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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正义角度来看，环境税制度具有累退性特征，它通常会对低收入群体和家庭带来负面影响，这样的结果无疑违背税法的量能课税原则，从而使得环境税丧失合法性基础。
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征收新的环境税会对依赖能源的工业部门施加沉重的负担，从而导致这些工业部门在国际竞争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结果因有违税收中性原则之嫌而丧失合法性基础。
尽管按照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不仅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改善环境品质，而且可以通过重组经济结构的方式改善社会福利，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双重红利理论提出了质疑。
从各国应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来看，成功制定环境税制度的国家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缓解分配正义问题和产业竞争力问题。
针对环境税导致的分配正义问题。
有些国家采取财政转移制度，有些国家采取环境税税收免除制度，其中财政转移制度的效果更佳。
针对产业竞争力问题。
几乎所有实施环境税制度的国家都针对环境税的承担主体实施一定的税收免除制度。
可见，环境税的立法并非如理论预想中的那样简单，而是充满了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
为了有效平衡各种主体的利益，环境税的立法应该遵循一定的策略和原则，比如通过公众参与立法的方式将环境税的反对者变成环境税的支持者。
一、环境税的立法策略
任何重大的财政改革都会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赢家和输家，即便改革整体上改善了国民收入和经济活力。
输家的极力抵制也会成为改革的障碍。
环境税改革中的潜在输家主要是高度污染或资源密集型公司和企业，潜在的赢家主要是高科技、高增税行业和环境与能源服务行业。
但是，不仅输者反对环境税的制定，潜在的赢者也不会支持环境税的制定。
现有的环境税研究更多地强调潜在的输者，而潜在的赢者常常受到忽视。
为了使得环境税制度在政治上获得公众的支持，除非听到潜在的赢者的支持声音，否则短期内很难抵制潜在的输者的反对。
除了让潜在的赢者成为环境税的支持者之外，环境税立法也应该争取让环境税的反对者成为环境税的支持者。
在环境税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如果不考虑环境税立法给潜在的输者所带来的转型成本，那么这样的立法便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因为尽管环境税和与之相伴的财政改革可以节省经济转型的宏观成本，但是环境税制度可能会使有些潜在的输者从长远来看可能一直是输者，比如能源密集型企业会因环境税制度的引入承担更多的财政负担，那些认为转型成本问题会随着时间变化自动消失的想法难免过于简单。
因此，给那些潜在的输者必要的补偿措施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环境税制度会受到这些主体的坚决抵制。
税收的累退性或不公平性往往成为人们反对财政改革的主要理由。
虽然每种税收类型都具有一定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但是环境税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更加明显，比如能源税的课征直接影响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家庭对能源这一生活必需品的消费。
正是由于环境税所具有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环境税立法常常存在政策上的分歧。
所以除非在环境税立法时考虑这些社会因素，否则环境税难以得到公众的支持。
解决环境税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一是采取财政收入转移，二是改革整个税制。
从税收管理便利角度来看，对低收入群体实施分配收入的财政转移制度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
相对于解决环境税累退性问题的财政收入转移制度，财政改革是解决环境税累退性的更有效方式。
因为，财政改革不仅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而且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虽然说环境税具有前述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但是环境税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并非只有负面效应，环境税制度的采用通常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更多的环境收益。
从环境污染负面影响的社会布局来看，低收入群体因环境污染问题承担了更多的健康和经济损害。
所以为了使得环境税能够获得低收入群体的支持，政府制定环境税时应该向低收入群体传递该制度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环境收益的信息。
不仅低收入群体反对环境税的制定，高收入群体对环境税也并非持欢迎态度。
比如在美国，虽然税法出现了环境保护的倾向，有学者甚至认为环境税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而且可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美国国会一直反对针对能源征收较高的环境税。
由于美国人已习惯于他们有权获得便宜的石油和成本较低的能源这种观念，所以任何打算限制这一权利的努力都会受到坚决的抵制，能源生产和消费产业通过熟练地使用各种政治手法发泄公众抵制环境税的热情。
所以，从获得公众支持环境税立法的角度来看，政府不仅需要向公众证明环境税能够为环境保护带来好处，而且需要证明除此之外的方法成本更大，只有环境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政府制定环境税制度时除了需要运用前述策略以应对环境税的分配争议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之外，还需要保障环境税的收入流向符合社会现实。
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环境税有两个设计要点，即税收征收方式的制度以及税收收入使用的制度设计。
根据调查问卷显示，多数人希望环境税的税收收入能够用于环境保护。
所以为了获得公众对环境税立法的大力支持，一国的税收法律法规体系应该确保将环境税收人分配给那些制定环境政策的机构。
因为在普通人看来，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视为是一种公共产品，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受益者是普遍的，因此就可以根据受益者付费原则对所有从环境保护中受益的主体进行征税。
征收的收入由政府用于改善环境质量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
虽然有学者将环境税的专款专用制度视为是一种恐怖的表现，但是，环境税专款专用可以被政府用来向相关的产业界和每一纳税人展示政府意欲改善环境而不是仅仅增加国家金库。
总之，要想使得环境税具有合法性基础并取得成功，环境税的制定者应该采取上述立法策略以抵消来自各种利益主体对环境税立法的反对;
也许通过这样的立法策略，环境税的制定者可以将环境税的反对者变成环境税的支持者。
二、环境税的立法原则
关联原则
从环境税实现保护环境目的的角度来看，环境税的立法必须符合关联原则，即环境税必须与作为征税对象的污染源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根据关联原则，环境税税基的选择便非常重要，当环境税的税基与环境污染的关联关系不够紧密时，那么环境税制度可能无法有效地控制环境污染，反而可能会对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产生不必要且成本高昂的扭曲。
比如从污染有效控制的角度来看，污染税应该直接针对污染物的排放征收，而不应该针对产品的原材料征收。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环境税的课征对象应该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
但是，鉴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要想准确确定环境税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关系并非易事，因为当前技术的发展尚未达到能够完全确定环境损害具体数额的程度。
当环境污染和环境税之间的关联度不够高时，应该综合使用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和环境税制度，只有这种综合性政策设计才能有效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从关联原则来看，环境税的税基选择以直接针对污染物的排放征收环境税为最佳选择，但是由于环境检测技术的现实制约，环境税的税基有时可以针对产品生产原料征收环境税来替代。
缓解原则
为了防止环境税制度对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环境税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缓解。
为了缓解环境税的负面影响，政策制定者可采取以下
措施：
一是制定实施环境税的时间表，这等于政策制定者提前告知企业政府将要实施环境税制度，企业为了保持其产品的竞争力必然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比如企业可能会采用新的污染排放控制技术、改变原有的生产原料或生产方法，这样的措施能够在不损害产业竞争力的情况下保证环境税的有效性。
二是环境税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逐步实施的方法，以避免产业主体面对忽然出台的环境税制度，这样可以保证产业部门有机会制定符合自己生产条件的投资策略。
三是环境税政策的制定者可以针对产业主体实施具体的缓解措施，比如政府可以对能源依赖性较强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制度。
或者对所有企业实施出口退还环境税的制度。
四是实施边境税调整制度，这样可以使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处于同等的竞技平台。
五是针对不同的产业实施不同的环境税税率，对那些面临国际竞争挑战更多的产业实施较低的环境税税率。
六是实施统一的环境税税率，但是对受环境税影响较大的产业部门实施环境税返还制度。
补偿原则
由于环境税制度对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家庭具有明显的累退性特征，所以环境税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考虑如何削减环境税制度对这一群体和家庭所带来的分配不公。
为了纠正环境税导致的分配不公，环境税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对低收入群体和家庭实施财政补偿措施。
政府对此可实施以下补偿
一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家庭规定较低的环境税税率，或者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家庭实施环境税免除制度;
二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家庭可以实施一般性的财政补贴，比如政府可以根据低收入群体和家庭的平均税负予以一定额度的财政补贴制度，从而保证低收入群体和家庭对生活必须品的需要;
三是政府进行综合性的税制改革，通过削减扭曲性税种来保证低收入群体和家庭的社会福利不会降低。
虽然这些补偿制度不仅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较为复杂，而且由于减少了激励因素从而违背了环境税制度引入的初衷，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也许政府制定环境税制度之时只有采取这些补偿制度，环境税制度才有可能被公众所接受。
专款专用原则
虽然说将环境税专款专用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当环境税收入仅仅用来改善环境时其收入的使用处于低效状态。
因为，当环境税制度实施专款专用制度时，环境税的税率是基于环境保护开支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和预期的环境损害来设定，这不仅会导致财政收入的分配无效，而且会导致政府的财政开支低于最优状态。
同时，一旦政府管理人员和公众习惯于环境税的专款专用制度，那么政府要想取消专款专用制度便存在诸多障碍。
因此，环境税收人最好不要采用专款专用的方式，政府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综合决策需要将环境税收入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之外的各种公共财政开支。
一些没有环境税的专款专用制度，立法者在决定如何使用环境税收人时会更加灵活。
但是，从政治视角来看，只有对环境税制度实施专款专用制度，环境税制度或许才更具有可行性。
OECD根据其从事的一项跨国研究发现环境税制度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由政府进行以下方面的财政开支：
一是政府可以将环境税收入用于弥补公共部门的亏损，从而减少财政赤字给下一代人带来的税收负担;
二是政府可以将环境税收入用于增加公共部门的财政开支预算，增加公共部门的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激励有助于环境保护的投资从而间接地保护环境;
三是政府可以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种类，比如政府可以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来消减资本税、劳动力税和储蓄税等扭曲性税种;
四是政府可以将环境税收入进行专款专用，即政府将环境税收入用于环境保护的部门或者投资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项目，比如将环境税收入用于专门的环保基金
①。
环境税前三种方式显然会遭遇政治上的困难，因为当环境税用于环境保护之外的部门和项目时，承担环境税的公众一般会认为环境税是政治家基于政治需要而非环境保护需要向公众获取资金的一种隐蔽方式，这会招致公众对于环境税制度的极力反对。
公众参与原则
由于产业主体和社会主体基于环境税对于产业竞争力和个人社会福利构成负面影响的担忧，通常会反对政府实施环境税制度。
为了缓解来自这些社会主体对环境税制度的敌意，政府在实施环境税制度时应该强调公众参与原则。
比如很多国外政府为了将环境税的反对者变成环境税的支持者，设立了诸如绿色税收改革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借此政府公共机构和私人主体之间可以进行经常性的对话和磋商，政府环境部门、税务部门、各种产业主体的利益代表、环境NGOs和技术专家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增加互信。
当环境税制度制定之后，这样的机构可以监督和评估环境税的实施情况，从而保证向环境税改革提供公共支持和技术支持。
协调原则
除了私人主体可能对环境税不存好感之外，政府公共机构也会对环境税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
首先，公共机构对于环境税相对于命令控制型措施在其保护环境的能力方面存在疑虑;
其次，税务机构和环境保护机构由于承担的公共职责不同对环境税的态度也会不同，税务机构以财政收入的预算安全为追求目标，而环境管理机构以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目的，显然两者的目的存在潜在的冲突。
此外，成功的经验有助于环境税的顺利制定，相反，缺乏一定的环境税经验可能会遭遇公共管理者自身的抵制。
因为成功的环境税适用经验可以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认识其可行性，没有人会愿意在没有一定成功把握的基础上踏出第一步。
所以，我们需要同时加强公共财政部门、税收立法机构、环保机构和税收征管机构等部门之间的合作。
总之，环境税立法者必须面对来自技术层面、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等因素的制约。
理想的环境税立法不是忽视技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社会因素，而是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化解来自这些层面的挑战。
只有如此，环境税立法才会因具有合法性基础而获得政府管理机构和公众的理解，环境税的执行才能受到来自政府管理机构和公众的支持。
为了将环境税的反对者转变为环境税的支持者，环境税的立法者需要采取一定的立法策略并遵循一定的立法原则。
只有对那些影响环境税立法的社会政策加以考虑，环境税立法才会因拥有合法性基础而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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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失衡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探讨
一、背景介绍从发达国家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其商业、金融业等都是在较纯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壮大起来的，因而这些国家都有较完善的汇率制度。
但
但我国工业化加速阶段并没有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作为前提，经济转轨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转轨，我国的金融业处于先天不足的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汇率改革举步维艰的历史原因，在没有一个完善的汇率制度及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又成为争论焦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与滋生它的环境密切相关。
我国现阶段处于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状态，这些失衡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也给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了重大压力。
因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存在的背景很复杂，即市场化不完善与经济失衡共存的状况。
通过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多方面表现论述经济失衡给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
中国汇率制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开始逐步升值。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X年7月15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
1美元对人民币
6.1663元。
按照201X年汇改
8.11的汇率计算，此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增幅达24%。
宏观经济的失衡应该从宏观经济的四大量化指标中寻找，即Y（国民收入）、P（物价水平）、N（就业率）、NX（净出口）。
宏观经济有其自身的波动和传导机制，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以使经济在均衡的道路上持续增长。
然而我国的经济在这四方面都各有失衡的表现。
汇率升值的问题市场化不健全有关也同中国经济的失衡密不可分，就将根据宏观经济的失衡对汇率升值的问题进行解析，寻找出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
二、国内生产总值内部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经济建设，不断地完善我国的各项经济制度和体制，实行渐进式改革。
体制和政策的开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释放了力量，如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分配制度的不断健全（十七大又提出加大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从201X年到201X年的10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10.57%（图一中显示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的状况，从该图的斜率来看，其二阶导为正，故中国的经济正以递增的速度增长）。
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成为了世界上各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可知，用支出法可以得出Y=C+I+G+X-M，X-M即净出口，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
（一）投资增长过快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其中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在时间数据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分析得出，在不发生较大的制度和技术变化的条件下，我国国民经济现阶段承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的波动幅度大体上为9%，在
4.5%-2
5%之间，但自201X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已严重超过所设定的上限水平，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而固定资产投资是投资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从而促使投资增长过快。
（二）消费增长的乏力经济增长过程中最根本的推动力是消费，这种最内在的动力可以推动投资和政府支出，市场需求扩大，厂商必然想方设法地满足。
因此，经济贡献中，消费所占比重越大越好。
通过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在GDP增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之间存在着反比的关系，投资增长速度的提高将使消费的增长速度降低。
在前文中提到过我国的产能明显过剩，即投资过热而消费乏力，固定资产投资过多，会排挤消费，加剧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内需的乏力。
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还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紧密相关。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各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三）消费和投资结构失衡尽管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位于世界前列，但内部结构失衡是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可以概况为GDP的逐年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演变。
投资额增长一直都高于消费的增长，体现出消费增长乏力的事实。
经济结构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中就包括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
故而，Y的失衡体现在了其内部结构的失调。
三、就业率下降
（一）就业率下降的表现对于就业率我们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要达到充分就业，但是充分就业的定义却并不确切。
充分就业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然而我国就业率可以肯定其失衡或是有问题存在的事实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失业率和失业人口不降反增。
（二）就业率下降违背经济规律的理论依据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加入根据周期性来诠释中国经济现状，理论上中国处于从复苏到繁荣的过渡阶段。
但失业率上升是逆周期的，即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失业率则越低，这是通过美国经济的历史总结出来的宏观经济特征事实。
根据这一经验事实，中国的失业率应该处于下降状态。
然而，从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在不断增加，而且，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失业率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下降，相反中国的失业率大体呈上涨的趋势。
（三）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下降经济高速增长的我国却同样面对着逐渐增长的失业率，其原因与我国是出于双重转轨的国家密不可分，市场化与工业化的转轨过程让我国在得到了生产力释放的同时也遭遇体制的改革必然导致一些体制性失业，这些失业人员在未进行体制改革时属于隐蔽性失业，而在改革期间却体现出来。
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必然导致更多的结构性失业。
从而在我国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率下降这一经济现象。
四、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一）我国的外贸依存度201X年至201X年的8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幅度为10%左右，单从出口贸易来看，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扩大，我国需求的拉动中由外需拉动的部分增加，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
Y=C+I+G+X-M，其中NX=X-M，由于我国近年来出口大于进口，所以NX这一值一般为正，根据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在不断扩大。
五、物价上涨
（一）货币化进程中的通货膨胀的分析
1.货币供给的增加
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1）国内投资另外，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所以人们不会把钱存到银行，而是用于投资或是购买一些耐用品。
人们都在慢慢地适应并学会如何在货币贬值的年代确保自己的利益，其中投资在房地产市场是最好的保值升值的方式，导致了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继续飚升，加剧通货膨胀。
（2）国际投资中国目前汇率具有升值的预期，想要套期保值的人，便会持有人民币，从而推高人民币汇率，也加大了人民币的货币供给。
同时中国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多次提升利率，加强了人们到中国投资或投机的欲望，国际游资不断在中国落脚，加大了人民币的供给。
这样，中国的股市房市被进一步推高，从而提高了国内人们对于股市房市的预期，进一步扩大国内投资。
国际投资在中国的增长成为了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需求因素。
3.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
（1）名义工资上升物价上涨，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引发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
在AD-AS模上表现出来的就是AS曲线向左移，
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
（2）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随着我国深入到国际市场，我国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价格的上涨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越发紧密。
近期美元不断贬值，而许多能源都是以美元标价，为了弥补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能源价格不断上升。
同时美元贬值，使过去用美元来保值的人改用能源来套期保值，导致能源的期货期权价格不断攀升，对现货市场也带来压力，因为期货和现货之间存在着平行性和收敛性的关系。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必然推动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
六、结论经过以上的阐述，在对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抽丝剥茧的阐述后，探讨出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内部来源，即我国经济存在着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与失业率继续攀升并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与产能过剩矛盾尖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与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并存，内需扩张乏力与外需增加速度加快并存等失衡的表现。
另外，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的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的加剧又给经济加上了一层困难。
这些经济问题都与汇率紧密相关，并带来了升值压力，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决不仅仅是外国所施加的压力，要真正解决汇率的问题，决不能脱离了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
影响汇率的最主要因素是中美利差，其次是国民收入、我国的对外依存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物价水平和国民收入内部失衡等。
因此，高度重视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解决内部经济失衡问题对减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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