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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欧洲委员会提出了“欧洲2020”的战略，转向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智慧增长、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抓手的可持续增长和以推动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和地域和谐的充分就业为目的的和谐增长。
日本基于自身发展，提出《新产业创造战略》，提出发展两大高端新兴产业领域（包括燃料电池、信息家电、机器人、数字内容等产业）和与扩大市场需求对应的新兴产业领域（包括健康福利设备、服务产业、环境设备服务、业务外包服务等），其中产业的“转型”意味十分厚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大量资本投入、低成本劳动力和大规模消耗土地、能源基础上的。
但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来看，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一方面，经济增长后续力量不足。
近年来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后继乏力，特别是世博会后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束，世博效应带来的投资增长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依靠短时期、高强度的政府性投资驱动城市的动力模式将难以为继。
世博会后，如果投资拉不动、出口上不去、内需起不来，上海怎么办？
这要求我们必须寻找引领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日益加大。
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产业用地越来越少，资源、环境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以资源换发展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这个关键时刻，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自身所面临的一系列阶段性瓶颈，上海唯有摆脱原有思路，突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瓶颈，实现城市全面转型。
一是必须重塑动力机制，从依靠物力资本投入驱动转向依靠人才、科技创新驱动，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运用前沿技术生产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努力形成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方式，构建上海未来发展新的竞争优势。
二是必须转变经济形态，从制造经济转向服务经济，促进知识、信息和智力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努力打造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构建上海未来发展的新的增长引擎。
三是必须突破城市功能，从国内经济中心城市转向全球城市，实现上海城市等级的跨越。
这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出路所在，是关系上海未来发展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二、人才资源是实现城市转型发展的动力引擎
1.经验的视角：
人才资源是推动城市取得发展的主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得益于人才。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构筑人才资源高地”的决策，围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大力实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人才发展战略，培养和集聚了一大批海内外人才。
经近二十年的努力，上海已经初步实现了“人才总体实力得到提升、人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人才开放度进——步扩大、人才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人才综合竞争力有了提高”的国内人才高地之一的日标。
伴随着建设人才高地，国内优秀人才纷至沓来，上海成为引进人才的大赢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赢得了连续16年的GDP两位数增长。
比如，作为中同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之一的杨浦，从“传统工业杨浦”向“知识创新杨浦”的历史转型，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高校资源密集：
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在推动转型发展中的作用。
又如上海大型飞机、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核高基”等国家重大专项任务落户上海；
神舟七号部分子系统研制任务成功完成；
上海光源工程基本建成；
生物医药、新材料、重大装备制造等领域一批产业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也源于人才的支撑和引领。
人才竞争优势已成为推动上海发展的重要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人才资本已经超越物质资本，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
2.发展的视角：
转型发展更加需要突出人才的引擎作用
第一，服务经济的关键在于人才。
服务经济是知识、信息和智力要素的生产、扩散与应用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为核心生产方式，以法治和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配置基础上的经济形态。
服务经济是头脑经济，包括金融、航运、贸易以及专业服务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知识密集和人才密集。
现代服务业的利润增长空间来源，不是以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为基础，而是通过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基础和技术、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向消费者或生产者提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服务，来赢得竞争、实现增值。
缺少优秀人才，将会直接导致服务企业的生存危机。
据普华永道管理咨询公司调研，在影响金融服务企业盈利能力的十大潜在风险中，有关人力资源和人员的风险（包括人才录用、人才保留等）位居首位，与此同时，能否获得掌握关键能力的人才，已经成为CEO有关经营环境中位居第二位的最关心的问题。
因此，现代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取决于有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作为坚实基础，能否集聚或者培养适应服务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成为发展服务经济的关键所在。
第二，创新驱动的基础在于人才。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同样也离不开人才、知识、技术来引领和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制造和创新研发方向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
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人才及其团队的作用，抢占技术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战略企业家、高技能人才不可代替的作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使之具有良好的市场需求前景，充分带动相关产业，促进就业机会，形成良好的综合效益。
第三，全球城市的重要特征在于一流人才的汇聚。
城市与人才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结：
一方面，发轫之初的城市就是集聚各类人类艺术、宗教、文化、商业和技术的地点；
伴随着人类发展，当代的城市已经成为人才、货物、信息和资金等各种要素的汇集点。
美国学者R.佛罗里达研究证实，地点比工作机会更重要。
人们首先选择地点，特别是选择城市，然后再找工作，而不是相反。
好的地点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生态系统。
它不仅能提供找到工作的劳动力市场，找到伴侣的婚姻介绍市场，获得友谊的社交市场，追求生活方式的娱乐设施和鼓励人们重新来过的翻身机会；
与此同时，一个好的地点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优势，特别是在吸引人才方面。
另一方面，人才资源，特别是具有才华、技能和创意的人才，已取代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大同小异的劳动力大军与市场通路，成为主要的城市资源。
能否有效地认清、培养、利用、提升、吸引、保有内外人才，即有效地开展人才动员，将成为城市成功的重要要素之一。
美国学者夏皮罗（JesseM.Shapiro）通过对1940-1990年美国大都市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源集聚度较高的城市，能够推动城市包括就业、收入、住房价格等经济较快发展。
据他推算，城市受高等教育人口每增长10%，能够带动就业机会、住房价格、工资收入增长分别为0.6%、0.7%、0.2%。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城市与人才这三者之间更加密不可分，尤其是对处在城市网络或者城市体系最高端、具有配置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而言，更少不了一流顶尖人才与其互动。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才的国际流动和知识集聚越来越密集地选择全球城市网络中最具有吸引力、集聚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节点——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作为首选之地。
世界城市，是在城市金字塔的最高层，人才特别是充满动能的一流人才之所以选择全球城市作为落脚之地，不仅源于其巨大的名声，更重要的是全球城市给予人才的效用，包括处于世界知识、技术发展最前沿，掌控最密集和动态的信息，在世界顶级跨国集团工作，与一流科学家共同开展研究。
另一方面，一流人才是全球城市之构成重要因素之一。
在全球城市背后，各类专业人才集聚的中心是全球城市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当技术和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时，谁掌握知识、人才资源，谁便掌握了各方面发展的主动权；
与此同时，其他要素便会随着人才要素而转动，会伴随知识、人才要素的流动而流动。
这也即是Beaverstock指出的，高技术国际移民是世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城市的重要成果。
正因此，有没有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能不能有效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会不会营造人才成才发展的环境，直接决定着创新动力的强弱、转型发展的快慢以及实现全球城市的进程。
对于旨在以国际大都市为发展目标，处于谋求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创新驱动为主发展模式的关键阶段的上海而言，人才资源势必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引擎。
三、上海人才在转型发展中面临的外部挑战与内部瓶颈
1.上海人才发展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双重挑战
首先，上海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挑战。
当今世界，关于人才的竞争已经如火如荼。
美国学者詹姆斯·
坎顿指出，全球人才大战即将成为竞争力的最主要的战场，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将为人才越来越多而陷入苦战；
如何从全球人才库中寻找到高技术的人才，将成为每个组织、国家的最大挑战。
从全球人才争夺的动向来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倾向：
首先，人才短缺的常态化、规模化。
人才短缺已经不是一时的问题，技术人才供应充足的时代已经过去。
其次，人才的全球共享、全球使用。
在现今的经济领域中，人们可以从世界各地找到各种层次、拥有不同技能的人才。
企业可以足不出户招募天下英才，根据需要在全球范围中招募人才。
再次，人力资源市场从地方转向全球。
从人才需求方来看，以创新驱动为目标的企业，特别是最先进的公司，已经无法从国内寻找到充足的人才；
从人才供给方来看，会说多国语言、拥有技术的人才，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随时在任何地方、为任何人工作的全球工作种群，将成为塑造未来的一个活水源泉。
最后，全球呈现人才决定事业、决定发展的趋势。
以人才为中心的未来情况，就是根据全球人才分布来发展事业，以符合特定市场需求的组织。
从全球人才竞争态势来看，发达国家在人才吸引和集聚上没有些许停步。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突出的动向是，一些转型国家，如所谓“金砖四国”BRICs也加快了吸引人才的脚步，例如印度将原来的“印度侨民事务部”（MinistryofNon-ResidentIndianAffairs）改为“海外印度人事务部”（MinistryofOverseasIndianAffairs），将职能拓展到直接单独负责海外移民的回流事务，同时，积极实施科学家储备计划、海外人才知识转移项目（Tokten，TransferOfKnowledgeThroughExpatriateNationalProgramme）、设立海外印裔科技专家联络中心（INRIST）、先后推出了“印度裔卡”（PIO）计划和“印度海外公民权”（OCI）计划、举行印度侨民节（PravasiBharatiyaDivas-PBDday）、实行双重国籍等一系列措施吸引海外人才。
从外部来看，上海在人才竞争方面，同时面临着“两个战场”：
一方面要从发达国家手中“抢”人才，另一方面还要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展开人才竞争。
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上海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
尽管加快了人才国际化进程，但还没有嵌入全球人才网络，没有成为全球人才关键节点，难以配置全球优秀人才；
尽管提升了人才国际竞争力，但是还没有引领世界潮流发展的一流人才、战略科学家、跨国企业家及其群体，还不足以以才聚才、吸引更多国际人才纷至沓来；
尽管加快了人才发展制度创新，但在关键领域还与国际惯例相符合的制度有脱节，特别在技术移民制度、税收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有一些体制瓶颈，减弱了人才争夺的能力。
其次，上海面临着与国内兄弟省市竞争的压力。
新世纪以来，各地意识到人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许多地方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人才工作，在人才吸引、人才环境营造等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和集聚力度。
例如北京提出“世界城市、世界人才”，深圳市围绕打造创新型人才高地的战略目标，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政策措施，实现技术入股、技术分红、设立管理股、放宽入户政策等方面的重大突破。
江苏省财政拿出4个亿，实施“百名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苏州提出人才投入资金要占地方财政的1%，无锡的“530”计划提出为创业人才“成立之初当保姆、发展之中当导师、成功之后当保安”。
国内兄弟省市的政策创新，对吸引人才、集聚人才具有推动作用。
对人才而言，创业发展的选项在增多、空间在拓展；
对上海而言，已经从以往的绝对优势转而变为通过相对优势来吸引和集聚人才。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格局中，上海面临着挖掘和深化自身相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的突出问题。
能否依旧保持20世纪90年代“大胆闯、大胆试”的魄力和锐气领风气之先，直接决定着比较竞争优势的强弱。
假使还是延续着新世纪初的思维理念、工作手段，在政策、环境上没有新的重大突破，是存在着被迎头赶上的潜在压力的。
2.上海人才面临自身发展的瓶颈
在面临外部压力和挑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着眼于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体目标，着眼于国家和上海重大发展战略需要，以全球的视野、超前的战略眼光来看，上海人才发展自身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总体实力还有较大差距。
相较于国际大都市而言，上海人才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上海2005年1‰。
人口调查显示，25岁以上人口中本科以上学历为5.1%，低于纽约的30.5%、芝加哥的28.9%、洛杉矶的24.4%、东京的27.1%。
据有关数据显示，上海金融人才总量约为23万，其中有国际化经历的人才仅占0.2%，而新加坡为20%；
上海的国际航运人才全球排名，位列伦敦、挪威、香港、新加坡、比雷埃夫斯、纽约、法兰克福之后，仅排名第八；
上海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域人才，特别是TFT产业、民用飞机、清洁高效发电设备、高技术船舶等新兴领域专业人才紧缺、人才储备不足，难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国际化人才的集聚度依然很低，，近年来在沪外国人的数字连年增长，到2008年底达到15.2万人，但总的在沪外国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还较低，仅为0.81%，与纽约的21.6%、香港的7.09%、新加坡的21.9%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根据GWCenter研究，尽管上海近年来在全球指数跃升的速度较快，从2000年的第31位提升到2008年的第9位，但目前上海还不是世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城市，未列入α城市（纽约、多伦多、迪拜、洛杉矶、伦敦、悉尼、迈阿密、墨尔本、阿姆斯特丹、温哥华），也无缘β城市（利雅德、日内瓦、巴黎、特拉维夫、蒙特利尔、华盛顿、海牙、基辅、旧金山、帕斯），甚至无法与第三梯队的γ城市（慕尼黑、卡尔戈雷、约翰内斯堡、波士顿、芝加哥、渥太华、埃德蒙顿、法兰克福、温尼伯、布鲁塞尔、杜塞多夫、西雅图、鹿特丹、休斯敦、布里斯班、圣地亚哥、哥本哈根、波恩、底特律、米兰、科隆、苏黎世、罗马、柏林、维也纳、波特兰、汉堡、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新加坡、斯德哥尔摩、达拉斯、沃斯、第比利斯、魁北克城等）为伍。
国际化人才的集聚程度还有待提高。
第三，结构矛盾依然突出。
人才结构还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需要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人才分布“教科文卫人才多、企业基层人才少”、“科研机构高校多、创新一线人才少”、“中心城区人才多、郊区人才少”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根据《2008中国科技进步监测报告》显示，上海企业R&
D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社会R&
D科学家和：
工程师的比重监测值为37.11%，仅排在全国第24位。
另外据《全球知识竞争力报告》显示，与国际大都市重点行业相比，上海人才在重点领域的竞争力还相对较弱，上海的经营管理人才仅为5.6人／每千人，远低于香港的39人／每千人、新加坡的65人／每千人。
上海的高科技从业人数也都与国际大都市有较大差距。
例如美国圣何赛都会区每千从业人员中从事IT和电脑制造人员数量为103.0，新加坡为43.4，上海仅为29.1；
又如，美国杜伦每千从业人员中从事生物技术和化学人员数量为38，上海仅为9；
每千从业人员中从事汽车和机械工程人员数量，日本爱知为109，德国巴登-符腾堡为95，上海为45；
每千从业人员中从事仪器和电子机械人员数量，法国巴黎大区为108.8，日本东京为80.5，比利时布鲁塞尔为66.8，上海仅为22.4，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上海在抢占全球知识竞争力的制高点上还不具优势。
第四，发展环境有待优化。
一方面，人才生活、创业的成本升高过快，既给人才引进工作带来了困难，又给留住人才增加了难度。
另一方面，政府人才投资力度有限、多元化人才投入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起来，使得推进人才工作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
此外，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滞后、市场发育仍不够成熟、重大战略性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项日偏少、吸引世界高层次人才的事业舞台偏小等一系列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创业发展。
第五，体制机制还不相适应，人才单位和部门所有的管理体制尚未根本改变，“官本位”观念、行政化倾向仍普遍存在，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人才开发主体的机制尚未真正到位，机关、事业、企业之间存在的人才流动的壁垒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刚化。
选人用人机制还不够完善，科学的人才评价制度有待确立，人才激励制度有待进一步创新科技投融资制度还跟不上人才创新创业发展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人才的未来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求上海必须以战略眼光、国际视野、危机意识来看待人才问题，必须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人才发展摆上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同等重要的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亡来，必须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思谋新策略、新方法，不断加大人才投入、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创新人才体制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努力作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资本优先积累、人才投入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以人才优先发展带动自主创新进入新境界、引领城市发展转型进入新阶段，为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建没同际大都市提供强力的助推器，更好地引领城市在全球范畴内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作为。
四、未来上海人才转型发展需要破解的几个重要问题
1.找准未来人才发展定位
着眼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央对发展的战略定位、全国发展的大格局和同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基本建成集聚能力强、辐射领域广的同际人才高地和世界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是未来上海人才发展的战略日标和发展定位。
什么是国际人才高地？
有的研究认为，国际人才数量多、素质优、结构好、效益高的区域，是指全球优秀人才资源集散的人才枢纽。
它是优秀人才全球配置的关键节点，是全球优秀人才向往之地和自我价值最能实现之地。
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是符合全球城市网络，千重要节点的观点的。
事实上，国际人才高地除了集聚度高、融合度好、创新度强、贡献度大、实现度优、开放度宽等六个方面特点，在定位上还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是国际化。
这是建设国际人才高地的形态要求。
与国内人才高地不同的最突出的表象在于，它是置身于全球视野小，以国际大都市为坐标，来寻求建设和发展目标的。
能不能进一步提高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程度，能否推动本土人才国际化素质，以此形成“与强者争锋、与能者对话”的国际竞争合作的能力，这是国际人才高地是否形成的重要向度。
二是枢纽型。
这是建设国际人才高地的功能要求。
国际人才高地必须融入全球人才网络，成为面向亚太地区、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具有重要配置能力的全球人才枢纽之一；
既能广泛地集聚天下才俊，又能向城市区域腹地深度辐射，带动周边人才的流动与发展。
三是生态型。
这是建设国际人才高地的内在要求。
国际人才高地，能够吸引全球优秀才俊近悦远来，与其构建人才个体之间、人才与团队之间、人才与外部发展条件和因素之间的相融共济、和谐共处、持续发展的人才“生态圈”发展环境不无关系。
要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吸引海内外各类人才生活、工作和创新创业，让各类人才在良好的生态下各展其才、各尽其能，共同创造创新创优。
四是引领性。
这是建设国际人才高地的发展要求。
这既表现在对处于高度流动状态的人才集聚与流动的引导，还表现在通过国际人才高地的构建，以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形成更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人才工作体系，更好服务于改革与发展。
2.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
相较于具有特殊历史积淀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作为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正在形成的全球人才枢纽，其形成与发展总体需要历经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极化阶段，即在相对弱势的背景下，通过在某些最具比较竞争优势、创新能力的若干点上的突破，形成具有较强推动性的增长极。
二是嵌入阶段，即在某些增长极积蓄能量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当外部存在业已成熟的全球网络时，增长极根据其谋求更大空间的内在要求而嵌入到整个网络中间，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源。
三是融合阶段，嵌入全球网络之后，增长极面临三种可能，其一是不适应全球网络凋敝而亡，其二是成为解构全球网络的破坏性因素，其三是与全球网络有效融合，成为全球网络发展的新支点。
能否与全球网络保持协同，与全球网络构成良性互动的通路，在从全球网络汲取成长发展的资源的同时，以其自身的贡献为全球网络的发展提供价值与拓展空间，这是增长极下一步在全球网络格局中能否成为具有影响力、吸引力、控制力的关键节点的前置条件，，四是枢纽形成阶段，在有效融入全球网络、成为其节点的基础上，如果继续良性发展，并不断扩大集聚力和辐射力，在继续增强节点的自身能量的同时，不断增强对整个网络的贡献度，即形成了对全球网络中具有配置力的关键节点、中心，它的枢纽功能、中心地位即会形成，在此阶段，具有枢纽功能的关键节点的一举一动会引发、带领整个网络的变动。
五是重构阶段。
当全球网络中产生新的枢纽的时候，会改变既有的资源流动的方向，继而重新调整或构造全球网络格局，直到新的增长节出现，进而进入新的一轮全球枢纽的生长过程。
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上海建设国内人才高地理解为构建全球人才枢纽的“极化阶段”，把新世纪初和“十一五”阶段“以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提升本土人才国际化素质为重点，建设开放度高、融合度高、吸引力强、培育力强的国际人才港”作为“嵌入阶段”，那么，以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当前上海正处在加速融入全球人才网络和成为全球人才枢纽的关键阶段。
因此，在更高层面、更广领域、更深程度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这是当前上海人才发展突出重要的命题。
这里需要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大力集聚海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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