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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都是添加了写作的难度。
如何跨越难度，写好记叙文中人呢？
我想没有什么捷径，但是有一些方法。
最主要的是打开你记忆之门时，一定要看看哪一只小鸟先飞出来，最先飞出来的往往是最有生命活力的，具体的说，你脑子里最先想到的“那个人”的“那种模样”或者“那件事情”该是最有活力的记忆，要充分相信它。
其次，由于篇幅短的缘故，对人对事的记忆需要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就是说要争取经济实惠的描写，比如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寥寥文字，通过母亲对“我”的“罚”，很有效地刻画了一个慈母兼严师的形象。
散文的人物写得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平时对人的观察是否细致深入。
如果说这是老生常谈，那么另外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你对记述对象的情感深度。
以情感人，是永远不过时的写作法则。
要努力把你的感情融进文字中，不要掩藏你的感情，也不修饰你的感情，真诚是最能打动人的。
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之所以令人难忘，不仅在于长妈妈的人物形象刻画的细致——“切切察察”说闲话，睡觉时“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也不仅在于长妈妈“谋害隐鼠”后去买来了《山海经》，更在于“我”对这么一个底层妇女的情感变化，读来真实感人，而且很温暖。
写人很难，其实也不难。
抓住记忆中闪亮的火花，细腻生动的描写，使人物栩栩如生，而情感的成功融入，会使人物有体温甚至脉搏。
我们每个人都有丰富多彩的记忆和情感，想一想你一生和多少“人”打交道，这是最宝贵的写作资源。
完全有理由相信，你记忆中的一个或者几个人，会通过文字的传送，最终成为他人的深刻记忆。
状物散文
莫言
亲爱的中学生朋友们，道德我要向你们表示歉意。
为书作序，按照一般的规矩，应该把书的内容反复阅读，然后才可以动笔。
但选入本书的九篇文章，除了贾平凹先生的《丑石》，其余的我均无读过。
就这样写序，只能是自己说自己的话，谈谈我对“状物散文”的理解和我自己写这类散文时的点滴体会。
单从字面上理解，所谓“状物散文”，就是用文学的笔法，描画出除了人之外的物体或者事物的文章。
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的小学和中学课本里，占有很大的比重，大家对这样的文章应该很熟悉。
我想，要想描画出物体或者事物的形状或者太太，那就必须对该物体或者事物非常熟悉，而要熟悉，必须观察。
而所谓观察，又有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观察之分。
有意的观察，可以让我们获得有关某个物体或者事物的表象；
我们的眼睛像照相机的镜头，把物体的开头和颜色，把事物的特征和形态，存入我们的脑海，成为写作时的素材。
但许多此类文章的材料，却是作者无意观察而得之。
譬如一个人写他童年时吃过的一种食物、少年时放牧过的一头牛或者是一只羊，上小学时穿过的一双鞋子，这些东西，之所以让他难以忘记，是因为与他的生活曾经有过密切的关系，多年后提笔写出，这时，他的写作，看起来是在“状物”，其实写的是人生。
所以这样的写作，比较容易写得有感情。
比观察更深一层的，我认为是感受。
也就是说，我们仅仅获得一个物体的外部特征，还不足写成一篇真正反应出该物体的文章，要全面地了解一个物体，必须调动我们所有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使我们对这个物体有相对深刻的了解。
当然，如果我们能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的意义上，对我们所要描写的物体、或者事物有所了解，那就会更加准确而全面地反应出它的面貌以及本质。
我想，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类“状物散文”，并不是产口若悬河说明书和《辞海》条目，而是文学作品。
这就要求我们除了要对该事物或者物体有上边所述的了解或者理解之外，还必须把我们的感情、把我们的人生融合进去。
当然我们反对寻那种胡乱的抒情和比附。
我们希望读者能从我们的文章中，读出其它的意思来。
也就是说，我们所写的文章的意义，应该有大天形象化的思想。
这就需要
我们在描写物体或者事物时，一定要写出自己对空虚物体或者事物的独特的感受，我们要把这个被我们描写的物体或者事物，做为我们想像的基点或者核心，通过联想，运用种种新奇而贴切的比喻，使这个物体或者事物，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这样，同是写一块石头，就会成为每个人的树林。
这样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写作。
我知道现在的中学生写作水平都很高，许多中学生写的文章，我是祸国殃民不出来的。
因此，上边的话，只供大家参考。
棉布时代的散文写作
舒婷
我写散文，算起来有三十多年历史。
可是，走来走去，读者还把我当诗人。
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给予我的超时恩宠吗？
在那棵“橡树”的阴影下，我萎缩成一株专司分泌糖浆的小草。
69年插队以后，我的散文以日记的形式积累了六大本，回城时烧毁。
散落在箱底的几页，以《无题》为名，发表在80年郭风先生主编的《榕树》上。
重读《无题》，可以认出泰戈尔《飞鸟集》的翼影，闻到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香氛。
前者源于我个人的阶段性迷恋，后者则是普遍性的，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影响积重难返。
这组散文带有三个胎记：
优美、抒情、理想主义。
比较起新诗潮的风云崛起，小说界的推陈出新，散文的革命远迟于其他文学体裁。
90年代以来，在长时间的观望与自足后，散文的洗心革面偃旗息鼓地进行，像极了一场地下抵抗运动。
我甚至认为这种悄无声息的移行换影是被迫的，是读者和编辑的双重推动，把散文从语文课本，从学生腔，从纯抒情的太虚幻境里赶到红尘中。
尤其专栏文章出现之后，千字短文在报纸副刊和畅销杂志的广泛征用，其内容直接明了开门见山，主题贴近生活有的放矢，语言或泼辣或尖酸或诙谐或睿智，完全抛弃了旧套路。
散文仿佛找回娘家，开始倍受宠爱和关注。
一时间，遍地烽烟，都是关于它的催命向约。
当然，酬银水涨船高。
某些专职散文家悄悄往后排挪位，甚至完全消失。
批评家、小说家和诗人的客串与进驻，添加思辩色彩，调剂叙事风格，加强断想跳跃，使散文纷呈百紫千红。
关于“小女人散文”的争端，激活过寂寞的散文评论，却不能持久。
在物资社会里，一但引起公众的兴趣，散文很快进入商品运营，迅速繁殖弥漫，大多趋向一次性消费。
其密集程度，足够把独创性的精粹散文给淹没了。
与诗歌相比较，对我受益最大的是语言松绑，彻底的更新，那种峰回路转的感觉简直令我心旷神怡。
我警告自己，必须将它与字字珠玑的诗歌创作严格区分。
我希望我能把散文写得更直接、更质朴、更自然、以平常心观察，用口语化为百姓写作。
当然，即使是散文写作，语词的空灵和流动仍然至关重要，脱离“烂词惯语”的泥沼，突破思维和题材的平庸，这就是才气。
字里行间春风扑面，它让我们读起来满纸芬芳。
它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排洪口，更是人类品质的一面旗帜。
这的朋友吕纯晖（她写过十分清澈优美的散文）说：
“诗歌是丝绸，散文是棉布。
有时候我们热爱丝绸的抚摩。
现在似乎是棉布更适合人类的身体。
”
我写散文，仍然出自对于优美汉语的无怨无悔的热爱，纯属对于内心的感召，对岁月的服从，以及对生命状态的认可。
因为，除了以上这些，我们没有其他理由，把自己困在文学这一迷魂阵里。
怎样写景物
王小妮
人们往往以为，在写作中，景物不是很重要，不是必须的，但是，有时候它会变得很重要。
原因是景物一直一直都存在，就像人一直都是在的。
人常常忘记了，自己是个时刻都被装轩在景物中间的动物。
事实上，经常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东西，默默地证明和衬托着人的存在。
写景，没有绝对纪录性，一个人和他周围景物的关系，多少部DV都纪录不全。
从写作的角度讲，想不加取舍的全景纪录是不可能的。
这就使取和舍，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样去写，成为一个大问题。
有些时候“写得像”就很重要。
还有些时候，我们尽量避开真实，去写虚，写飘，写朦胧，要变点形状，要留出余地，要似是而非，想象的空间才会出来。
究竟怎么样选择虚和实，许多时候我们在动笔前已经很明确了，另有些时候，要靠直觉和领悟，这是可以通过多写去训练的。
该“贴近”的时候要尽量贴近真实，该“空白”的时候要敢于忽略和大幅度跳跃。
就像武林中的高手，有时候能一寸一寸地挪动脚步，有时候能轻灵如燕飞檐走壁。
任何文章都是由词，由句子组成，它们在没被写作者挑选出来之前，又孤立又松散地呆在字典里，它们在冬眠。
是写字的人，忽然把生命给了它们，使它们顿时活过来，互相接触碰撞，成为一体。
给物体创造出生命，这个责任足够重大足够神圣。
所以，当我们描述景物的时候，无论写实，还是写虚，都不可能不带有写作者独有的个性特征，都不能不加掂量，就轻易去下笔。
借用一个成语“提心吊胆”的前半句：
时刻都要提着心去写，才可能感觉出轻重，写得有进步，写得越来越好。
不要迷信经典，更好的东西永远出现在未来，真正的写作者永远不可能穷途末路。
所以，前辈人写出来的好文章只是告诉我们，曾经脸那样写过，写得不错，而不是说，应当
仿照那个样子去摹写。
最典型的“滥俗”例子，是好莱坞电影中的“雨水，隔着玻璃窗流下来”，它想传达的东西简直坚硬极了，你要去学，就糟糕透了。
写景物，锻炼的不只是技巧，而是一个人伯基本感悟力，是衡量我们的内心和周围一切的割断不了的关系。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天人合一”，天和人，真是可以合出无穷无尽来。
意象与笔调
韩石山
杂文是什么？
肯定不是杂凑之文。
有人说它是杂感之文，比如瞿秋白编的鲁迅的杂文集就叫《鲁迅杂感选集》。
有人说它是杂体之文，意思是它兼备众体之长而又自成一体，好多书上都是这第说的。
都有一定的道理。
前者是从内容上着眼，后者是从体裁和笔法上着眼。
但是真要写起来，最忌讳的却恰恰是这个杂。
你不可能一个“感”接着一个“感”的杂然陈列，也不可能状物了用小说笔法，议论了用政论笔法，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杂是杂了，只怕不能叫“文”了。
它是散文的一种，却自成格局，无论是内容上，还是体裁上。
要写好杂文，必须有一种意象的统摄。
也就是说，你心里要有个谱儿，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
不管你举的例子多么繁复，多么零乱，不管你的思绪多么飞扬，多么高妙，都必须统摄在你要表达的意象上。
董桥的《人是机器》写了电动剃须刀、缝衣机、电视、音响，还写了作家毛姆，诗人庞德，够杂的了，但他的意象很明确，就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我人既要享受机械文明的便利，却绝不能成为机械文明的奴仆，要永远保持人的心性，人的尊严，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
意象不是主题，它应当比主题高一个层次，无论是鞭挞还是劝慰，抨击还是赞美，都以正义做根基，都要达到美的境界。
再就是，必须自己的笔调。
这个笔调，是和谐一致的，也是显现你的个性的。
否则，不管你的意象多么高超，多么美妙，只有你自己消受，别人却无从领略。
鲁迅的《风筝》是哀伤的，聂绀弩的《我若为王》是辛辣的，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是婉讽的，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愤懑的，这些文章的笔调，都与作者要叙述的事理，所要表达的意象和谐一致，同时也显现了作家独特的行文风格。
杂文的笔调，最忌平庸，越有个笥，越有品格。
平庸的笔调，如不冷不热不晴不雨的天气，什么奇迹也不会发生，什么美景都显得平淡无奇。
充分显示了个性，意象才能得到升华，笔调也有了灵动之气。
有了竟象的统摄，且达到了美的境界，又有了与之和谐的笔调相互衬映，你就是想写不好杂文，都由不得你了。
谈谈随笔
李国文
正如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的随笔散文，整整影响着好几个世纪的欧洲文学一样，我国唐宋八大家的随笔，包括著述、政论、奏议、铭电、传文、游记、序跋、杂说等等长短不一，题旨迥异，体裁多样，辞彩缤纷的文字，上承汉魏六朝的大气磅礴，豪放自由，意象神驰，多彩多姿的精神；
下绍宋元明清的典雅精致，清新明洁，发扬个性，崇尚率真的风格，所形成的这种文体，遂成为数千来年中国文学的主流，一以贯之，延续至今，影响巨大，深入人心。
中国现当代史上顶尖的两位名人，政治家毛泽东和文学家鲁迅，就是秉续这种随笔文体最杰出的代表。
而基本上为古代姑且笔精华的《古文观止》，仍是一部学以致用，时读时新，老少咸宜，不可或缺的读物。
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随笔，是随意或随便的笔墨。
其实不然，随笔，是既不能随意，更不能随便的。
随笔，实际上是要认真对付的一种文学样式。
看起来漫不经心，信手拈来，着墨不多，涉笔成趣。
但要在有限的篇幅里，白云苍狗，镜花水月，天南海北，大千世界，写出这个无限的意境，下笔时，却是一点儿也不能随便随意，掉以轻心的。
随笔的随字，或许可以理解为便携，袖珍，即食，即用的意思。
想吃，很快能够吃到嘴，想用，就能拿到手，不需煎炒烹炸，不需大动干戈。
篇幅不求其长，内容不求其多，能够以较快的生产周期，从作者笔下到读者眼前，能够以较短的阅读过程，从心领神会到引起共鸣。
说得再透一些，随笔，更接近煎饼、盒饭、方便面，绝不可能是满汉全度。
所以除了很快能吃外，有一点热量，有一点营养，有一点滋味，那就到位了。
尽管天底下无非那些人和事，那些言和行，下笔行文，还是以既不重复自己，也不雷同他人为好，追求新境，赋出新声，努力给读者一点可看而新鲜的东西，那这篇随笔也就完成任务了。
所以，写随笔，我主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的。
至于像不像随笔，或者竟是其它别的什么，那无关紧要。
只要自己觉得把想要表达的意思，用这种快捷便当的办法写出来了，而且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那就是随笔了。
如果流出来一个自然的，性情的，真实的，坦诚的你，那就是一篇不错的随笔了。
关于议论性散文
谢泳
散文的形式很多，有偏重叙事的、有偏重抒情的，也有偏重议论的。
散文没有严格的军政府，除了韵文以外，所有的文章都可以称为散文。
所谓议论性的散文，只是说这种类型的散文以议论为主要特点，描写、抒情等散文中常见的手法较少出现，而特别以议论为文章的中心内容。
所谓议论，就是说文章主要是说事的，是讲理的。
天下凡好文章，有一必备因素，就是真实。
对议论性的散文来说更是这样。
在这种类型的文章里，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那些事情和道理，通常是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事或者存在过的情感。
作者对这些东西有自己特殊的认识和体验，然后说出这些道理。
议论性散文是很难写的，它要求作者有很高的智慧和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力，写这类散文的人一般得有些学问，至少是喜欢学问的人。
在不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学者的散文都可以算在这个范围内，或者说学者最长于这种文体。
学问只是此类散文的底子，而机智和幽默是此类散文的灵魂。
如果议论性的散文没有一点机智和幽默，文章就没有生气。
说简单一点就是此类散文一定要有情趣。
此类散文的题材一般都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总要出现的问题，不限于一时一地。
钱锺书的《窗》什么时候读来都非常有趣，还有王了一的《结婚》，都是在机智中讲述人生最深刻的道理。
钱锺书《窗》里有这样的话：
“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门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
”王了一《结婚》里说：
“尽管有人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却有无数的人甘心往坟墓里钻。
作文最要紧是选择材料。
议论人和事也要选择材料。
人得到材料的来源不外三条：
一是从读书中得来，一是从经验中得来，一是从见闻中得来。
议论性的散文更是这三者的结合。
如果少经验和没见闻，书就读死了。
只有把见闻和经验与读书融合在一起，才能写出好文章。
此类散文中通常都要引书，引书最好要有西文典故并能与中国经验恰好沟通，机智和幽默在不经意间出现，用小事情说大道理。
在中国现代学者中，钱锺书、王了一和费孝通等都是写这类文章的高手。
特别是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和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最能见出此类散文的风格。
关于写人物的散文
李敬泽
散文在写人物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作者与人物的关系。
一个人物无论家喻户晓，还是默默无闻，作者写他的根本理由在于，这个人物和作者有一种个人的情感关系，作者对他有独特的感受和理解。
因此，写人物最终是表达对人物的独特“看法”，但这种“看法”不仅是判断，相对于活生生的人物，任何判断都可能是简单的，散文必须避免简单判断，直接刻画作者所感受到的人物的本质特征。
这种特征隐藏在细节之中。
观察和了解人物的基本方法就是像侦探一样捕捉蛛丝马迹，人物的身份、经历、品质会在不经意间通过一句话、一种神情、一个动作流露出来，细节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他的生活和性格的直接表征，它微小，所以容易被忽略，但也正因为微小，人物自身也无法掩饰它，它最真实、最传神。
当然，并不是人物的所有微小之处都能准确传达他的本质特征，准确的细节是从繁多的现象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提炼也是作者对人物的理解过程：
一个人物，他给作者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这种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由这种印象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看法”？
仔细追索这个过程就会发现，难以忘怀的通常是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使人物鲜活起来、使他在作者心中变得亲切；
它们平时沉睡在记忆中，但是当作者像初次相识一样用新鲜的眼光重新打量人物时，它们就可能醒来，由这些细节出发，作者就能够准确表达他对人物独特的感受和理解。
所以，散文写人物时，作者必须把自己摆放进去，必须时时提醒自己：
这个人物是我真实的记忆和感受中的人物，我对他有一种独特的发现，这也是对人生的丰富多样、对生活的宽阔意义的发现。
于是，一个人物可能不为人知，但通过作者的记叙和描写，他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个性；
另一个人物可能已经广为人知，但由于作者的发现，在关于他的千百种看法中就有了一种新颖的看法。
关于状物
何立伟
中学生作文中的“状物”，即是对景物或具体事物的描绘。
比方对风景、对场面、对衣着、甚至对一条头巾或一张桌子的刻画或写照。
状物使用的写作方法就是“描写”。
而描写的要求是准确、传神、生动、鲜活、可知可感，状如在眼前。
一般来说，状物是非常文学性的，亦是非常形象且具感染力的。
收入中学生语文教材的文学作品中，状物状得精彩的有不少，如朱自清对荷塘及月色的描写，鲁迅对鲁镇的诸多场景的描写等，都是可借鉴学习的典范，阅读时须细加体味。
要生动形象地勾勒景物或事物，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求作文者对所状之物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尽可能捕捉到对象的个性特征来，然后加以提炼和强调，使之变得突出而鲜明。
文学史上有则轶事，是讲莫泊桑的文学老师要求莫泊桑仔细观察巴黎街头的马车夫，找出每一个马车夫的不同点来，即你所描写的甲马车夫就是甲马车夫，而不会让人混淆为这是写的乙马车夫。
这亦是说，先要有准确的观察，然后才会有准确的描写。
这一点上，作文和作画有相似之处。
中国传统的山水画论中，要求画家要“胸有丘壑”。
亦是指画家平时要观察许多真山真水，默记下来，烂熟于心，画起山水画来那些被观察体悟过的山形水胜才会奔赴笔底。
古人谈写诗也是劝诗人要“功夫在诗外”。
诗外的功夫，观察力的培养亦是特别重要的功课。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
”这都是观察所得来，然后笔下生花。
若写山是“好一座巍峨的山”，写水是“好一条奔腾的江”，说了等于没说，因这样的说法里，山水皆失了生命，只成了空洞的符号。
俗语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
凡物者，皆有自己区别它物的个性，不抓住个性来写，不能称为状物。
中学生作文，状物之通病是流于空洞，物成了符号，干瘪、模糊、没有质感，互可取代。
说起来，原因皆可归咎到不事观察，亦是平时留心不够，胸中无丘壑。
状物要有神，决窍只有一个：
状一朵花之前，先看一千朵花。
好杂文的要素
鄢烈山
什么样的杂文，才叫“好”？
在我看来，首先是那些字里行间充溢着真情至性，令我心弦为之共振的作品。
比如，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所表达的痛惜与愤怒，刘半农《“作揖主义”》所表达的对旧势力的轻蔑与憎恶，林放《江东子弟今犹在》所表达的忧虑。
与其说“愤怒出诗人”，不如说“愤怒出杂文”。
你可以做不愤怒的田园诗人，却不可能不以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为己任而做杂文家。
如果说将杂文作者的情感锁定于“愤怒”未免过于褊狭，那么，说好杂文“根”于真情感则肯定没错。
“奉旨骂人”假大空的大批判文章，“为稻粱谋”而假模假式“替天行道”的伪杂文，正像庄子说的：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杂文最重是风骨，不媚权不媚俗，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心忧天下，为民请命，匡扶正义，寻求公道。
所以，好的杂文作者一定是敢爱敢恨不信邪的性情中人，好杂文一定彰显出一种遗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精神和强烈自觉的公民意识。
在好杂文里，情感的力量、道义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是水乳交融的。
好杂文，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能带给读者“思维的乐趣”，有一种智慧之美。
杂文是批判的艺术，更是思辨的艺术。
它让人们对习焉不察的现象或安之若素的观念重新审视，产生“原来如此”之悟，这就是一种发现的快乐。
知人论世洞幽烛微，辨奸揭伪直捣黄龙，要有胆更要有识。
好杂文追求独到的见解，不避“片面”之讥，因为它不想独占话语权而终结真理，只想激活人类的思维，其“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不可磨灭者”。
这与杂文靠严谨的逻辑征服人并不冲突。
比如，1980年吴有恒发表的《〈东方红〉这个歌》，将其歌颂“大救星”的有神论与《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无神论“相提并论”，呈现矛盾之所在，批评搞“个人崇拜”的“凡是派”的荒谬不经，就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好杂文有情有“义”，还有“文”。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是当下大多数新闻时评之所以只可“一次性消费”而不能当杂文一读再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反，《古文观止》里一些议论性应用文，如《陈情表》、《与韩荆州书》、《送李愿归盘谷序》，以其文采飞扬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杂而有文”并非说杂文不能直抒胸臆、一吐为快。
须知“隐晦、曲折”并不是所谓“鲁迅风”的精髓，那是一种专制社会的生存技巧和叙述策略，是不自由国度里奴隶的语言，而不是主权在民社会里应有的公民风范。
杂文的“文”，可以是选题炼意上的典型化、形象化和超越具体人事的“非指称化”，比如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
可以是谋篇布局上的讽喻性、暗示性，比如丰子恺的《口中剿匪记》；
可以借用寓言、故事新编、小小说等各种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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