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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176X（2012）03�0003�08
一、引言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财富的含义和价值问题就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
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济学框架就是围绕对国民财富（TheWealthofNations）的性质和原因的解释所构建的。
斯密在《国富论》的序论中便开宗明义，财富泛指“一切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1］。
财富概念在经济学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源于经济学家的认识，他们大都认为：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物质利益及其所带来的效用是理性经济人追求的唯一的最大化目标（不论是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相信，起码在可市场化的行为中，这种假设是合理的），故而财富自然是经济研究中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词汇之一。
在中文中，根据《新华词典》的定义，财富一词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包括劳动产品和自然资源；
二是泛指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财富在英语中的含义与中文中的基本类似。
根据权威的《牛津高阶词典》，财富也被解释有两层含义：
一是对大量的金钱、财产等的占有；
二是大量、众多或丰富之意。
中文和英文的词典中对于财富概念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符合当今主流经济学中对于财富的一般解释。
目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所指的财富“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
但并不是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都可算作财富”，“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即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2］。
马歇尔用“财货”这个名词来代表。
借助这个工具性概念，“财富是所有他的外在的财货中那些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构成的”［2］。
总的看来，不论是在日常语言中还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财富的定义都把其与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占有大体等同起来。
但其实，财富一词的含义比狭隘的物质定义丰富得多也更复杂深奥。
所以，过于简单地看待财富；
倒置在财富问题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忽视对于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诉求的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改革开放并没有带来包容性的增长。
于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大量不稳定和不和谐的因素开始日益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
如果政府在政策上还只是注重GDP的增长，而不考虑财富的积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影响，结果就只能是与改革开放的初衷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需要在学理上重新反思财富的人文本质，回归斯密和马克思对于财富增长过程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关怀。
可见，当今主流经济学将财富单纯地定义为物质资料和产品肯定是过于狭隘了，其在实践中的影响是负面的。
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财富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视为GDP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而是应该分析其对于实现美好生活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影响。
或者说，财富不是目的，它仅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和手段。
二、马克思的财富与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
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史，在经济学家中，超越了对于财富的庸俗狭隘定义，把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联系，并形成完整理论框架的首推是马克思。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在宏观视角上，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建立在对于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的基础之上，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超越了其之前所有经济学家的狭隘视野，并且也被目前主流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略和遗忘。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
在这个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
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地方性联系。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
在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对血缘关系、土地关系的依赖，而具有个体的相对独立性，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体系。
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相适应的。
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关系已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的控制之下。
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
在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中，衡量财富的尺度是不同的。
马克思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的尺度——劳动时间和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
在第一阶段，财富的尺度是劳动时间；
而在第二阶段，财富的尺度虽然仍是劳动时间，但却是向自由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尺度的重要过渡，它“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从而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到来创造着条件；
到了第三阶段，财富的尺度最终升华为人的发展（自由支配时间）。
“在财富问题上，人的发展尺度和劳动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新旧交替关系，而应视为一种扬弃”［4］。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是以实际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标准，于是就需要尽量压缩和降低劳动时间。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5］。
因此，生产力的进步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成为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必备条件。
离开了第一和第二阶段财富的劳动尺度，就无从谈及第三阶段，财富的人的发展尺度。
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立足于现实的生产劳动，却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又大大超越生产劳动，以积累财富为经济基础自觉和不自觉地培养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从而在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新财富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以转变旧的落后的依赖简单劳动的生产方式，这正是人的发展尺度的基本要义。
从人的发展对于财富生产的反作用看，人的发展最终成为财富的尺度，意味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劳动者所代表的主体生产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以致“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5］。
马克思通过引入“自由时间”的概念，说明了在人类历史的三个不同阶段人的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时间除了满足必要的生理时间以外，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
自由时间包括“个人受教育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6］。
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角看，“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7］。
马克思把“时间的节约”看做是“真正的经济”和“更高的规律”。
马克思指出：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做用于劳动生产力。
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5］。
而节约劳动时间前提是生产力发展，这可以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压缩。
自由时间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在于：
“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7］。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指出：
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里进行的劳动，即所谓的自由劳动无疑“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
……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样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5］。
原因就在于自由也是在克服“障碍”中实现的。
“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基础，因为发达的生产力能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
然而，生产力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向要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比较了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第三个最终高级的阶段（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创造了超出人类历史上所有时代总和的巨大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5］。
即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结果也是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无助于增多劳动人民的自由支配时间。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即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阶段，人的发展还远远没有也无法达到自由全面的程度。
因而，“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8］。
马克思又指出：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9］。
而彼岸世界的自由王国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9］。
在这个自由天地里，“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自觉的人会不顾个人能力的限制，而提出过高的难以达到的要求，“劳动组织者根本没有像桑乔所想像的那样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10］。
马克思的财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原理不仅有宏观视角，同时更有坚实的微观基础。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式伪个人主义；
也不是完全从虚拟集合体出发，从而忽略了个人的伪整体主义；
而是将个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有机地嵌入于社会的整体背景中。
在讨论财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其微观基础是人的需要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地论述了人的需要层次。
除物质财富方面的需要外，人的需要更多的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人在普遍的交往中将按自己的个性来形成和满足一切合理需要，从而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具备的需要结构。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
具体来说，需要的层次结构是：
物质财富需要、社会关系需要和精神需要等。
人之所以有物质财富需要，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只有依靠自然界，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形式。
人之所以有社会关系的需要，首先是因为家庭关系，其次是因为人们交往发展的需要。
对于个人来说，谁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
人之所以有精神需要，一是因为人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进而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等的需要，二是因为人自身的“好奇心”、“求知欲”、“游戏”和“审美”等需要。
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需要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前提和经济基础，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当人类发展处于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时，必须首先进行取得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以满足生理上的对于物质财富的需求。
但是，当人类发展进入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多，使人的需要向多方面发展。
但真正的人的需要的多方面发展总要受到资本利益的压迫和限制，人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在社会关系上因为分工而受到局限，精神也极其贫乏、空虚。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剥削制度被消灭，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需要将不断呈现丰富性和多面性。
此时，人的需要除物质财富需要外，更多的是在社会关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人在普遍的交往中将按自己的个性来谋得一切合理需要，从而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具备的需求结构。
即是说，人的需求层次的提高即是迈向历史的第三个阶段的表征，也是向第三个阶段前进的推动力。
“社会主义形态的前提是工人有较高的生活需要”［3］。
三、森对于财富和以自由作为发展的新诠释
马克思对于财富和人的发展关系的理解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原则，同时指出人的发展对于促进财富的增长有巨大的反作用，即人兼具手段和目的的双重属性。
双重属性的论述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待人的工具态度，而且相对于康德式的仅把人视为目的也是一种积极的扬弃。
但是，马克思的理解诞生于19世纪，有特定的时代性，以其来指导实践，需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对经典理论做出有新意的解读。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院和哲学院兼任教授的森在综合他多年来在发展经济学、贫困和不平等、社会选择理论和道德哲学等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财富和人的发展的问题上提出了其独特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森的影响是直接而显著的，这体现在森的论著中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多次引用，甚至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直接赞扬。
可以认为，森的理论代表了对于马克思理论，至少是其精神实质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森的理论的时代和学术背景是：
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强调财富本身，即“财富是什么”，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后，财富观的核心变成了“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财富观的核心命题主要讨论财富的增长问题”［12］。
这助长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异化和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
在主流经济学界一片GDP是优先乃至唯一考虑的声浪中，森等少数经济学家另辟蹊径，重新挖掘了斯密和马克思等人的学术遗产，把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财富的增长树立为发展问题的核心。
森与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理解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均认为发展意味着促进人的生活水准和自身能力的提高。
在对人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时，不能仅仅盯住经济指标，而应包括所有会对人类发展产生影响的方面。
与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相对应，森提出了“实质自由”和“以自由作为发展”，其含义是：
第一，自由本身就是价值；
第二，自由具有工具性价值，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
人的“自由”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并以此为基础的，即“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真实机会”［13］。
人的发展即意味着人的自由的增加。
马克思的发展观重点强调的是人的发展作为第三个历史阶段的表现，在结果上的重要性。
同时，马克思认为自由应该是实质性的和有物质保障的，如果自由仅仅意味着财产权、宗教信仰权和选举权（在马克思的时代，普选还没有在西方国家广泛推行，所以马克思对这一权利是有所保留的）等只有上层阶级才能享受的权利，那么这种自由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值得追求的，不能被作为理想提出来。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在经济、政治和思想等领域实现自由，这是一种积极自由的概念。
森的以自由作为发展的观点在对于人类关怀的深入性和广阔性上与马克思十分类似。
森以如下的方式来定义发展的概念：
“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13］。
森指出，“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
（1）评价性原因：
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
（2）实效性原因：
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13］。
就是说，“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13］。
森对马克思自由全面发展观的补充在于：
“实质自由”概念不仅包含了马克思对于人的发展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充分理解，还实现了人的发展中结果重要性和程序重要性，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有机结合。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观中对程序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未充分强调。
马克思在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同时，还对Mill（1773—1836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和批评。
Mill是19世纪初最有影响的功利主义者之一，其政治经济学中含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马克思指明了以Mill等为代表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的工作的实质是在为单纯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辩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陷入了对物资财富的拜物教，视人为手段而非目的。
在对这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的充分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否定了与物质财富或心理满足紧密相连的功利主义哲学，把实现人的解放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树立为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森批判的主要对象和竞争对手是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和其导致的财富拜物教的倾向。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森，他们在反对功利主义的财富观和功利主义的对于人类发展的狭隘观念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的。
森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同时涉及了（主观）效用和（客观）财富两类概念。
一方面，如果按照主观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来定义效用，那么就会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自我对偏好的扭曲性调整。
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困顿而没有希望的环境中，那么他必定会把自身的欲望水平设定在一个非常低的尺度上。
按照这种自我调整后的扭曲的偏好尺度，当事人——比如受歧视的少数种族和被压迫的妇女们也许并不会感到有多么不幸福，因为他（她）们早已接受了自身是二等阶层的事实，甚至根本没有思考过种种来自习俗的、制度的和家庭的对他（她）们自由全面发展的限制是否合理，他（她）们可能仅仅希望能不挨饿和不被丈夫责打。
于是，他（她）们通过调整自身的偏好保证了扭曲的自我幸福感，但是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观察者，没有人会认为他（她）们所处的状况是合理的，他（她）们就不应该有更高标准和更全面的追求。
另一方面，受马歇尔的影响，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在实际操作时往往用客观物质财富，即商品的持有或富裕程度来衡量经济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的发展。
但是，将物质财富与人的发展挂钩的思路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未考虑财富分配的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不公平的经济增长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会损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是忽略了物质财富增长和其它值得珍视的生存条件，如生态文明之间的协调，而恰恰是这些外部条件影响了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作为外部条件影响个人将物质财富转换为实际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的可能。
三是未考虑个体直接对于等同物质财富在利用能力上先天或后天的差异，即使物质财富有显著的增长，并且分配是公平的，由于个人特质、社会制度和社会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每个人并不能达到同等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
四是更关键的，以物质财富为衡量标准具有所有功利主义的财富观和发展观的共通的致命缺陷，即忽视了权利、免受奴役、不被剥削和非歧视等具有独立价值的因素，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比之动物有更多的非物质性的需求，所以这些有独立价值的因素同样影响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完整性。
森认为，虽然说财富和资源的占有对人的作为自由的发展有影响，但绝对不能认为物质财富的水平就可以完全代表发展，就可以随时转化为人的自由，因为“过不同生活的自由反映在个人的能力集合中。
个人的能力依赖于各种因素，包括个性特征和社会安排”［14］。
人的发展要受到除财富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不是一个人的财富，而是一个人的能力和能力的发展。
这也符合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点中能力发展的思想。
针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劳动者片面发展的状况，马克思特别强调要使人的体力和智力相结合地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劳动的全面性、社会关系的普遍性和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将必然促使人的能力向多方面发展。
此时，“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10］。
在批判功利主义的前提下，森提炼出了“能力方法”范式下对于发展的独特理解：
发展是一个把人作为目的的过程，而人的最高追求应该是自由，所以发展的宗旨在于增进人的自由。
森引述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观点——“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
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15］。
吸收马克思的理论营养，同时对功利主义进行理性的批判，森的研究工作在自身独特范式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一个重要的突破——对人的自由发展程度的量化。
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推广，按照森的理论范式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简写HDI）被广泛用于测度和比较各国的相对人类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人类发展的最权威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HDI超越了财富方面，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的关系上，力图沟通与平衡。
HDI包括三个基本因素：
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
寿命通过预期寿命来衡量；
知识通过成人识字率和综合入学率来测量；
生活水平通过购买力调整的人均GDP来衡量。
三个维度在赋予等权重后算术相加，其公式是：
（1）
其中，M1为预期寿命指数，M2为教育指数，M3为GDP指数。
各分项指数的无量纲化计算方法如下：
（2）
其中，Xij是单位j关于第i个维度的实际值，MinFi是变量i的最小设定值，MaxFi是变量i的最大设定值。
HDI关于阈值的设定如表1所示。
HDI并不是对先前多维度评价指标的简单重复，因为其拥有丰富而稳固的理论框架——森的作为自由发展理论。
对于森的的理论来说，HDI本身就是一个通往可操作性的努力，情境适应性和多维度综合性恰恰是森的框架的特征和优点。
四、启示
通过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以新的学术视角解读马克思和森的人的发展与财富的关系原理，我们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中可以获得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启示一：
即使我们仍然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人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也并不冲突。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型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预言过，在新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生产模式中“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是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表现。
……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
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限职能的局部个人”［16］。
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稀缺性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趋于中性”［17］。
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日渐减弱。
因而，财富生产过程中科技含量和创意的重要性正在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越来越具有特别的意义。
受过较多的多方面的教育和训练的劳动力，即自由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可以成倍地提高生产率，故而也可以成倍地折算成简单的，也即被异化的劳动力。
高素质的劳动者生产出的是有高附加值的商品。
人的发展对于财富生产的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包括：
（1）健康、初中等教育和营养可提高农村和城市工人的生产力。
（2）中等教育方便了技术的掌握和管理能力的提高。
（3）高等教育支持基础科学发展、国外技术引进和引进技术的国产化改造。
（4）中高等教育是关键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政府、法律和金融系统。
（5）一个更有能力的劳动力更有创造性，会产生更多的技术创新。
（6）女性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可以降低出生率，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长。
启示二：
如果我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那么在人与财富的关系问题上，必须超越西方经济学对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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