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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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代奥运会构成了洞察希腊文明、城邦政治和公民行为的独特视角。
古代奥运会起源于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伊利斯（Elis）的奥林匹亚（Olympia）地区，初时是地方祭祀活动之一，继而发展为纪念宙斯的仪式，终则演变成全希腊规模的竞技运动会。
关于古代奥运会的产生，没有什么明确的文字记载，原始资料的大量丢失或支离破碎，给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古代奥运会绝非“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影响”的产物，而是孕育于希腊文明，由希腊本土文化所滋养。
首先，希腊文明独特的宗教信仰，建构了古代奥运会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古希腊，宗教和社会紧密相关，甚至“宗教本身完全融入政治生活”。
古代奥运会之所以在古希腊兴起及至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主要基于它在宗教上为全希腊所公认的号召力。
描述古希腊宗教活动前，有必要对他们的宗教特征进行深一步的探讨。
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宗教不同，古希腊宗教有它独特的标志:
多样性和同一性的和谐，这也是希腊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原因之一。
他们崇奉“神人同形同性论”;
宗教不是预言家、圣人贤哲创造，而是凭藉诗人、艺术家的思维和想象发展起来;
没有权威的圣书，既缺乏统一完备的教义，又无专职的祭司集团，认为教义不足轻重，而仪式更为重要。
这没有束缚诫律的规定、处处充满美好的祥和，正是古希腊追求和谐的反映，吸引着无数希腊人积极地投入宗教生活，为敬神举行祭祀庆典。
古希腊宗教的多样性，具体地说，他们信奉多神，尤为推崇奥林普斯（Olympus）诸神。
古代奥运会与奥林普斯神有着密切联系。
关于它的产生，在希腊神话传说中有多种解释。
其一与宙斯神有关。
他推翻父王克洛诺斯，并战胜提坦诸神，为庆祝胜利，在奥林匹亚举行赛会。
其二与宙斯儿子“大力神”赫拉克里斯（Herakles）有关。
他在伊利斯完成艰巨任务后，但国王不想履行许诺，于是赶走了国王，为庆祝胜利，在奥林匹亚举行运动会。
其三与伊利斯和斯巴达的冲突有关。
公元前884年伊利斯发生瘟疫，早已觊觎奥林匹亚的斯巴达国王，乘机侵入伊利斯，却久攻不克，最终在调解下订立《神圣条约》，规定奥林匹亚为举行庆典的和平之地。
然而，传播最广的要算珀罗普斯（Pelops）娶亲的故事。
伊利斯国王为给女儿挑选丈夫，提出应选者必须和自己比赛战车，在爱情的鼓舞下，珀罗普斯以智取胜，为庆贺胜利，在奥林匹亚举行运动会。
现在哪种说法属实已无从考证。
神话传说仅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古代奥运会的起源和它被寄予的希望，要真正探明古代奥运会的兴起全景，还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
古希腊宗教具有同一性。
所有希腊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通过对主神的崇拜，在组织及认同神崇拜过程的同时聚合在一起，加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排斥外族。
这种特性反映在古代奥运会上，即认为古代奥运会是希腊人的运动会，仅限于血统纯正的希腊自由人参加，奴隶、外国人均无权参与。
希罗多德曾记载道: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有一次参加奥运会，但当他进入会场准备赛跑时，其他竞技者却不让他参加，说他是一个外邦人，直到亚历山大证明自己是希腊阿卡亚人后，其他运动员才承认了他的比赛资格。
”大会这个规定在古代奥运会漫长的历史中，一直被当作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虽不免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之嫌，但无可否认，加强了民族精神的凝聚、促进了民族内部的团结。
其次，追求拼搏、现世娱乐的民族性格，激励古希腊人乐此不疲地开展各式各样的赛会。
若不考虑希腊民族性格这个特征，就不能正确理解在古代世界中希腊是怎样取得它的辉煌成就，这一点足以把它同以前的世界区分开来。
“在生活给人们所提供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人的各种能力，使生活臻善臻美”，这是古老的希腊给幸福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充满着生活活力的概念，贯穿整个希腊的发展历史。
古希腊地处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欧、亚、非洲交汇处，三面临海，境内多山，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但这并没有把希腊人变成懦夫，逃避现实，相反，他们活泼平衡，态度鲜明、积极生动，寄托希望于现实人间，想方设法过快乐生活。
希腊人是世界上首先进行娱乐的人，全国各地到处举行比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们总爱好美好生活，从未失去过对它的兴趣。
这种民族整体的天赋给予他们丰富的生活内容，在古代世界几乎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他们那样纵情追求生活情趣。
考古材料表明，早在克里特、迈锡尼时代，就有许多表现体育活动的装饰艺术。
米诺王宫壁画“人牛共舞图”，描绘祭典神牛仪式时青年的表演。
太林斯王宫大厅壁画，展示狩猎、战车比赛、妇女献祭和逗牛等场面。
此外，一些陶器上也有类似图景。
正是这些有限的资料，揭示了那个时代希腊先民热爱体育的生活取向。
这或许就是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雏形。
《荷马史诗》提供了大量体育竞技项目的相关记述。
19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细致生动的描述在考古学家的发掘考察下不断得到证实。
《伊利亚特》详细描述阿基里斯（Achilles）为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举行葬礼，英雄展开竞争的盛况;
《奥德赛》中，淮阿喀亚国王阿尔喀诺俄斯（AlcinousofPhaeacian）为欢迎远方而来的奥德赛举行体育竞赛。
赫西俄德的作品和其他古希腊神话传说也有关于葬礼运动会的记述。
此后，古风时期的贵族和富人更热衷参加富有竞争精神的体育和酒会，斗酒、游戏、跳舞、弹琴、唱歌、赋诗……尽情享受人生乐趣，难怪有论者把古风时代称为“竞赛的时代”。
米隆:
《掷铁饼者》
再者，古希腊关于人的学说也非常显著。
德尔菲神庙石碑上的“认识你自己”明白地昭示，他们对自身的问题是何等地重视。
他们是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雕塑创作与绘画。
艺术家米隆（Myron）的《掷铁饼者》、留西波斯（Lysippus）的《刮汗污的运动员》、卡诺瓦的《拳击者》临摹的模特，都源于现实生活中健壮的、健美的、具有生命张力的人，而他们多是在古代奥运会竞技场上寻找和发现的。
正是这种理智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使古希腊人在日常事务中崇尚实际，从不回避具体事实。
概言之，古希腊敢于冒险、富于抗争、追求幸福和重视自我的民族性格，为后来大规模定期竞技赛会奠定了基础，正如阿尔弗雷德·
韦伯所言:
“希腊民族的基质不同，因而他们取得的成就之内涵与性质注定不同凡响。
”
最后，在希腊文明的璀璨辉煌中，开放、外向的地理环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保证了希腊城邦之间的交流以及希腊与非希腊世界的交流。
奥林匹亚相对和平的环境以及当时希腊的大殖民活动，为古代奥运会的顺利开办与传播提供了沃土。
奥林匹亚运动场入口
奥林匹亚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已有人居住，公元前1000年左右变成祭祀宙斯的圣地。
对于古代奥运会举办地为何选择在奥林匹亚，至今尚无法确定，一般能认同以下三点:
其一，交通便利。
奥林匹亚位于希腊殖民城邦分布区中心，距离南意大利、西西里较近，人们可以海路或陆路到达。
其二，环境优美。
奥林匹亚地处阿尔菲奥斯河（Alfios）和科拉狄奥斯河（Kladhois）汇流处，水源丰富，林木茂盛，进入这样一个幽静凉爽之地，像到了世外桃源，心平气和，可忘掉所有的纷争、困扰、烦恼。
其三，政治环境有所裨益。
它远离几大主要城邦，作为神圣的宗教场所，在历史上基本置身于领土争端和政治纷争之外。
上述优势使奥林匹亚成为普遍承认的神圣、和平之地，虽然也曾遭受皮萨（Pisa，公元前570年）、斯巴达（公元前400年）和阿卡迪亚（Arcadia，公元前365-公元前364年）的侵入，但都未能影响它如期举行，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如一，从未变更过地点。
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进行了二次大规模的殖民浪潮。
与从前希腊人由巴尔干北部向南推进时的迁徙有很大不同，它不是自发、散漫的活动，而是城邦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进行。
他们从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的母邦出发，在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北岸和色雷斯，在西北希腊、伊利里亚、南意大利、西西里、高卢和西班牙，在埃及和利比亚沿岸等地建立了众多殖民城邦。
规模宏大的大殖民活动不仅扩大了希腊世界的范围，更主要是在殖民过程中，统一的希腊世界观念逐渐形成:
每座城邦都再现母城邦的模式，有同样的公共场所，同样的规章制度，同样的生活方式。
这些希腊人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
“新殖民城邦为了使自身区别于非希腊的蛮族人，有意识地保持了强烈的‘希腊性’，即与希腊本土相同的血统、语言和宗教。
因此，地中海世界各殖民城邦群集奥林匹亚圣地，参加宗教盛典。
希腊文明直接孕育了古代奥运会。
古希腊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地理环境等因素共同确定了古代奥运会形式上、内容上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运动竞技行为，更多地是表征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意识。
因此，只有将古代奥运会置入整个希腊文明视域之内进行考察，才能透过古代奥运会的外在现象，洞察古希腊文明的内在文化意蕴。
希腊文明的一种象征
古代奥运会既是希腊文明的一个产物，又是希腊文明的一种表征，其兴衰成长历程印证了与希腊文明紧密相联的关系。
竞技体育赛会的兴起乃至昌盛，既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制度有相当大的关联，特别与举办国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很难设想在一个政治动荡、社会不安、恐怖盛行的国家能举办重大的体育赛会，这种状态在古代尤甚，这里所说的古代奥运会与希腊文明的关系，也可以作如是观。
其一，古代奥运会的繁盛与希腊城邦文明息息相关。
法国学者让-皮埃尔·
韦尔南说过:
在希腊文明史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
希腊文明就是城邦文明，它既与具有悠久历史与广阔领域的古代东方诸文明大国有别，也与从城邦最后走向“世界帝国”的古罗马文明相异。
我们要解释种种“希腊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古希腊人所建立的城邦文明那里去寻找。
古代奥运会拳击比赛
古代奥运会摔跤比赛
古代奥运会赛跑
城邦的诞生带来一系列变化:
公民地位上升，旧有等级关系被新型社会关系代替，公民被确定为“同类人”、“平等人”;
公开活动兴起，新的社会空间agora，即公共广场、圣殿、剧院、运动场建立，社会生活、精神创造展示完全公开性。
公元前5世纪是城邦文明的黄金时代，也是古代奥运会的鼎盛时期，内容形式、规模均达到顶级赛事水平。
从比赛项目来看，第一届仅一个项目，后逐渐增多，至公元前5世纪已基本定型，有赛跑、五项全能、拳击、摔跤、混斗、战车比赛、赛马等;
从比赛场面而言，不仅参赛选手增多，而且观看公众也愈聚愈多，纷纷从希腊各地向奥林匹亚涌去;
从比赛规则上，不断完善，形成固定模式，赛前选手艰苦训练、资格审查、神圣宣誓，赛程中裁判严格裁决、观众监督，并设具体惩罚措施;
场地设备，一应俱全，体育场（Stadium）、体育馆（Gymnasium）、角力场（Palaistra）、裁判台（Judges'
Stand）、洗浴场所（Heroon，Bath-House）、祭司住房（Theokoleon，Priests'
House）、宾馆住房（Leonidaion，为官员和特殊嘉宾而准备）、宝物库（Treasuries，各城邦献祭诸神储存财产处）等划规整齐、十分完备。
其间兴起的许多体育赛会，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古代奥运会的规范性。
希腊城邦文明滋生了名目众多的公共节日，据不完整的资料统计，至少有300个以上是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分布在250个不同地方，侍奉400个以上的神祇。
例如雅典一年就有144个宗教节日，每年至少有120天花在这些宗教节日上。
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帕提亚运动会（PythianGames）、地峡运动会（IsthmianGames）和尼米亚运动会（NemeaGames）四大赛会，尽管它们有各自的规范与方式，但都是为祭祀神灵而举办的竞技会，具有同等的宗教神性，共同维护着公正、和平。
据记载，公元前332年，雅典人卡里波斯（Kallippos）在奥运会上因贿赂被抓，但他迟迟未交罚款，所以当他参加帕提亚运动会时，遭到拒绝，直到交了罚金才获准。
此时，奥运会已超出单纯比赛场所之功用，成为城邦活动的“公共空间”。
政治上，各城邦利用奥运会的公共场合讨论政治问题，庆祝军事胜利，解决彼此争议，甚至结成各种同盟。
经济上，推动城邦经济的交流，促进商贸集市的开展，刺激市场物资的消耗。
文化交往上，奥运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化盛会，雄辩家、诗人、戏剧家、雕塑师和民间艺人聚集在此，展示才华。
如此热闹昌盛的景象，正如美国学者哈斯柯指出的那样:
对希腊人来说，奥运会所代表的理想模式意味着城邦和谐、宗教、文化及价值观念的联合庆典。
其二，古代奥运会的繁盛与希腊城邦政治的特征也有相当大的关联。
在古代世界文明史上，“国家=公民”在希腊世界第一次成为现实，民主政治达到普遍共识和无可比拟的水平，如在雅典城邦那里。
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世界其他地区，并不存在与希腊城邦民主制那种含义相同的民主政治，它似乎只为希腊城邦所独有。
希波战争后，希腊世界经历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改组，民主政治达到巅峰。
一方面，“主权在民”意识与日俱增。
这个观念最充分地显示了希腊城邦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城邦思想的主要原则，那就是“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在公民权力和国家利益融合的情况下，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奥运会。
回顾古代奥运会史，便会发现:
运动员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没有团队比赛;
赛会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参赛目的不是单纯体现体力、技能，而是为了展示人格魅力，表现自身价值。
因此，古代奥运会举行音乐、诗歌、演讲等艺术比赛，也正是他们追求自身终极价值的体现。
公元前444年第84届古代奥运会上，希罗多德朗诵了《历史》的某些章节，并荣获艺术比赛的第一顶桂冠。
获得艺术比赛冠军的还有苏格拉底、德摩西尼和卢奇安等。
在这样全民动员、艺术迸发的情况下，古代奥运会以更加异彩纷呈的内容吸引着无数公民。
另一方面，城邦为公民提供更“优良的生活”。
随着各种社会阶级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希波战争后尤甚。
希腊以蕞尔小邦战胜强大波斯帝国，胜利被视为是诸神保护的结果，因此他们感谢神恩，在圣地广建神庙，安放神像。
古代奥运会是为祭祀宙斯神而举办的，显然，人们越抬高神灵的地位，越便于它的开展。
大批建筑师、艺术家云集奥林匹亚，兴建阿尔提斯（Altis）神域。
这些神庙、神像、祭坛等共同支撑着一个神圣的空间，为古代奥运会活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场所，不仅加强了城邦的团结，也促进了民族的认同。
当时的城邦政治追求和平安定、反对战争杀戮，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把古代奥运会的“神圣休战”（sacredtruce）说成是它的结果未尝不可。
其实，早在奥运会举办初期，就有“神圣休战”之说，此处所言愈加表明了城邦政治给人们提供了宁静安详的生活。
“神圣休战”规定:
在宣告奥运会即将举行后的整个伊利斯成为宗教圣地，不允许任何战争行为发生，也不允许携带武器进入，所有通往奥林匹亚的道路任人自由往来，不得阻拦，否则就是违背神志。
公元前420年，斯巴达在“神圣休战”期间派遣武装队伍到伊利斯去进攻卡斯要塞，就被剥夺参加奥运会的权利，并且斯巴达步兵每人被罚款两“米勒”（约合160马克，在当时的雅典能买6.6头牛）。
70年之后，马其顿的士兵抢劫一个去参加奥运会的雅典人，也受到了相似的惩罚。
“神圣休战”最初为一个月，后来慢慢地延长至三个月。
之所以如此，正出于古希腊人内心对城邦和平的向往，他们想尽多保持安定的状态，这也是热爱城邦政治繁荣的外在表现之一。
其三，古代奥运会的繁盛与古希腊人的教育方式也是有关的。
希腊世界独特的开放式教育方法与古代东方封闭的和僵固的教育不可同日而语，十分有利于古代奥运会的举办。
在诸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制度最具代表，二者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风尚，但他们的教育始终浸透着一种理想，即要培养“卓越”（Arete）的出类拔萃的良好公民。
斯巴达尚武教育，以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和教育制度闻名于世。
这方面的相关论述甚多，在此不赘。
尽管他们的教育非常残酷，但的确增强了斯巴达人的体魄，培养出了所有希腊人中最健康、最健美、最勇敢的人，为斯巴达在古代奥运会史上创下了辉煌战绩，“从公元前720年到公元前576年的一个半世纪，斯巴达人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共取得了81项中的40项优胜”。
雅典的教育与斯巴达则有很大不同，旨在培养“完人”（Kalokagatia），把美的、健全的体魄与高尚的道德结合起来，塑造身心和谐发展的公民，据说“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诗人提摩克雷翁，早先都是出色的运动家，毕达哥拉斯据说还得过拳击奖”。
柏拉图《理想国》推崇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
在这种身心兼备的教育制度下，公民为追求真善美，崇尚勇敢、责任感、荣誉感，不断努力训练，在鼓励更多人参加古代奥运会的同时，也增强了它的可观赏性。
不仅斯巴达、雅典进行体育教育，其他城邦亦是如此，体育锻炼成为公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有人躲避训练，将受处罚，阿里斯托芬就声严厉色地谴责那些不去体育馆锻炼的年轻人。
许多人历年累月地勤修苦练，就是要练成一副最结实、最健美的身体。
希腊人甚至还创造了专门的诗歌体例（运动员颂诗）歌颂体育场上的胜利者，其中最有名的应属希腊最伟大抒情诗人品达的作品，他留有传世诗作《竞技胜利者颂》4卷。
古代奥运会上裸体比赛的运动员
在这样一个人对自然形体热爱和赞美的时代氛围里，谈及“裸体运动”就不足为奇了。
众所周知，“裸体运动”是古代奥运会和希腊体育活动的一大特色。
只有在希腊人那里，才能产生出这种特殊的观念。
法国学者丹纳曾明确指出:
“他们（希腊）周围几乎所有邻近的异族，都以祼体为羞，只有他们毫不介意的脱掉衣服参加角斗与竞走……全民性的盛大庆祝，都是展览与炫耀祼体的场合。
”了解了裸体运动的缘由，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运动员总是随身带好多器具:
橄榄油、刮垢器、海绵等。
然而，在这样崇尚裸体运动的国度中，妇女却毫无地位可言，甚至不让她们观看，认为有伤风化。
这不能不说是很令人遗憾的。
古代奥运会历时几个世纪的发展，初时的祭祀活动，继而的全希腊庆典，多是在城邦文明的实践下完成的，与城邦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显然，城邦为古代奥运会提供了活动的“场所”与“空间”，了解古代奥运会必须要了解希腊独特的城邦文明，也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希腊世界对泛希腊“公共空间”的积极关注与广泛认同。
希腊文明的衰落
正如每一事物都必经由盛而衰的过程，希腊文明，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也难逃衰亡命运。
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达到极盛繁荣，这是希腊人的盛世，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盛世，但遗憾的是它持续的时间过于短促，其盛极的顶峰无疑也是衰落的开始。
希波战争结束十几年后，由于利益相争，希腊城邦内部操戈，开始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影响深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自此，希腊文明由盛而衰，辉煌不再。
伴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古代奥运会也迅速破败，其规模以及人们对它的关心和热情，已远不如昔，及至公元392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时，下令关闭一切异教神庙，禁止宗教献祭，古代奥运会终止。
随后，古代奥运会遗址不断遭受破坏，加上地震、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曾作为“圣地”的奥林匹亚最终仅剩一片废墟。
奥林匹亚遗址
一个富有生命力、全民族的节日运动为何会走向老化、走向衰亡?
除了古代奥运会机制、内容僵化等自身原因外，主要是举办古代奥运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是希腊文明陷入普遍的城邦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社会衰败的开始，也是古代奥运会由兴到衰的转折点。
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或是社会价值观倒退的原因或者是其结果，而这些价值观数世纪以来曾一直是希腊文化的支柱，属于一个共同体（城邦）的那种深刻意识，作为某种存在的一部分的确定性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战争给希腊人带来的痛苦，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整个世界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
”它打乱了公民原有的生活秩序，破坏了城邦的平等和独立，损害了民族的精神和道德。
长期以来曾占据人们内心世界的那些东西逐渐被短视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个人崇拜所取代。
公民丧失从前的爱国主义精神，贪图享受，对本城邦的安危漠不关心。
城邦对公民生活的束缚也显得苍白无力，“现在，每个人都很容易做出以前恐怕受人指责而不敢做的事情”。
随着城邦威权的一蹶不振，财产不平等已不可遏制地增长着。
以财产公有称道的斯巴达为例，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财产私有便已迅速发展起来，海军元帅吕山德在任期间，竟集聚了2000个塔兰特的巨款。
与此同时，投机牟利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贵族把投机获得的金钱，一部分用于周转，购买土地、奴隶、运输工具等再生产，一部分用在奢侈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已不再履行往日对城邦应尽的职责，无论贫者还是富者，没有谁还会为城邦的存亡练身不已，积极从事体育运动的习尚随风而逝。
城邦危机使教育也走向衰落。
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被废弃，转而要求培养“有政治头脑、明白道理、有雄辩能力”的公民。
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目标仅限于娱乐消遣，闻名于世的雅典体操学校、体育馆声望日衰，人们不再把参加奥运会视为无尚的光荣，体育逐渐丧失原有意义，被官方和民间视为一种职业。
其次是职业运动员以合法身份步入赛场，导致古代奥运会精神泯灭。
首先应明确区分职业运动员（professional）和业余运动员（amateur）的概念。
两者都源于拉丁语，amateur源于amator，即一个爱好者，完全由于喜爱而从事某种工作，与金钱无关;
professional来源proficio，意思是取得进步或获得某些优势，以攫取金钱为目的。
如此，二者的区分非常明显，主要以是否获得金钱报酬为目的。
古代奥运会上的冠军（右）
古代奥运会前期对优胜运动员的奖赏只是象征胜利、友谊和平的橄榄冠，更多的是给予精神方面的鼓励，冠军通常被认为是最有德行的人。
《历史》中记载，一个波斯人听说奥运会优胜者的奖品时情不自禁发出感慨:
“哎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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