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号房的礼物》之情感诉求看韩国电影的审美取向981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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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诉求”的理论来源
众所周知，“情感诉求”是相对于理性诉求而提出的。
“情感诉求”的内涵在于重视情感在表达上的作用，力求通过语言、音乐、画面、色彩等方式来引起人的情感共鸣。
当下，它更广泛地被应用于广告与艺术设计当中，在电影领域被论及不多。
然而事实上，一部电影是否有好的票房收入，和它是否能打动人，引起人情感上的共鸣很有关系。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酸甜苦辣，有悲欢离合，有阴晴圆缺。
这些情愫会时常堆积在人们心里，如果得不到及时宣泄和释放，严重时可致人抑郁或崩溃。
因此很多艺术作品，如图书、影视、音乐中都加入了情感的元素，来满足人们这方面的心理诉求。
笔者认为，在诸多的艺术形式中，电影是最善于表达和抒发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形式。
追根溯源，“情感诉求”理论最早可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机所著《文赋》中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这恐怕是关于艺术要注重情感表达的最早阐释。
后来这种观点得到了南北朝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勰的认同，后者在其著作《文心雕龙?
义证》卷中多次肯定陆机的说法。
千年过后，明代杨慎在其《升庵诗话》，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也推崇这一观点。
到了晚清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章炳麟持这一观点执文坛牛耳，尤其是静庵先生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说，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此言论也成为后人研究“情语”这一论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诗缘情而绮靡”作为理论虽由陆机提出，但最早实践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却是楚国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屈原创作的楚辞都属缘情之作，屈原本人及其作品之所以具有超乎想象的力量，受到后世诸多文人的景仰，正因为屈原内心那份强烈的爱国情感，这份情感是屈原自身发出的对楚国及楚国民众深深的眷恋，这种爱国情愫极大地契合了当时人的心理诉求，属于情感范畴。
屈原的爱国情愫至死不休，化作《离骚》成为千古绝唱，他那绵延不绝的爱国情怀和他所丧身的汨罗江一样，滚滚东流夜以继日，这充分证明了情感在文艺作品中的特殊作用。
关于“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西方一些理论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最早论及此言的当属11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阿伯拉（1079―1142），他的主要观点是：
情感是创作的动力并支配着对自然的描绘。
在这里，阿伯拉并没有直接指出文学艺术作品必须具备情感才能为人们所喜爱，他只是想说明“情感是创作的动力”“艺术家的情感决定艺术作品的优劣”，显然，他提出的言论还只停留在创作层面，没有上升到接受美学的高度。
生活在18世纪末的德国著名诗人席勒将阿伯拉的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认为感伤的诗最能体现作者的真实情感，怀着感伤的情绪歌唱自然，才能达到诗歌中的悲剧或喜剧效果，因此他本人更钟情于后者。
席勒比阿伯拉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已经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最终落脚点是要取悦受众，博取欢快、同情或眼泪，这些都属于情感诉求的范畴。
到了19世纪上半期，这种创作理论被黑格尔再次发展，他认为：
美或艺术美的本质是理性与感性显现的统一，情感与感性是人们最终要回归的精神家园，艺术作品必须将心灵的东西感性化，才能最终实现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此后的二百年间，人们论及西方美学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即是黑格尔此番言论。
因此可以说，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追求情感诉求的塑造与表达符合中西方文艺理论要求。
二、《七号房的礼物》中的情感诉求及效果
电影是一门艺术，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
和其他艺术形式不同之处在于，电影的人物语言，事件场面，背景音乐，画面色彩等会将艺术的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
这些元素的加入，往往能帮助电影取得更好的票房和口碑，电影《七号房的礼物》就属于这一类型。
影片为我们讲述的是一位仅有六岁儿童智商的智障父亲和他七岁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
主人公龙九（柳承龙扮演）是一位智障人士，他和女儿艺胜（葛素媛扮演）相依为命。
因为两个女孩同时喜欢上了美少女战士书包，龙九父女和警察局局长一家发生了争执。
几天后，警察局局长的女儿好心带领龙九去另外一家书包店购买书包，却不幸意外跌倒身亡。
龙九不明真相，用从社区学来的急救方式试图救活女孩，却被人误认为是杀害女孩的真凶。
痛失爱女的警察局局长盛怒之下将龙九投入监狱。
就这样，龙九来到了七号牢房。
七号牢房里关押的都是重型犯人，但这些人骨子里却都非常善良，为了帮助龙九父女相见，他们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
监狱教导所科长（郑进永扮演）渐渐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感动于龙九和艺胜浓浓的父女情，并慢慢觉察了龙九智障的真相。
科长和众人试图为龙九洗净冤屈，就在人们认为龙九和艺胜即将重聚之时，龙九受到了来自警察局局长一方的威胁，暗示他如果翻案成功，女儿艺胜将被连累。
虽然龙九患有严重的智障，但在保护女儿方面，他显示出的比常人更伟大、更勇敢的一面，为了女儿他默认了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被执行了死刑。
显然，这部影片最大的情感诉求点即龙九和艺胜浓浓的父女情。
当龙九被引诱还原案件场景，被强迫认下罪行时，小艺胜正在雨中焦急地寻找他，龙九看到艺胜后，不顾警察的阻拦、殴打，拼命也要与女儿见面；
龙九即将被执行死刑之时，他预感到自己和女儿的诀别，他是那样无助而痛苦，于是他像个孩子一样反复地认错、鞠躬。
而此时的艺胜虽不能完全领会此番分离的真正意义，但父亲恐惧的表情和不舍的眼神已经让她渐渐明白，父亲这次恐怕再也不能回来了，她伤心的哭泣、恳求、呼喊，但这都难以改变事情的结局，最终这对父女被残忍地分开了，影片播放到这里，足以让所有观影人泪奔……长大以后的艺胜，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和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从容地在法庭上为父亲洗净冤屈，最终她获得了成功。
影片的结尾处，艺胜仰望天空和天堂里的父亲做着动人的对话，那一刻，沉浸在这对浓浓父女情中的人们恐怕早已泪流满面。
这部影片的第二个诉求点即人性伦理。
七号牢房中的犯人们都有过犯罪经历，虽然在现实中他们触犯了法律，但他们却有着人性善良的一面，得知龙九和艺胜这对父女的不幸遭遇后，他们纷纷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心和爱心，他们打破常规，不计任何回报地帮助这对父女，并精心地为小艺胜准备生日礼物。
多年以后，龙九已经被执行死刑，他们却依然在法庭上为龙九作证，显示了人性正义的一面。
这些人的善举告诉我们：
无论是带有何种标签的人，他们的内心都有着善良的一面，这种善良是符合人伦的，是天上人间最美好的情感。
三、韩国电影的审美取向及对中国电影的启示
在过去的一年里，《七号房的礼物》以超1000万人次的观影人数当之无愧地拿下了韩国电影年度票房总冠军，比第二名《雪国列车》高出300多万人次，因此也成为韩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剧情片。
这样不俗的成绩令我们不得不对这部投资不足人民币32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刮目相看。
当年，中国第六代新锐导演宁浩小成本制作《疯狂的石头》，以300万的投资拿下了2300万的票房已经跌破国人的眼镜。
《七号房的礼物》却超越了这个纪录，这足以说明，相对于中国电影来说，韩国电影在制作和艺术处理上确实技高一筹。
首先，韩国电影更亲民。
韩国电影注重对普通人生活的描述，在韩国电影里，主人公往往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以《七号房的礼物》为例，龙九艺胜父女只是韩国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民众，虽然父亲龙九患有严重智障，但他不靠政府救济，不靠社会慈善机构资助，这才是最真实的韩国百姓生活。
中国的电影则注重对英雄人物的刻画，或者具有某种政治地位的人，要么君王，要么将军大臣，要么后宫嫔妃，统统不是范范之辈。
这种讲故事的电影真成了纯粹的讲故事，反映历史真实性少，虚构英雄成分多。
相比韩国电影的生活化，中国电影脱离中国百姓的生活实际。
其次，韩国电影更注重细节刻画。
以《七号房的礼物》为例，有七岁女儿艺胜为父亲龙九系鞋带的场景，有艺胜懂事地告诉父亲别担心自己的场景，有众人如何在七号房中隐藏艺胜的场景。
这些细节的加入，既令情节跌宕起伏，给观众留下悬念，又使得整个情节的发展符合故事发生的逻辑，观众接受起来比较容易。
相比较韩国电影，中国电影在细节刻画方面就显得粗糙了，即使也有细节描写，但好似无法自圆其说，不如韩国电影将细节融入得恰到好处，既顺理成章又能打动观众。
再次，韩国电影更注重音乐、色彩元素的运用。
韩国电影主题曲在影片播放之后，往往都成为当年的热歌。
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Ibelieve就是这样被人们传唱的，影片《假如爱有天意》的主题曲在当时也很流行，这两部曲子后来成为了很多影视剧的插曲，可见其影响力及受欢迎程度。
《七号房的礼物》中的背景音乐同样非常感人，尤其是在情节高潮时，音乐适时流出，使得人们一下子就被剧情深深地打动了。
同样，韩国电影一般背景都采用暖色调配合故事情节。
相比较韩国电影，中国电影在音乐方面喜欢激昂的乐曲，喜欢给人恢弘大气的感觉、在色彩方面，则往往喜欢绚丽的色调来衬托故事情节。
这样的音乐和色彩，不如韩国电影暖人，能容易给人持久的感动。
四、结语
随着电影事业不断发展，各国的竞争也异常激烈起来。
笔者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韩国电影是最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
小角色，大感情，小人物，大心胸，这是韩国电影多年来一直追求的情感诉求点。
现在来看，这一情感诉求点贯彻得成功而彻底。
中国电影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转型发展时期，必须从情感诉求入手，用真情实感打动观众，才能最终帮助我们的民族电影走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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