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弱化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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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粮食自给,确保粮食安全,是保障国家独立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截止到2012年,我国总人口超过13.53亿人。
满足国人的饮食需求,坚持粮食自给自足,对我国政府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近年来伴随人口的持续增长、膳食结构的不断改善和工业用粮的增加,全社会对粮食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导致我国粮食进口量在快速增加,2012年的粮食进口量已超过8000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我们还面临着耕地和淡水等自然资源的约束以及国际粮食市场供求波动等诸多挑战。
考虑到我国短期内农业生产技术还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约束条件,依靠农村劳动力的增加或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来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自给成为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必然选择。
而保障粮食生产的两大要素中比较关键的是强化农业生产主体。
近年来,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减少和结构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力弱化趋势进一步显现,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粮食的安全生产。
扭转农村劳动力弱化的趋势,保证农民种粮收益,保持稳定的农村劳动力队伍,对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弱化的表现及趋势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一项事实,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了大量的农民进城。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2012年至少3.3亿农业户籍的人口不在原户籍所在地生活,截止到2013年9月底,有17400万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务工经商。
快速的劳动力转移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缺失,而农村劳
收稿日期:
2014-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气候变化下农民的农业收入波动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研究”(14BJL079)。
作者简介:
贾利军,男,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100081)。
杨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100732)。
动力人口的减少和结构性缺失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弱化的趋势。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弱化的表现
一般来讲,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会引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李嘉图较早指出在农业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推动工业化会遇到粮食问题。
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认为:
“农业部门存在‘零值劳动力’时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会造成农业总产出减少或粮食短缺。
”①舒尔茨(1964)认为:
“发展中国家对现有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不存在‘零值劳动力’,但从农业退出会导致农业(粮食)生产的下降。
到了‘拉―费模型’的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如果不提高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下降,必然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
”②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农村家庭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转移和外流,不仅导致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而且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缺失,造成农村劳动力弱化。
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性别结构上看,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主要为女性,这与我国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人口的现状是不相符的,并且男性劳动能力强于女性,女性占比过高并不利于我国粮食产量的提高。
第二,从年龄结构上看,我国农业生产的“老人化”现象日趋严重,表现为新增农村劳动力多为无法外出务工的中老年劳动力。
第三,从知识结构上看,留守农村的劳动力通常知识水平不高且知识结构不合理。
这主要表现为留在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多数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外流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水平相对高于留守的农村劳动力知识水平。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弱化的趋势
粮食市场化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创造了新的机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对粮食生产的投入。
随着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演进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弱化的趋势也在加剧。
1.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逐步下降
从2003―2012年,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员的人数中可以看出,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人数呈快速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36204.4万人减少到2012年的25773.0万人(参见表1),与二、三产业相比,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减少更为凸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三大产业的划分,第一产业指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而农业在第一产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逐年减少可以推断出,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也在逐步下降。
2.农村劳动力的性别比例失调加剧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使农村劳动力主体的数量不断下降,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性别比例失调。
在农村,劳动力应以男性劳动力为主,但目前,农村男女劳动力比例严重失调。
根据郭金兴和王庆芳的测算,我国农村男性劳动力从2003年的6457万人下降至2010年的2427万人,性别比例从4776%下降至43.01%,女性劳动力的数量虽然从7064万人下降至3216万人,但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从52.24%增至56.99%(参见表2)。
③相对而言,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以女性为主,这种男女比例失调反映了农村劳动主体结构性失调。
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农村劳动力内部结构失衡,不仅表现在性别比例失衡,也表现在年龄结构失衡。
根据孟令国和刘薇薇的计算,若将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按年龄分,我国农村51岁以上的劳动力从2003年的19.7%增至2010年的48.4%(参见表3),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占比最大的年龄层,也就是说大部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51岁以上的老年人。
④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趋明显,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基本上都是来自近年来已无法外出务工的中老年劳动力,这更加重了劳动力进一步弱化的趋势。
4.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水平继续下降
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水平结构也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发生了变化,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为主要农村劳动力,而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在农村劳动力中越来越少,占比不断下降(参见表4),致使农村劳动力的知识水平不断下降,留守农村务农的中老年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基本上只有小学或初中水平。
农村劳动力知识水平的下降直接影响着农业机械化发展,从而也阻碍了农村现代化建设。
数据来源:
郭金兴、王庆芳:
《2002―201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结构的估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4期。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
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流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农业农村的发展缺乏务农劳力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一系列问题,使我国农村劳动力队伍进一步弱化,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口粮自给自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威胁到农业基础的稳固和国家的粮食安全。
(三)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弱化的原因
我国农村劳动力弱化的局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比较收益低,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失
从自然风险看,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自然灾害常常会危害到粮食安全。
再加上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少,长年失修,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较低,抗自然灾害能力差,这都严重影响着农业技术进步,从而制约了农户收入的增加。
另外,就粮食生产的自然特性来看,由于粮食生产中的劳动时间短,生产时间长,增加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的难度,降低了粮食的生产效率。
从经济效益看,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匮乏,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再加上自然侵蚀现象严重,提高单产水平难度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余地小;
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逐渐增加,种粮效益低,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随之减弱,经济收益不断下降,农户大都会选择从事非农生产。
农业劳动力在自身利益无法实现最大化的情况下,必然要离开农业生产,向收益较高的部门流动。
近年来,由于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所实现的利益低于从事非农业生产所实现的利益,许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寻找就业机会,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失。
2.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对农村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
一方面,我国的粮食组织生产方式长期落后,主要表现为小规模经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闲置。
我国粮食生产现在主要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经营。
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方式,使得我国农村经济带有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农业生产仍然长期滞留在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低,效率低下。
由于每户耕地面积狭小,因此农民基本还在沿用传统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都比较低下,每户家庭经营的土地有限,地少人多,容易造成农业劳动力闲置。
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对农村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
克拉克和西蒙?
库茨涅兹提出:
“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
”⑤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快速的工业化对劳动力产生了巨大需求,由于第二产业的比较利益高于第一产业,工业企业的劳动报酬会高于生产周期较长、盈利能力相对较弱的农业产业。
因此农业劳动力偏向于转移到第二产业,从事非农业生产,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受限,使得农村总体发展水平低于城镇。
再加上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整体水平较低,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缩短城乡差距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发展水平更高的城镇。
3.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工资性收入增幅高于家庭经营收入增幅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经济性、自然性的特点,通常被认为是集经济再生产、自然再生产为一体的人类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仅有资金、技术、人工等投入,还有自然再生产中的人工闲置问题。
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其稀缺性将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显现,其机会成本在农民生产决策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农村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指农民选择进城务工所获得的工资收入。
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始终较低,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价格却节节攀升,即使粮食大丰收,农民依然会陷入增产不增收的怪圈,降低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粮食生产规模锐减,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收入结构的非农化倾向也较为明显,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据统计,1989―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工资性收入增幅明显大于家庭经营收入。
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幅高达16.3%,家庭经营收入增幅仅为97%。
⑥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大量转移到城市,不可避免地会对农业生产发展及粮食安全产生较大影响。
4.偏重于城市发展的制度设计,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促使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回顾我国农村改革的历程,改革中偏重于城市发展的制度设计,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改革开放前期,为了实现工业化赶超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对农业征税为工业化提供财政支持的政策措施。
在这一阶段,资本过度集中于城市产业,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让步于工业化,城市职工收入远远超过农村劳动力收入,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埋下了隐患。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一系列助农扶农政策措施的推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有所下降,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投资又再次使资源配置集中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正是由于长期对农业发展的忽视,导致“三农”问题尤为突出。
近些年,虽然政府实施了各种政策措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收入中来自务农的比重持续下降,导致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外流。
二、农村劳动力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稳定农业生产的主体,然而,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弱化已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一)我国粮食供应的现状
总体来看,我国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实现平衡,截至2014年,我国粮食已连续11年增产,总产连续两年超过6亿吨。
但是还没有根本转变“靠天吃饭”的局面,生产结构性矛盾问题尚未解决,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仍不牢固。
1.从整体水平来看,粮食安全基本上得到保障
我国的粮食安全主要是指大米、小麦、玉米、大豆和薯类的国内自给率。
稳定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一国的粮食生产能否达到一定的自给率。
2009―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从2009年的53082万吨增长到2013年的60194万吨,5年间共增长了7112万吨,增长幅度达到13.40%,我国的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参见表5)。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规定:
“中国粮食自给率需稳定在95%以上,其中稻谷、小麦保持自给,玉米保持基本自给。
”⑦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
“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
2.结构性矛盾突出,主粮产量持续增长而辅粮产量却不断下降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粮食安全已经突破了95%自给率的国家既定目标,粮食自给率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8年略低于95%,2009年为92.5%,2010年为90.6%。
大豆等辅粮的供给短缺是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结构性失衡,以大豆为代表的辅粮作物甚至出现了减产的现象(参见表5),粮食安全保障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如表5所示,5年间我国稻谷产量增加了851万吨,增幅为4.36%;
小麦产量增幅为5.92%;
玉米产量增幅为33.25%。
但是,以大豆为主的辅粮作物的产量却出现了下滑,5年间大豆产量下降了197万吨,降幅为13.15%。
从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稻谷、小麦、玉米等主粮的生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但是,我国大豆的生产量却不断下降,这反映了我国农民在不同农作物上的种粮偏好程度不同,也即农民在主粮种植上积极性较高,而在辅粮种植上积极性偏低。
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方面表现为粮食生产的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豆等辅粮的进口量逐年增加。
2009―2013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从4255万吨增加至6340万吨,增幅达49%。
我国大豆进口量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反映出,我国辅粮自给率下降严重。
综合看来,这些数据都揭示了我国粮食生产中的结构性矛盾,辅粮自给率的逐年下降直接拉低了我国粮食作物的自给率,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
(二)劳动力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1.农村劳动力弱化制约着粮食产出效率的提升
受农村劳动力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失衡的影响,农村土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复种指数下降,严重影响了粮食的产出效率。
近30年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的转移,农村新一代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进入城市务工,老人留守农村种粮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形成一种常态的趋势。
这种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我国耕地利用率下降、农村“空心化”、农业生产“妇女化、老年化”等问题严重,这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直接影响了粮食的产出效率。
我国粮食生产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较差,具有很强的季节刚性,需要多个劳动者相互协作。
务农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现象的存在,导致长时段、高强度的播种收割等农作任务无法完成,留守妇女和老人只能选择播种相对省力、相对省心的主粮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等,而大豆、薯类等辅粮作物由于自身的生产特点,更需要精细化的种植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以留守妇女和老人为主体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失衡的农村劳动力现状与此类作物的种植需求产生矛盾。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中出现了“结构性”增长,主要农产品如大豆、实用植物油等自给率远远低于安全警戒线,过度依赖于进口,这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以及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严重的威胁,而这一威胁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不断弱化有着直接联系。
2.农村劳动力弱化制约着粮食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
受到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失衡的影响,粮食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与集约化。
粮食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需要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和土地要素的适度集聚才能实现。
目前我国农村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呈现老龄化趋势的农村劳动力的知识素养和技术水平普遍偏低,学习新知识,运用新技能的能力也较弱,使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不能在农村地区普及,也阻碍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的高效运用,直接制约着粮食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实现。
由于技术手段的退步和技术使用效率的下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在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中,全部农业要素的生产量下降了5.5%。
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使农业生产的协作性减弱,不能达到现代农业生产的内部分工要求,无法打造实现粮食集约化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基础。
加之留守在农村的老龄人口存在“恋土情节”,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意愿低,限制了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使得他们只能在现有土地上进行小农经济式的农业生产,农村土地使用形式为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经营规模小,并逐渐趋于粗放化耕作,甚至还出现土地被撂荒的局面,使农业新技术和农业大机械无法应用,导致农业生产难以采用规模化的现代耕作手段,严重影响了农业规模化生产,影响了土地的使用效率。
农村劳动力弱化现象的加重,进一步导致我国农村土地资源无法集中利用,农业技术不能普及,直接影响到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农业发展方式难以向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转变。
3.农村劳动力弱化制约着农民应对粮食市场变化的能力
受农村劳动力知识水平下降的影响,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粮食市场变动,知识水平较低的农业劳动力获取市场信息的难度加大,应对市场复杂变化的能力降低,也影响着粮食安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必须对市场供求形势作出准确预测,以便更好地根据市场情况指导生产。
从市场调节看,由于粮食的生产周期长,产量对价格的反应滞后,粮食供给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短期内难以达到均衡状态,而农户往往根据当前的市场行情来决定未来的粮食生产,致使粮食生产的调整远远落后于市场价格变化,市场信号放大作用更加显著。
长期来看,市场价格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较大,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越来越偏离均衡水平,加剧了市场的复杂性。
而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的务农劳动力对粮食的市场价格进行理性预期的能力有限,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去获得并传播与粮食生产的相关信息,增加了掌握粮食市场信息难度,进一步加剧了参与市场竞争的风险。
缺少组织化合作的小农生产,再加上受文化教育程度偏低从而缺乏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了解,造成务农劳动力无组织地分散进入市场,不仅阻碍了资源在粮食生产者之间的流动和有效配置,无法实现最优化生产,而且在农业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农民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不具备市场谈判优势,也就无法掌握市场主导权。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往往由处于强势地位的市场主体,如生产商、零售商来决定,价格居高不下,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
另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也主要由强势的市场主体,如中间商、零售商来制定,使得农产品利润大量外流,农民获益有限,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对粮食市场复杂变化的应对能力。
三、遏制农村劳动力弱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严峻的形势,遏制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弱化是“十三五”期间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最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种粮收益,以此作为农业工作的总出发点,采用多种措施,确保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一)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激励高素质劳动力建设新农村
长期以来,我国在改善农村硬件条件方面的关注和投入比较多,而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及引导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方面的政策引导相对较少。
2014年12月23日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改善人居环境,提供农民素质,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政策信号。
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弱化的情况下,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关键在于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减少非劳动年龄及不适宜农业劳动人口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
建议以建设新农村为基础,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为引导,加快农村的发展进程,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提升农业的产业吸引力,吸引高素质人才和社会资金流向农业生产领域;
提高农业产品附加值,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激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并加大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力度,以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
要进一步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创新和完善资金管理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继续建设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对科技农业、生态农业予以支持和保护,推进科技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大发展。
放眼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将农村劳动力教育与农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培养新型农民作为未来农村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结合文化知识教育,着力在青少年群体中普及农业专业知识,推广农业实用技能,使农村劳动力改变现有的务农方式,不断为农业生产培养技能型人才,并逐步将农村劳动力吸纳到现代农业产业生产体系中。
(二)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问题是农业的首要问题,而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
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关系着农村的稳定发展和农业生产。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劳动力弱化造成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和家庭式的种植方式,都无法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
因此,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基础地位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增加农民收入,治理农村劳动力弱化问题,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指出:
“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从目前一些地方土地流转的实践来看,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健全和流转市场的不完善。
具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