由绮丽而变为自然流丽。

、结构上也开始有变化,不是如前面的诗人一味铺排或白描。

  “四友”——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崔融

  杜审言,“四友”中而以杜最有诗才,诗成就最高,而仕途最坎坷。

《诗薮》云:

“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

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

”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恨。

他曾选京官,苏味道主持。

考题是依案例写出判词,杜交试卷后说:

苏味道必死无疑。

人问其故,曰:

“苏看了我的判词,必自愧不如,羞愧而死。

”他夸说:

“吾之,合得屈宋作衙官;

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

”他人格并不高,因为通张易之遭贬。

临死,宋之问等见之,他曰:

“久压公等,今可慰,吾恨无继者。

”周季重、郭若讷陷害他,其子十三岁的杜并藏刃,趁周季重与人宴饮时,将周杀死。

周季重临死前说“吾不知杜审言有此儿,是郭若讷害了我。

”杜审言因儿子杀人而罢官,他含悲为儿子写了祭文,“燕许大手笔”的许国公苏颋为其写了墓志铭。

杜甫“吾祖诗冠古”;

“诗是吾家事”。

唐初无七律,其所作28首五律,除一首失粘外,多合律。

他在五律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杨炯。

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名句: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李峤,才大而性格平稳,正与杜审言反。

玄宗后来读他的《汾阳行》“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两叹:

“真才子!

”诗二百余首,除应制诗外,有赠别之作,成就较高。

另有120首咏物诗,多以“一字题”,逞才之作。

葛晓音教授看到了李峤此类诗的价值,认为它是唐初以来探究对偶声律的产物,是一部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的类书。

它采用大型组诗的形式,将唐初以来人们最关心的咏物、用典、词汇、对偶等常用技巧融为一体,以基本定型的五律表现出来,给初学者提供了便于仿效的创作范式。

  苏味道,诗仅存十六首。

他担任宰相多年,一无建树。

“摸棱两可”的典故出自他“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以持两端可矣。

”崔融,文笔典丽华约,其死后,杜审言为他披麻戴孝。

  沈佺期,存诗10多首,贡献在七律,计16首。

  宋之问,存诗196首,以五律成就高。

  沈、宋——律诗的定型

  沈佺期、宋之问乃武则天时期最重要的诗人。

五律的定型是由沈、宋最后完成的。

沈、宋之称,也就是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中宗景龙年间完成了七言律诗体式的定型。

沈宋台阁馆臣的生活,有时间及精力磨练律诗技巧,使粘对规则贯穿全篇,声律和谐;

《新唐书&

文艺传》: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

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

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

回忌省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

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二人流放岭南后,写出了情韵俱佳的作品。

沈宋人格低下,倾心媚附二张。

之问替张易之作赋,“至为易之奉溺器”;

从泷州逃回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等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薄,天下丑其行。

”后谄事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盛,又谄,太平疾之。

后被赐死。

卑下的人格,自然诗格也不扬。

  沈、宋的生平遭遇很相像,还有杜审言,都是因为文才出众而受到赏识,又都是因为曾依附于武后男宠而被流放。

他们在任职馆阁期间并没有写出什么好诗,但是却磨练出一套声律的技巧,一旦因为政治变故而遭贬谪,被流放岭南的时候,他们也就写出了较好的作品。

  宋之问《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诗人巧妙地把空间悬隔、音书断绝、时间久远三层意思,递进递深,强化了贬居荒远的孤独绝望的情感。

诗写一种矛盾心理,形容逼真,微妙传神,因为旧居异乡,盼归日切,然而等到回家真的成为现实的时候,又不敢相信。

急切要问的事而又不敢问,以不问而代替问,这是诗人处于人性向善的忏悔和救赎之折磨中的特殊精神状态。

宇文所安以为,这种写法对盛唐中唐的绝句创作影响很大,与盛唐中唐的一些著名绝句中的简洁优美的心理描写相类。

  宋之问还有一首名诗《龙门应制》,诗云: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

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

”虽然技压群雄,夺人赠袍,也只是一种颂美活动的增饰而已。

  沈佺期的流放途中的作品如《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被后人称为初唐七律的样板。

  《流贬:

诗性人性的急转弯——沈宋山水诗研究》,王志清(《学术论坛》XX,)

  宋之问《渡汉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沈佺期《杂诗》其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宋之问《度大庾岭》。

  第四节

  王绩与“初唐四杰”(非宫廷诗)

  王绩——别具一格的诗人。

号东皋子。

祖父安康献公王一,北周灭齐时,为前驱大总管,在人们的困惑、嘲笑中满载图书而归。

其孙子:

王通,隋末大儒文中子,醉心儒家经典而成大儒,弟子、名声满天下;

王绩,潜心老庄,字无功,取庄子《逍遥游》“神人无功”意。

三仕三隐。

为酒而出任唐官。

易代之慨与全身避祸的思想,融在其山水田园诗中。

代表作《野望》,与后世同类诗相比,并不是很好的诗,但是较早的五律,且清新质朴,不同于浮艳风气,“如在珠光宝气的一堆贵妇人中忽然走出了一位荆钗布衣的村姑”。

但王绩的诗并不构成唐诗发展的一个环节,影响不大。

  诗僧王梵志、寒山、拾得都是唐初的白话诗人。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是一个极怪僻的和尚,其粗俗的文字和惊人的幻想,与齐梁间没有生气的绮艳文学绝然相反:

“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

热便池中浴,凉便岸上歌。

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

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寒山也是这样敢于表现自己的诗人:

“时人见寒山,各谓是疯癫。

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

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

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

”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这或者可以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青年要以寒山等为偶像了。

  “初唐四杰”——唐诗的“始音”。

  关于“王杨卢骆”的称呼。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

大都生于高宗、武后年间,卢骆早于王杨,“王杨卢骆”之称,可能依据当时人们对他们诗歌的认可。

“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

炯曰:

‘吾愧在卢前,耻在王后。

’议者谓然。

”杜甫《戏为六绝句》: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约活29岁,唐高宗和武后时期的著名诗文家,初唐“四杰”之一。

祖父王通是隋代学者,叔祖王绩是唐初诗人。

自幼聪明过人,六岁为文,九岁作《指瑕》指出颜师古所注《汉书》的错误,对历书、尚书、易经,多有撰述、布述、发挥。

十五岁上右相刘祥道《上刘右相书》畅论国家利害,对国家大政提出三项建议。

被推举为“神童”。

“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谓勃为腹稿。

”十七岁,高宗诏开幽素科,勃对策及第,授朝散郎。

后为沛王(章怀太子李贤)府中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为高宗认为是兄弟间“交构之渐”,逐出沛王府。

父王福受连累,贬交阯(今越南境内)县令。

高宗上元二年(67)秋,勃从洛阳赴交趾看望父亲,过洪都(今南昌)时恰逢闫公滕王阁盛会,作《滕王阁序》。

次岁在赴交趾渡海时,不幸溺水而卒。

  《旧唐书》卷190上云: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炯闻之谓人曰:

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当时议者以为然。

”张说则认为:

“‘耻居王后’,信然;

‘愧在卢前’,谦也。

  在文学创作方面,王勃明确反对“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以“奇错婉媚为本”的诗风,“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现存诗作以五言居多,清新流畅,朴质自然,对促进五律的成熟作出了贡献。

杨炯编《王子安集》二十卷并作序,但此集已佚。

今存《王子安集》是明、清人辑成的,有诗、赋九十余首,文百余篇,其中序文七十多篇。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诗人二十一岁游蜀之前供职长安时期的作品。

诗中有深情的劝慰,却不因远别而悲伤,表现了诗人真挚的友情和旷达的胸怀。

首联点明送别地点和友人赴任之处,场景开阔,气势雄伟,是典型的唐诗风味。

“风烟”与“望”字之中,已露惜别之意、关切之情。

次联进一步写送别心情:

彼此的宦游感受是一样的。

颈联宕开一笔,申述对离别的看法,是慰人,也是自慰,情理交融,乃全诗最精警之处。

尾联相互劝慰勉励。

建安诗人曹植《赠白马王彪》诗云: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

忧思成疾芃,无乃儿女仁。

”对这首诗的构思立意很可能有所启发。

但王勃的诗句更精炼、更概括、更蕴藉。

《唐诗意》云:

“慰安其情,开广其意,可作正小雅。

  历代文人赋诗送别,有惜别和壮别两类,而大抵以惜别为多。

即使是心高气盛的初盛唐文人士子,每当送别,也多依依之情。

唯此诗及高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乃壮别诗之代表作。

《批点唐音》云:

读此诗“乃知初唐所以盛,晚唐所以衰。

  杨炯,约活40多岁。

“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浑天赋》。

13岁举神童,授校书郎,后为盈川令,死于任上。

  卢照邻,约活4岁。

号幽忧子,四杰中最悲苦的一位。

屈沉下僚,患风疾,手足痉挛,自投颖水而死。

  骆宾王,约活40多岁。

少负才名,曾随李敬业讨武后,作《代李敬业讨檄天下文》。

“斥武后罪。

后读,但嬉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矍(UE)然曰:

‘谁为之’?

或以宾王对,后曰:

‘宰相安得失此人!

’”(P266作)其下落有几种说法:

A、李敬业败,被诛。

《旧唐书本传》;

B、李敬业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首来降,《资治通鉴》;

、投江而死,张鷟《朝野佥载》;

D、兵败后,不知所终。

《新唐书本传》;

E、兵败,逃遁,后为僧,落灵隐寺。

  四杰身后也很可怜,王骆两族被灭,杨卢无子嗣。

  “四杰”的特点与成就:

  ,从创作个性看,相对而言,王、杨五律,卢骆长歌行。

七古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陆侃如语)。

四人的杰作大半是七言,代表作有《行路难》(卢)、《长安古意》(卢)、《帝京篇》(骆)等。

  “四杰”也奠定了五律的基础,他们的集子里,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也在四分之一以上。

比如,杨炯现存五律14首,完全符合近体诗的粘式律,因此有人就有了“律诗不是成立于沈、宋”的商榷意见。

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从军行》(杨)、《在狱咏蝉》(骆)。

  2,“骨气”与声律的结合,词采工丽,音调婉媚,四杰继承六朝的艺术实践,又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

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纤巧轻靡的诗风,清人冯班说:

“沈、宋既裁新体,陈子昂崛起,于数百年后直追阮公,创辟古诗,唐诗遂有两体。

”(《钝吟杂录》卷三《正俗》)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

“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

”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

”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3、题材与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

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

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4,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开盛唐诗风之先。

杨炯《王勃集序》曰:

“(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

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有云:

“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

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

”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神采飞扬,跌宕激越。

  总之,他们与陈子昂等共同揭开了唐诗繁荣的序幕,为唐诗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绩《野望》、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卢照邻《长安古意》、杨炯《从军行》、骆宾王《在狱咏蝉》

  王绩《过酒家》、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于易水送人》、《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第五节

  陈子昂——唐诗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子昂,字伯玉,四川射洪人。

他生于富有之家,至京师,用尽心思,以期引起社会注意。

《唐诗纪事》:

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

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

子昂突出,谓左右曰:

“辇千缗市之。

”众惊问,答曰:

“余善乐此者。

”曰:

“可得闻乎?

“明日可集宣扬里。

”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

食毕,捧琴语曰:

“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弛走京毂,碌碌无为,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宜其留心!

”举而碎之,以其文遍送会者。

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其一生与武后政治相始终。

其矛盾在于,既迎合武周,上《大周革命颂》,又谴责武后政治,屡屡上言。

他既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不被重用。

曾随武攸宜功契丹,上良策而遭降职,写下《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组诗。

后辞职归乡侍父亲。

被县令段简诬陷人狱而死,42岁。

  2、革新主张:

“初唐四杰”与陈都自觉革新齐梁诗风,但是他高扬“复古”的旗帜,在对六朝绮靡的猛烈批判中,其态度最坚决,作用和影响也最大。

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明确提出“风骨”、“兴寄”的口号。

以赞《咏孤桐篇》为名,推出自己的诗美主张,他认为初唐以来的“采丽竞繁,寄兴都绝”的局面是五百年“道蔽”的继续,追求“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效果,极力鼓倡经世致用的诗经传统,标举“汉魏风骨”、“正始之音”,这对唐诗的健康发展有其矫枉过正的作用。

  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六朝文学特别是齐梁文风不加分析的总体否定,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是一种缺乏兼容性的凭着个人喜好的偏激,是把文学政治化的歧途选择。

  3、创作《陈子昂集》收诗110首。

著名《感遇》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组诗和《登幽州台歌》。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中《燕昭王》、《郭隗》: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

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

如果说陈是唐诗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则《登幽州台歌》就是这里程碑上的碑文。

《登幽州台歌》并无版本根据,真伪不辨,是诗是歌也难以定论。

《陈伯玉文集》乃其“忘形之契”的好友卢藏用悉心搜集而成,未载此作。

(《唐诗演进论》38页)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这首诗是在作《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后,“乃泫然流涕而歌此诗”。

幽州台即蓟丘,战国时代为燕国旧都(今北京大兴县内)。

《蓟》诗序云:

“丁酉岁,吾北征。

出自蓟门,历览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

乃慨然仰叹。

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

因登蓟丘,作七诗以言志,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

”七诗题为:

《轩辕台》、《燕昭王》、《乐生》、《燕太子》、《田光先生》、《邹衍》、《郭隗》。

七诗成而意未尽,因又泫然而作《登幽州台歌》。

  唐孟棨《本事诗&

嘲戏》载:

“宋武帝尝吟谢庆《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

‘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楚辞&

远游》:

“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的“古人”和“来者”,都是指像燕昭王和郭隗那样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的明君和贤臣。

这两句缅怀古人,感慨自己生不逢时;

期待来者,感慨自己怀才不遇。

正如后人所作《陈公旌德碑》云:

“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

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

这种深沉的失意、悲愤和孤独感占据了诗人此时的全部心灵,他驻足于幽州台上,以全部的心神去搜索幽州台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意蕴。

这首诗用的是辞赋体。

体式的古朴、文辞的凝重与情调的慷慨悲愤、意境的雄浑深远相得益彰。

  4、成就与不足:

陈是唐诗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

卓立千古,横制颓波;

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韩愈《荐士》:

国朝盛,子昂始高蹈。

黄周星《唐诗快》:

胸中自有千古,眼底更无一人。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陈诗古体多,近体少,“复多变少”(皎然《诗式》),有些作品缺少文采和充足的性情。

胡震亨《唐音癸签》:

“其诗以理胜情,以气胜辞”。

因而,其诗“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乃不复是诗,何有于古?

”(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因而,陆侃如、冯沅君认为:

“我们也不能把他太恭维了。

《感遇》以外的诗,实未能称是。

我们细读他的全集,实在找不出多少好诗。

……说也奇怪,比较为我们所爱读的,倒是几首近于‘骚体’的杂言诗。

”(《中国诗史》,343页。

)陈子昂的诗学主张重思想性而轻艺术性偏颇,主张诗歌负载过多的经世致用的政治内容,而使诗歌工具化,不仅使他本人的诗歌远离了诗歌自身的美学形质,审美趣味非常单一,偏重于真实性的叙述,不善于通过饱满的感性形象来表现剧变着的社会生活,表现迥异于前朝的时代特征,而且形成了初唐到盛唐过渡时期的质木有余而情采不足的诗风。

陈子昂对齐梁辞采淘洗过洁以致诗歌质胜于文,则不能说是唐代诗歌发展的方向。

如果都以陈之诗歌标准去写诗,诗歌必然只能是退化性的复古。

  陈子昂主要成就在而不是诗歌,此说新见。

为我们在研究中又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登幽州台歌》、《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感遇》其二、其三十四、其三十五、其三十七、《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

燕昭王》。

  第六节

  《春江花月夜》与唐诗“兴象”

  初盛唐之交的诗人普遍有一种对生命的留连和伤感——实际上这正是那个时代所赋予人的,也是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

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许多《代悲白头吟》、《白头翁》这样诗题的诗,感伤生命的流逝。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希夷的一首。

  《春江花月夜》与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同为当时名篇。

一为颂春,一为惜春,对生命意识的感受是敏感的:

“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大唐新语》记载:

刘希夷舅宋之问喜后二句。

求外甥将此诗尤其后二句让给自己,刘不同意,宋就用土袋压死了他。

  张若虚,扬州人,生卒年不详,生活在初盛唐之交,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同称“吴中四士”。

张仅存诗两篇,但《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清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宪天问》),被闻一多誉为“诗中之诗”,“孤篇压全唐”。

  《春江花月夜》,诗采取乐府旧题,在内容上并没有完全脱落游子思妇的传统,但是在意境和情趣上却有了崭新的变化。

诗人将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与诗情画意融为一体,韵律悠扬回旋,词采清丽轻盈,创造出幽邈、空明的意境。

  《春江花月夜》成就:

1、虽用乐府旧题,而内容一新。

洗尽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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