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博士考试复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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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公平是伦理学概念，效率是经济学概念。

公平，体现了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是人类社会最高理想信念，效率体现现实利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的价值追求是公平，通过效率的不断提高可以实现公平。

如果不提高效率，只追求绝对的公平，只能是低层次的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统一的概念，应该尽量协调二者，相得益彰。

相关的高等教育问题有：

高校面对市场办学、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大学收费、招生与高考改革、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民办教育发展等问题。

比如：

东中西部高等教育是优先发展还是平均发展，面对市场办学，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还是为避免不公平竞争封闭办学；重点大学承担大众化教育以实现公平，还是效率至上，以精英教育为主；一律不收学费以体现公平，还是大学收学费来进行成本分担；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适度超前以提高办学效率；大学招生计划分省录取以兼顾公平等。

在实践中都要进行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寻求平衡点和最佳区域，做到适度、恰到好处。

不同历史时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不同的。

当前，以前者为准。

公平和效率是没有硬性标准的，以发展为旨归，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实现动态平衡。

2、中外合作办学的好处

首先，可以使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国外先进名校、名学科、名专业，不出国门而得到留学的效果。

其次，引进国际化的课程经验、管理经验、教学经验，促使我国高校在管理体制、学科专业设置、教学以及科研等方面更好与国际接轨。

再次，引进更多国际人才和专业人才，提供更多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

中外合资办学发展规划建议：

第一,在合作国家的甄选上,除了满足求学者未来职业需要,还应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局出发,考虑其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借鉴优势。

第二,从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地域均衡发展的目标出发,适度地将合作办学推向教育欠发达地区,以补充当地教育资源的不足。

第三,在引进学科的选择上,应该积极举办国内急需和新兴的学科专业,对于一些国内就业市场已经饱和的学科,要适当减少国外资源的引入。

第四,考虑到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提高合作办学的档次。

第五,在积极主动地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管理。

3、如何认识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育主权与产权问题

教育主权是一国自主处理本国教育事务和独立处理与别国教育合作事务的权力，包括教育立法权、教育投资权、学校审批权、教育监察权。

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允许外国对高校控股51%以上，而高等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很多外国主导的办学事务会干涉教育主权。

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外国在中国合作办学要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遵照我国的办学方针和大政方针，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其次，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明确界定教育产权与教育主权，这样，很多问题就是产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

4、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真假之辨

1999年扩招以来，很多人以为扩招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

但是一概而论并不准确，高等教育质量应该是有下降也有提高。

所谓真下降，指扩招导致教育资源人均占有量下降，平均师资不足，教师负担过重，管理力量分散等而导致的教学质量下降；其次是研究性大学承担大众教育任务，而导致精英教育质量下降。

针对这一问题，应该大力引进海外和社会人才，补充师资，延长老教师退休年龄；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承诺，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开展高等教育领域的招商引资，进行中外合作办学、鼓励留学，开展高教和科研领域的学术与人才交流；放宽民办高校的审批，承担大众化的任务，高效合理利用不同类型高校的优势资源，减少精英教育机构所承担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任务。

此外，在大众化规模上，应遵循“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以减轻大学在资金、办学资源、就业方面的压力；在增长方式上。

变“内涵发展”为“内涵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外延式发展为主”。

所谓假下降，是因为囿于习惯性思维，很多人以原来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衡量现在大众化教育的质量，精英教育的质量观是培养专业精英人才和研究性人才，大众化教育的质量观是培养面向市场、适销对路的多样化实用人才，是多元化、多样化的质量观；同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以及科学素质等成为质量观的核心。

因此，首先要转变教育质量观，尤其是转变唯知识的质量观，树立知识、能力并重的质量观；其次，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制定不同的质量评估标准体系，避免用精英教育的质量观衡量大众教育的不同层次；再次，采取不同的命题和考试方法进行招生。

5、高等教育地方化问题

从美国（赠地学院、社区学院）、英国（新大学运动、城市大学）、日本（短期大学）这些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经验看，高等教育地方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确立了中央、省市、中心城市三级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但是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步伐依然缓慢。

高等教育地方化有两层含义：

首先，高等教育要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发展服务，成为地方文化科学的中心；其次，高等教育管理权要归属地方，以地方为财政拨款办学的资金来源。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政策基础，高等教育地方化成为大势所趋。

其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地方集资办学减轻国家高等教育的财政负担，可以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担力量，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实现去行政化，有利于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

但是，高等教育地方化也可能存在以下隐患：

首先，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方向偏离国家整体利益，缺乏大局意识，可能出现专业重复设置、资金利用率低、人力资源浪费等；其次，可能弱化理论学科的研究，对需要大量投资、集中国家力量兴办的高精尖学科和大型科研项目不利，可能导致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偏离大学的本质；地方管理权的扩大可能出现大学封闭办学，地方保护，固步自封，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等现象。

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定位不明,同质化的倾向严重，不少地方高校朝着研究型、培养学术型人才方向发展,不能适应地方经济的需求。

必须改革现有的评估制度,建立分类评估的体系

（二）发展方向不明,为地方服务的意识不强,力度不够（三）行业特色的淡化与消失，（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了地区高校发展不平衡（五）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师资队伍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学术型”较多而“技术型”较少,是提高教育质量的瓶颈。

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从国家利益和科学发展的高度统筹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强宏观指导，给予帮扶、指导等。

实现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中央宏观指导与地方自主办学的关系。

第二,要搞好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的关系。

地方化高校的任务（史秋衡）：

第一,地方高校的发展将为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培养各类建设人才,直接推动地级城市的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第二,地方高校的发展也将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地级城市高等院校的发展将有利于高校和当地的生产部门建立生产-科技联合体,直接为当地的生产部门的科技转化和科研开发提供便利;第三,地级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当地的人文素养,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的实质性发展。

通过地级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使优秀文化得以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从根本上提高地级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层次;第四,地方高校的发展推动地级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全国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差距,减少城市间、城乡间的差异。

6、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观针对以往发展观出现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提出注重发展的持续性、整体性、协调性以及公平性。

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高等教育如何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其次，高等教育自身如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观念进行改革。

就前者而言，高校首先要培养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摈除以往急功近利和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知识、能力，使其即具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责任和意识，又有可持续发展的本领，培养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其次高校作为地区的文化中心，应该承担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宣传和普及，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此外，还应积极开展科学发展理论研究工作以及注重各学科科研发展的科学性、可持续性。

就后者而言，首先，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应遵循适度超前原则；其次，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沟通高校与社会、市场、资本市场的联系，实现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再次，高校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不合理专业，设置新专业，以长远发展的眼光保护“冷门专业”。

7、如何认识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

早期大学只是结构简单的学术和教学机构，管理简便，这赋予了大学自治、独立、学术自由的品质。

但是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国家力量向大学的渗透，大学逐渐变得机构庞大、成分复杂，同时也越来越难以自治和独立。

近代以来，大学的科层化和行政化在法国、中国、苏联这类中央集权国家非常明显，发挥集约效应的同时也妨害了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不利于科学研究和大学教学。

现代大学的学术事务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形式进行管理的，学术管理中即有学术权力又有行政权力。

行政化在字面上一般是指一个组织中行政权力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不适当的膨胀,以致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大致相当于“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但当前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含义绝不仅限于此,而是包含了行政权力化、行政级别化以及行政文化主导三层含义，也就是官僚化或官本位。

在中国，大学办学主体的国家化与大学职能的复杂化，导致大学内部管理复杂的科层体制行政化，这种科层体制是模仿行政组织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人员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以垂直等级管理方式运用于管理大学学术事务，有严密的上下级关系，行政权力成为大学的核心权力，学术权力无法与之相抗衡。

大学制度应当为保障学术的核心地位、实现大学核心价值服务，但过度行政化体制下，我国大学制度似乎主要不是为了保障学术的核心地位和学术价值的实现，因为学术在我国大学被边缘化了，学术价值不仅不是行政党务人员所维护追求的核心价值，甚至连很多教师，包括知名教授都不以学术价值为自身的目的。

行政权力泛化于整个大学组织，单纯与行政手段和科层化的管理方式规范整个大学组织的运作，大学管理往往以行政化的命令方式和习惯处理学术性事务，学术功能受阻，教授无话语权。

尽管逐渐设置了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等组织，但真正学术管理的过程还是行政化的，这些委员会只能在行政权力制定的范围内行事；而且在行政化的环境下，所有人都关心权术而不是学术，以加官进爵为最终追求，执掌学术机构的教授行事风格也会变得“官场化”，学术机构潜移默化为另一重行政机构。

针对这种现状，《规划纲要》提出要“去行政化”，但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归还学术权力，改变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的现状，将学术事务交由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做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另一方面，通过取消校长及管理人员行政级别改变官本位的观念，变行政化管理为专业化管理。

无论是教师和学生的心理期待还是他们的自我感觉,我国大学里那些中层以上的行政管理者都颇有“官员”的味道。

正是在这种自我感觉和群体期待的支配下,加之行政权力的催化和行政级别的强化,官场的逻辑就成为了大学的逻辑,大学的行政化也就真正地走向官僚化。

但是，那种认为一旦取消行政级别,我国大学就会浴火重生、凤凰涅磐,乃至走向世界一流的想法毫无疑问过于天真。

我国大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绝不是由行政级别或行政化这一因素导致的,当然也不会因为行政级别的取消或去行政化改革的成功就自动地解决。

8、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学者国际流动，特别是学生国际流动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浪潮。

接轨说认为，要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采用世界通用规则，不能搞“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另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化的实质是民族化，“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民族化首先意味着本土化，即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