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1 单元综合九第九单元资料与注释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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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
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
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
──郑观应《盛世危机·
初刊自序》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
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
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
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蔑之。
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
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
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
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
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见用无由；
即幸而事权在握，自谓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创办一事，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书满箧，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心，而国势亦日趋于不振矣。
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
外官曰敷衍，曰颟顸。
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
琐屑者，利析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
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
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
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颟顸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
去之之道奈何？
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
──郑观应《盛世危言·
议院上》
康有为的改革思想
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
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与先王以托权。
守经之徒，可与立者也。
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惟义所在。
无徵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三代先王以行之。
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依托，则是以硁硁之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
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严复的变法主张
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
国谁窃？
转相窃之于民而已。
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
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
嗟乎！
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
此庄周所以有肢箧之说也。
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
“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而中国之尊王者曰：
“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
”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
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
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
──严复《辟韩》
《公车上书》（节录）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
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
以皇上圣明，反覆讲辩，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
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
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
夫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
宋臣苏轼谓：
“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
”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
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
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
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
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
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
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
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盖开创则更新XX，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
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
“穷则变，变则通。
”董仲舒曰：
“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
”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
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
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变之之法，富国为先。
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
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
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
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
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
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
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
梁启超论变法
难者曰：
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
释之曰：
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
“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
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
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
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
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
斯固然矣。
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
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
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
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
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
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
如是，则练兵如不练。
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
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
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
如是，则开矿如不开。
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
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
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
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
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
如是，则通商如不通。
其稍进者曰：
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
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
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
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
如是，则兴学如不兴。
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
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
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谭嗣同的变法主张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
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
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
君末也，民本也。
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
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
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
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
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观夫乡社赛会，必择举一长使治会事，用人理财之权咸隶焉。
长不足以长则易之，虽愿农愚妇犹知其然矣，何独于君而不然？
岂谓举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
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
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
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不以为怪，固已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犹愿为之死节！
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
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
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
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
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
请为一大言断之曰：
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
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人之甘为宦官宫妾，而不免于匹夫匹妇，又何诛焉？
夫曰共举之，犹得曰吾死吾所共举，非死君也；
独何以解于后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
况又有满、汉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
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乐民之为其死节矣。
──谭嗣同《仁学》
张之洞《劝学篇》（节录）
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
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
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
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
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
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
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
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
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
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
曰：
不然。
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
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
圣道也，非器械也；
心术也，非工艺也。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29日）（节录）
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
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
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
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山之边疆，尚不计矣。
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
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
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
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
又其甚则且如土耳其之幽废，如高丽之祸及宫闱；
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
又如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
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
蚁穴溃堤，衅不在大。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
近俄与日本、暹罗，变政维新，遂以辟地自强矣。
印度、土耳其、埃及，守旧不改，遂以削地灭亡矣。
夫守祖宗之成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土地，与稍易其法，而能保其地，孰为得失？
狃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
新旧变守之效如此，皇上果何择焉？
《马关条约》（节录）
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
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
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
各该委员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
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
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
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
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
《保国会章程》（1898年5月7日）（节录）
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
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95年6月18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
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五、为保圣教之不失。
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七、为讲外交之故。
八、为仰体朝士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
九、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
十、凡来会者激厉愤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
十一、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
2．课文注释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运动：
同时，也是一场影响深运的思想启蒙运动。
从根本上说，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的直接产物。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就已经开始侵夺中国的领土，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创了西方列强割占中国领土的恶劣先例，1860年英国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的九龙司。
大约同时沙皇俄国则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地区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周边邻国陆续被西方列强侵略或占领，列强虎视眈眈，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边疆危机的延续和恶化。
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了垄断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
在这个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定，资本的输出成为这一阶段的新的特征。
西方列强除了继续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外，也开始寻找资本输出场所，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新的更大规模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亚洲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迅速强大了起来，并制定了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世界的狂妄计划。
日本称霸东亚的企图与俄国的远东利益发生冲突，日、俄在远东地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
（日俄矛盾的尖锐鲜明地反映在三国干涉还辽这个问题上）
日本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于1894年7月蓄意挑起了中日战争，战火很快从朝鲜蔓延到中国境内，次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马关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的危机。
清政府被迫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使日本称霸东亚的初步计划得以实现。
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
增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
允许日商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中国内地。
《马关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所有列强的根本利益。
各国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与日本同样获得了新开四口岸的各项特权，特别是允许外国厂商在各口岸投资设厂的条款，极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输出；
从此外国商人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厂，直接利用廉价原料及劳动力，并将产品直接销往中国内地，赚取了更大利益。
可以说《马关条约》这一条款即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迎合了所有列强的需要。
这正是其他列强所盼望的。
特别是为了偿还巨额外债，清政府被迫以牺牲一些权益为代价，向西方列强三次大借款，从而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
戊戌变法的兴起和展开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因此，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变法自强的戊戌变法。
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是戊戌变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逐渐形成。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洋务运动，七十年代，出现了商办的近代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
甲午战争前，洋务官僚腐败，已有一些洋务企业转为商办。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阻挠和限制。
一些爱国的地主、官绅、富商、士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决心创办实业，振兴经济，抵制洋商，以拯救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间新创办的厂矿企业共六十二家，总投资额一千二百四十多万元。
不仅原先基础较好的沿海、沿江和东南地区的上海、广州、天津、青岛、武汉、苏州、杭州、无锡等地的工厂企业有所发展，就是像内地一些地方也都出现了近代工业和机器采煤业。
尽管这六十多家新兴工矿企业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轻工业，最大的投资额也只有八十多万元。
但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这几年的发展，无论就速度之快和地区之广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资本雄厚的企业大体上都是官僚、地主、有功名的士人以及买办创办的。
这些人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具有较多联系，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
而那些占资金总额不到百分之八的小企业，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阶层差别，构成了他们对清末政局持改良或革命的不同态度的社会基础。
尽管1894～1895年间，既发生了改良派领导的上书请愿，也出现了革命派准备发动的武装起义，但就全国范围说，改良主义思潮还占据主导地位。
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开始发展的结果，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都是出身洋务官僚和跟洋务派上层有密切关系的人士。
他们并没有最终摆脱洋务思想的束缚，但都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靠学习西洋制炮造船绝不能达到真正富强的目的。
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了新的主张，有的人宣扬君民共主，推崇英国君主立宪政体。
有的人向清廷上书，请开议院。
有的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成立股份公司，跟帝国主义列强展开商战。
他们的这些政治思想，直接间接给予关心国事的康有为等改良派以影响。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演进成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渊源的。
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才出现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维新派，也才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发生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
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既有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也有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十九世纪末，先进的中国人，除严复等少数人直接留学欧美、接受西学外，大多数人是由封建士大夫转变而来，著名的维新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如此。
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是无法与西方列强较量的，“古时丹”救不了中国。
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西方，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
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维新派以西学为核心，糅合中国的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这就是“新学”的兴起。
新学包含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从而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历史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点和资产阶级的人权平等学说。
这些观点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谭嗣同的《仁学》中体现出来。
而严复则以纯粹的西学，即直接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为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在当时，他们或“视新学如仇”；
或视学西学者为“士林败类”。
要直接宣传西方学术思想，阻力太大。
因此，必须选择适当的方式。
康有为之所以在经学的外衣下宣传变法思想正是出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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