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一个角色分工的社会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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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来有关事例，让我联系到平日里见到的某些舆论和意识倾向，对其中出现的某些偏差有些担忧。
对某些项目的热议或声讨，不知道为何转换成针对该项目规划的首席专家的“围攻”。
颠倒了决策者和咨询者的职责，这是不应该出现的。
作为项目规划的首席专家，他最多也仅具有向决策者提供建议的权力，尽管凭借着国家级知名专家教授的名头，提出的建议具有更多一些的分量，但其作为咨询者、参谋，或者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谋士这样的角色并没有发生改变。
咨询者、参谋或者谋士，拥有向决策者建议的权力，但他们的建议是否被采纳并不由他们决定，甚至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
如果把矛头都指向建议者，显然有问题。
建议是不能直接付诸实施的，是需要经过论证和决策的。
只有通过了论证和决策，才有可能转化为行动方案。
付诸行动的内容即使都是来自于某一个建议，并且实施后产生了许多问题，也只能说该建议的质量不行。
建议者要为建议的质量负责，而决策者要为实施后的后果负责。
因为是这样的决策将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建议付诸行动，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比如，在决策时可以寻找更好的建议，或者对原有的建议进行完善，因此结果不好，只能说是一种决策的失误。
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将更好的建议弃置，选择了一个并不好的建议来付诸实施，甚至打压不同的意见。
正是由于决策将建议付诸实施了，付诸行动了，所有的社会后果是因此而产生的，决策者必须担当起应负的责任，而不能将其推到建议者的身上。
说得更为绝对一点，谋士们所说的，如果没有决策者想要把它实现，无论好坏的结果都是不会产生的，更加说不上祸国殃民了。
因此，建议并不能成为一项罪行，决策者完全可以不批准、不采纳这样的建议。
对于谋士而言，言者无罪，法律中尚有不能以言论定罪的规则。
但是传统上，人们总把决策者看成是正确的，他之所以做错了，是因为谋士的问题，是因为别人给他出了坏主意和坏点子，或者是被别人唆使坏了，决策者最多也就是被蒙蔽了。
但为什么就不能认为是决策者判断失误或者是不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差的或者是坏的建议呢?
且不论专家学者所接受的项目咨询一般是带有任务性的项目咨询，即使是专家学者原创的、主动向决策机关或部门提出项目设想的，又怎么样呢?
如果有人提议中国的首都应该迁移到某个地方，并在那个地方设计了一个新首都的方案，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有罪之人呢?
迁都的说法在网络上、纸媒上多着呢，怎么不会引起这样的攻击呢?
现在讲到行政体制改革，大家都在说决策、执行、监督要分离，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参谋的问题，决策不是凭空产生的，因此，谋、断、行、督都需要分离，各自有各自的行事规则，各自有各自的责任需要承担。
只有决策者才具有法理上的将言论转化为行动进而带来社会后果的权力，因此也就要为这样的行动和后果承担责任。
决策者必须知道自己的决策所能导致的可能后果，并根据这种可能后果来作出决断。
当然，决策者也是人，千虑尚有可能一失，所以就需要集思广益，需要专家来为其提供建议。
但专家只是为决策者提供不同方案以及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的种种参考，他们也只是为自己的方案是否合理承担责任。
如果专家的建议总是质量低劣，他们自然就不可能得到重用，在当今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中他们更是面临着被淘汰。
而决策者用人和采用他们的建议有着主动权，同时当然也必须为自己的权力的运用而承担起责任，这就是责任制，这就是行政追责、问责所要做的事。
一篇”决策管理科学”文章2009-1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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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无意间看到先前在美商金融公司任职五六年的老长官PJHUANG黃柏仁的博客文章---上班族投资理财-XX党的统战伎俩（一致性偏误）原文见
说真的第一次我看到这标题吓了一大跳，因为我这位老长官不像是会写这么偏政论性的文风才对，结果仔细一看，原来是跟决策科学有关的，其中，他讲到社会心理学当中的一个专有名词"
一致性偏误"
，我好奇地上网仔细查何谓"
，结果，被我找到底下另一篇文章：
很科学的分析决策管理文章
绝大多数衰退企业的领导者所落入的心理陷阱最终导致策失误（请耐心看完!
此文可让你少做出错误的决策）
领导者决策中的五大心理陷阱（社会心理学专有名词一致性偏差）
原文出处:
领导者决策中的五大心理陷阱
相关专题：
经营管理
时间：
2009-06-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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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典经济学里，“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各项研究的基础。
所谓“理性经济人”是说：
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他们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
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理性的人”，否则，就是非理性的人。
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
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人是理性的吗？
很明显，人并不是理性的，能够做到“有限理性”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人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有时候，甚至还要承认自己并不高明。
一般来说，管理者在决策中容易陷入五大心理陷阱：
陷阱一：
虚假同感偏差
虚假同感偏差又叫“虚假一致性偏差”，指的是人们常常会高估或夸大自己的信念、判断及行为的普遍性。
当遇到与此相冲突的信息时，这种偏差使人坚持自己的社会知觉。
和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一个朋友喜欢吃鱼丸，就点了两盘。
可是，饭局结束的时候，那两盘鱼丸似乎没有怎么吃，有朋友问“你点的鱼丸，你怎么没有吃多少啊？
”那位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今天胃不太舒服，我觉得鱼丸很好吃，是给你们点的。
”大伙儿不置可否。
人们总是无意间夸大自己意见的普遍性，甚至把自己的特性也赋予他人身上，假定自己与他人是相同的，自己有疑心，就认为社会上的人都是疑心重重；
自己好交际也认为别人好交际。
这种虚假同感偏差使你通过坚信自己信念和判断的正确性，获得了自尊和自豪感，但同时也给你带来了决策和选择的错误。
1977年，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LeeRoss进行了两项简单而有效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虚假同感偏差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知觉和决策的。
在第一项研究中，被试被要求阅读关于一起冲突的资料，并得知有两种对此冲突做出响应的方式。
被试需要做以下三件事情：
（1）猜测其它人会选择哪种方式；
（2）说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3）分别描述选择这两种响应方式的人的特征属性。
实验结果显示，无论被试选择了两种响应方式中的哪一种，更多的人认为别人会做出和自己同样的选择。
这就证明了Ross和同事们的假设——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和自己想的一样，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就是普遍存在人们思维中的虚假同感偏差。
当被试在描述和自己持不同意见者的特征属性时，Ross又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和与自己有相同选择的人相比，人们对于和自己有不同选择的人的人格，做出了更为极端的预测。
也就是说，与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不一致的人有点儿不正常！
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和偏差。
在第二项研究中，Ross和他的同事们放弃了假想的情境和纸笔的测试，而选择了巨大的挂在身上的看板做实验研究。
这次来的被试是一批新的大学生。
实验者问他们是否愿意挂上写着“来Joe’s饭店吃饭”的看板在校园里闲逛30分钟。
实验之前，不告诉被试这家饭店饭菜品质如何，以及他们看上去有多傻。
只是告知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以此作为这样做的唯一动机。
不过如果被试不愿意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拒绝这样做。
这项实际的实验的结果证实了第一项研究的发现。
在那些同意挂看板的人中，62%认为其它人也会同意这么做。
在那些拒绝这么做的人中，只有33%的人认为别人会同意挂看板。
和上次一样，人们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格同样十分极端的预测。
那些同意挂看板的人可能会说：
“那些拒绝的人是怎么回事？
这有什么不好？
假正经！
”而那些拒绝挂看板的人会说：
“那些同意挂看板的人真是古怪至极”。
显然，他们的估计以及对别人人格的判断都不是正确的。
这种偏差存在于许多人身上，正是由于认为有很多人的信念、价值观与行为同自己的一致，所以人们才坚信自己的判断及行为的正确性。
吸烟的女性人普遍认为她身边的很多女性也同她一样吸烟。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个似乎沉重的寓言故事。
以前，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有一个木匠带着孩子在地主家干活，木匠干活干得大汗淋漓，就一件一件把自己的衣服脱掉了。
这时他想起了孩子，生怕他热着，也一件一件把孩子的衣服给脱掉了。
后来孩子被冻死了。
我们通常都会相信，我们的爱好与大多数人是一样的，我们喜欢的别人一般也会喜欢；
我们厌恶的别人一般也会厌恶。
自己喜欢吃米线，于是就开了一家米线馆儿，发现生意并不怎么好；
自己热衷于减肥，心里就想着，像自己一样苦苦寻觅减肥之道的人比比皆是，开一家减肥餐厅一定生意兴隆，可是后来发现这也是行不通的。
下面是一些可能导致虚假同感偏差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
（1）当前的行为或事件对你非常重要的时候；
（2）当你非常确信并坚定自己的观点或意见的时候；
（3）当你的地位和正常生活受到某种威胁的时候；
（4）当涉及到某种积极的品质或个性的时候；
（4）当你将其它人看成与自己是相似的时候。
陷阱二：
证实偏差
证实偏差是指当人们确立了某一个信念或观点时，在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过程中，他们有一种寻找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的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会很容易接受支持这个信念的信息，而忽略否定这个信念的信息。
甚至还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认知资源贬低与他们的看法相左的观点。
证实偏差导致个体过分相信自己判断的准确性，评价一旦形成便不轻易改变。
证实偏差其实是人的一种自利性倾向造成的，有选择地去解释并记忆某些能够证实自己既存的信念或图式的信息，验证自己观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由此获得自信与自尊的满足感。
最能说明这种知觉偏差的一个例子是《吕氏春秋》中疑邻窃斧的故事。
（亡鈇意邻）
从前有个丢了一把斧子的人。
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去了，观察那人走路的样子，像是偷斧子的人；
看那人的脸色神色，也像是偷斧子的人；
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一不像偷斧子的人。
后来，丢斧子的人在山谷里挖水沟时，掘出了那把斧子，再留心察看邻居家的儿子，就觉得他走路的样子，不像是偷斧子的；
他的脸色表情，也不像是偷斧子的；
他的言谈话语，更不像是偷斧子的了，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像偷斧子的了。
比如，管理者已经在内心里做出了一项投资决策，或者要发布一项改革政策，他们会召开“象征性会议”，以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美其名曰集思广益。
其实，他们的内心里是不情愿的，所以，在召开会议之前，管理者很可能就在盘算，谁最有可能提反对意见，于是，想方设法把这个人或这些人排除在会议之外。
有的管理者在开会之前已经定了调子，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可行的，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于是，就出现了一边倒，与会者争先恐后地为上司的决策增添证实性的资料与证据。
即便不如此，管理者是真心想倾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但是，面对一些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反对者，管理者不免大声咳嗽或皱眉头，明白的人自然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即便还不如此，有的管理者在听到或看到一些与自己不一致的信息时，总是下意识地认为，他们所说的只是一面之词，而事情本来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严重。
而对于暗合的一些说法或证据，甚至如获至宝，深感“英雄所见略同”！
证实偏差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下属的看法和评价。
比如，你认为小张是一个认真的员工，你就会不自觉地搜集小张工作认真的证据，即使小张工作中出现了纰漏，你也觉得这是偶然的因素所致，不自觉地过滤掉了有关小张工作不认真的信息。
反之亦然。
证实偏差是一种过滤性的知觉机制，它会导致我们的信念固着，进而自欺欺人，刚愎自用，做出不利于自己和组织的决策。
陷阱三：
代表性偏差
代表性经验判断指人们凭经验已经掌握了一些事物的“代表性特征”，当人们要判断某一事物是否出现时，只需要看这一事物的“代表性特征”是否出现。
这样，以两类事件是否具有相似性或代表性特征为依据，通过事件A的相关资料与信息评估事件B。
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搜索同类事件出现的结果，并以此作为推理的主要依据。
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方法。
但是在寻找规律或结果的概率分布的过程中，当代表性使得你忽视其它类型的相关信息时，它就会让你误入歧途，从而得到错误的信息，并导致决策的错误。
举一个例子，现在给你一份关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材料：
这位企业家个子不高，显得有些清瘦，眼睛不大但目光犀利，他的成功来自于他顽强的意志和不服输的竞争动力，但是，自负的神气好象让他有些孤独。
他有一个锻炼身体的习惯，每周会花不少时间从事他喜欢的运动，请你猜测一下，这位企业家喜欢的这项运动是什么呢？
选项有六个：
（1）快步走路；
（2）一项球类运动；
（3）乒乓球；
（4）一项田径运动
（5）网球。
按照一般的推理思路，你可能会选择网球或乒乓球，因为它们看起来具有企业家可能喜欢的运动的所有特征，但这却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因为，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网球，他们都包含在“球类运动”这个更大的代表性范畴之中。
代表性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在搜集信息时忽略样本的大小。
统计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分析事件特征或规律时，统计样本的大小具有重要而关键的意义。
统计分析过程中，样本的数量愈接近真实的数量，统计的结果也就愈可信。
也就是说，样本越大，其真实性越大；
样本越小，其真实性越小。
我们分析事件的代表性，目的是对同类事件以往所出现的各种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结果的概率分布，从而找出发生概率最大的结果即最可?
?
分析时，必须考察所有的同类事件样本，或者考察尽量多的同类事件样本。
比如，企业在做产品知名度、满意度或新产品上市前的消费者偏好之类的市场抽样调查时，有的企业采取拦截访问的抽样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但是无论怎样控制样本和访问的品质，这样收集的资料都不会对总体有很好的代表性。
而采用随机抽样进行入户访问，则是较好进行总体推断的抽样调查方法。
因为，拦截访问受到抽样地点选择的影响，受访者的样本群体结构与实际的总体群体结构并不会完全一致，因此通过拦截样本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就会出现代表性偏差。
而且，如果我们趋向于在很少的资料基础上很快地得出结论，那势必动摇决策科学性的根基。
陷阱四：
可得性偏差
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可记忆的、明显的和常见的例子和证据进行判断，即使是在他们拥有有关的信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人们在形成自己的判断的过程中，往往会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权重，而对大量的其它必须考虑的信息“视而不见”。
人们通过不费力地回想出的信息进行概率推断，结果导致判断误差。
很多的商品广告就是在强化人们对某种商品的熟悉和认知程度，从而达到刺激人们购买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根据事例或事件的发生能够回忆起来的难易程度，来估测某一类别的频率或某一事件的概率。
例如，在你的单位里，不长的时间里出现了几起因心脏病发作的中年人，你可能就会通过这些事件来估测中年人发作心脏病的危险。
你也可能根据你朋友或熟人创业的成败而得出创业成败的概率。
可得性对于估计事件发生概率是一种有用的思路，但也容易因为对于可得性的依赖和信赖而导致预测偏差。
可得性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可提取性导致的偏差
在根据某一类别的事例的可得性来判断类别的大小时，事例易于提取的类别会比频率相等而事例较难提取的类别显得数目更大。
行为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实验者先给受试者听一份男女名人的名单，然后要求他们判断名单中男性的名字是否多于女性的名字。
实验者将不同的名单提供给不同的受试者群体，在某些名单中男性相比女性更为著名，而在其它名单中女性相比男性更为著名。
对于每份名单，受试者都错误地判断名人更多的类别，就是数目更大的类别。
同时，事件的鲜明性会影响事例的可提取性。
例如，人们亲眼看到一所房子发生火灾，比他在看电视、报纸报导一则火灾的感受，前者肯定比后者有着更为强烈的主观影响。
而且，最近发生的事件可能比较早发生的事件更容易回忆起来，这就是近因效应的影响。
当你目睹一部汽车倾覆在路旁时，你会暂时调高交通事故的主观概率。
媒体的影响
美国的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项研究，研究者请人们对瑞典、印尼、以色列、尼日利亚这四个国家的人口数目进行排序判断，研究结果证明，被试对一个国家了解的越多，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人口估计也越高。
而且，被试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与一年中这个国家被《纽约时报》提及的次数有相当大的相关。
毫无疑问，媒体在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的同时，它们也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
根据媒体这些可得性信息做出判断，也可能使我们进入陷阱。
在交通工具中，飞机、火车、汽车哪一种更危险？
很多的朋友下意识地说飞机最危险？
据美国全国安委会对1993～1995年间所发生的伤亡事故的比较研究，坐飞机比坐汽车要安全22倍。
相对于汽车和其它交通工具，飞机大概每飞行300万次才发生一起故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乘客每天做一次飞行，那他要不停的坚持8200年才可能赶上一次空难。
事实上，在美国过去的60年里，飞机失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在有代表性的3个月里汽车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少。
所以，无论从交通工具本身、乘坐安全系数、驾驶员素质、事故率、死亡人数等方面来看，飞机都是远远超过汽车、火车等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为什么在人们的心目中，飞机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交通工具呢？
这与媒体的宣传报导有关。
媒体对于飞机的关注远远大于对火车和汽车的关注，一次小小的飞机故障就可以成为电视中的新闻，而火车只有脱轨的事儿才能见诸媒体的报导，更不要说汽车了。
所以，飞机的媒体曝光率最高，这些易得性的信息自然也就影响了人们对于飞机安全性的主观评估。
陷阱五：
锚定效应
这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故事。
一条巷子里有两家卖粥的小店。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家店的生意都很好，每天都是顾客盈门。
可是，晚上盘点的时候，左边这个店总是比右边那个店每天多赚两三百块钱，而且每天都是这样，让人心生不解。
细心的人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如果你走进右边那个粥店，服务员微笑着把你迎进去，给你盛好一碗粥，热情地问你：
“您好！
加不加鸡蛋？
”一般情况下，喜欢吃鸡蛋的人，就会说加一个吧！
于是服务员就会拿来一个鸡蛋；
不喜欢吃鸡蛋的人，就会说不加，喝完粥结了帐就走了。
可是，如果你走进左边那个粥店，服务员同样也是微笑着把你迎进去，给你盛好一碗粥，然后热情地问你：
加一个鸡蛋还是加两个鸡蛋？
”一般情况下，喜欢吃鸡蛋的人，就会说加两个；
不喜欢吃鸡蛋的人，就会说加一个。
就这样，一天下来，左边的这个粥店比右边的那个粥店每天要多卖出很多个鸡蛋，这就是它每天多出多出两三百块的原因。
大凡讲这个故事的人，都是在讲左边那家粥店的生意经。
其实，粥店的生意经里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心理学道理。
左边的那个粥店其实是在运用心理学中的锚定法，诱导消费者在不经意间做出有利于店家的选择。
如果你是它的顾客，你的决策则是受到了心理锚定效应的影响，你不自觉地在粥店设定的条件下进行了决策选择。
也许，多吃一个鸡蛋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在商业交易或谈判中，你多付出了10万或者100万，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损失。
左边小店的服务员把顾客“锚定”在“加几个鸡蛋”上，而右边小店的服务员则把顾客“锚定”在“要不要加鸡蛋”上。
在前一种情况下，顾客是在“加一个鸡蛋还是加两个鸡蛋”上进行选择或调整，而后一种情况下，顾客是在“加不加鸡蛋”上进行选择或调整，顾客有限的理性使很多的顾客没有充分地调整，使两个小店的生意大相径庭。
心理学家曾经运用一个随机转盘对人们进行测试。
当转盘的指针停留在65%这个刻度时，要求被试回答：
非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国家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大于65％还是小于65％?
对于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大部分被试都会回答小于65%。
实验者接着又问：
“具体的比例是多少？
”
多数被试回答45%左右。
接下来，研究者又对一些从来没有参加这类测试活动的人进行了测试。
当转盘的指针指向10%的时候，要求被试回答：
非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国家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大于10％还是小于10％?
这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部分被试会回答大于10%。
多数被试回答在25%左右。
所有的被试都知道，转盘的数字是随机出现的，但是，他们的回答却明显地受到转盘先前给出的数字的影响——即使这些数字是无关的。
也就是说，被试的答案被“锚定”在先前给出的无关数字上了。
外出旅游的时候，你看中了一件标价为3000元的紫砂壶，但你对紫砂壶的情况又不是很了解，结果你动用了所有的智能与店主讨价还价，最终以1500元成交，你感到很满意。
因为，你花了1500元的价钱买了3000元的东西，而不是花了4000元的价钱买了3000元的东西。
店主也很高兴，因为他把价值500元的东西随意标成了3000元，而店主的这个前置标价，对于你来说就是一种“锚定”，他让你始终围绕着这个似乎是随机的数字3000元来思维，这也就是为什么商家在一开始就标价很高的原因，因为，这种方法能够实现“双赢”：
商家赚了钱，顾客“捡了便宜”。
这些现象也会出现在商业谈判之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可能会“锚定”谈判对手，也可能会被对方所“锚定”。
有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打破这种思维锚定，那就是货比三家，充分地了解标的物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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