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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在前30年扮演了很积极的作用，降低了被抚养人口占比，增加了总人口中的劳动力数量，因此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个人口红利是人口的结构性变化。
改革开放最初的30年间，农村富余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又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显著低于城市，这就使得上述劳动力流动压低了城市的工资水平，使得中国获得了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再加上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廉价劳动力成本与世界市场相结合，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工厂，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后一道环节的集大成者。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30年内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一直很快。
要衡量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主要是看中低收入阶层愿意将多少收入投资于子女的教育。
1978至2008年期间，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就很可能从草根阶层进入城市的中上阶层，甚至可以带动一家人进城，从而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通过一代人的积累基本实现温饱，通过几代人的积累实现阶层的跃迁。
为什么中国家庭愿意投入这么多钱给子女的教育呢？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很高。
那为什么当时的回报率很高呢？
从制度根源来讲，那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强，个人通过努力完成阶层的跃迁是机会很大的。
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讲，当时的阶层板结性程度不高。
因此，中国中低收入阶层愿意将很多钱投资在自己子女教育上，从而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其中的逻辑链条是非常清晰的。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实物资本的积累速度很快。
当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比重差不多50%，说明中国是典型的投资驱动的经济体。
造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快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投资收益率非常高。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所以企业成立之后无论生产什么都有需求，初期整个社会的产品匮乏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有利可图；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正好赶上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大概是5%以上，所以提供了强劲的外需。
中国的高投资紧密结合出口导向战略，外需足以将中国投资形成的产能全部吸收。
此外，这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很快（年均超过10%）。
换言之，内需和外需都很强劲，使当时的企业投资有利可图。
造成中国实物资本积累比较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企业的融资成本较低。
中国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都比较喜欢储蓄，很高的储蓄率可以支撑我们这么高的投资率，从而抑制了融资成本的上升。
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有很多解释，例如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文化、习惯等。
然而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人口红利一。
过去三十年内，随着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自然会水涨船高，这是因为净储蓄者比重增加、净消费者比重下降。
最后，过去3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快。
一是因为技术进步速度较快，二是由于重大制度创新能够不断产生。
第四个原因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很快。
主要原因是我们有很大的后发优势。
中国从很低的技术水平启动改革，技术落差使得我们可以比较轻松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改良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技术。
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盗版抄袭不足以显著影响其它发达国家的利益。
所以这些发达国家采取了“善意忽略”的态度，我们可以借机实现技术升级。
第五个原因是每10年一次的重大制度创新。
1978年至2008年，经济增长不是没有起伏。
而一旦经济增速跌破8%，就有产生一次重大制度变迁，重新塑造了增长动力。
这30年间有三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首先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城市的放权让利（也即承包制）改革。
其次是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从小平南巡启动改革，到国企下岗分流、住房商品化。
最后一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
从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再次跌到8%以下。
如果没有重大改革，中国经济增速很难再回到8%以上，这也是全社会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高期盼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为何衰减
了解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就能比较好理解当前的问题何在。
从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这是大家普遍的感觉。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五个层面的动力来源都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度都在悄然减弱。
首先，两个人口红利目前都正在消失。
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前后已经达到峰值，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逐渐加速。
当一个经济体内部老年人的人口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数量开始下降，那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就会减弱。
如果做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中国老龄化速度比其他国家要严重，其制度性根源也是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一把双刃剑，1978年至2008年期间，出生率被压低，人口抚养比降低，同时也压低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
换言之，计划生育在前三十年让我们享受到人口红利，但是现在让我们尝到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苦果。
如今的中国农村，能够外出务工的农民都已经出来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基本结束。
1978年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剔除通胀之后，基本没有变化，但2007年之后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在剔除通货膨胀之后，差不多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
工资的增长对农民工是好事，但是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由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
十年前一个农民工的月工资在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但目前在广东4000块钱想招到人也非常困难。
简言之，两个人口红利都在悄然消失。
其次，在人力资本方面，近年来中低收入阶层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已经显著下降。
这几年有很多研究表明，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重正在逐渐下降。
最典型的就是北大，北大在八十年代差不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可以占到1/3，但是在最近十年，来自农村的学生不到10%。
换而言之，就是因为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水平正在逐渐的拉大，导致农村的孩子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重点大学非常困难。
上学开支巨大，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往往大学开始之日就是家庭举债之时，大学毕业之日就是家庭破产之时。
因此，目前农村家庭愿意出钱让子女上大学的意愿越来越弱。
换言之，过去这十年投资教育的回报率显著下降了，自然会降低中低收入阶层投资子女人力资本的积极性。
而如果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自然会下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投资教育的回报率下降了呢？
制度性根源就是目前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显著下降了。
现在一个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想改变自己的阶层属性已经越来越难。
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目前阶层之间的板结性已经显著增强。
换句话说，就是想实现阶层跃迁的梯子似乎被拆掉了。
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这句流行语就是阶层之间流动性下降的最佳注解。
再次，和人力资本非常相似，过去十年实物资本的积累速度也在显著下降。
从最近的宏观数据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已经降到过去二十年的最低点，这就是中国经济最近为什么下滑的最重要原因。
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而产能过剩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最佳体现。
目前，制造业领域几乎面临全面的产能过剩，该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同样面临过剩。
在基础设施领域，中西部地区08年新增的不少基础设施投资同样面临收益率严重偏低的问题。
造成产能过剩的一大原因是外需与内需的同时走弱。
2007年至今，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不到3%，外需明显下降。
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只有不到7%，内需也明显下降。
内外需都在下降，这自然会通过加剧产能过剩来降低企业投资的回报率。
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二是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
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有很多原因，例如融资链条显著拉长、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风险溢价显著上升等，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
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老龄化。
总结来说，内外需疲弱，产能过剩加剧，造成企业投资的收益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加剧，降低了中国的储蓄率，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四，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开始悄然下降。
技术上我们曾有很强的后发优势，但是现在正日益消失。
首先就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在不断进步，距离国际先进技术的落差正日益缩小。
其次，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其他国家对违反知识产权的做法不再是善意的忽略。
美国政府最近正在试图在大西洋（TTIP）和太平洋（TPP）构筑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重塑全球的贸易投资规则。
个中原因在于，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在WTO的框架下如鱼得水，现在要建立更高标准的投资贸易标准来约束你。
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对中国善意忽略，而是开始重视。
中国想以比较低的成本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技术创新也不甚得力。
为什么我们创新动力不足呢？
首先，是所有制的问题，国有企业由于创新者不能获得相关回报，创新动力肯定不如民营企业。
现在很多行业仍然是国有企业垄断一切的格局，这会损害我们创新的动力。
其次，过去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很薄弱，可以使我们以低成本从海外获得技术。
但是现在我们要进行技术创新，没有相关的保护，民营企业也没有动力进行创新。
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自身研发能力的不足，共同导致技术进步的速度开始下降。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去三十年中国有十年一次的重大制度创新，这夯实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遗憾的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现在的这14年间，还没有意义上可以与前三次制度变革相提并论的重大制度创新。
正是因为前一个十年没有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造成制度创新比较缓慢，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快。
如果再没有重大结构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可能急转而下。
所以，新一届政府不得不在执政的前五年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这是不容易的，可能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阶层，阻力可能会很大。
如何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回溯历史之后，我们现在就要展望未来了。
在当前这样一个传统的增长动力正在消解的背景下，能不能通过结构性改革获得新的动力，就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那么，如果政府想重新使中国经济增长焕发活力的话，可能在哪些领域做文章呢？
我们依然从劳动力数量开始。
人口红利的消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延长或者转变人口红利。
人口的老龄化是不能逆转的，但是我们能不能缓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的局面。
首先就应该取消计划生育制度。
但是在取消计划生育初期，工作年龄占总人口比重反而会加速下行，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但是为长远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放开。
根据我们社科院人口所相关研究人员的预测，在未来一两年之内，所有家庭的二胎都可能会放开。
延长退休年龄也是缓解劳动力数量下滑的举措，对你我来说肯定是65岁退休了。
此外，如果依靠内部努力不能缓解劳动力数量加速下滑的局面，中国政府未来还可以采取从海外移入劳动力的举措。
虽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比较充分，但农民工有多少人愿意是一辈子生活在城市里呢？
恐怕绝大多数还是先攒点钱，回到当地的县城，买套房、做点小生意。
如果农民工不能留在城市，就不会愿意进行大宗消费，而是要进行储蓄，工作的积极性也不会太高。
要焕发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就要通过改革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
复旦大学陆铭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能够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或者至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一个农民工的相应消费会上升40%。
所以想继续维持人口红利二，就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至少应该实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让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能够享受教育、医疗、上学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但盖洛普的调研结果显示，一线城市的大多数市民反对这类改革，认为会挤占自己能够享受的公共产品资源。
这生动地表明，有时候虽然我们口头支持改革，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后又会反对，这就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有时会发生的冲突，也是为何改革越来越难的原因之一。
即使农民工能够进城，但如果农民工没有财产的话，在城市是待不长久的。
要赋予农民工财产权，这意味着土地改革要推进。
两年前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前所未有地给了农民在耕地、集体经营性用地、宅基地方面进行流转的权利。
但是这两年间土地改革推进缓慢，因为目前中央高层有一种担忧，也即土地改革会造成农地高度的集中，出现失地农民的出现。
他们希望在制度设计上要规避这样的风险。
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导致目前的土地改革进展缓慢。
过去十年间人力资本的投资积累速度放缓，是因为阶层的流动放缓。
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这就需要有一系列改革，但这些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
首先我们要改变再分配改革，首先就是遗产税，其次房产税，其三是资本利得税，要将资源转移给中低收入阶层，就必须要有税制改革。
再者教育改革。
中国目前过度重视高等教育，忽视职业教育。
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的就业市场是结构性的失业，大学生是严重的供过于求，但是高级蓝领工人供不应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像蓝翔这样的学校应该更多一些。
在德国一个蓝领工人赚的钱可能比白领高，社会地位至少跟白领是一样的，而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到这样的地步，那么职业教育自然会兴起。
虽然目前制造业与基础设施领域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服务业投资的潜力巨大。
但是目前几乎所有高利润率的服务业部门，都被国有垄断企业把持。
因此要扩大服务业投资，首先就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对很多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这就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为缓解融资成本提高的压力，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改革来提高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
首先就是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
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存款利率就会完全由银行自己来决定。
其次要大力发展包括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市场。
再次，中国的金融市场要逐渐对外开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改革的次序非常重要。
在利率汇率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之前、在当前金融市场的现有风险没有完全暴露与受到控制之前，我们反对贸然全面开放资本帐户。
如果跨境资本流动控制不了，就很容易爆发金融危机。
在技术层面，后发优势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
要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一要打破国有垄断，必须让私人企业全方位地进入服务业各部门；
二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定要严惩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这样才能激励企业搞真正长期的创新。
由于过去十年没有发生重大的制度性改革，新一届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必须冒着风险在第一个任期内推进痛苦的结构性改革。
最可能发生结构性改革的有三个领域。
首先是国企改革，我的判断是地方国企改革的进展会显著超过央企。
过去10年间，地方政府积累了很多债务，为了解决存量债务压力，地方政府可能会出售国企股份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地方国企的改革可能会先行一步。
其次是土地改革，但由于上层对土地集中与失地农民的关切，目前进展较为缓慢。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金融改革，汇率改革、利率改革、民营银行、新三板等都在密集地出台各种举措，看起来，似乎本届政府已经将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圈定为金融改革。
但是这一点也是让人比较担心的，如果金融改革太快，而实体经济的改革跟不上，就可能会出很大问题。
尽管金融改革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比较小，但是潜在风险也相对较高。
如果实体经济改革的步伐持续落后于金融改革的步伐，那么未来10年间中国就可能进入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从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的国家，都要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恐怕也概莫能外。
当然，危机的影响有好有坏，关键看你有没有准备，以及有没有应对的方法。
总之，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首先应审慎乐观，我们既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也知道改革可以在哪些方面做，但是大家也知道改革很难做；
其次应未雨绸缪，如果知道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风险，知道哪些地方机遇很大，就能够提前进行布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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