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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先秦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先秦时期，一般指的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包括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这几个历史阶段
。
夏：
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
西周：
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
春秋时期：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第二节先秦时代思想发展状况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各国各有他们的宗教习惯。
散见于古记载之中。
古人所谓“天子祀上帝，诸侯祀先王先公”（《国语》卷四·
鲁语上）；
所谓“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史记·
封禅书》），都暗示那地方性的宗教。
而时至战国时期，中国只剩下几个大国，跨地既大，吸收的人民既难，各地的宗教迷信也渐渐趋于混合杂糅。
如东部的齐民族，西部的秦民族，南部的楚越民族，都有其各自特殊的宗教习惯。
例如东部的海上民族，齐民族，有他们的民族宗教，有所谓“八神将”的崇拜。
“八神将”之中，“天齐”为最尊，是齐民族的最尊神。
1.阴阳是古民族宗教信仰崇拜的结果
阴阳学说起于齐民族的信仰，是齐民族古宗教信仰崇拜中重要的一部分[1]。
战国晚期，齐国成为学术思想重镇。
《史记·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云：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
”阴阳学说即形成于此时。
远古时期，人类的生存是深度依附于自然的，所以人类对大自然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人类本身的膜拜。
人类在对大自然膜拜中，也没有停歇对大自然的探索。
好拜物、拜自然的齐民族，想象出一个父神和一个母神，进而生育万物。
由男女而推想到天地日月，以天配地，以日配月，都成了男女夫妇的关系。
从男女的关系上推想出“阴”、“阳”两种势力来。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带有二元性，这种二元之说就是“阴阳”。
阴阳是宇宙间相反相成的两种根本力量，这是古人的探索中总结的不可违逆的自然规律。
古人这种以神话形态对宇宙发生与起源的
《易》首先把阴阳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其要旨在探索万物之性和天人关系，它把男女两性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以男女两性的相交来联系自然，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重点阐述自然和人变化的原理，即“易也者，变也”。
所谓阴者，由覆蔽引申而来，取云覆日之义；
阳者，以日为阳，由向日和暖引申而来。
用“阳”代表阳性、主动、热、明、干、刚等等，“阴”代表阴性、被动、冷、暗、湿、柔等等。
用“阴阳”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易》之“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即规律。
意谓阴阳两种原力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这就明确指出世界是唯物的，并且是运动的。
一切变化均由简而至繁，由微而至著。
天地、日月、昼夜、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都是阴阳变化一分为二的结果，都是阴和阳相反相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样就抽象出"
阴"
和"
阳"
两个相对的概念。
所谓"
阴阳者，有名无形"
（《灵枢·
阴阳系日月》）。
这种思想萌芽经过齐地儒生和燕齐方士的改变和宣传，成中国中古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
2.西周伯阳父的阴阳学说
伯阳父是西周宣王、幽王时的太史，身处宣王中兴之后时代，西周的种种制度弊端和人性的贪婪都呈现出来，他冷眼旁观，最后成为未卜先知的历史洞见者。
伯阳父用阴阳解释人事也规定了中国哲学的方向。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伯阳父曰：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
”
然而阴阳学说中虽然包含有天文星历等内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目的并不在观象、授时、制历，而是要通过这些现象来说明阴阳变化的规律，以及顺乎阴阳的重要：
“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由于阴阳观念最初即建立在阳光之有无、向日或背日这些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之上的自然变化，因此“四时”的变化受到了格外的强调：
“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所谓四时之序，即春生、夏荣、秋收、冬藏，阴阳家强调这是“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史记·
太史公自序》。
3.阴阳学说哲学思想的延伸与变迁
早期的阴阳家力倡顺应四时和阴阳的变化。
这一时期阴阳家的学问，其思维模式的要点在于阴阳交替，轮转循回，而不是阴阳对立，一个事物对立的两面。
这是早期阴阳学的一个最大特点。
但是我们在把四时昼夜循环这些概念舍弃之后，那么阴阳学说对立的属性就非常自然的显露出来。
在先秦和两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阴阳家的学问原来是以循环观念为主，而当阴阳对立的属性逐渐受到重视与阐发之后，循环的观念反而不被重视了。
人们看到的都是阴阳学说讲究对立的这个特点。
五行学说因为讲究五行相生，五行相克，反而被看成是循环观念的代表，忽略了五行原本是分类定性这样一种学说。
引入《黄帝内经》后，阴阳学说就完全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了，完全是一个对立的二分法，没有循环的概念存在了，他是将一种以量定性的方法，移植到药物学的理论、气味学当中来，总之，阴阳的高度概括通过一个叫“数之可十，推之可百”而致用，成为医学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按《庄子》：
“《易》以道阴阳”，后人将《易经》看做是阴阳的源头。
其后人们大多是沿着将组成八卦图形的阳爻和阴爻这两个符号，解释成为阴阳的代表的这样一条道路来解释《周易》的阴阳属性。
其实注重历史研究的学者认为，《易》本无阴阳观念，“《易》以道阴阳”是战国时期的思想。
4.阴阳五行学说的合流以及引入中医领域
阴阳与五行，在早期各自为说，因而在研究早期文化思想时必须分而论之。
就对医学发展的影响而言，阴阳学说要早于五行说。
在先秦遗存的医学史料中，几乎看不到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而阴阳之说在解释疾病生成、人体生理等方面则已得到某种程度的运用。
早在《左传·
昭公元年》，秦医和给晋平公看病时，就谈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
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
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
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而且把“阴阳风雨晦明”视为致病之六淫。
而马王堆出土的十四种简帛医书，已有涉及阴阳之篇章，却未见涉及五行者。
延至战国时代，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
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
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的，并时刻处于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不断运动变化之中。
古代哲学家们用阴阳学说解释宇宙的起源，用五行学说解释宇宙的结构。
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相结合，成为阐释宇宙、地理、历史等诸多范畴的思想柱石。
可见，就现有的文献资料而言，真正系统地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当首推《黄帝内经》。
如《素问·
天元纪大论》曰：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父母，生杀之本始”。
两种学说被引入中医领域后，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用来解释人体人体生理现象及病理变化的规律，解释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
处处渗透着阴阳五行学说所蕴涵的朴素的唯物辩证观与恒动观。
但值得注意的是，阴阳五行学说始终被置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最根本、最高的“气”范畴之内，即使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极盛时代，也没有成为宇宙观的主体，往往是气一元论宇宙观的构成部分。
从五行的多元论到阴阳二气的二元论，最终均统一于气一元论。
诚如《河洛原理》所说，“太极一气产阴阳，阴阳化合生五行，五行既萌，遂含万物”。
所以天地万物“本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曰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
五气即二气，二气即一气”（宋·
吴澄《答人问性理》）。
4.阴阳学说与中医的关系
阴阳学说自从被引入中医领域后，就焕发出鲜亮而且持久的光芒，直至今天，阴阳学说仍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部分。
然而，细观阴阳学说之起源、发展，以及延伸，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内涵，而其存在至今并仍具有强大生命力是离不开中医这个博大的科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体系的载体的。
阴阳学说一方面承载着解释中医、成就中医的作用，一方面又以中医为载体而得到持续不断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太极图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
参考文献：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8：
9～27.
第二章五行学说之哲学思想源流考
古代各民族对于世界起源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古印度有地、水、火、风，名曰“四大”，古希腊将水、火、土、气四种物质看作世界万物的四种原质。
五行概念起源于中国古代民间常识，人们将木、火、土、金、水看作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
1.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771年）之际的原始“五行”说
史书记载《尚书·
洪范》是商朝遗贤箕子回答周武王问王道大政的论说。
“洪范九畴”是他治国安邦的九条根本法则，“五行”是其中的首要一项。
《尚书·
洪范》言及五行，曰：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这里所说的水、火、木、金、土，既是人们生活必不可缺的五种物质性的东西，又是自然界常见的具体物质形态，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属性和用途。
这是人们在长期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的想象和性质进行观察并反复比较、分析而得出的唯物主义的朴素认识。
此时，学说较为简单朴素，是原始的“五行”说，它并未明确提出“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始基这一概念。
但它已从无限多样性的物质世界中归纳出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最常见的具体的物质形态，并把它看成是一个相互有关的有机整体，这就为五行是宇宙万物的始基这一概念的形成做了理论准备。
而且它认为人们只有遵循“五行”的特性去行事才能成功，这就赋予“五行”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性意义，表明《洪范》原始五行说，虽然其概念是朴素的，粗糙的，尚未经过加工升华抽象了的，却已蕴含有哲学思维的萌芽。
但此时这一观念并未被智识阶级重视。
2.西周末的早期“五行”思想
西周末年，随着王室衰微，社会动乱加剧，商周以来维护贵族特权利益的宗教信仰和神权思想也发生动摇。
受时代影响，中国西周末期思想家周太史史伯在同郑桓公谈论濒临灭亡的政局时，提出“五行”元素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
郑语》）。
这就涉及到了世界起源问题。
史伯用抽象的哲学命题阐明了“物”和“五行”的关系，把具有固定形态的五种元素——水、火、木、金、土看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
这样就使“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而获得了完整意义。
史伯提出的另一个创见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和”与“同”这两个对立的哲学范畴，用以概括事物矛盾对立面的统一现象。
“同”是简单的同一，“和”则意味着两种对立面之统一，或是集多种事物的对立面以得一个新的统一。
史伯强调“和”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则不能创造。
每一物都是对立面之合一，而金木水火土是最基本的相互对立之物。
在两个对立物中，每一个对立物是另一个对立物的“他”，一事物吸收“他”的成分，才能获得生成和发展。
这就是“以他平他谓之和”的观点。
如果只有同一种元素“以同裨同”，便要“同则不继”。
这是早期的五行学说中以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观点解释事物的雏形。
史伯的这一“五行”元素说不但更重要的是用来解释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希望借此学说挽救濒亡的西周朝廷。
但是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
同原始“五行”说一样，史伯的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有力的冲击了天命神权思想。
但是应当看到，虽然能以极为朴素的“土”（“地”）为基础的“五行”物质元素说来说明万物的生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其局限恰恰就在于其局限于“地”的有形态的范畴。
3.阴阳家邹衍与“五德终始”说
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齐国人，是先秦阴阳家的后期代表人物与领军人物。
他创造性地使用类推的方法，从小物推至无垠，从今世推至古代，恰如《艺文志》中说：
“推其极则无不至”，并利用民间知识、信仰，加之自己的想象力，便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
“土-木-金-火-水”五德终始系统：
“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
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后，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
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
此时的土、木、金、火、水已并非指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对五种物质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同时侧重强调五行之间的相克关系：
木能胜土，金能胜木，火能胜金，水能胜火，土能胜水。
而所谓“行”者，运行之义也。
故而，除了朴素的唯物观外，五行还包含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恒动的观念。
邹衍试图用五种物质元素相生、相胜的关系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和阶段性，从自然推至社会，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按照五行的原理循环转移的。
邹衍提出，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
他提出五德终始论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警戒有国者的淫侈及其对于天子之位的希冀，这是邹衍历史哲学所在。
但后来却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统治百姓的思想，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怪圈。
如“五德终始”说被秦国利用，为即将出现的统一帝国提供意识形态。
《吕氏春秋·
应同篇》明确提出“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推行终始五德之学说至极为重要地位。
将周朝比作土德，将秦朝比作水德，以此比喻秦代替周的顺理成章。
秦始皇本纪第六》也记载到：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
甚至将黄河改名为“德水”，以喻水德之始。
及至汉代，五德终始更深入人心。
甚至此说于公元6～8世纪间传入日本。
日本天皇利用“五德终始”说的天命皇权、正统承继思想，集权皇室，统御万民，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完善了以天皇为核心的典章制度。
“五德终始”说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全同五行变化合在一起，牵强比附，混淆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质的差别，最终走向唯心主义。
并且由于五德的终始都先见于祥瑞，把“天人感应”引入“五德终始”说，被继承者歪曲理解与利用，造出种种禁忌，从实际上承认了君权神授，失去学说原来政制变法的本意，学说便成了“使人拘而多所畏”、“舍人事而任鬼神”的中古宗教了。
4.引入中医领域的五行学说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之一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阴阳学说引入医学的时间比较早，而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时间要晚一些。
昭公元年》，秦国名医医和给晋平公看病时，就谈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
而且把“阴阳风雨晦明”视为致病之六淫。
可见，真正系统地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就现有的文献资料而言，当首推《黄帝内经》。
五行学说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把人体脏腑结构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互有联系的，而不是互相割裂的孤立器官。
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关系还被用来阐述人体各个组织器官之间的相互关系，论述人体脏腑组织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
比如，将肝、目、筋、泪、魂等均归属于木这一行。
认为这些脏腑组织等均具有类似木的升发条达，喜疏畅、恶抑郁的的特性。
故而，一旦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出现障碍，就采取疏畅气机的治法，采用能入肝经之药物进行治疗。
自从五行学说被引入中医领域后，其内涵被进一步扩展延伸，成为中医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在科学阐释人体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断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与阴阳学说一样被历代医家所采用、诠释并发扬，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步近智，张安奇.中国学术思想史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
33～39.
第三章气学说
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气是人们对世界物质本质及其现象的高度概括。
从云气、水气到量子、场，无不涵盖其中，可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既无形质，又有形质，无处不入，无所不有，升降出入，形气相化，贯通一切。
盖“通天一气耳”。
1.气是中国古代哲学标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
中国古代哲学的物质观，从五行的多元论到阴阳二气的二元论，最终统一于气的一元论。
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极其细微的物质，是具有运动功能的客观实体，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元素，是物质与功能的统一，是标示着占有空间、能运动的客观存在。
气一元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动态的、有机的宇宙观，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
中国古代哲学的气一元论应用于中医学领域，成为中医学独特的认识世界和生命运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医学科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医学的气一元论。
认为所有的事物、现象都可以用气来表示，包括物质、功能，以及精神现象均可以用气来表示。
例如，天地之气，五行之气，脏腑之气，四时之气，六淫之气，寒热温凉之气，等等。
天地万物皆本于气，人亦因气而生。
气是构成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生命的共同的本始物质，人的生死、物之盛毁，都是气聚散变化的结果。
故曰：
“人之生，气之聚也。
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故万物一也”（《庄子·
知北游》）。
气一元论涵盖了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诸哲学范畴，其内涵既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又是主观的道德精神，兼容并包，错综复杂。
而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应用较为广泛的阴阳五行学说始终被置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最根本最高的气范畴之内，即使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极盛时代，也没有成为宇宙观的主体，往往是气一元论宇宙观的构成部分。
2.治未病是气一元论思维方式下的整体治疗观
气一元论认为天地人统一于气。
提倡天人合一，形神合一，推崇人-社会-心理的整体医学模式。
“本乎天者，天之气也。
本乎地者，地之气也。
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
至真要大论》）。
人的生长壮老已，健康与疾病，皆本于气，故曰：
“人之生死，全赖乎气。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医权初编》）。
人类只要认识气的运动变化规律，就能够认识生命的运动规律，故曰：
“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素问·
气交变大论》）。
因此，整体调节、三因制宜的整体防治观是自古以来医家辨证论治的临床施治关键。
升降出入是气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
“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出入废，则神机化灭；
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
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
六微旨大论》）。
气的升降出入正常，功能与物质保持动态平衡，即气和，则健康。
若是由于饮食、居处、情志、六淫等导致气之升降出入失常，气失其和，则为病。
调其气使气之升降出入恢复正常秩序就是治病的过程，或施药，或针砭，或导引，方法不胜枚举。
但是，人体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健康或是疾病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疾病演变过程中证候也并不是始终不变的，而且，病或不病，愈或不愈往往是可以预测的。
3.治未病
“未病”概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调人体是物质与功能、内部与环境的有机统一，无论是物质还是功能、抑或机体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出现异常，均为病态。
这就将“治疗”的范畴扩大。
不但出现临床症状体征的需要治疗，尚未出现临床表象的但是已经引起机体物质与功能不相统一，均需要重视并治疗。
并进一步提出，善于治疗“未病”的乃是“上工”、“圣人”。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
先秦以来医家对未病解释颇多，然总不离经之所言：
一者未病先防，一者既病防变/传。
气之和合才有物质与功能的统一，才有正常机体，故而，观察人体时必须从物质与功能的角度进行辨别诊断，才能够及早把握病之是与否。
由于饮食、居处、风雨寒暑、情志等诸多病因综合作用，人体脏腑、组织、气血津液的功能与物质的统一失去和合状态，逐步向“病”之阶段发展。
在其尚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体征之前，我们可以在体表五官九窍等部位发现相应的异常变化，“有诸内必形诸外”，根据此变化可以判断机体内部阴阳五行的失衡所在，预先进行治疗即是“治未病”。
但是，此阶段的变化必然是不能辩证为“病”的，若是辩证为病，就不是“治未病”而是“治病”了。
同时，证候的辨别也应当格外慎重，以防偏“右”。
同时，此时的治疗以摄生、导引、适情志、调起居等为主。
唐孙思邈即主张“消未起之患，治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
此处所谓“未病”，实已有先兆存在，也即疾病早期症状少且轻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发现，早期诊断和治疗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疾病的发生发展不是线性的，总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
若能将疾病截止于较早、较轻阶段，或将其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截断，治疗将事半功倍。
故上工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故上工者，“先安未受邪之地”。
此也即治未病之既病防传/变。
即治疗需要把握时机，先声夺人。
古代中医学家接受气一元论这种哲学思想为指导，已将其渗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
因此，在中医理论创立千百年并逐步发展完善的今天，我们在深入理解中医内容的时候，必须从气的哲学角度进行分析。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认识到，中医理论知识框架是基于古代科学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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