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流行音乐中的中国风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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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进行过专门的音乐训练的人还是没有经过正规音乐训练的人都能够唱歌或听歌,这完全是由于流行音乐通俗易懂、易学易唱、旋律清新优美、风格多样的大众性的特征。
如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够听到流行音乐从耳边想起。
可以说,流行音乐无处不在。
二“中国风音乐”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流行乐坛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各种形式不同、内容迥异的歌曲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而来。
一大批具有中国风特色的歌曲萦绕在大家耳边,涌动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中华文化浪潮——中国风流行歌曲。
中国流行歌曲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中国风”正吹拂着流行乐坛
(一)中国风音乐的产生。
1989年,由阎肃作词,姚明作曲,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故乡是北京》,在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种似戏非戏似歌非歌的歌曲让许多人都产生了兴趣。
作曲家姚明所创作的《唱脸谱》、《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天桥梦》等一批广为人知的京味歌曲,让我国古老的音乐文化在新的时代又进行了一种演变、发展和传扬,这些作品中有着浓厚的京剧戏曲音乐的特色,但又绝不属于戏曲音乐。
专家给这种崭新的歌曲形式定了一个特别的名称——“戏歌”1994年由香港歌手周慧敏演唱的粤语歌曲《红颜知己》(作词:
向雪怀,作曲:
朱德荣,编曲:
林广培)中,京剧的运用则与《北京一夜》又有所不同,前奏中使用了京胡演奏盼京刷曲脾《夜深沉》的旋律,但歌手的演唱却是通俗唱法,主旋律也具有香港流行乐的特点,但间奏“天安门,紫禁城,永乐大铮千古鸣”穗“十三陵,大前门,香山红透枫叶林”这两段,展现了京剧的唱腔特色,只是在咬字上使用的是普通话的音麓,不隧类型的费乐泼对蹴静形式进行了展现。
(二)什么是“中国风”音乐
近几年来,中国流行乐坛上兴起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有不少原创音乐人开始创作带中国古典音乐风味的流行音乐作品,其中古诗词、古文化、传统民族乐器乃至戏曲音乐等各种民族元素的大量运用,无论是音乐的文化内涵还是音乐元素的使用方式,都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有人把这股音乐潮流叫“中国风”。
对于“中国风”的内涵,不同身份“中国风”的参与者和爱好者,都有着自己的观点。
在一些流行音乐人看来,最近所提到的“中国风”一般指的是近几年来,比如从周杰伦他们开始,有一批新生代的创作人和创作歌手.他们自觉地把中国一些民族元索和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歌里。
此外,在互联网上有人把“中国风”的概念界定为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中国独特乐种。
针对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它对“中国风”的理解只停留在了音乐形态的层面,而缺少了从观念形态方面对“中国风”特点的总结。
在上述相关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风”的理解如下。
“中国风”指的是于2005年开始兴起的,以周杰伦、王力宏、陶喆为代表的,以R&
B音乐风格为主,在创作手法上强调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音乐风格。
作品中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并能引起听众民族审美心理的共鸣。
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符号”指的是所有能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
“中国风”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显性的“中国风”指的是作品中包含有鲜明的民族符号;
而隐性的“中国风”指的是作品中虽然没有鲜明的民族符号,但整个作品却营造出了一股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而此时,民族审美心理就成了衡量这首作品是否属于“中国风”的标准。
(三)“中国风”音乐的发展
1.古今相参的辞赋
古文化背景,文言文,古诗词在以往的中国风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看这首《东风破》的词“……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夜圆更寂寞……”我们发现,由于阅读习惯的改变,现代人写出来的辞赋,已经古今掺杂了,如“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若出于古人之手可能会变成:
吾立门后忆,闺中人依依。
但我们发现“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更能言简意赅表达出立意矛盾。
古今相掺杂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继承的是辞赋的意境,而不是语言习惯。
总体来说,中国风对辞赋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怀古的意境和古文风情操。
2.中古文化的渗透
比如中国风作品《苏三说》的词作者借用了古代典故,将《苏三起解》的这段戏展开并描述了戏曲细节,那些古今人物的情感,对真爱追求的执着,相互间是很有联系的,歌曲立意也在于此。
加上歌手陶喆本人的歌词技巧也很出色,内敛而不张扬,很自然地将花腔带出来,而不是刻意地用花腔去套歌曲。
《苏三说》这首歌曲,在以前叫R&
B改唱,现在我们给他一个正名——中国风。
原因在于它和古文化的联系,词作者巧妙的古今联系,配上精彩绝伦的一段花腔,让整首歌曲富有立体感。
3.中古旋律的融入(戏曲的加入)
有些“中国风”流行歌曲,从中汲取了中国旋律的精髓。
另外,我们惊奇的发现戏曲中的长转音与现代R&
B转音唱法可以很好地融合。
比如,王力宏演唱的《花田错》,其中有经典的一句:
花田里犯了错,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是“请”字绕了十几个弯,一个字足足顶了很长时间。
《盖世英雄》一开始京剧净角念喊声“哇呀呀”和那段京剧净角浑厚的唱腔“霸气傲中原,王者扬烽烟,力拔山河天,宏威征凯旋”和嘻哈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段奇妙的对比。
在他的另外一首作品《在梅边》里,则采用了昆曲元素,剧情和部分唱词旋律取自昆曲名段《牡丹亭》,“这厢是梦梅恋上的仙,那厢是丽娘为爱消香殒碎”,尤其是请了昆曲演员张军演唱其中的昆曲唱段,“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细腻的唱功和表演,使这个昆曲是很原汁原味的,而不是通俗歌手模仿的“昆曲”。
优美细致的昆曲和急速绕舌的歌词,营造出了古典与现代的碰撞,突显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下追求一方宁静与纯美的心理,进而表现了昆曲艺术的精致、高雅、脱俗。
又比如信乐团的《onenightinBeijing》这首歌。
前面部分还是很正常的现代歌曲旋律,但到了高潮部分就选用了戏曲的腔调——“人说百花地深处,住着老情人,缝着绣花鞋”。
除此之外,古旋律还可以是中国民乐。
4.现代性的编曲
编曲体现出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现代性,分为节奏和配器两个方面。
首先,从“中国风”流行歌曲的节奏上看,其流行的节奏,能够把古老的旋律变得更加现代。
现代节奏讲究低音,而中国音乐“戏曲、民乐”历来是没有“低音”这个概念的,就算节奏乐器也是高音的“滴滴嗒嗒”声。
现在加入了低音的节奏点,让歌曲显得更加富有张力和融合性。
新的节奏,新的低音点,算是中国流行歌曲的新包装吧。
5.中西乐器的配合
中国音乐应该起源于中国乐器,一个娱乐性的说法是“有了好听的乐器,人的声音才能从说话变成歌唱”。
中国乐器种类繁多,单一乐器的使用技巧也博大精深,中国乐器都是一般作为主旋律运用,在旋律的编写上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请老师录制真乐器;
中国乐器要用得精,要跟西方乐器融合在一起。
如吉他,钢琴,弦乐等,在中国风作品里面是不排斥的,但是不能成为主角。
如:
羽泉的《辛弃疾》。
这首歌里大量尝试了西洋乐器和中国古典民乐结合编配,一些在流行音乐中极其罕见的乐器也天马行空地组合在一起。
摘选辛弃疾的词,用摇滚乐的方式来表现,整首歌显得更加气势磅礴,加上中国民族音乐的前奏,使整首歌显得很“中国”,另外间奏中的那一声宝剑出鞘也使得整首歌更有中国味道。
6.新唱法的加入
陶喆演唱的《望春风》,歌曲演绎上用灵歌的形式表现,给“中国风”音乐带来了新思路。
而《月亮代表谁的心》在原歌曲的基础上加入了一半的新旋律,成为一首新的原创作品,陶喆演唱时展现的是新唱法,当时对这样尝试的反应是震撼的。
这些旋律的处理方法在以前的流行歌曲中是很少见的,如今结合R&
B转音,中国戏曲旋律又有了新的市场。
(三)“中国风”音乐的影响
1.“中国风”本身存在的文化谬误及其社会反应
2008年央视春晚,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无疑是整场晚会的一大亮点.但著名收藏家、鉴定家马未都却指出歌词中有两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堪称“谬误”。
这首《青花瓷》,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他解释说:
青花瓷自诞生之时便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
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
另一处错误则是那句“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
马未都解释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曾见过。
”当然,方文山虽然贯通古今诗词,但依旧属于非专业人事,出现这种错误应当“纯属正常”,毕竟歌词属于艺术创作,从某方面而言,创作不可能与生活甚至历史完全一致。
因此,在周杰伦的《龙战骑士》专辑中,方文山作词的《兰亭序》,内容与中国书法无任何关联,只是借中国书法名篇为歌曲增添“中国风”。
但吴克群拍摄《老子说》MV却使用孔子的画像;
伊能静在《念奴娇》中,将“羽扇纶巾”的“纶”念成“伦”;
戴佩妮在新歌《一个人的行李》中唱“我要一个人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但《背影》的作者是朱自清。
这种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谬误,不仅对文化传播也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现代媒介的发展,使流行音乐的传播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即使存在语言区别,流行音乐通过特殊的表现手法即“可视音乐”(原称“电视音乐”简称MTV或MV,即MusicVideo)仍能达到“音乐无国界”的传播效果。
以镜头的组接配合电脑绘画、视觉特技等现代科技手段,加上服装道具等精心布局,将音乐符号与语言符号直接转化为视觉符号。
为观众制造出切合音乐内容的情景世界,加速了受众对于流行歌曲本身的认知与接受。
“中国风”的文化韵味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传递给观众,不仅仅是华人,使用其他语言的受众也可能通过“中国风”音乐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但人为的疏失却造成了受众对中国文化认识的谬误。
特别是年轻群体本身对“中国风”音乐抱持尊崇的态度,很可能因此以讹传讹,扩大了错误文化的传播范围,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传播,这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
周杰伦的新歌屡屡入选爱国歌曲、小学教材,甚至成为中学考题等等。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风”对文化传播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文化谬误也令我们担忧其一旦进入教育系统对整个文化教育传播带来的不良后果,“中国风”音乐浪潮的双向效应,值得我们警惕。
2.流行歌手的文化水平有待提高
流行歌手是流行音乐的领军人物,人们通过歌曲认识一位歌手,在感兴趣之后即会对这位歌手的作品有所期待,这也是为什么提到“中国风”我们会想到周杰伦,看到“方文山作词”这几个字同样会想到“中国风”的原因。
让受众领略到“中国风”魅力的是流行歌手,但流行歌手自身的文化水平常常使“中国风”带上一片阴影。
其实流行歌手文化素质低已经是个老问题了。
只是在“中国风”这种具有浓厚中国文化底蕴的音乐面前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例如何洁在沈阳故宫拍摄“超女”的宣传片,却不知道历史上的清太祖清太宗是谁;
蔡依林不知道三国是哪三国等等。
流行歌手对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有着巨大的影响。
“中国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文化的精粹优美。
带领这种风潮的流行歌手应该以身作则,从正面促进受众对中国古文学、古文化的再现与学习,但从以上现象来看,他们往往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产生误导,如果没有人纠正,很可能造成恶性循环。
2.商业运作导致“中国风”音乐作品的良莠不齐等。
从社会背景与传播途径来看,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同属于大众文化,但又存在差异。
古典诗词的创作以文人为主,演唱者多为当时的名伶歌姬,通过口耳传唱流行于社会,其传播速度、范围与受众存在一定的限制。
同时,流行的词曲以书籍文本形式流传于世。
从根本上将其限制为所谓的“阳春白雪”文化。
当代大众文化亦可称为“文化商品”。
流行歌曲就是以商品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
作词、作曲、录制CD、拍摄MV、CD发行等等形成了一个流水线作业的模式,即我们所说的“文化工业”,其目的是缩短时间、减少成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
凭借现代媒介,流行音乐的发行速度、范围、受众群体又实现了最大化。
最低的成本,最高的利益,这种两级特性抹掉了以往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差别,类似、矫揉造作的作品成为了现代文化的新的特征。
上文提到的文化谬误与歌手素质两个方面仅凸显了“中国风”音乐流行所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的表面,究其根本,正是现代社会对文化进行工业生产的结果。
同质性、标准化、复制是文化商品的特征。
“中国风”的盛行即意味着模仿的出现,但并不是所有的词作家都如方文山一般,具有深厚的古诗词与现代诗歌创作基础。
千篇一律的“中国风”音乐作品由此诞生。
例如林俊杰的《曹操》,胡彦斌的《红颜》,TANK的《三国恋》均以“三国”为题材;
“红颜、情、英雄”是流行歌曲的主旋律。
相同的题材和主线,歌词的优劣通过比较显而易见。
由于缺乏相应的古典文化基础,出现了重复使用名家名作的现象,李白、杜牧、李商隐等的诗词作品更是现代词作家的最爱,“撞车”在所难免。
由于现代商业运转的需要,常出现不同歌手在同一时期内发布新专辑,“中国风”的风靡很容易产生同性质的歌曲“碰撞”,更避免不了“抄袭”这一文化现象。
马天宇的《青衣》就曾被网友质疑抄袭周杰伦的《东风破》,F.I.R乐队的《月牙湾》、后弦的《西厢记》等等也一度被认为抄袭周杰伦而在网络上掀起争论。
单调、重复的内容使“中国风”局限在了很小的范围内。
中国的古文化何其壮阔?
而这种重复,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受众的审美疲劳,文化商品所具有的局限性展露无遗。
四.总结
如今,随处都可以听见音乐。
的确,音乐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快乐的时候可以听音乐,悲伤的时候同样也可以。
可以说,音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那么,对于这段“中国风音乐”的潮流,我们在欣赏感动之余,或许该思考其中时髦有余,真诚欠缺的不足。
这些歌曲在商业动机的操控下,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内涵被那些流于表面的歌词拆解得略显破碎,中国文化被切割成一个个孤立的符号,仿佛只为招来听众的注意,而其本身却成为了掩盖流行音乐自身苍白的幌子。
事实上,“中国风音乐”不是对中国元素的简单拼贴,它与符号无关,与时尚无关,却是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和现实苦乐密切相关。
何时,若我们不再仅仅吸附与其古色古香的歌词与新鲜的曲调,而是在情感上真正放开一切隔阂被震撼,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风音乐”的体现。