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综合英语2修订版课后答案与课文翻译111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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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眼睛眨也没眨就回答道：
“四分之三的水。
我的身体有四分之三是水，所以我的肩膀有四分之三是水。
任何有四分之三是水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有力的。
”这位好心的妇女低声嘀咕着，皱着眉头走开了。
我想这个家伙回答的方式有问题。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试图用俏皮话来应对恭维。
例如，有人热情洋溢地说道，“久闻您的大名。
”“我想，不是什么好名声吧，”这是标准的回答。
这种俏皮机智的应答，应该置于政府的规定之中。
它也许会让我惊骇不已，因为我本人很不善于说俏皮话。
最近我听到一位年轻人赞美一个女孩，说她像明星格丽泰·
嘉宝一样，美若天仙。
“奉承让你走遍天下，”她回答道。
我想，这个回答相当不错。
但是，在千百次的应对中才会有一句真正巧妙的应答。
只有像多萝西·
帕克或乔治·
考夫曼这样的人才能应对自如。
艺术家和作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
当一辆新车下线时，负责人可以把外界人士请进来，指着车子，挺着胸脯说，“难道她不漂亮吗？
”而绘画的人、写书的人或作曲的人却不能这样做。
诗人普洛弗的朋友赞叹说，“普洛弗，你上次写的那首十四行诗，妙极了，非常押韵。
”其实，普洛弗内心完全同意朋友的评价，但他嘴上却不能这样说。
“噢，其实，”他反对道，“你很清楚，最后六行不大押韵。
作为写了一摞书的作者，我有时也面临着这种情形。
有人会说，“你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很有趣。
”我似乎应该可以回答，“啊，有人喜欢它，我很高兴
——我当时写得好苦啊。
”或者这样回答，“我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
”可是，我不能这样说。
实际上，著书人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使我不得不这样说，“你这个人，文学鉴赏水平一定很差劲。
为寻找应对恭维的技巧，我还求助过孩子们。
太小的孩子根本帮不了忙。
例如，对一个小男孩说，“啊，你好可爱噢！
”他怎么反应？
他会满屋子跑来跑去，舌头伸出嘴角，眼珠转来转去，显出一付吓唬人的样子。
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想这在社交场合是不能被接受的。
或者试着称赞一个小女孩，“你的裙子好漂亮啊！
”你惊叹道。
她马上掀起裙子，以示她的衬裙更好看，接着她又掀起衬裙给你看，以示她的内裤最好看。
这种做法在成人社会里是行不通的。
我想了片刻，觉得世界上讲西班牙语的人最善于辞令，也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
你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赞叹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他马上答道，“您大驾光临，更使蓬荜生辉。
”让你站在那儿，一脸尴尬。
要想回敬他们是没有用的——不管说什么，最后他们总会占上风。
有一点很清楚：
在所有得体的社交场合，最根本的就是保持镇定。
伊利莎·
法勒写过一本美国最早的有关礼仪方面的书。
她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阐明保持镇定的重要性。
那是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高雅的宴会上，主人切鹅时，鹅不慎脱手，滑出了盘子，落在一位贵妇人的衣裙上。
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感到极为窘迫，恨不得悄悄地找根绳子去上吊。
可是，这位主人却泰然自若。
他极为平静而庄重地说，“夫人，您把那鹅给我，我将感激不尽。
”要是我们的行为举止都能保持这种风度，摆脱局促不安，那我们的社交生活就会有趣得多。
如果我们牢记下面这一点，我们就会显得更加镇定自如：
每当有人恭维你时，他可能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唯一明智的回答就是由八个小小的字母构成两个简洁的小词：
Thankyou！
UnitTwo---TheGiftofGift-giving
送礼的艺术
有一段时间，我曾与一位女子约会——她属文学爱好者之类，涉猎广泛，其寓所藏书甚丰——我对她的仰慕之情有点太过分。
在一次圣诞节，我决定送她一件非同一般的好东西，恐怕其价格之昂贵也非同一般。
我给她买了一套《斯威夫特文集》——这可不是一套普通文集，而是十八世纪早期的珍藏版；
随后，我将每卷皮装书单独包装，并分别制作了书签，上面写着精选的斯威夫特语录。
我觉得这样很浪漫；
我想象着这样的情景：
圣诞之夜，我俩坐在壁炉旁，一边呷饮法国白兰地，一边欣赏勃兰登堡协奏曲，她把文集一卷卷地打开。
我有时真蠢！
我早就应该知道她是个讲究实惠的女人才是。
她曾给我买过两双袜子和一件衬衫，另外还买过一本阿曼斯小诗集。
她打开斯威夫特文集时，哭了起来。
我还以为那是快乐的泪水，但却不是。
“我不能接受这个礼物，”她说，“这很不合适。
”她硬要我把书拿走，要么卖掉，或者自己留着。
见我不肯罢休，她越发不安。
最后，她请我离开并把书一齐带走。
我很伤心，也很困惑，但还是照她说的做了。
从那以后，我们彼此再没有见面。
我过了几个星期才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
布莱克默曾在某处这样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傻劲——愚蠢而又固执。
我的可贵之处在于：
我通常送礼比较明智，不太张扬。
但我却有个毛病，正如我的前任女友所说的那样，我送的东西经常让人明显觉得极不合适。
比如说：
送给人家的东西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
把象征亲密关系的礼物送给与自己没有那层关系的人；
送的礼物与所送之人的兴趣或需要毫不相干。
我对送礼的奥妙感觉迟钝，我经常因缺乏这种悟性而痛责自己。
最重要的，当然是送礼要送得恰倒好处，而非幼稚的送礼之举（当然亦非送礼之念），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大多数文化群落中，由于其大多数比我们自己的文化群落更明白事理，送礼是非常崇尚仪式的——也就是说，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
送礼受到严格的社会制约，也几乎明显成为一种交换。
根本没有送礼不图回报之事；
相反，你送给某人一个东西，希望得到某种回报——也许不是马上得到回报，而是不久以后。
而且你希望这种回报几乎是等价的；
你会相当肯定，没有人会胜你一筹，送你很奢侈的东西，比如一套斯威夫特珍藏本，或者贪图你的便宜，送你一分钱的小哨子，交换一条独木舟。
送礼和受礼一旦形成规范，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礼俗，一种宴请和庆祝的场合。
换句话说，你喝完白兰地后，可以去谈晚上的正经事。
因此，送礼涉及到对互惠的期待，但我们这些西方世界里的聪明人逃避这个事实：
我们掩盖这个事实，花言巧语地大谈无私，说给予如何胜过接受。
大约两千年前，塞内加曾写道：
“可敬之施主决不以其善行而图报”。
我们喜欢对自己说，光荣又崇高的行为，就是奉献后把它忘却，根本不图回报，甚至不求感恩。
慷慨地、自发地去奉献，如同富饶的大自然。
如同一个快乐的妓女，忘了收嫖客的钱。
如同上帝亲手造的傻瓜。
我曾经想过自己在这方面的倾向并且得出结论这样的结论：
即使我荒唐又自发地慷慨赠送，我也和别人一样，希望得到很多回报。
我简直是试图收买：
感情、或许爱情。
别人的羡慕。
或把自己所选择的身份确定为浪漫主义者，能故作豪爽之态。
或使别人感到内疚：
瞧，我绞尽脑汁，费了许多周折，买来你可能喜欢的东西，洞察你的心思，让你心满意足。
你可曾为我做过同样的事情吗？
我的女朋友立刻看穿了这一切。
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这花了我好几个星期的时间。
恰到好处。
什么东西恰到好处呢？
我曾以为，没有什么恰到好处的东西，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我大概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这个启示。
她每年圣诞节都花同样多的钱为我和弟弟买礼物——在这个家庭，她不偏心任何一个儿子——她设法确保我们明白这一点。
母亲很少把礼物包装起来，即使包装的话，她总是尽可能用最便宜的手巾纸，而且不用彩带扎。
我们过生日毫无矫饰之物，过圣诞节也毫无矫饰之物。
有一次，我忘了她的生日，即使她多次暗示自己的生日即将来临。
她使我感到十分惭愧。
总的教训是，你记住了——也许你送了些可笑的东西，但你记住了——你要送得慷慨；
总会有大量的礼物可送，但你用不着把它们包装起来，贺卡也没有必要。
母亲具有清教徒的心态。
饰物是用不着的。
我还没走向另一个极端，但是——十八世纪文学除外——我现在却觉得饰物是极其极端的。
当我刚开始和妻子在一起生活，开始像恋人们习惯做的那样互赠礼物时，我渐渐地了解到，她以前的许多男朋友，可以说，在送礼物这方面缺乏想象力。
其中有一位过圣诞节送她一个色拉搅拌器，过生日送她一根烤火腿。
为什么不送她一把扫帚？
为什么不送她够吃一个月的“奇异面包”？
自从她上高中以来，除一个人之外，再没有人给她送过花，而且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我用不着让她告诉我两遍。
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日她收到了鲜花，那是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第一个重大盛会。
那些鲜花是我让别人送给她的，这种方式收到鲜花肯定是最好的。
有时，她会无缘无故地收到鲜花。
每次她都会流泪，可那些泪水是喜悦之泪。
我不是在自吹自擂：
任何一个白痴都明白如何赢得这个女人的芳心。
她告诉过我该如何去做；
她对此直言不讳。
问题不在于我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而在于那些鲜花。
它们只不过是摆设而已。
完全没有什么用途；
我家人容易过敏，鲜花甚至会引起不适。
但它们却是很理想的礼物。
纯粹是象征性的。
纯属老套。
我们需要那些老套的东西。
我们想要人人想要的东西：
亘古不变的手势；
仪式；
漂亮的包装纸；
丝带——而且只能是熨烫过的、被选中能与包装纸的颜色相配的丝带。
我正在慢慢地学习这些艺术。
作为一个习惯在最后时刻购物的人，我在学习提前做好计划，提前问清楚她究竟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再买给她；
我渐渐地不再想使她感到惊奇，不再想寻找某种她从未想过，但一见便知最适合自己的绝妙东西。
那是一种自我表现：
我头脑灵活，考虑周到，想象力丰富，了解她的心思胜过她对自己的心思的了解。
我对此不再抱有希望。
我甚至在学着送给她一些我并不喜欢而她却需要的东西，一些在我看来俗不可耐或并不需要或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耐用的东西。
为了真正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去购物，首饰她会保存着戴一辈子。
请注意，首饰是一种饰物。
我开始带她去珍本书店，这样她就会为过圣诞节而给我买我想要的书。
那些东西还是饰物而矣。
你不会去读珍本书的；
你把它们摆上书架罢了。
她觉得那些书很荒唐，但还是和我一起去。
为什么不去呢？
我们彼此纵容对方。
我们却没有胆量纵容我们自己。
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利他主义行为。
职业利他主义者的存在却是真的——如护士、社会工作者以及所有这些所谓的“救助性职业”——但他们提供服务的同时得到报酬；
就政府的援助而言，这种给予是否慷慨，是否勉强，你可去询问任何一个接受福利救济的人。
甚至制度化的给予也是一种交换：
期待某种偿还。
在和谢尔曼.费尔蔡尔德相处的岁月期间，我曾一度为他的慈善基金会工作；
我的任务是寻找崇高的事业，费尔蔡尔德或许会捐赠出他几百万元资产中的一部分。
那段经历使我在金钱的力量以及礼物的力量这方面增长了不少见识。
我走遍全国，每到一处，可能受到捐助之人对我给予的尊敬都与我尚浅的资质极不相称。
我可真是出尽了风头：
医学院的院长征求我的建议和意见；
大学校长邀请我去喝茶；
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主任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见我。
在一所大学，一位系主任甚至请我写一篇关于他们系的评论文章，然后把文章发给他的教师们阅读。
我尽可能告诉所有这些人说，我只能提一些建议，并没有权利决定资助之事。
但这不起作用；
人人需要我。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恺撒.夏维兹对此却颇有兴趣。
我是在他著名的禁食期的第九天见到他的，当时他正躺在加州德拉诺农民中心自己的陋室里观赏落日余辉。
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神秘的个人魅力，这对我触动很深。
但费尔查尔德却对此无动于衷。
他会给他们的健康中心提供小数额的资助吗？
绝对不会的。
这太有争议性了。
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争取帮助夏维兹从其它基金会筹集资金。
分文未获。
基金会的资金都用来建造大学或医院楼房，而且楼房都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
用来发放奖学金或奖励教授，同样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
用来建造博物馆，并把主要捐赠人的名字精心刻在墙壁上。
金钱可以买来声望。
基金会的行政人员把他们所赠之物说成是“投资”，他们寻求某种回报，寻求项目或方案的成功，然后指明把这种成功说成是“我的成功”。
他们有些人到头来觉得自己确实很了不起。
然而，足球运动员乔.德莱尼为救两名溺水的男孩献出了生命。
父母为了我和弟弟能上康奈尔和普林斯顿放弃了许多物质享受。
有些人经常献血；
献血者姓名未详，他们赠送这种礼物得不到表扬，而且还会使身体暂时衰弱。
人们一旦对利他主义的可能性冷嘲热讽，就会想到许多相反的事例。
我们生活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和自我主义的现实性之间的紧张状态中。
不管我们偏向哪一方，我们最终希望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愤世嫉俗者；
妻子说我倒不如是个讽刺家。
或许如此。
我相信，如果你长期调查人类动机，你就不会接受表面价值。
但这不会动摇你对人类本性的信念。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超越自私。
我们愿意奉献；
在恐惧、强迫、害怕、焦虑、欲望以及自怜的背后，我们藏匿着慷慨的冲动和自发的热情。
人类有许多善良的品质。
陀思妥也夫斯基曾经写到：
“一般说来，人，即使是恶人，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天真无邪。
我们自己亦如此。
”
惠特曼曾不带有任何讽刺之意地写道：
“礼物本属赠者，多去之还来——其不会失之……”。
惠特曼把自己奉献给世人，并且大胆地、毫不谦虚地臆断：
礼物十分相称。
这是一个神圣的理论：
你把上帝赐予你的礼物传送下去，你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这种交易升到更高的级别；
由于你不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一切均属于你的。
你成为一个慷慨解囊的渠道；
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成为一体。
然而，谁会具有如此崇高的豪壮之举？
我们许多人是不会有的。
我们这些缺乏诗人气质的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紧张状态中；
我们尽量让子女接受教育，在圣诞节或其它祭祀场合共享资源，且表现得落落大方——寻找悦人的风格，注意精妙之处——同时一只眼睛期盼着我们可能索要到的东西。
不承认期待落空会造成失望，的确会使人变得愤世嫉俗；
只要我们不欺骗自己，期待回报时，想象我们不“要”回报，就没有必要为此而担心。
UnitSeven
舞弊行为常伴奥运会
厄里奇·
塞戈尔
每逢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记者们似乎总会自然而然地对“过去的好时光”产生一些模糊的概念。
他们称颂古希腊奥运会的纯洁性和非商业性。
要是相信他们所写的文章，那么古代的每一个运动员都只是业余爱好者，都崇尚公平竞争。
这当然纯粹是一派胡言。
诗人拜伦有一句妙语，“无论是哪个时代，只要过去了就会变得美好起来。
”事实上，曾经有过完美的奥林匹克运动的神话只是现代的势利小人和一群自封为纯粹主义者的家伙的杜撰，通过体育文章撰稿人和转播期间闲得发慌的电视评论员流传下来。
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好。
早在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一书中就提到了在公元前12世纪举行的运动会上希腊运动员想当然地在比赛中作弊。
他们所有的道德标准都是建立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无论手段是否光明正大。
拳击手攻击规则不允许的部位，或收受贿赂故意输掉比赛。
长短跑选手不等枪响（更确切地说，希腊人用的发令枪是喇叭），抢先冲出起跑线，并在弯道上恶意地用肘部相互推搡。
参加马车比赛的选手甚至更为残忍，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举行的奥运会上。
据记载，两辆马车在比赛中并驾齐驱时，车手竟然用刀刺戳对手。
也许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即使事后证实某位拳击手或摔跤手通过贿赂的手段不光彩地赢得了比赛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失去冠军头衔。
你也许会问，裁判在哪里呢？
希腊人通常为各项比赛设置裁判，但是这些比赛的主宰者往往经不起金钱以及盛宴的诱惑。
而且即便在运动员必经的拐弯处安置一位人品正直的裁判，他也很难分辨是谁用肘部击打了谁的肋部，因为参赛选手没有编号，也不穿统一的比赛服装。
事实上，古代运动会和现代运动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古希腊的运动员必须一丝不挂地参加角逐。
你也许会认为由于运动员都是赤身裸体地参加比赛，因此古代奥运会不可能商业化。
毕竟，体育明星无论穿谁的钉鞋或汗衫都是得不到任何报酬的。
以上情况尽管属实，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运动员都是“业余的”，那就太过天真了。
和现在的情况一样，当时的奥运会对冠军而言也意味着巨额美元（应该是巨额希腊币）。
位于圣塔·
巴巴拉市的加州大学的戴维·
扬教授在其新著中称，短跑冠军实际上有望获得相当于70万美元的奖金！
首先，当时确实存在奖金。
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起，希腊人就开始向奥运冠军公开授予现金奖励。
此后新加冕的冠军还可索取巨额“出场费”。
并不是我弄错了年代。
当时，一些小型比赛的发起者通常是为了给当地的产品做广告（！
）确实会向当红短跑明星支付大笔的酬金，请他们到场露露脸。
此外，运动员的家乡通常给予他们免税的待遇，并终生免费提供一日三餐。
因此，即使在古代，奥运会也是高度商业化、政治性的比赛。
来自希腊本土和各领地的城邦为了争夺冠军头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我可以指出一些具体的名字。
古代最优秀的短跑选手是来自位于意大利境内的希腊小村克洛托纳的一个叫阿斯特洛斯的小伙子。
在公元前488年举行的奥运会上，他在2项短跑比赛中技压群雄，一举成名。
不久，位于西西里的一个新兴城市西拉库斯派人与他接洽，劝说他改变国籍代表西拉库斯参加下一届奥运会。
他们提出的优厚待遇使阿斯特洛斯难以拒绝。
事实证明，阿斯特洛斯物有所值。
在公元前484年和480年的两届奥运会上他两度蝉联双料冠军。
然而，阿斯特洛斯是作为西拉库斯的运动员而载入史册的。
这证明了金钱是无所不能的，甚至可以购买奥运冠军。
请允许我赶紧声明我并不是说阿斯特洛斯欺骗了世人，以免有辱一代名将的一世英名。
他只是接受了一笔钱，投靠了一个实力更强大的城市。
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的公司管理人员中是司空见惯的。
上文概述了古代体育比赛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这些记载有悖于传统观念，我想用2件异乎寻常的佚事对此做一小结。
据伟大的历史学家普鲁塔赫的权威记载，庞帝斯国王米特里德斯（公元前1世纪）在一次马车比赛中落败后，下毒害死了胆敢战胜他的对手。
公元67年，多才多艺的罗马皇帝尼罗让手下官员在奥林匹亚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运动会。
他驾着马车行驶了20码后，从车上摔了下来。
然而，皇帝仍被奉为比赛的胜者。
当值裁判没有收受贿赂，而是摄于王威。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于1896年重燃战火，古代的种种骗术也随之死灰复燃，而且形式日益隐蔽。
当希腊选手斯普里敦·
洛伊斯获得马拉松比赛的冠军时，希腊人给予他们的同胞大量物质奖励。
（有人描述当时有些女观众甚至向场内的英雄抛掷珠宝首饰。
）
我们必须赶紧声明洛伊斯还是光明正大地赢得了比赛。
尽管在冲过终点线时，他显得与其说是兴奋还不如说有点“醉醺醺”的因为他在途中大量饮用掺了糖的葡萄酒以保持体力。
相比之下，1904年圣·
路易斯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中，率先进入体育场的是美国人弗雷德·
洛兹。
正当特迪·
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给他颁奖之际，洛兹被发现没有独立跑完全程。
他在九英里处腿部抽筋，便搭乘了一辆路过的汽车，但不久汽车抛锚了，洛兹跳下汽车继续比赛，远远领先于其他选手到达体育场。
这一不光彩的“胜利”只是历史悠久的奥运骗术中的一次小作弊。
后果更为严重的是长跑运动员不久便开始使用兴奋剂。
马钱子碱是最早使用的兴奋剂之一。
在那届比赛中，洛兹被取消比赛资格后，金牌被授予T.J.希克斯。
尽管他的医生透露在比赛过程中，希克斯是靠大量的白兰地和小剂量的马钱子碱跑完全程的，他还是保住了金牌。
当然，在本世纪早期的奥运会上，对参赛选手不设兴奋剂检测。
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长跑选手再次使用了马钱子碱在著名的马拉松比赛中，意大利选手多兰多·
皮埃特里率先进入体育场，但未及冲过终点线就瘫软在地。
此时，一位队医冲进场地，迅速为他注射了一针，帮助他完成比赛。
但这一针差点要了多兰多的命，他因未能跑完全程而被取消比赛资格，随即被送往医院。
自那时起，医学人员就开始致力于研制开发有助于提高比赛成绩同时又能不被察觉的药物。
这项医学研究也许能提高运动员的成绩，但通常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手克奴德·
简森因服用多种兴奋剂而晕倒并最终死亡。
此类悲剧促使国际奥委会决定设置兴奋剂检测。
1976年，奥运会上的骗术进入电子时代。
在五项全能的击剑比赛中，前苏联选手伯利斯·
奥涅琴科的佩剑上的灯亮了，这意味着他击中对手得分了。
然而很不幸，灯亮时伯利斯的剑连对手英国选手吉姆·
福克斯的衣角都没沾上。
经过调查，裁判发现狡猾的伯利斯重新设计了其佩剑中的电路，因而灯何时会亮完全操纵在他本人手中。
结果，伯利斯和整个苏联代表队立即被取消比赛资格。
此人也就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也许被囚禁在西伯利亚，也许在某个更好的学校中学习电子技术。
此外，还有在“性别”上做手脚。
女选手为了提高比赛成绩服用大剂量的男性荷尔蒙，以至于几乎完全丧失了女性特征，甚至应被禁止进入女厕所。
（在某些情况中，判断运动员的性别靠的是猜测）。
然而，德国运动员朵拉·
拉特金的性别是不容置疑的。
在臭名昭著的1936年奥运会上错失了女子跳高金牌后，“她”随后在这个项目中屡屡改写世界纪录。
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个“朵拉”是个男人，真名叫赫尔曼·
拉特金，此人水平一般，但男扮女装的演技的确非常高超。
读罢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我感到自己把这项具有辉煌历史的体育盛会描绘的过于黑暗。
尽管文中所述的舞弊行为是可悲的，但我从内心深处仍不赞同那位因一部名著而对“1984”这个数字几乎享有特权的作家所持的悲观态度。
乔治·
奥维尔认为，奥运会“交织着仇恨、妒忌、夸耀、对规则的藐视，以及从观看暴力行为中获得的变态的快感。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的话过于偏激了。
奥运会反映的只是人性中一切美好和丑陋的方面。
对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欺诈行为的记载证明了奥运会总是不断地受到所谓的“人性的弱点”的影响。
也许有人会提出，现代人在道德水准上要略高于古希腊人。
我想，很少有人会赞同一位欧洲教练近来发表的观点，“只要你还活着为胜利而庆贺，就应该得到报酬。
体育比赛中没有伦理道德的位置。
这只是一种极端的愤世嫉俗的态度。
我坚信当今绝大多数的观众观看奥运比赛是为了看到一种“纯洁”的胜利，如马克·
斯比兹获得的7枚金牌，美国曲棍球队在1980年奥运会上的处子演出中大爆冷门，以及本届比赛中人们期待已久的卡尔·
刘易斯的表现。
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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