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遗产在当代俄罗斯的地位与作用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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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罗斯，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理论常常带有偶像化特征。

由此，他们不仅把社会理论理解为被人的理性创造出来的概念的模型，而且看作是能够立刻拯救病人的一些通用良方。

在俄罗斯社会理论领域中，迷恋和垂青马克思，只是一种单相思。

马克思曾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反映出对俄罗斯的矛盾态度：

“我一向讨厌俄罗斯人，而他们却把我捧在手里。

”因此，孤立地评价马克思哲学遗产的地位与作用相当困难。

　　当然，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如此对待俄罗斯。

马克思非常了解俄罗斯文化，他常引证普希金的诗。

作为一个学者，他很明白这个超级大国对于全世界命运的意义。

马克思晚年给查苏里奇写信，探讨俄国公社的作用不是偶然的。

俄国公社，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能成为转向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特殊的手段。

　　俄罗斯所表现出的这种对待理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这与几十年来信息匮乏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密切相关。

俄罗斯社会永远是一个思想批判的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在政治方面间或经济领域的实践活动，总是被意识形态方式的巨大影响所笼罩，往往就是它的直接反映。

通常，这些方式所涉及的不是达到近期实用主义效果的“眼前”认识，而是能够为所期冀的未来模式，牺牲“恶”现实的弥赛亚认识。

　　一

　　俄罗斯从来就没有不加区别地对待马克思，这一点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自1844年（从《德法年鉴》出版始），作为对俄国特别危险的人物，马克思的名字就已经在沙皇的密探局里登记了，为了使他一进入俄国即被认出并逮捕，在警察局之间散发了他的照片。

沙皇的书报检查令指示，要和“共产主义思想传染病”斗争，而马克思被描述为一个无神论和造反精神的宣传者。

　　另一方面，马克思思想的传播事实上不仅未被封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受到鼓励。

这一点，当然是有原因的。

　　首先，俄国当局对思想的作用有一种传统的冷漠，人们害怕的是马克思本人，而不是他的著作。

当局认为，俄罗斯不会接受马克思的思想。

依我看，关于允许出版马克思译著的决定是亚历山大二世做出的：

“没多少人读，更少人能懂。

”结果，1848年《哲学的贫困》已在俄国出版，而在1873年人们翻译了《资本论》，而出版这部著作的布告，就刊登在政府的报纸上。

第二个原因更怪：

当局竟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中有某种反对革命民粹派的成分，那个时候，民粹派被看作现存制度的根本危险。

　　这样，在俄罗斯，人们特别了解马克思的著作，知识分子赞颂他。

马克思学说甚至传授给了沙皇的家庭成员：

财务部长维特在给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维奇大公教授经济学时，对他讲述了马克思。

事实上，还有一种奇谈怪论：

在知识分子圈里，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趣味的理论，未必涉及俄国《近三百年》的现实。

　　无论马克思本人是否喜欢，在俄国，人们的确热爱他。

革命时，佩带机枪的水手和士兵们带着他的相片投身世界革命；

革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列宁以及晚些时候的斯大林一起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象征。

　　二

　　苏联时期，人们像念咒语般引用马克思的语录，根本不读原著。

并且，有一种怪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一些原理运用到相反才是准确。

按马克思所说，存在应该决定意识，现在，反过来了，温和点讲，被论及的观念形态的意识架构修改了存在。

　　结果，马克思及其理论在苏联造就了一系列神话。

　　第一，英雄神话，这和马克思的英雄形象相关。

这种神话直接产生在日常生活感受之中，大批群众陷于其中。

这里，马克思的形象具有革命的特征，特别直观。

我们面前的画像中的马克思精力充沛、有着浓密的胡须，差不多就是圣经形象摩西的象征。

马克思是民族英雄，他出生在德国，这在人们的意识中已退居第二位。

他是我们的，是自己的英雄。

很多地铁站、街道和最大的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的雕塑和肖像不仅充斥了街道、俱乐部和剧院，还充斥了所有的苏维埃政府机关。

在国内，建造了世界上惟一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博物馆，顺便说一下，这是很有趣的博物馆，在它里面可以随意得到完全非正统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介绍。

　　第二，我称为“观念的”神话，这是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马克思著作的知识分子设定的。

这种神话的基础是存在着两个马克思。

一方面，是“官方的马克思”，他的思想在中学和大学里广为宣传与讲授。

另一方面，是未被读过的、不为人知的、没记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里的一种形象，这个马克思是过分的乌托邦和人道主义的，这一时期的哲学被认为是相对“不成熟的”，并充满了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色彩。

一般认为，这是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更准确地说，不是“苏联式”的马克思，没有出版的或只是被专家们所熟知的马克思著作并没有完全编入马列文选中。

　　区分为两个马克思的观念的神话，在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学生中是很普遍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要摆脱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内心自由。

对第二个马克思的认可，成为某种精神自由的标志，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喜欢这个马克思。

　　尤•弗•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出色地利用了这种情绪。

当局开始失去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准确地说是理论方面的控制，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局势，必须用通俗的语言同知识分子对话。

安德罗波夫的纲领性文章在苏共理论杂志《共产党员》上发表，该文在知识分子中收到了成效。

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社会理论应被作为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基础，马列主义就是这种理论，并且，他特别强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这种观点间接承认了以前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至少不完全符合“真正的马克思”。

同时也证明了，当局有完全了解真正马克思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有理智、有知识的人。

　三

　　这样，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种被理想化了的马克思形象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相适应的则是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被看作完善的社会理论形态，它可以解释一切。

当然，在专家内部已有了批判的反应，但是，他们还远没有杀出哲学系专家的圈子。

　　改革初期，这种马克思主义成为改革的一般意识形态基础。

问题不在于重审马克思主义，而是尽快地正确解读它，必须回归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回归正是要从停滞时代的思想禁锢中获得解放。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作为人道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人本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议题。

　　从90年代初，一切都变得清晰了，人本社会的建设抓得很紧，而人们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必须找一个富有盛名的敌人，可以把所有罪过和失败都归咎于他。

这里，马克思重新有用了：

这就是，在理论上，允许再一次标出马克思理论的错误。

看得出，国家正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彻底决裂，并向一种荒诞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同时，在歇斯底里反共产主义的背景下，人们拒绝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它的依据，即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原来的官方认可的哲学理论地位和国家赋予的权威。

　　不出所料，丧失了国家的支持，便引起了仓促批驳（更准确地应称为“推翻”），马克思理论的浪潮普遍否定马克思的时代开始了。

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再爱”马克思主义。

改革中期，大学关闭了马列主义史教研室，部分学校停止了研究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给他扣上了一顶把俄罗斯引向灾难、虚假思想体系创立者的帽子。

在自由主义者群体中率先出现了一系列著作，把马克思主义与教条的斯大林主义等同。

作者认为，轻率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主要原理的态度，以及像从前那样多数人确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不可逾越的巅峰的态度，都是毫无根据的。

　　今天，否定马克思的时代还在继续，但它的速度已明显放慢了，感谢上帝，终于能冷静地对待这种理论了。

人们尝试着严肃而批判地思考马克思的遗产——从分析他的人的概念、社会和历史的哲学基础开始，直到弄清楚他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今天的文明。

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伟大思想家们，如韦伯、索洛金等的社会体制及其社会发展理论相比较，重新挖掘出发挥其重大作用的可能性。

　四

　　近年来，在俄罗斯，其中包括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和莫斯科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国际的或全俄的学术会议，专门讨论了在世界哲学和社会思想发展中，马克思的作用及其思想遗产的当代意义。

在以往十年内举办的四次全俄哲学大会上，都曾讨论过这些问题。

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可以划分为下列基本的派别：

　　1.具有教条主义特征、宁愿以信仰而不以知识为基础的好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的信徒要么是今天找不到合适位置的前理论官员，要么是极左派的代表，不是正统的共产党员（久加诺夫类型），而是脱离他们的更激进的思潮。

　　2.摆脱原苏联弊端而以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称作“人本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以预言真正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相关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

　　3.发展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列宁主义）。

这一理论或多或少地更客观地评价马克思遗产并把它纳入一般社会学和哲学传统中。

　　4.非马克思主义流派。

对于这一流派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诠释的对象，而远离马克思本人。

　　5.好斗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认为，马克思首先是批判的靶子，而这种批判是非理论的，是把国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归罪于马克思。

如果说，这不是荒诞的话，那毕竟是带有反面标志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

　　为此，我们可以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比如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的后尘，谈论“后苏联马克思主义”。

这里，研究者关注的中心是马克思主张的解决社会哲学的关键问题。

　　与此同时，经常出版一些研究者的著作，这些研究者认识到了马克思在发展社会历史理论中做出的伟大贡献，并捍卫了他所确立的远没有丧失启发可能的原理课题，依托马克思的思想，这些研究者（谢苗诺夫等）着手研究一系列迫切的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有：

世界市场的发展以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被称为“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社会环境中，科学技术和信息革命引起的社会基本阶级的变化；

管理经济过程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

高技术的基础上社会生产中运用计划经济的可能性；

加快运行的全球化过程的基本特征分析。

　　马克思提出的分析人类历史进化形态的方法以及历史哲学的普遍问题引起著作家的极大兴趣，他们积极探讨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根据及其完整化，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和更迭作了阐述。

他们积极地将这一理论观点同两中择一的历史哲学观进行比较研究。

许多著作还探讨了后工业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

　　那些致力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研究者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是一批写于革命前夜、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以及苏联政权最初年代的著作，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到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

其中大部分著作的关注点在于，指出在西欧文化分布区域外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马克思思想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适用性问题。

在此，非常激烈地争论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文化特殊性的意义，这种特殊性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如何展示出来。

在这点上，历史的综合问题都与俄罗斯的当代状况密切相关，并决定历史发展的前景。

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克服财产的严重分化、社会文化水平失衡，保障稳定的就业率和有效的社会救助，依旧是从前遗留下来的最迫切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和理论遗产是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高需求，因为不转向马克思思想就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

　　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具有反思正统的社会结构学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特征。

恩格斯已经指出，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层建筑的作用增大，它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历史发展的非线性和所经受的当代转型具有复杂的、整体的、突出的全球化特征，这就要以全新的观点看待新社会诞生的矛盾和前提，以及苏联体制产生和消亡的原因，新社会在自己的发展中不仅要摆脱资本主义，而且整个远离了“必然王国”。

五

　　对未来社会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前景的研究。

　　从这一点看，新的（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时代，不仅是一个摆脱资本主义的时期，而且也是对以往异化形态的扬弃时期，不仅要从物质上，而且要从个体的依附性上解放人。

从技术水平看，这是一个为生产功利性财物使用有限资源（首先是生物圈）而以复制为主的工业劳动向优先创造性活动的转折。

在这种活动中，社会文明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发展理论因其建立在创造性活动和后工业技术为主的基础上而具有这种内涵。

这里，我们自己的探究，接近于生态主义、人道主义和后工业潮流理论。

　　在社会经济关系层面上，这是扬弃所有异化形式和人身依附性的过程（从奴隶制、农奴制、人身依附的其他形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集权主义到市场基础、物质依赖和当代世界的某些团体利益的霸权）。

　　在社会文化的变化方面，由各种形式的精神生产（意识形态、宗教、大众文化）统治转向了以创造性文化对话占优势的形态（这里，我们同广泛的文化研究者群体——萨尔特尔派属于这一类——紧密结合）。

　　首先，这种观点是要我们突破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的狭隘圈子，这样的社会是要社会所有制代替私人所有制，是要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给社会（实质上是国家）分配。

　　另外，新社会的转变要依托新的活动形式的推进，而不仅仅是改变社会关系。

　　这一观点发展了马克思本人和他的继承者的思想（主要是普遍劳动和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共产主义原则的观点），同时，批判性地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生产是新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论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尚未富裕的条件下，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马克思已经预示了这条道路的消极影响。

按照一些记者（布兹加林等）的看法，只有当社会体系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在全世界的范围开始时，那个时期才是社会主义。

因此，苏联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尚未准备好的，而体系也是不稳定的。

　　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中，找不到某种社会主义的“理想”。

问题在于，现实的社会建设潮流向自由王国及符合自由王国的社会主义萌芽现实（后市场配价原理，其中包括可靠的计划经济原则、公有财产的统一分配、社会平等、新的动机和价值、文化）的转变处于突变之中，并以畸形的方式诞生。

　　正是靠突变建立了国家机构，从一个方面看，它更适合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俄罗斯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环境，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距离共产主义运动的轨道十分遥远，而共产主义则受跨越异化世界并使其曲折消亡的规律和矛盾的制约。

　　结果，在苏联形成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在殖民帝国与法西斯强国的包围下，在俄罗斯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存在着、生长着，甚至战斗着（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是最有力的例子）。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总体突变），这种“形态”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后工业信息社会的产生条件并不相符合，在20世纪下半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民主化以及社会福利新进程的展开、全球化过程的剧进，对于这一切，它都不能给出完全相适应的答案。

　　当年，这种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地培育了社会创造联想的幼芽（理论艺术理想）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形象（社会主义理论和苏维埃文化，作为未来社会理想的原型正以一种生活的现实模式，被大多数居民接受）。

这是第一次冲进共产主义的尝试，它并不十分成功，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向这种社会形态过渡不可信或没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