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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卷。
其余生平无考。
文中所记关键人物任真，《沁州志·
职官》仅言元丰年威胜军指挥使。
②
其余还有一些介绍，但亦有浮泛错讹，未能得其情实。
“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且略早于三国小说化进程，故应当视为独立并行且又相互关联影响的两条线索。
这块碑刻就是一个证据，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需要进一步笺释，方能发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
拟先由碑记所述北宋对三国历史及关羽的评价谈起，渐次而及立庙缘由与立碑人群体的考证，最后探及苏轼所述“说三分”故事的社会背景。
一尊刘的“三国观”
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
以苏轼为例》③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轻视三国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
’”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④。
范仲淹（969—1052）词则说: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
”⑤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咏说: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⑥更不必说欧阳修《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著作，都毫不隐晦地“帝魏”，主张以曹操为三国“正统”。
少年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说:
世之言者曰:
“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
”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
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
⑦
但到宋神宗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赵顼就屡以刘备自拟。
《宋史·
王安石传》言: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
‘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
’因言:
‘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
卿所存岂愧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
”⑧可知宋廷中的三国“尊刘”倾向，实已于此时形成。
这篇碑记的立意，正是从苏辙所谓的“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开始议论的。
李汉杰以“苍鹰逢秋”比喻刘备，以“猛虎踞山”比喻孙权，以“孤鲸跨海”比喻曹操。
尤其推重刘蜀“得士冠于一时。
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
继而又以关羽、张飞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
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并大胆设言:
“愚谓案其风绩，较得失而论之，则飞可在前，辽当居后，而瑜处其中。
”并隆重推出关羽之雄，犹甲于三国诸将:
“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
每建旗临阵，作愤轩昂，横刀而前，□奋于臆，顾眄小宇宙，叱咤生风霆，□上冲□□□□□。
万众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栗，虽生而魄碎。
”仅言及此，犹且“识将军之面，而未识将军之心”，遂揭出为文主旨，大力颂扬关羽的“忠且义”，“后之知将军者，不独取其临战却敌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义”，其所举事例，亦为“报曹公杀颜良，解白马围，功成弃赏，脱身还蜀。
去就两端，不负主知”，及“善攻有术，不在矢石，在于权〔谋〕，〔临〕机制胜，密不可窥。
坐降于禁，而威震华方”，故“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
总括全文，作者虽未如后世理学贬斥曹、孙为“汉贼”，但于三国群雄中独推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意旨显豁。
考虑到其撰写时间实与苏轼转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
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
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⑨相去不远，但何地“薄劣小儿”，何以出现这种“尊刘”情结，耐人寻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为“孟夏望日”，正当五月十五。
鉴于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五月中旬祀关的记载，敬望读者留意。
二征南将士中的关羽崇拜
该碑引人注目的第二点，是首先揭示出征南将士的崇关习俗。
这要从狄青征侬智高说起。
碑言:
皇佑中，侬贼陷邕州，祷是庙，妄求福助，掷杯不应，怒而焚之。
狄丞相破智高，乞再完。
仁宗赐额，以旌灵贶。
按侬智高起事于皇佑四年（1052），屡败宋军。
而狄青是于次年（1053）以枢密副使身份，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一万五千步骑启行，南下征讨的。
这场战争也和北宋其他战事一样，依然是在“半人半神”的状态下进行的。
狄青传》说他“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颇有几分天神鬼魅的模样。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载，侬智高攻广州，亦“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⑩。
则狄青之“临敌被发，带铜面具”，或亦有“以傩制傩”的心理威慑功用。
主要战役“大战昆仑关”的经过详载于史，不赘。
此一战役最有名的遗存，就是题刻于桂林的《三将平蛮碑》，至今仍在。
可知桂林才是宋军出战的大本营。
侬智高与狄青两军都曾拜祷关庙，可知有着大致相同的信仰。
有趣的是，鉴于宋兵劳师远征，狄青鼓舞士气的手段也颇诡异:
南俗尚鬼。
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
武襄遂为驻节，而祷之焉。
因祝曰:
“胜负无以为据。
”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
“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
”左右或谏止:
“一倘不如意，恐沮师。
”武襄不听。
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
于是举兵欢呼，声震林野。
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
曰:
“苟凯归，当偿谢神，始赎取钱。
”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
及师还，如言赎取钱。
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字钱也。
诏封庙曰“灵顺”。
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其事于其父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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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神”亦且用计作弊，可知宋兵于巫觋染习之深，亦犹宋真宗赵恒假借“天书降神”，实立“神道设教”之机心12。
故狄青取胜之后，要求复新被侬智高毁坏的关羽庙宇，也就不奇怪了。
这里提到皇佑年间关羽庙宇已蒙仁宗赐额，应为宋廷崇封关庙之始。
一般以《宋史》及《古今图书集成·
神异典》，认为宋代崇封关羽始于哲宗、徽宗两朝，此记可补史料记载之阙失，惟不知狄青所祷之神为谁何。
按“灵顺”为南宋加于婺源五显神之祠封，笔者已在《“周将军”考补正》13中考探，此不赘。
且广西地处边远，又无关羽及蜀汉遗迹，何以竟然先有关庙?
是一疑问，下文再探14。
宋廷第二次在广西用兵，是抗御交趾入侵15。
这就是碑文所述“向也交趾入寇廉、白，熙宁九年（1076）今上矜恻下民，诏元戎举兵问罪”。
这次是派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赵副之，“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
主要战役是大战富良江。
但由于主副两帅不和，还因“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
（郭逵）坐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屏处十年”16。
碑记所说“元戎”，应即郭逵。
郭逵亦出身行伍，与狄青同样受到范仲淹的赏识。
邵伯温尝言:
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
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
饥则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
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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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逵传》复言:
“康定中，兄遵死于敌，录逵为三班奉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
仲淹勉以问学。
”以善兵知名，尤擅阵法，“慷慨喜兵学，神宗尝访八阵遗法，对曰:
‘兵无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
’因为帝论其详。
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
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
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18。
《宋史》列传将狄青、郭逵踵接而立，其论赞言:
论曰:
宋至仁宗时，承平百年，武夫鸷卒遭时致位者虽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惟青与逵两人尔。
青在边境凡二十五战，无大胜，亦无大败，最后昆仑一举，颇著奇隽。
考其识量，亦过人远矣。
逵料葛怀敏之败，如烛照龟卜，一时最为知兵。
虽南征无功，用违其长，又何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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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蔡东藩《宋史演义》第三十四回也注意到“《宋史》中，狄青与郭逵列传，先后相继，隐然以郭比狄”。
所以郭逵部属踵继狄青，膜拜关羽神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惩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宋军兵制相当繁复。
即使经过熙宁变法，裁汰老弱，但仍然是以募兵方式，驱使北方兵夫冒着盛暑远征岭南。
这次在沁县神虎第七军募集的将士，即碑文所言“捷应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
他们参拜了狄青修复的关庙，并发“军誓:
假威灵平蛮得俊，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
复请木刀绘马，执为前驱，入践贼界”。
这里的“木刀绘马”大约是奉为神灵仪仗的意思。
他们相信的确得到了神佑，在一次遭遇战中，本来势均力敌，“俄有阴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人顾望，惴恐而败。
精诚所召，助顺之灵。
暴风夜至，阴兵昼见，神以符效”。
结果是大团圆，富良江一战“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
任真、贾信、董宁并指挥使，以功之高下，递补有差”。
于是“归而建庙以享祀，答神之休。
庙制一新，高堂峻庑，雕焕森严。
费逾千计，出于众心悦助”。
史载由于北方将士民夫不适应岭南暑热，“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20，损失也很惨重。
相比之下，这支队伍的确很幸运，值得在乡里立庙，以感神庥。
值得注意的是，碑阴说明“神虎第七指挥，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
至熙宁十年三月，内回到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至当年六月内到军，立庙元初□□”，则新庙刀马是在桂林市区南面的荔浦县“本祠”请到的，看上去似乎与碑文所述狄青完新之关庙颇有分别21。
按桂林尚存有刊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即狄青征伐侬智高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三年）之《义缘龙隐岩造像记》，其言:
城里崇明寺住持棋僧义缘，谨用斋资，命匠者镌庄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军，檀越关三郎。
相仪圆具，在龙隐岩释伽寺开光斋僧，上报四恩，下资三友。
至和二年乙未九月五日谨题小师法巽、法稳、法衮金符书匠人易任端，刻石卢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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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中国化后的佛教不但摒弃了“沙门不拜君亲”的天竺原教旨，反而主动为国家请求护佑，而关羽也作为“擎天得胜”之神受到崇奉。
据说宋仁宗看到慈云遵式所著《金光明护国仪》中的发愿文中“诸天威神护持我国圣帝仁王，慈临无际”之语时，曾经感慨:
抚几叹曰:
“朕得此人，可以致洽。
”23
此事距狄青征侬事不远，却仍然保留着唐人传说中佛教托迹关羽显圣的故事，而“擎天得胜”之说，也保持着由佛教护法战神毗沙门天王演变而来的痕迹。
这也许就是宋军将士祈祷关公护佑的真实原因。
荔浦位于今之桂林市区南面，该县城城西旧有关帝庙一座，现已撤毁。
方志记载，亦只言“宋绍兴间建”24，可知曾经失传。
若按蔡□“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的记述，或者“本祠”就是狄青祷神的荔浦县之关羽祠庙。
碑文中有“精诚所召，助顺之灵”一语，疑即仁宗赐额“灵顺”之山水。
而南宋时周将军庙亦额“灵顺”，或者就是其混杂入关庙的原因。
且细玩文意，“侬贼陷邕州”一语，似为道明侬氏势力最张之时，而非其祷庙之地。
而神虎军之“到是庙”，即是“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之祠宇，亦即侬智高祷请毁坏、狄青完新之关庙。
地理六》“桂州”条下注明:
“荔浦，望。
……熙宁四年废修仁县为镇，入荔浦。
元丰元年复……唐丰水县。
熙宁四年废为镇，入荔浦。
元佑元年复。
”可知荔浦作为当地的“望”郡繁邑，熙宁初年正在不断扩大中25。
又桂林市区东面的恭城瑶族自治县，至今仍然保存有一座大型关庙，占地面积较当地孔庙大约一倍。
据介绍始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为目前广西保存得最好、最大的关帝庙。
这种情况颇不寻常26。
据方志记载，恭城置县始于隋末大业十四年（618），另《宋史·
地理六》在“昭州”条下有“恭城。
下。
太平兴国元年（976）徙治于北乡龙渚市。
景定五年（1264）复旧”，可见桂林地区崇祀关羽之风习，犹存留至近世不衰，亦为旁证可也。
至于广西为何先有关羽崇拜的风习，或者与唐末五代移民有关。
惟无确证，以俟来者。
按唐人贬谪，常以岭南为流放地。
柳宗元以“八司马”案被贬谪柳州，曾在《送李渭赴京师序》中说: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蒲。
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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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身履亲历的感慨之言。
但也把中原风俗带至岭南。
晚唐人莫休符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即撰有《桂林风土记》三卷（今存一卷），已备述“舜祠”、“尧山”、“伏波庙”、“张天师道陵宅”等名胜。
宋孝宗干道二年（1166）范成大曾出知静江府（今桂林市），又在《桂海虞衡志》中逐一描述桂林山水之胜，风物之奇，民俗之异。
永嘉人周去非淳熙（1174—1189）中官桂林通判，着有《岭外代答》，以记载海外诸国闻名，四库全书辑为十卷，但两书都未叙及祠宇庙祀。
周去非惟于第三卷中谈及“僧道”，略谓“南中州县有寺观而无僧道，人贫，不能得度牒”，可知其概。
三立碑将领与北宋兵制
据《辑考》考述者统计，沁县关庙署名之立碑人达到780多人，恐怕是现存关庙碑刻中人数最多的。
只是对立碑人的身份检索无多，仅以“其余生平无考”概言之，是一憾焉。
其实立碑人中官衔最高的一位，即“左麒麟副使兼门通事舍人，知威胜军兼管内劝农事，及管本军驻泊军马公事王文郁”者，《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就有他的传记。
据载: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
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
韩琦荐其材，加门祗候、麟府驻泊都监。
”他与前述狄青、郭逵同样，也是西夏前线行伍出身，勇谋兼备的骁将:
熙宁讨夏国，文郁败之吐浑河。
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欲举众降，许之。
旦而至，与偕行，众情忽变，噪以出。
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
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谓吏士曰:
“前追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邪?
”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
迁通事舍人。
夏人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长城坂，尽夺所掠而还。
又《续资治通鉴·
宋纪七十七》:
（元丰六年）二月丁未朔，夏人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已据两关，李浩闭城距守。
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
“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
”文郁曰:
“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
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
”及夜，集死士七百余人，缒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贼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
丙辰，以夏人犯兰州，贬李宪为经略安抚都总管。
以王文郁为西上门使，代李浩知兰州。
他最后积军功位至御前都虞候、观察使。
立碑时的主要职务就是威胜军的主管。
倒是他的这个职务不见于史传，可以补其阙失。
其余信众主要涉及到两支成建制的部队，一个是“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参加了实际作战，并“基钱一伯（百）七十三贯文，并是安南道回人出办。
所有殿宇，系众合营修盖”的神虎第七指挥;
另一个是前来赞襄，“愿舍俸财，装塑大王尊像，及合满殿平棋、暖阁装漆并完，并累集钱修盖在庙殿宇，具合上石”的宣毅第二十五指挥。
据《宋史》志第一百四十《兵一（禁军上）》言:
概有宋之兵制，大概有三:
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
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
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
神虎军属于厢军升为禁军的，“（咸平四年）六月，以河东州兵为神锐二十四指挥、神虎十指挥……景德四年，诏河东广锐、神锐、神虎军以见存为定额，缺则补之”，隶属禁军侍卫步军司。
宣毅军亦然:
“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兵……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路各募宣毅，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凡二百八十八。
”“（治平）三年，京师置雄武第三军。
时宣毅仅有存者，然数诏诸路选厢军壮勇者补禁卫，而退其老弱焉。
”在宋军的“诸军资次相压”即排序上，神虎军居于81位，宣毅军居于94位，都属于“下军”之列。
后世演为小说《三遂平妖传》的原型人物，曾在庆历年间借弥勒教在贝州（今河北邢台市南宫县）起事的小校王则，就是属于宣毅军的。
兵四》言，河北、河东，咸平三年诏:
“五百人为指挥使。
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
”据《中国军事史·
兵制》言:
指挥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
北宋以五百人为一指挥，以指挥使和副指挥使统领之。
计算禁兵兵力时，不以厢、军、都为计算单位，而是以指挥为计算单位，也就是固定的编制单位。
在屯戍和调动时，往往打乱厢和军的隶属编制系统，而以指挥作基本单位临时编组……至于每指挥实有人员，经常不满五百之数，原因之一是各指挥情况不同，一是宋军普遍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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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则此次奉祀关羽的神虎、宣毅两指挥的人员，就是神虎军“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包括“安南道回”与“在营”两个部分，以及宣毅军的指挥编制“二百八十八人”，共计五百二十五人，占立碑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其列职务除了指挥使、正副都头和节级之外，尚有北宋实授军职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局，此外还有孔目官、勾押官、开坼官、正勾覆官、副勾覆官、上名押司官、□□押司官、次名押司官、下名押司、前行、后行、攒司、军司、勾当人、军头、旗头、教头、曹司、急脚等名衔职务，远较《宋史·
兵制》所记为详。
史谓宋制多吏，此亦见证之一。
由于此碑将北宋一个指挥的建制部队职官名衔囊括一尽，也是难得的古代兵制资料，幸望留意。
又“安南道回”的神虎军人员具有官衔职务者，明显多于“在营”及宣毅军人员，显为碑文所言“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的结果。
立碑人中还有“在军都仓”和“军城马铺节级”、“近铺节级”，应当是威胜军的后勤管理部门。
职务有斗级、节级。
还有外地供奉人如“宪州斗子节级杜稹等一十五人，元丰二年三月，内献朱漆杆锯刀一口”，亦为后勤官吏。
按娄烦县（今属山西忻州市）唐时为静乐县，五代宋置宪州，是专门为皇帝饲养军马的行政特区。
此外地方官吏则有铜鞮县29之上押、下押、手分等。
另有乡里平民若干，亦可见出平民中尊奉关羽的普及程度。
或者可以说，正是普通将士对于关羽的崇拜，才逐渐影响到士大夫及上层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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