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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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纵队第15旅（欠第45团）原计划掩护南路军过平汉路后即归建北路军，但因敌情严重无法实现，只得随南路军行动。

到达鄂西北后改编为第三军区。

9月上旬，又根据命令由王海山（旅长）和陈先瑞（政委）率领主力约1300人北上陕南，于9月24日到达陕南，加入开辟豫鄂陕根据地。

4、由第2旅6团副团长孙宗林和营长罗金科率领的2营，作为闵学胜所部的后卫与主力失散，转战至大洪山地区，与坚持就地斗争的江汉支队（原江汉军区部队）会合，编为江汉支队第二大队。

南路军此阶段伤亡1040人，非战斗减员950人。

（南北两路为中原军区突围之主力，计划向西突围，先到达内乡、淅川、荆紫关地区，再从伏牛山地区越过陇海路，北渡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

如果计划不成，便在伏牛山区、秦岭地区打游击，或者先进四川再北上至甘肃创建甘南根据地，或者北上至陕甘宁边区，或者渡襄河至武当山地区创建根据地。

）

三、江汉军区部队：

（一）突围部队：

由罗厚福（江汉军区司令）、文敏生（江汉军区政委）率领约6000人。

8月27日在鄂西北地区与王树声率领的南路军会合，共同参与开辟鄂西北根据地。

（二）就地坚持部队：

江汉军区第1团第1营以及京山、应城等县地方武装，组成江汉支队，由黄伟民（江汉中心县委书记）、杨洪先（支队长）指挥。

江汉军区突围部队此阶段伤亡60人。

（江汉军区留下部分部队坚持就地斗争主力向襄河以西转移，进入武当山区，相机入川。

四、河南军区部队：

由黄林（河南军区司令）率领约2000人。

7月30日到达陕南，8月与北路军会合，共同参与开辟豫鄂陕根据地。

地方部队约900人，组建豫鄂边游击支队，由宁淮（支队长）、张波（政委）指挥。

河南军区部队此阶段伤亡190人，非战斗减员130人。

（河南军区在北路军越过平汉路时进行接应与掩护，然后在桐柏地区坚持斗争。

五、掩护部队：

皮定钧（第一纵队第1旅旅长）、徐子荣（第一纵队第1旅政委）率领第一纵队第1旅约7000人。

7月20日，到达苏皖解放区。

8月下旬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13旅，1947年1月又改编为华东军区独立师。

第1旅此阶段伤亡300人，非战斗减员1700人。

（主力突围后原地抗击三天，然后向东佯动，掩护主力向西突围，然后自行选择突围方向突围。

六、掩护部队：

吴诚忠（鄂东独立第2旅旅长）、张体学（鄂东独立第2旅政委）率领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2旅约6000人。

7月18日，到达安徽岳西太湖地区。

随即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停止原定东进突围，坚持大别山斗争。

独立第2旅此阶段伤亡190人，非战斗减员450人。

转入大别山地区后，在国军围剿下至10月，主力基本丧失，吴诚忠、张体学化装转移，余部全部便衣化，分散游击。

（主力突围后坚守宣化店地区，伪装中原军区、中原局机关仍在宣化店的假象。

在6月29日送走军调处第23执行小组后向东突围。

）整个突围是主力分两路向西，河南军区与江汉军区先是策应主力突围然后紧随主力向西，断后掩护的第1旅和独立第2旅则完成掩护任务后向东（独立第2旅后改为坚持原地斗争）。

第二阶段中原突围后各路部队创建根据地情况：

一、豫鄂陕根据地到达陕南的中原局、北路军部队7月23日决定部队分散，以团、营规模活动，创建根据地。

8月和陕南游击队会合后于8月3日在丹凤县留仙坪召开会议，决定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初步划分为三个军分区：

安康、柞水、蓝田、临潼以西为第一军分区（359旅，后改由13旅38团），西荆公路以北、陇海路以南为第二军分区（河南军区部队、13旅37团两个营和陕南游击队两个大队），汉水以北、丹江以南为第三军分区（13旅37团一个营、13旅39团、第15旅45团和陕南游击队一部）。

8月6日，闵学胜率领的南路军一部到达豫陕边境，与河南军区部队会合，组成第四军分区。

9月22日，中原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电令，任命文建武为豫鄂陕军区司令，汪锋为政委，陈先瑞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张树才为政治部主任。

9月24日，南路军的第二纵队15旅主力北上归建，随即以该旅主力在柞水、镇安以西地区组建第五军分区。

至1947年1月，中原突围部队在开辟豫鄂陕根据地战斗中伤亡960人，非战斗减员1570人。

在豫鄂陕军区和边区党委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后，李先念、任质斌、戴季英先后离开豫鄂陕军区来到延安，和8月化装离队先期到达延安的郑位三和陈少敏在延安重新设立中原局，领导中原军区外线各部队及豫鄂陕根据地和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

9月由第13旅旅政委杨焕民所率到达陕甘宁边区的39团3营改编成中原局警卫连。

1947年1月上旬，调集第二、三、四军分区主力组建野战纵队（即第一野战纵队），黄林任司令，方正平任政委，下辖六个支队，由原来45团、37团、39团、军区警卫团和陕南游击队等部队组成，约5000人。

3月上旬，又组建第二野战纵队，陈先瑞任司令，韩东山任政委，下辖三个支队和一个干部大队，由原来15旅43团、44团、3旅8团等部队组成，约3000人。

3月，豫鄂陕军区主力两个野战纵队先后北渡黄河抵达山西晋城。

4月，由500多陕南籍官兵组建豫鄂陕军区教导团，后与起义的国军38军教导大队合编为38军教导团。

7月下旬，经过补充整训后的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赵基梅任司令，文建武任政委，下辖34旅（原二纵13旅、15旅45团）、35旅（原15旅43团、44团和3旅8团）。

8月5日，第十二纵队在李先年指挥下挥师东进。

后于12月与中原独立旅会师，组建新的江汉军区。

直至1949年5月与鄂豫军区、桐柏军区一部合编为湖北军区。

此阶段豫鄂陕军区部队伤亡1530人，非战斗减员1570人。

二、鄂西北根据地8月27日，南路军和江汉军区部队在湖北房县会合，两支部队的领导召开了联合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鄂西北军区，创建鄂西北根据地。

王树声任司令兼政委，刘昌毅、罗厚福为副司令，刘子久、文敏生为副政委，张才千为参谋长。

下辖四个军分区：

竹山、竹溪、镇坪地区为第一军分区（江汉军区警卫团和第3团）；

兴山、房县地区为第二军分区（第一纵队第1旅）；

南漳、谷城地区为第三军分区（第二纵队第15旅和第一纵队第3旅第9团）；

荆门、当阳地区为第四军分区（江汉支队和江汉军区第1团的两个营）；

另以第一纵队第3旅第7团和江汉军区第2团组成野战旅，第一纵队警卫连、江汉军区警卫连和江汉军区第1团第2营组成鄂西北军区警卫团。

9月中旬，第二纵队第15旅主力北上陕南。

9月下旬，以谷城、南漳、保康地区组成第五军分区，从野战旅中抽出江汉第2团为军区武装。

9月22日，李人林率江汉军区第1团的四个连、一个警卫排和一个手枪队，东渡襄河，恢复发展大洪山和桐柏山根据地。

为隐蔽意图缩小目标，李人林所部后改称江汉游击支队。

11月，李人林所部与湖北随县、新城地区先后与张波、牛德胜率领的豫鄂边独立游击支队会合。

随即这支部队进行了整编，并改称豫鄂边游击支队。

12月，野战旅主力第7团在反清剿战斗中失利，主力大部散失，仅何德庆（第7团政委）还率领余部约三个连。

1947年1月，刘昌毅、胥治中率军区警卫团两个连和一个侦察队北进，收拢7团余部。

不久即与何德庆所率领的余部会合。

后又与张力雄、张秀龙、汪乃贵所率的第三、第五军分区和江汉军区余部会合，总兵力约1000人。

1月下旬，豫鄂边游击支队到达湖南，改称江南游击支队，开始在湘鄂边地区活动。

2月4日，鉴于敌情严重，鄂西北军区举行老馆观窝会议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分路转移到外线，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领导则化装转移。

此时根据地日益缩小，鄂西北军区及第一、二、三、五军分区部队和机关先后撤至荆门、当阳地区与第四军分区会合。

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随即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化装转移到华北解放区。

鄂西北军区将撤至荆门、当阳的部队编入第4团和第5团，并南渡长江与李人林所部会合，在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

罗厚福、吕振球等率领鄂西北军区部队（约500人）及各地游击队共约800人坚持鄂西北地区斗争。

鄂西北军区至此基本结束。

2月上旬，刘昌毅所部在保康以南遭到国军合围，经过激战才得以脱险，但部队减员数百人，而且因仅有的电台也被击毁，与上级和友邻失去联系。

2月12日，王树声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化装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王离开前，派出地下交通送信给刘昌毅，告之其当前局势，要求刘昌毅自行决定今后行动。

根据这一指示，刘昌毅决定率部重返大别山。

2月13日，张才千率第4团、军区警卫团一部约1200人南渡长江。

2月中旬，杨秀坤、刘健挺率领第5团约800人东渡襄河，但因国军在长江沿线防守严密无法过江，只得改变原定计划，准备改往北上，经大洪山、桐柏山、伏牛山，北渡黄河。

2月24日，张才千所部与李人林所部会合，合编为江南游击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共1600余人。

3月上旬，江南游击纵队兵分两路在湘鄂川黔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3月25日，两支部队再次会合。

4月中下旬，杨秀坤、刘健挺率领第5团在连续战斗中被打散，杨秀坤和刘健挺分别只率领着二三十人，分散作战。

最后杨秀坤和刘健挺分别化装转移到山东、苏北解放区，余部或化装转移或就地隐蔽。

至此，鄂西北军区部队外线部队就只剩下分别由刘昌毅和张才千、李人林率领的两支主要部队。

5月初，刘昌毅所部抵达皖西，与鄂东独立第2旅副政委熊作芳率领下于1946年8月到达皖西的该旅余部300人为基础组建的皖西游击支队（熊作芳已于3月离队前往华东解放区，此时由桂林栖率领）会合。

两支部队合编为皖西人民自卫军，刘昌毅任司令，桂林栖任政委，下辖三个大队，共约2000人。

而张力雄、张秀龙、汪乃贵等领导，由地下党护送化装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5月下旬，张才千、李人林率领的江南游击纵队重返鄂西北先后与罗厚福等率领的坚持鄂西北斗争的多支游击队会合，合编为中原游击纵队，张才千任司令兼政委，罗厚福任副司令，李人林任副政委，下辖三个支队，共约3000人。

6月12日，中原游击纵队到达豫东，与豫皖苏军区部队会合。

经过短期休整，于6月24日改编为中原独立旅，张才千任旅长兼政委，罗厚福任副旅长，李人林任副政委，下辖第1、4团。

8月下旬，皖西人民自卫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会合。

12月，中原独立旅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会合。

此阶段鄂西北军区部队伤亡2750人，非战斗减员3920人，坚持各地斗争的游击武装伤亡1900人，非战斗减员2900人。

中原突围保存下来的骨干部队沿革：

一、第一纵队第1旅：

这是在整个中原突围中伤亡减员比例最小，建制保存最完整的一支部队。

1946年7月20日，到达苏皖解放区。

8月下旬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13旅，1947年1月又改编为华东军区独立师，师长由原第1旅副旅长方升普担任。

先后参加了淮阴保卫战、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孟良崮等战役。

1947年12月独立师划归华北晋冀鲁豫野战军序列，不久改编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第十三纵队第37旅，旅长是原第1旅第1团团长王诚汉。

先后参加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1949年2月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61军181师，师长王诚汉。

1949年5月，又随18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进军大西北。

1949年11月，又改归第二野战军指挥，进兵大西南。

1951年3月，181师调归60军序列，编入第3兵团建制，作为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参加抗美援朝。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1969年番号改为第60军180师，隶属于南京军区。

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60军番号被裁撤，180师改归南京军区的第1集团军，番号重又改回181师，1996年在部队整编中改为武警机动师，目前驻防江苏。

二、第二纵队第359旅：

1946年8月下旬至9月初，第359旅兵分两路陆续到达陕甘宁边区，10月编入晋绥军区第二纵队。

先后参加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三边战役。

1947年7月，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359旅。

随后参加沙家店、黄龙、延清、榆林、运城、宜川、西府陇东、荔北、冬季攻势等战役。

1949年2月，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军第5师，师长徐国贤。

随后参加扶眉、陇东追击战、兰州、河西走廊追歼战、进军新疆等战役。

1953年3月，第2军番号撤消，第5师改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1师。

三、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与中原独立旅：

1947年7月下旬，经过补充整训后的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赵基梅任司令，文建武任政委，下辖34旅（原二纵13旅、15旅45团）、35旅（原15旅43团、44团和3旅8团）。

1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与中原独立旅会师，组建新的江汉军区。

1949年5月江汉军区部队与鄂豫军区、桐柏军区一部合编为湖北军区。

四、皖西人民自卫军：

1947年10月，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抽调三个主力团与皖西人民自卫军共同组建皖西军区，将皖西人民自卫军第37团编入第三纵队第7旅。

1948年2月，第37团重新调回皖西军区。

化装离队转移的旅以上干部：

郑位三（中原军区政委）、陈少敏（中原局组织部部长），8月2日化装离来刚到达陕南的部队，从陕南前往延安。

李先念（中原军区司令）、任质斌（中原军区副政委）、戴季英（第一纵队政委）9月先后离开豫鄂陕军区前往延安。

10月，吴诚忠（鄂东独立第2旅旅长）只身回到老家隐蔽再化装转移到华北解放区，张体学（鄂东独立第2旅政委））化装转移到南京，再经北平前往延安。

（部队基本丧失）刘子久（鄂西北军区副政委，原第一纵队副政委）、文敏生（鄂西北军区副政委，原江汉军区政委）、刘子厚（第四军分区政委）2月4日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化装转移到华北解放区。

王树声（鄂西北军区司令兼政委，原第一纵队司令）2月12日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化装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杨秀坤（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原第一纵队第2旅副旅长）4月下旬只身由地下交通护送经南京、上海到达山东解放区。

（部队基本丧失）刘健挺（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原第一纵队第2旅政委）回到老家再化装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部队基本丧失）张力雄（鄂西北军区野战旅旅长、原第一纵队第3旅政委）、张秀龙（鄂西北军区野战旅政委，原江汉军区副司令）、汪乃贵（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原第二纵队第15旅副旅长）5月初部队到达皖西后由地下党护送化装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二纵副司令周志坚率第13旅39团2营与主力失散，未见资料说明下落，估计也是化装转移到了山东解放区。

当时的口号是“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生存下来了就算胜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可以说是成功了！

当时突破平汉路还是比较顺利的，跳出包围圈比较成功，可是后来的作战行动主要是打破敌人堵截与追击。

由于当地敌军比较密集，机动较为便捷。

在国军武汉行营和郑州“绥署”判断出解放军主力突围方向后，是很快调整了兵力部署，开展追击与堵击。

当时向西边突围，除了牵制了郑州“绥署”主力外，还调动了西安“绥署”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整1师和整90师），从全局上看是有利的。

但是，从突围前敌军部署看，西面敌军较为密集，但是由于平汉路以西有江汉军区和河南军区部队，可以起到夹击的作用。

当时左路军也正是在江汉军区配合下才突破整66师防线的。

同时，主力向西，吸引郑州“绥署”主力西去，有利于缓解华中解放区的压力，对全局更为有利。

至于向东突围，由于当时津浦路以西解放区已经丧失，而国军在津浦路沿线控制有较强兵力，难以达到目的。

皮旅在进入苏皖解放区前，险些在津浦路受阻。

整编第10师当时不在郑州“绥署”与武汉行营序列之内，而在川东地区，没有参加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围困与追堵。

当时，襄阳方向是比较空虚的，在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紧急调运整编第三师开赴襄阳进行堵击。

中原突围的方向，经过多次论证与考量，最后由中原局提出，经中央军委批准执行。

《中原突围史》曾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

关于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突围的方向，中原局、中原军区曾经反复考虑过向东、向北和向西等方案；

其间还考虑过以一部分主力向南渡过长江，游击于大西南的计划。

向东转移到苏皖解放区是1945年底提出来的。

当时，桐柏战役第二阶段未能取得预定的歼敌目的，国民党军以6个师另5个团的兵力向桐拍地区推进，企图夹击歼灭中原军区两个纵队。

加之中原军区部队在非根据地作战，财粮短缺问题十分严重，伤病员难以安置。

因此，中原局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将两个纵队转移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大别山地区作战，并准备将下一步的转移方向定为皖东。

12月18日，郑位三致电中央军委说，由于敌军兵团积极围攻，我军4个战斗都未能取得大胜以改变战局，反而被迫从路西撤退，伤病员2000人安置颇惑困难，估计去路东后因难更会加多，因此提议过路东后“以主力靠拢军部，原地留游击兵团”。

19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联名电报中共中央，再次提议“主力靠拢军部，此地留五千到一万人坚持游击战争”。

12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郑、李、王并告王（树声）戴（季英）：

同意中原军区主力向东转移到军部地区，留一部主力多带电台，配合地方游击队分散坚持鄂豫地区的计划。

并指示说，你们主力转移时，须先向东北行动，到正阳、新荣方向，作欲渡黄河之态势，以便迷惑和吸引敌人向北，然后看情况再向东行动到皖东地区。

在准备向东行动的同时，向北转移的方向亦随之提出。

中央军委接到华中军区的电报称，国民党桂系军队尚有两个师在大别山，其一部已向淮南铁路以东及律浦铁路以西的定远地区进攻，华中军区在该地区的主力即将转移到律浦路以东。

因此，建议中原军区部队不要经大别山向东转移，而应向北经新黄河以东到冀鲁豫地区。

中共中央于12月28日电示中原军区：

主力转移或向东到新四军，或向北到冀鲁豫，由郑、李自己考虑决定。

同电指示华中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均须作接应中原军区部队的渡备。

电报强调指出：

向东，华中部队须作有力而负责之接引与配合；

向北，则需刘、邓作有力而负责之接引与配合。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这次战略转移末按原定计划实施。

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提出的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得到中外各方的同情，国民党亦只好拖延而不敢贸然加以拒绝。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29日电示郑、李并中原局：

为“增强我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在和平实现时能争取我在鄂豫随地区一定的地位”，中原军区主力在转移时，万不可全部开走，必须留有力之一部（能作分散游击战争者）在各根据地坚持。

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将原新四军第五师及八路军三五九旅组成的第二纵队留下坚持鄂豫皖地区，只将原河南（嵩岳）军区王树声部组成的第一纵队作战略转移。

转移的路线定为尽可能争取渡新黄河经到华北，如果黄河走不过则改道走皖东。

决定王、戴部转移时将中原地区的军队和地方上未任职的成千干部带走。

原五师派两个旅护送第一纵队转移、如到华北护送到黄河边、如到皖东则护送到安徽六安。

此时，已进入河南息县的第一纵队，仍倾向于走皖东。

王、戴在1946年1月1日致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报中说，关于部队向东或向北转移的问题，我们认为向北转移因难较多。

加从界首（安徽与河南交界处）以北至河南中牟一带过新黄河，因距离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平汉铁路较近（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我大部队不可能在此地行动，而且估计这一带的渡口已均被敌占领．如从界首以东至正阳关过新黄河，则要涉过10余里宽的黄河泛滥区，并且还有沙河与涡河之隔，均要船渡。

即使渡过新黄河后，还要穿过皖北平原，再过陇海铁路才能到达冀鲁豫解放区。

同时，对界首至正阳关一段之新黄河两岸及沙河、涡河两岸情况均不明，对皖北情况也不清楚．故从界首以东渡河北进也很不利。

电报在分析上述情况之后建议：

“如实行战略大转移，我们主张从淮河以南走大别山再东进皖东为好。

因路途较近及山地对我们作战有利，又无河流阻隔，并能取得苏皖新四军之直接有力接应。

”1月2日，王、戴部再次电述主张东进的理由说：

从息县出发到扶沟过新黄河，有18天的行程，而且对扶沟渡口没有把握抢到手，占领了该汉口船只不多也难以很快渡过。

如从界首及界首以东阜阳以西渡河，亦有数天的行军路程，而又估计界首、周家口（今周口市）系国民党军所必占领的要点。

除界首外，其他处船只亦少。

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北渡敌情不明及元把握的冒险、不如南进大别山再向皖东东进”、“如华东新四军对我接引有力，桂军一两个师不可能完全阻止我们东进。

”第一纵队单独向东或向北转移的打算，也因国内形势的转变而暂时放弃。

1月6日，中原局、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进入光山、经扶之西部，第一纵队从息县出发南进，准备在7、8两日与第二纵队会合。

此时、国共和谈已有结果，中原局在有很大可能实现停战及王、戴部队到华北和华东都没有把握走通的情况下，决定放弃部分主力作战略转移的打算，全部留原地坚持。

1月8日，中原局将上述决定电报中共中央、得到中共中央的应允。

1月9日中共中央复电说，停战命令可在日内下达，“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

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的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能有较大地区立足及生存。

”由于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是在战略转移行进间驻扎防地，而且在从桐柏山向平汉路东转移的过程中，已吸引国民党11个军在其周围，因而很难在短时间内控制较大地区。

1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中原军区主力部队集结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过l00公里的狭小地区。

这样、部队给养更趋紧张，虽有中央和兄弟解放区的慷慨支援，仍难以为继，因而提出建议，请中央向北平军调部交涉，给中原军区部队调整防地或准予移地就食。

中原军区司令部于1月17日提出的建议书内容为：

要国民党军让出原鄂豫解放区的七八个县，归中原军区部队驻防就食、周围的封锁部队必须撤退。

如不可能争取国民党军让出防地．则提出移地就食。

转移的方向是向东到苏北、皖北，具体路线为“由现地（宣化店。

光山地区）出发．经经扶、光山、商城、固始之间，自颖上、阜阳渡黄河，再取道风台。

怀远、蒙城之间，于宿县、（肥）、桐（城）庐（江）和六（安）立（煌）堵击区。

显然，中原军区部队如向东或向北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