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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之争与中国方案Word下载.docx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确立的,其突出标志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对国际事务的长期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直接、最深刻的结果就是它大大加速了欧洲作为传统力量中心的衰落和美国与苏联的崛起,彻底打破了欧洲主导下的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旧的国际秩序结构,代之而起的是以美、苏、英、中、法五大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结构。

这一新国际秩序结构在政治上的外在表现,就是反法西斯联盟在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建立的联合国。

而它在经济上的体现,则可视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保证继续对德、日、意等轴心国协同作战。

“联合国”一词,是在1941年12月起草宣言过程中,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

美国认为,只有建立一个以几大国组成的国际安全机构为核心的单一的普遍性国际组织,才能维持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和平。

1943年10月30日,中、苏、美、英4国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1944年8月至10月,苏、英、美3国代表和中、英、美3国代表先后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谈,讨论和拟订组织联合国的建议。

1945年4月25日,来自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

6月26日,51国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

宪章规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实质性问题时采取“大国一致”规则,即中、法、苏、英、美5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

51个宪章签字国为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宪章》被认为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主要有6大机构,分别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秘书处等。

联合国的成立第一次把维护和平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尽管联合国也犯过种种错误,特别是在冷战年代,它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台由美国操纵的、苏联不断使用否决权的难以正常运转的机器,一度背离了联合国的宗旨,但是它以建立和维持战后的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仍然发挥了正面作用:

首先,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体系。

这就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

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

其次,宪章所提倡的和平、民族、独立的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

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两极格局中,孕育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欧洲通过西欧的联合走向复兴,逐渐成长为相对独立于美苏之外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亚太地区的变化同样翻天覆地,日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发展中国家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瓦解,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优势地位下降和西欧、日本的经济发展,改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经济呈现美日欧三强鼎立的格局,而七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变化。

第二次是21世纪初,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经济优势地位的下降,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为之一变。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显著提升,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讨论世界经济的主要平台。

当前,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得以总体维持,同时围绕国际秩序的增量改革也在不断发展,主要表现在:

政治安全领域,联合国仍是中心,但同时一些区域、次区域组织在各自的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盟、东盟、非盟一体化建设均取得新的进展;

经济贸易领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仍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区域化自贸安排也在逐步增加和发展。

二、各主要力量的国际秩序观

近代以来,西方的价值观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规则和规范。

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进程开启了国际秩序转型的大门,各主要国际政治力量对国际秩序及其转型的看法,将会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

1.美国:

维护世界霸主地位

从美洲的门罗主义,亚洲的门户开放,到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和国际联盟的建立,再到二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成立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美国历史上就一直重视引导和塑造国际秩序。

二战期间,美国注重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战略谋划。

美英签署《大西洋宪章》,确定不追求领土扩张、自由贸易、平等获取原料、放弃使用武力等原则,框定战后秩序的基本走向。

1944年,美召集敦巴顿橡树庄园会议,推动主要国家就联合国组织机构、总支和原则等达成基本协议。

美还召集举行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

二战结束后,美挟二战胜利之威,召集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宣告联合国正式成立,由此确立战后国际政治安全秩序。

美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主导权,推动各国签署《关贸总协定》,由此确立战后世界经济金融秩序。

冷战结束后,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试图维持“一超独霸”,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对美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造成严重伤害。

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崛起,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美国危机感和焦虑感上升。

当前美国国际秩序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美国是世界当之无愧的领导力量,应在美领导下建立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和伙伴关系。

二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西方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

三是强调同西方盟国的“伙伴关系”,加强西方联盟的协调,共同分担责任好行使权力。

四是建立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保障的新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安全体系,消除对美国利益的各种威胁,有效借助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的实质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为此,美国一方面压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代表性和话语权的要求,掣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的建立;

另一方面,主导建立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抢抓网络、太空、深海、极地等战略新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巩固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和体系安排。

2.欧洲:

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

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国际战略地位呈下降趋势,为振兴其国际战略地位,并顺应欧盟东扩顺利实施、全球化加速发展、美国单独处理国际热点为题力不从心等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欧盟开始酝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多边主义的战略思想。

其核心是,减少因成员国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外交内耗,提高欧盟整体对外行动能力,在此基础上改变冷战时期长期奉行对美国一边倒政策,推行多边主义外交。

总体来看,欧洲反对美国独霸天下,但支持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美日欧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欧洲在其中充当平衡或支配力量。

近年来,欧盟主要在以下层面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在全球方面,大力推行气候外交,在解决全球化时代一些直接威胁人类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上,欧盟希望发挥主导作用。

在地区层面,深化区域组织建设和双边首脑对话机制,积极改善对美关系,对俄态度变冷,力促俄接受欧盟规则,反思对华政策,务实倾向上升,欲将中国纳入其多边主义战略轨道。

3.俄罗斯:

国际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参与方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不如前,但俄罗斯仍是一个大国,具备较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拥有世界上唯一一支可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中仍然有相当的影响。

经过20年的艰苦探索与转型发展,俄罗斯再次成长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中,俄罗斯认为其是推动建设合理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重要影响,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国际秩序的形成是及其困难的。

普京表示,俄将致力于建设平衡的多极化世界,希望国际社会所有各方的利益都能收到尊重。

俄罗斯对国际秩序观的主张从俄与中国发表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出,包括须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各国应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应制定全面和广为接受的经贸体制等。

俄在各领域的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对美等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进行颜色革命以及北约东扩采取强硬反制措施,正式接纳克里米亚入俄。

乌克兰危机导致俄与西方关系恶化,促使俄罗斯加大外交行动,更多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等独立于西方之外的机制建立国际新秩序。

4.日本:

欲以正常国家参与国际事务

日本二战战败后,接受了由美国起草的严禁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宪法,但通过美日结盟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经济在战后得以全面增长,重新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

后冷战时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本秉持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外交传统,一再强化美日同盟,力图倚重美国的实力,旨在达到平抑和消除来自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

日本的国际秩序目标局势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积极推行结盟政策。

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政权加速推进历史修正主义路线,力图减少日本实现大国目标的历史障碍。

在安全问题上,安倍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国防预算和支出,加强与美等亚太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服务日本推进政治军事大国战略需要;

日本还力推日美印澳钻石构想,构建亚太联盟,维系在亚太安全事务影响力;

在南海问题上配合美亚太再平衡战略。

经济方面,加大全方位投入,谋求在新一轮亚太经济秩序和规则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5.印度:

加强多边全球治理。

印度积极推动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印度首倡的不结盟理念,成功转化为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使印度实际上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国和领导国之一。

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国际秩序观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有继承,如坚持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继续成为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为人类实现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的基本指导原则”,而“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国际体系将是公平、合理、平等和互利的,有助于促进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动以及国家实力的不断上升,印度国际秩序观也相应出现了新的发展与变化,不断单独或与其他新兴大国一起就建立国际新秩序表达看法和立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

主张建设合作、均衡的多极化世界,建立公平、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多边全球治理,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合作、和平、开放的亚洲地区秩序。

印度利用各种国际场合表示支持多极化,称其“想象中的多极世界是相互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对抗”。

主张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机制迫切需要改革,与日本、巴西和德国组成“四国集团”,强力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程。

推动“改变少数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运作中所占据的不合理的主导地位”。

三、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中国力量

战后至今70余年里,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从未忘记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地区层面,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捍卫并完善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王毅外长曾说,如果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比作一艘大船,中国亲手参与了它的设计和建造,而且中国还是当时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今天,中国和190多个国家同在这条船上,中国想的绝不是要把船打翻,而是要和各国共同努力,让这艘大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得更稳、开得更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更加注重参与全球治理,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念。

首先,我们正在走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理念。

中国将自身的对外政策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次,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成员,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性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这表明中国珍视国际体系一路发展至今为国际社会保留的珍贵财产。

再次,中国推动变革国际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进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是国际规则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

作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愿意以实际行动为国际秩序变革贡献力量。

最后,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疾病等全球性挑战。

面对日益复杂凸显的全球性问题,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会竭尽全力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应对挑战,减低对全球发展构成的威胁和风险。

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积极推动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也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创造的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方案。

从2013年这一倡议提出以来,得到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参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的合作理念深入人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自愿、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包容互鉴、共谋发展,以实现重振全球经济的目标。

一带一路合作是开放包容的模式,接纳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和民间团体,同时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规划对接,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创造了多主体、多领域的互利合作新模式。

中国倡导并全力推动或积极参与组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全球或区域多边开发银行,弥补现有全球和区域多边金融机构的不足,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提升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境界和能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注入新鲜血液。

中国成功实现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有助于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提升了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也使当今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更为完善和均衡。

金砖国家。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

奥尼尔(JimO'

Neill)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特指新兴市场投资代表。

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俄罗斯(Russia)、中国(China)、巴西(Brazil)和印度(India)的英文首字母。

由于该词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

2008年-2009年,相关国家举行系列会谈和建立峰会机制,拓展为国际政治实体。

2010年南非(SouthAfrica)加入后,其英文单词变为“BRICS”,并改称为“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的标志是五国国旗的代表颜色做条状围成的圆形,象征着金砖国家的合作团结。

博鳌亚洲论坛。

为亚洲经济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等跨领域思想交流的平台,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沟通。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

亚洲次区域合作的新标杆。

中国运用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形成28项具有开创新、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注入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

这次峰会,首次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

第一,加大对联合国的经费和人员支持。

2015年12月,中国将缴纳会费比例提高到7.921%,仅次于美国的22%和日本的9.68%,位居世界第三位;

中国缴纳的维和预算比例也升为10.2%,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

截至2015年,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万多人次,不仅是安理会常人理事国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而且还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维和培训体系。

第二,坚决支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大方向,反对诉诸武力解决。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在主张国际社会加紧推动叙有关各方达成全面政治解决方案的同时,参与叙利亚人道主义援助。

在南海问题上,8月5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50届东盟外长会正式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

第三,中国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

为维护全球核安全、防范核恐怖主义提出中国主张、采取中国行动。

习近平主席提出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并提出促进核安全国际合作的五项倡议。

积极参与核安全峰会,中美联合发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建立中国核安全示范中心,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最先进的核安全交流与培训中心。

第四,中国积极推动完善亚洲地区安全框架。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起高效完善的安全合作机制和法制化体系,在反恐、经济、民生合作方面树立起国际合作的新风尚。

2014年以来,接任亚洲相互协作与互信措施会议主席国,推进各领域对话合作,加强地区安全机制协调,探讨构建符合亚洲的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

全球发展治理方面,全力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谋求发展的愿望、助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推动国际人权合作等等。

四、中国面对的挑战

“修昔底德陷阱”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规律,认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之间战略冲突不可避免,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国际体系,修改国际规则,颠覆国际秩序。

尽管中国在各种场合不断重申和阐释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威胁论”一直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要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引导各方形成共识,仍面临诸多挑战。

1.能力挑战。

中国真正成为全治理体系重要参与者、建设者的角色时间并不长,对于国际机制仍然有较大的学习和适应空间,软实力没有跟上硬实力提升的速度。

2.阻力挑战。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具有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主导力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既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利,又要承受来自发达国家对变革的阻力。

3.国际环境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大国直接矛盾冲突缓和,但是大国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带博弈引起间歇性紧张。

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发酵,叙利亚、伊拉克深陷动荡,欧洲爆发难民危机,亚洲地区朝核、阿富汗等热点问题一再升温。

4.价值共识挑战。

目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发达国家较之过去滞后的发展速度,引发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民粹主义兴起。

政治上反精英、经济上反贸易自由主义、体制上反政府的“三反”思潮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共识难以达成。

最终以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黑天鹅事件表现出来,一个国家范围内尚且难以就重要内部决策达成共识,如何遵守各国均能接受的价值共识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

中国需要从多元而凌乱的价值取向中折中,既不违背中国的原则,也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共鸣。

案例:

联合国成立70多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国际社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威胁,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但改革应是全方位的,不应简单化为安理会改革或安理会扩常。

视“扩常”为战后夙愿的日本联合德国、印度、巴西组成四国联盟,以日德为代表的二战后重新崛起的战败国中发达国家,他们是估计关系中的“修约派”,急于通过入常而彻底甩掉历史包袱,图谋在国际体系中东山再起;

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大国,他们是国际关系中的激进派,急于通过入常而获取政治大国的身份。

当前,全球网民数约为23亿,每秒新增用户8人。

人类已经站在跨越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文明的历史路口上,共享网络繁荣与安全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渴望和基本权利。

然而,网络空间背后还是被实体空间的丛林法则主导。

美国仍在谋求网络霸权,希望永久把持网络资源,垄断互联网生杀大权。

勒索病毒“WannaCry”(永恒之蓝)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恐怕是5月份影响力最大的公共安全事件了。

当时的病毒感染多在校园网范围内,由于临近毕业季,很多实验室、学生的毕业设计和论文都惨遭毒手。

不少人,都被拉回公司或单位加班加点打补丁,防止周一工作日“开机潮”引发的大规模感染。

尽管如此,在新闻报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国内不少高校、加油站、火车站、自助终端、医院、政府办事终端等被此病毒感染的消息。

简言之,这一蠕虫勒索病毒,通过针对Windows中的一个漏洞攻击用户,对计算机内的文档、图片等实施高强度加密,并向用户索取以比特币支付的赎金,否则七天后“撕票”,即使支付赎金亦无法恢复数据。

其加密方式非常复杂,且每台计算机都有不同加密序列号,以目前的技术手段,解密几乎“束手无策”。

在全球网络互联互通的今天,受害者当然不仅限于中国。

据360威胁情报中心统计,从12日爆发之后,全球近百个国家的超过10万家组织和机构被攻陷,其中包括1600家美国组织,11200家俄罗斯组织,中国则有29000多个IP被感染。

在西班牙,电信巨头Telefonica,电力公司Iberdrola,能源供应商GasNatural在内的众多公司网络系统瘫痪;

葡萄牙电信、美国运输巨头FedEx、瑞典某地方政府、俄罗斯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Megafon都已曝出遭受攻击。

而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说法,本次攻击已经影响到150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病毒版本的更新迭代,具体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谁干的?

没有答案。

用360核心安全团队负责人郑文彬的话说,勒索病毒的溯源一直是比较困难的问题。

曾经FBI悬赏300万美元找勒索病毒的作者,但没有结果,目前全球都没有发现勒索病毒的作者来自哪个国家。

但从勒索的方式看,电脑感染病毒之后会出现包括中文在内十五种语言的勒索提示,且整个支付通过比特币和匿名网络这样极难追踪的方式进行,很有可能是黑色产业链下的组织行为。

勒索病毒是2013年才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型病毒模式。

2016年起,这种病毒进入爆发期,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种勒索病毒通过这一行为模式获利。

比如去年,CryptoWall病毒家族一个变种就收到23亿赎金,近几年苹果电脑、安卓和iPhone手机也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勒索病毒。

虽然下黑手者目前还找不到,但其所用的工具,却明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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