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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分配;

分配正义;

经济哲学

  中图分类号:

B82-05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

?

4074(2011)06?

0015?

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X013)、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10YJA720024)、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08SG47)

  作者简介:

毛勒堂(1970-),男,云南红河人,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健(1965-),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一、分配正义是财富分配生活中的“北极星”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

诸如“丰腴社会中的贫困”、“财富与贫困一道增长”、“富二代与贫二代并行衍生”等现象实情,成为我们社会的景观,并坚硬而无情地挑拨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和焦灼的心灵,滋生出诸如“仇富”、“仇官”等社会心理情绪。

无疑,这样的悖论意味着某种现实前提的虚假或颠倒。

因此,追问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根据,诉求分配正义价值,已然成为我们紧迫的思想主题和现实焦点。

  何谓分配?

对此人们之间存在着歧见和纷争,诚如美国学者J?

范伯格所言:

“‘分配’一词在意义上是存在歧义的。

它可能指的是分配的过程或者某些分配的结果。

其中之一或两者都可能被评价为公正的或不公正的。

此外,‘分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结果’,它并不是任何有意进行分配过程的结果,而仅仅是一种事态,这种事态产生的过程太复杂,以至于难以加以概括。

”[1](P157)有人认为,财富生产是经济,财富分配是政治,把财富分配视为政治课题。

即使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们在分配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

有的把分配当作是经济活动中附属于生产的次要结果;

有的把财富分配提升到经济活动中的首要位置,认为生产财富只具有手段的意义,财富分配才具有目的价值;

有的则把分配视为经济活动中与生产、交换、消费具有紧密关联的重要环节。

因此,有学者指出:

“在一个极端,有人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看成远比‘稀缺’或‘效率’更重要的经济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有人把分配看成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它只是那些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决策的结果”[2](P1)。

  尽管人们对分配的界定没有达成一致公认的定义,但是我们认为,在较为概括的层面上,经济意义上的“分配”概念可以被理解为:

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国民收入或体现这部分价值的产品在不同阶级、社会集团或社会成员之间的划分、安排和配置。

所以,作为经济范畴的分配之核心在于根据一定的标准、方法对社会物质财富和经济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所进行的划分、安排和配置的活动及其过程。

  分配问题至关重要。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有关正义问题的讨论中就认为,在关于财富和荣誉的分配过程中,若“一个人有了过多的利益,他的行为是不正义的;

相反,若一个人拥有的利益太少,他就受到了不正义的对待”。

[3](P332)为此,他认为需要“矫正正义”来改变不合理的分配状况,寻求分配的适度与平衡。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则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分配问题。

他在1820年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讨财富的性质及其源泉的学科。

而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更应该被称作是对决定工业产品在那些在其形成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各阶层之间的分配的规律的一种研究”。

[4](P83)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就直言“分配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并认为“对于实事求是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在各个要求获得应得权利的人中间分配财富的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

[5](P1)人们之所以对分配如此重视,是因为分配切实地关系着人们的利益,本质地关涉到人们的生存、享受和自由发展等基本的存在维度,并关系着社会的安危兴衰。

因此,一个社会若长期存在分配不公,那么必然地损害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损伤到社会的运行效率,甚至会瓦解该社会得以有序运行的秩序基础,因为“只要人们普遍相信产品是按照一种不公平的原则分配时,在那些维护自我利益的人们之间,产业就会失去成效。

如果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一般信条,即社会进化是在不公正的方向下发展──即分配已经剥夺了工人们的利益,并且从今以后还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夺他们──则没有力量可以阻止用暴力推翻社会秩序的趋势。

”[6](P939)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今天,从世界范围到国内层面,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呈现出严峻的情态。

“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富国”与“穷国”、“富人”和“穷人”、“富二代”和“贫二代”、“官二代”和“农二代”等极具对立的身份标示话语在现实生活中大肆流行,从一个层面透露出现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与扭曲的实质与真相,透露出广大民众遭受剥夺的生存境遇。

因此,追问财富分配的合理性根据,诉求经济分配生活中的正义价值和伦理匡扶,理应成为我们社会的当务之急。

  分配正义是财富分配生活中的“北极星”。

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开篇中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

……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

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7](P3 ̄4)罗尔斯的这些话语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其把正义价值提升到对人的生命尊严之捍卫的原则高度,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对人自身生命尊严关照的伦理境域和意义向度。

因此,尽管人们对正义及其价值原则存在不同的检讨路径和把握策略,但从哲学的层面观之,正义不仅蕴含着对社会人际关系以及对个体行为及其方式的某种牵导和规约,更重要的是承载着对现实的个人之生命价值和存在尊严的守护,并由此追问现存的社会制度设计和安排是否合理、现有的人际关系是否有序、个体的行为是否恰当等重大的社会存在问题。

从正义的哲学之理解出发,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分配的方式和方法、分配的根据和尺度、分配的过程和结果等问题进行合理性追问和合目的性检审,开展对现存分配状况的哲学批判,从而为分配生活提供更为坚实的合理性根据和更为高远的合目的性图景,并力求其价值理念的现实化,实际地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合理。

然而,分配正义价值在今日社会中某种程度的缺失,使得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社会经济生活愈演愈烈,结果是社会内部的财富积聚和贫穷积累一道增长,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人际对立日趋尖锐,整个社会的秩序纽带则存在着断裂的危险,导致人们对当下的生活根基和未来的生命前景充满迷茫和纠结,陷入虚无之境。

因此,诉求分配正义,不仅具有经济的性质,也是政治的考量,更具有哲学的意义。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分配正义似经济分配生活中的“北极星”,成为财富分配中不可缺失的价值航标和意义刻度。

  二、分配正义的经济哲学阐释定向

  就一般意义而言,分配正义是人们对分配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伦理思考和哲学追问,旨在诉求合乎公平正义的财富分配制度和分配活动。

然而,由于人们对正义的认识存在不同的理解视角,又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而导致的利益立场差异,使得人们在分配正义及其价值原则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如罗尔斯从“作为公平的正义”出发,认为那种使社会中最穷者的福利最大化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才是正义的。

诺齐克则立足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举起“持有正义”的大旗直接对抗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声称一种分配是否正义,在根本上有赖于它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每一个人对该分配中所拥有的持有都是有资格的,那么一种分配就是正义的”[8](P181),并批评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存在“模式化”、“非历史性”等缺陷。

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沃尔泽则认为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分配的单一标准,分配正义所关注的是社会的善,分配是否具有正义性,在根本上取决于被分配的善之社会意义,因为“所有分配公平与否是与利益攸关的物品的社会意义相关的。

”[9](P9)而阿马蒂亚?

森则在反思功利主义分配正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突出个体内在能力又关注主体间权利平等的“能力平等的分配正义论”,从而将经济分配问题提升到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高度上加以审视,为分配正义的求解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事实上,分配正义的观点及其论争远不止上述。

而在现代社会关于分配正义的话语言说中,经济学和先验伦理形而上学的阐释路向最具典型。

  从经济学的视域阐释分配正义并以此作为理论根据而进行分配制度设计和安排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做法。

此所谓经济学,就是增加国民财富的科学,因而是关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产出并获得最大物质利益的行为科学。

因此经济学在根本上被认为是关于“发财致富”的科学,研究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而不讨论关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等至关重要的生存本体论维度。

在这样的经济学视域中,分配正义的价值基础和意义诉求则狭隘地屈服于对经济效率的注解,经济效率构成了分配正义的真理。

至于分配正义的超经济意义、超效率价值的人文维度就被忽视乃至清除了,从而呈现了经济学分配正义观的价值贫困和意义脱落。

与此相反,诉诸于先验伦理形而上学立场的分配正义则主要从先验的人性论预设出发,以抽象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分析基础,通过形式逻辑抽象地演绎出人人平等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诉求,从而得出分配正义的核心在于人人有份的结论。

由此要求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人均等”。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仅仅因为个人是人类中的一个成员还不能赋予他绝对平等地分享社会利益的权利”[3](P359),因为财富分配是具有坚实的形而下性质,必须以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为基础的。

自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物质财富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由于财富源于人们的艰辛劳动,因此“人人均等”的财富分配和享用主张具有某种性质的浪漫色彩和空幻性质,因而不具有现实性。

对此,加尔布雷思曾正确地指出:

“好社会不追求收入均等。

收入均等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现代经济体制的特点和刺激原则。

”[10](P50)如此可见,在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上,不能从抽象的人格平等出发,得出人人均等分享社会财富的分配理论主张,更不能采取均等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安排。

  如此可见,在分配正义问题上,现代经济学试图只根据效率方面来规定分配的合理性,而忽视分配问题上的价值追问,先验伦理学形而上学则无视分配的效率基础而抽象地集中于对形而上的伦理正义思考,二者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对分配正义的批判性求解中,经济哲学的眼光和视角是一个更好的进路。

确立分配正义的经济哲学视域,有助于我们辩证地思考有关分配正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切实地求解现实分配难题。

  经济哲学,是在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而产生的跨学科交叉学科,旨在通过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联盟,借助经济学和哲学的学科优势,对经济生活世界中遭遇的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和立体透视,承载起对人类自我生存和发展基础的哲学反思和价值审视。

因此,从经济哲学的维度来看,分配正义不仅具有形而下的经济效率之诉求,也包含形而上的伦理正义之担当,是集效率与正义、手段和目的、物质与精神价值于一体的丰富概念。

在这样的理解定向中,分配正义是基于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价值关切和正义诉求,对社会的财富分配之基础、根据、原则、过程和结果等所展开的经济哲学反思和现实批判,以实际地促进财富分配的公平和正义。

因此,分配正义蕴含分配尺度上的经济合理性、分配程序上的社会正当性、分配结果上的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经济哲学诉求,它从人的生命尊严的维度和自由存在本质的原则高度出发,并基于坚实的经济生活世界基础而展开的理性反思和价值审视,在经济合理性和人的价值合目的性之辩证张力中,彰显财富的人学旨趣,为社会经济财富及其分配提供可靠的价值基础和实践方向。

在经济哲学的分配正义理解中,财富的均等分配不符合正义的价值追求,因为它缺少效率保证而使人们落入贫穷的命运。

诚如有学者指出:

“如果我们在谈论道德和立法问题时假作清高地轻视财富这类问题,那就是徒作空谈,不务实际,也就是使社会在受苦受难之外又蒙受了伪善或无知的侮辱”[11](P21“作者前言”)。

同样,财富的两极分化也不符合分配正义的价值旨趣,因为它使一部分人的享乐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违背了生产财富的唯一合理目的即给那些生产财富的人们增加幸福,使社会陷入无限的对峙和尖锐的冲突中。

因此,分配正义既是对平均主义的超越,也是对分配不公的矫正。

  从经济哲学的视域检审分配正义,有助于我们把握分配正义的核心和本质,切实促进当代中国的分配正义实践。

诚如在分配正义范畴中既包含着经济层面的分配环节,又包含着价值层面的正义追求,它集中体现了人的形而下存在基础和形而上本性诉求的有机统一。

若离开了分配正义之形而下的经济基础而采取浪漫的“人人均等”的分配正义价值立场和价值实践,那么由于违背经济运行的合规律性而必然招致经济规律的严惩,陷于贫困饥饿的命运。

相反,若漠视了分配正义之形而上的正义价值关切,把人们都塑造成经济动物,以资本论英雄,那么整个社会的物化、异化,从而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一样就成为不可避免,必然粉碎人们的幸福和希望。

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分配正义的实践中,我们要考虑到分配的经济基础和效率供给,从而反对在分配正义问题上的浪漫主义立场。

同样,要考虑到分配正义的人学关切,不能将分配简单地交付市场定夺,而是要把分配的终极价值目标提升到对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宏观思考,从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分配价值立场。

当然,分配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具体原则和现实措施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分配正义何以可能

  分配正义是财富分配生活中的首要价值,旨在张扬分配的人学立场,彰显分配的人文关切。

那么,分配正义是可能的吗?

对此,需要进一步的检讨。

  从理论的层面分析,分配正义之所以可能,在于:

其一,分配不公及其导致的贫富悬殊等严重的社会后果为分配正义的可能提供了现实的矛盾推动力。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前,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乃至社会阶层对立的问题和矛盾已然成为我们社会的突出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当今中国的财富集中程度甚至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则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10年的接近0.5。

显然,长期的分配不公,过渡的贫富悬殊,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而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之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利益受损而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滋生出强烈的被剥夺感,并因此导致紧张的阶层对立乃至激烈的社会冲突。

正是因为日趋尖锐的分配矛盾,也正是基于对严峻分配现实的认识自觉,从政府高层到民间社会,人们提出了强烈的分配正义要求,并在分配制度的安排和措施的落实方面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和改革,从而在现实的层面积极推动分配正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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